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工的影片评价

人物和事件选择的“巧”与“朴”

事实、内容、题材是纪录片的根本所在。题材的选取决定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系数。好的题材不仅要有普遍性，还要有典型性与现实性。对于纪录片而言，即便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也必须附丽于客观事实才具有生命力。《船工》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发生在1995年到2003年的三峡库区。编导的创作意图是要反映在三峡工程建设当中多数居民被迫搬迁的历史大背景下，三峡民众的具体生活、生存状态以及最大可能地反映这项庞大工程给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从这一题材来看，走进镜头的人物必定带有三峡厚重历史的尘屑，也将承载起一段被淹没历史的记忆与影像。

很巧妙的是，该片创作者选择了三峡库区非常朴实的谭邦武老人一家为记录原型，全片自始至终都释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气息，主要讲述对象谭邦武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个90多岁高龄的老船工之一，是土生土长的三峡人。他是三峡历史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整个的生命轨迹风化成了三峡历史长河中的一块活化石。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谭邦武老人的二儿子以及孙子作为三峡新生代居民的代表，在片中也有相当分量的记录。从一件件大事小情的处理和认知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代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的碰撞，为我们揭示了随着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三代人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描述谭邦武老人一家的具体事件的选择上，该片创作者并没有按常规出牌，选择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现状的琐事进行简单的链状组合，而是大胆选择了“造船”与“刻碑文”这两根主轴，以此为点布置和挖掘出大量生活细节，共同组成了一张绵密的叙事大网，让该片的结构更加完善合理，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厚。

叙事方式的“巧”与“朴”

纪录片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记录方式和表现方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真实生活的呈现。虽然纪录片必须以真实的内容为基础，但并不排斥巧妙的叙事结构与层次。有这么一种说法：“一部好的纪录片胜过千万字”。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纪录片是以客观的、再现的、情节化的叙事方式，真诚面对现实，真实展现历史。

《船工》讲述的故事本身和镜头语言的运用非常朴实，但这并不表示叙事方式上的简单与粗线条。它摆脱了以往大多数纪录片惯性思维和传统套路的束缚，通过“造船”、“刻碑文”以及“时代背景”三条线索的交替进行，成功地在朴实无华的基调下营造了属于自己的巧妙叙事优势。

1 叙事主线－－“造船”。

三峡人从小与船打交道。船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依赖于这叶小小的木船。可想而知，三峡人对船的感情。该片将“造船”作为情节主线，以时间为顺序，对2002年谭邦武老人一家开始筹备造船一直到2003年首次下水的全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和呈现，并选取了这个时间段里的几个重要事件进行较为详细的展示。如：商量造船、设计方案、意见分歧、达成默契到资金不足被迫停工、老二夫妇为钱争吵、老人教孙子升船帆、船造好后请戏班子庆祝等等。通过这些看似烦琐的生活细节的累积，更彰显了谭邦武老人一家乃至当地居民性格中的坚持、坚韧以及为人的朴实与厚道。

2叙事次主线（情感线）－－“刻碑文”。

“刻碑文”是该片的次主线，也是该片的情感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刻碑文”一事在该片的情节和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造船”为该片竖起骨架的话，“刻碑文”则为骨架增添了大量鲜活的血肉。

在片中，谭邦武老人有一个愿望，要为死去的老伴立一块碑，并且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和老伴长眠一处。该片详细记录下了老人与二儿子商量立碑时的痛哭失声到碑立好后乐得合不拢嘴的全过程。谭邦武老人生于大山中，长于大山中，听惯涛声骇浪却不善言辞。仅仅通过他在造船过程中的只言片语，我们很难全面了解他坚韧的性格与丰沛的感情，而“刻碑文”这条感情线恰恰是对主线有益的补充。片中老人的一哭一笑，守着老伴照片一次次深情地凝望，一回回独坐山头沉思的背影，那蕴涵着丰富厚重的情感和饱经岁月沧桑的无奈，已在镜头前一一释放。

叙事辅线－－“时代背景线”。

《船工》的情节发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因此，在对“造船”与“刻碑文”进行交替记录的同时，创作者不断运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进行时空转移，也就产生了该片叙事的第三条线索－－“时代背景线”。它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历史成因、主人公每一次选择的动因等等。透过那些被处理成发黄的画面，我们看到了1995年老人一家的状况、1997年官渡镇全面拆迁、1997年11月8日三峡第一次截流、2003年6月1日三峡蓄水的种种情景。片中，这条“时代背景线”与主线“造船”、次主线“刻碑文”巧妙地融合交织，完成了从内容、形式到意义的拓展和开掘，同时也使观者从中感受到了明显的时代印记，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三、 朴素、巧妙的画面设计与音响运用

1 《船工》的画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致的朴素。它没有像时下很多新锐派创作者那样，故意把画面处理得粗糙与模糊，也没有刻意地摇晃镜头。《船工》整部片子的剪辑节奏比较缓慢，大量采用固定机位拍摄，影像朴实、亲切，充满凝重的质感。这种看似纯粹的画面其实贯穿了创作者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审美意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情感冲击。比如片中谭邦武老人独坐夕阳下，那种剪影似的画面里虽然我们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却能够在这片逆光的黑暗中体会到他并不平静的心境。又如老人坐在立好的碑旁，远处是三峡的水面，创作者在同一个画面里刻意地运用前、后，虚、实的搭配，将此刻历史和生命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传递到观众的心里，不可谓不妙。

2特殊符号性画面的巧妙运用。在《船公》中，反复多次出现谭邦武老伴的照片、现代化汽船、富有深意的纤痕等等。这些符号性的事物，在片中每一次出现，创作者都采用相同的光影、角度、景别进行音画组合。以索道上的纤痕为例，它每一次出现创作者都用了近景或特写，极力突出它的厚重感和背后蕴涵的深意。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坝蓄水时渐渐被淹没的纤痕。就在这一刻，纤痕成了整个三峡历史的缩影，承载了无数三峡船工的生命轨迹。当谭邦武老人站在旁边亲眼目睹纤痕一点点被水淹没的情景，他心中的眷恋与无奈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纤痕巧妙地烘托了主题，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世界，可谓是该片的画龙点睛之笔。

3音响与同期声的处理。纪录片讲究音响、同期声运用，以便于还原真实的生活质感，所以对于音乐的选择是需要慎重斟酌的。翟德尔在《映像艺术》中将电视与**音响的功能归纳为：（1）提供主要的或附加的资讯；（2）制造情调与美学能量；（3）补充银幕事件的韵律结构。在《船工》中，这三方面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关于老人沉思和回忆的情节中，情绪音乐的每一次出现都可谓出手精准、恰到好处。其中“船工号子”给人质朴、可亲的原生态感觉，是该片重要的音乐符号，在片中被谭邦武老人以及儿孙分别唱过。不同人的演绎，承载了不同的意义，但都体现了船工精神以及一种生活状态的传承与延续。

前言

李双江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特色。人们喜爱他的歌声，不仅是