什么是典型人物？什么是类型人物

典型人物：最先出自文学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艺术的各个领域，是艺术创作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创作方式。“典型人物”这一名词由恩格斯首次提出，除恩格斯之外也不乏像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歌德、黑格尔、毛泽东等大哲人对艺术中“典型”的探索。

类型人物：叙事文学人物类型之一。概括了某一突出特征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性格单一，且呈封闭静止状态，具有性格特征突出、概括性强的特点，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其主导性格，鲜明地表现某类人物的共性，一般不带个性因素，更不是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据此，可以把某一人物归到某类性格的人物中去，故名。

典型人物的作用：

先进典型是时代精神的标杆，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有效法宝。 主流媒体历来都高度重视典型人物报道。

一个典型能被推出，一定是其身上富有某种契合时代精神的特质。典型人物报道就是要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时代内涵，发挥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

呈现时代“大格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典型人物就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代表。只有扣紧与时代脉搏的共振点，挖掘到反映人物精神特质的触发点，才能让自己笔下的典型人物既见性格风骨，更见家国情怀，才能让典型人物报道彰显力透纸背的“大格局”。

-类型人物

-典型人物

大姐梅格：美丽贤惠。

二姐乔：假小子、喜欢写作。

三姐贝斯：胆小内向、喜欢弹钢琴温柔。

四妹艾美：喜欢绘画、自私。

《小妇人》是由格蕾塔·葛韦格执导，西尔莎·罗南、艾玛·沃特森、佛罗伦斯·珀、伊莱扎·斯坎伦、劳拉·邓恩、提莫西·查拉梅、梅丽尔·斯特里普联袂主演的爱情剧情片，于2019年12月25日在美国上映，2020年8月25日（七夕）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根据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同名小说改编，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四个姐妹之间的生活。

扩展资料

剧情简介

乔（西尔莎·罗南饰）要跟出版社老板商讨她的初稿作品，嘴边挂着“我要主宰自己人生”的她，经常回想起这个吵闹而温暖的家：端庄美丽渴望爱情的梅格（艾玛·沃森饰）、性格内敛细心善良的贝丝（伊莱扎·斯坎伦饰）。

活泼开朗热爱艺术的艾米（佛罗伦斯·珀饰）和看似反叛却很有主见的自己是迥然不同的四姊妹，她们在南北战争期间经历战乱、家庭、爱情的剧变，仍能在互相理解和支持下，勇于想像独自的人生。对她们来说，成长也许就是努力活得有想法、有灵魂，成为最令自己骄傲的样子。

路遥先生《人生》中的人物都写的非常的鲜活。

其中我最喜欢刘巧珍这个人物，她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村前庄后的庄稼人只看见她外表的美，而不能理解她那绚丽的精神光彩。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她常在心里怨她父亲不供她学。等她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不幸，她不知暗暗哭过多少回鼻子。

漂亮、多情、自卑的刘巧珍，就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的一朵小山花，在青春的时刻绽放了自己。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这是绘画界流行的一句术语。意思是说画画把人物画好看很容易，但要画出人物的特征画出人物的灵魂通俗讲就是把人物画活，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绘画中抓住人物特征，不仅是指描绘出人物外部形体上的特点即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更是指能通过人物的形体特征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这才是绘画注重和强调刻画人物特征的精奥所在。这一点，在许多经典的名画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和体现。

我们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大卫的《马拉之死》、安格尔的《泉》、库尔贝的《筛谷女》等作品，其中的人物都很寻常普通，跟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些画作为什么能打动人心，这些画中的人物为什么能让人记忆深刻？就是因为画家通过人物形体特征的刻画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人物的思想情感，诸如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马拉的挣扎痛苦、《泉》中女主公的单纯宁静、筛谷女的生计艰辛等等，这些正是画家着力刻画人物特征的意义。

罗中立创作于1979年的油画《父亲》，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油画发展的里程碑。这幅画之所以能获如此殊荣，正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物特征，成功地塑造出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大爷的形象。这位农民大爷的形象神态和表情中写满了“勤劳、吃苦、善良、朴实、坚韧、能干”，这是千千万万老一辈中国农民的缩影啊！

如此看来，绘画要抓住人物特征，不仅需要画家要具备娴熟的绘画技法，还要有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不仅要有相当的审美素养，还要善于观察发现捕捉生活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和细节，而且还需要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对游戏里面或动漫中的人物角色叫“老公”“老婆”都实属正常，因为首先在我们看这部动漫的时候，就代表喜欢，欣赏这部动漫，自然也会对这部动漫上的角色产生一定的好感，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好感还会随着剧情的不断加深越演越烈。因为不管是在游戏或者说是动漫里面，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很多时候都是符合了大众的审美要求，甚至还会因为观众价值取向而将角色塑造得更完美，因为平时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多优秀的人，都会存在着缺点，并不存在向动漫里面那样完美无缺的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淡漠疏离，因此很容易被动漫里面人物之间单纯的情感而感动，再到喜欢，最后甚至还可能发展成“痴迷”。尤其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对外接触少，很少加入集体社交活动的人会更容易沉浸在动漫的世界里面，也就是“二次元”世界。另外，当然，这种阶段现状也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而改变，相对于年龄比较小的人也更容易沉浸在次元世界里面无法走出来。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喜欢游戏里面动漫里面的角色，不仅是因为我们想拥有角色里面的某些特性，而他们的身上也正有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于是很多人把异性的角色喊做“老公”，不仅是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更是一种精神情感的满足。

1、同学是一种感觉，一种冷不丁就会想起的感觉，一种时时牵挂的感觉，一种失意和伤心时可以依靠的感觉，感谢生命中有你这个值得常常想起的好朋友!    

2、友谊是开心果，当同学高兴时，它给予他祝福;友谊是消气丸。

3、不管多久没见面，我们同学彼此都还是老样子，脾气差，说话大声，不注意仪表。可是，永远笑的那么开心。

4、老同学，是相逢一笑的惬意，是彼此扶持的依靠，是剪烛长谈的悠闲，是奔波忙碌的充实，是从未忘记的牵挂，是忍不住想拨的号码，更是内心最深的依恋。    

5、我同学是个开心果,他总是幽默、搞笑,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

6、友谊象一抹彩虹，染饰了我们的生活;友谊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灵魂;友谊象一泓清泉，润泽了我们的生命;友谊象一座火炉，温暖了我们的人生!    

7、友情是一种很美妙的东西，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地位和处境。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和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默契。    

8、人生中有了友谊，就不会感到孤独，日子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9、我会珍惜每一个真诚的朋友，每个人的空间都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到了真诚和友爱，感觉到了生活中感觉不到的情感，祝福我的朋友永远幸福快乐!

10、我有一个同学，不但看书做事十分认真，成绩优秀，而且也十分会惹人开心。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描绘上海最为传神的就是张爱玲和王安忆。

从城市文学的纯粹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标高，王安忆是以当代城市方式继承张爱玲城市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两人在创作题材和风格上确有相似之处，但两人的价值立场和人生观、世界观却有根本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同样可以传世的小说，在描写小人物悲剧时呈现出不同的境界。

01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城市感和城市意识的人。她自称是一个世俗的人，在她笔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

在时局不定和战争不断的时代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为了获得物质生存的条件，对金钱的追求几乎达到变态的程度。

他们把自我保护的本能极端化，每个人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点可怜的利益算计，冷漠甚至冷酷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亲近的母女、夫妻之间也充满了阴冷的敌视的目光。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的自私与虚无，是乱世中生存的迫切和对人生的茫然的结果。这也构成了张爱玲的小说总体特征：乱世里生存的挣扎和人性的裂变。

也因此张爱玲的小说赋予生命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的人生基调和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

她的小说写了世俗，写了普遍而深刻的人性，具有了贴肤的现实感。但她把诗情和浪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以切切实实地对实惠的市井生活的享受和沉迷。

初读她的小说，曾让我在兴头的生活乐趣的领略中，把心一点一点地冷下去，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得不到精神升腾的力量，产生不了悲天悯人的感动，消极的东西多，积极的东西少，不能超越世俗。

王安忆也从世俗的上海入手，却写出另一种上海。与张爱玲不同的是，她更多地是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

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促成了她对上海都市意识的确立，同时也影响了她上海都市意识的纯洁性和完整性。

但王安忆小说中日常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背景中展开所呈现的历史感是张爱玲静止的叙述时间所没有的。

日常生活在张爱玲那里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是享乐主义的，是她用来消解对人生的虚无感、绝望感的。

王安忆的小说是用两种眼光看上海的：一种是王琦瑶、好婆和奶奶们抱着骄傲的心态欣赏、享受并炫耀着俗世生活的“精致”和“幽雅”；一种是外来的“同志们”对王琦瑶、好婆们的“精致”和“幽雅”生活抱着被吸引又审视的态度，他们对送到面前的“精致”和“幽雅”也并不排斥，有时还欣然接受，但又总觉得透着小家子气，不大气。

第一种眼光张爱玲也有，张爱玲却没有王安忆的第二种眼光。这第二种眼光既是王安忆独特的历史文化观的自然结果，也是她绝不同于张爱玲的市民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立场的必然结果，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审视使作品呈现出诗意和神性。

这使王安忆既有对凡俗生活的精致讲究及其相随而来的细微心绪的非凡耐心、兴趣和喜好，又有对平凡人生的现实争取所显示出的英雄化色彩而给予由衷赞赏，使作品笼罩着一种温馨的人性希望之光，形成作品温情的情感基调。

王安忆对上海的理性描述和小说叙事中，她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懂得”比张爱玲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生命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因而更为大气。

02

张爱玲写世俗日常的上海，很自然把笔墨倾注在平凡小人物身上。这些小人物都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比他们的时代落后半拍，是渐趋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的遗老遗少或普通市民阶层里的小资产阶级。

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人对命运的胜利，《心经》中的许小寒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都想作周围环境中的主人，但故事的发展证明他们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们的自信都在现实面前碰了壁。

这些从旧文化走出来的人都希望找到一种想望的有保障的新生活，但对物欲的极端追求和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处世哲学，导致所有的努力到头来却不过是一场空。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她笔下的这些“老中国儿女”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既回不到过去，却又抱着原来的心态不愿接受现实去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秩序，因此产生泥沙被巨浪裹挟而去的无可奈何。

爱情本是男女之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但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却大多无美感可言，甚至她笔下的男女通过谋爱去谋生，把感情作为一种投资，只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无视他人利益。

张爱玲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给颠覆了，这是乱世给她的黯淡破败的苍凉、悲世感，张爱玲是反英雄的、反浪漫的。

反观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的心灵变化和人生际遇都是上海的变迁带来的，又是通过他们生活中俗世化的一面表现出来的。

在王安忆笔下，平凡的小人物并不平庸，骨子里有着一颗英雄心，有一种生活的理想和实现的执着。

《B角》里的郁诚、《69届初中生》中的雯雯、《流逝》里的欧阳端丽、《阁楼》里的煤炉改进者、《流水三十章》的张达玲，还有妙妙、王琦瑶、妹头、富萍，他们或不满足于平庸生活，或在日常的平庸生活中苦恼着、挣扎着。

他们的苦恼和挣扎，都不像张爱玲笔下的“凡人”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谋取，而更多的是精神焦虑，在自我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对孤独的体会、享受和反抗。

无论是《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儿、《米尼》中米尼、《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还是《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为了爱情都是毫无算计、奋不顾身，甚至富有牺牲精神。她们在小说中都是宿命式的人物，而这宿命又是在王安忆的理性笼罩之下的。

这些女性对生活的抗争有对命运不妥协、不服输的心劲，有着生机勃勃的生活气，也有不能摆脱不幸的悲壮。

这悲壮不同于张爱玲的“苍凉”，前者是积极的、有希望的，后者是虚无绝望的。

王安忆笔下的爱情虽然也像张爱玲都以悲剧结束，但王安忆确是不悲观的，她笔下的女性对爱情是有执着追求的，而且这种爱情更多精神因素，但这追求都因男性的撤离或背弃而失败。

03

张爱玲饱尝过旧时婚姻中父母志趣和感情的不和，乃至敌对所带来的精神创痛和无家可归、缺乏母爱的孤独无依。

她自己的婚姻也给她带来无言的痛苦，时代的巨变把他的丈夫从她的身边带走，她的痴情并没有使她的婚姻圆满。

她的思想始终处在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的危机中，她对人世间的一切充满了虚无的绝望和绝望的痛苦。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人对命运抗争的结果，而是命运对人的任意摆布。

她笔下的葛薇龙、曹七巧、霓喜、世钧和曼桢等都是在时间延续和时代变化中的悲剧，流露出她对永远无法战胜的时间的无奈和悲观，以及人的渺小无力感。

于是，对人的命运变迁和古老家族的衰败，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影响及传统道德价值在乱世中的没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主题。

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意识却并不仅仅与时代有关，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经历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的历史时期，却都居食无忧、没有生存危机。

他们的命运也有时代的摆布，也因时代的变迁和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不定，但他们却没有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市民面对时代巨变产生的虚无和恐惧，他们大多数坦然地接受世事的变迁和时代变化给他们的另一种命运。

王安忆笔下的悲剧感来自她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有很强的宿命感。

她一方面流露出了人的命运的受控性和未知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对把握命运的可能性，人们之间的温情理解和人出于尊重自己的主观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命定的境遇，使我们面对命运充满希望。

王安忆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探因更多地放在人自身的局限性，更具自审意识，因此在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探询上，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超时代的普遍性。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但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

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

同样写小人物，小人物同样都是悲剧性的命运，却因作家世界观的不同，人物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内蕴有截然不同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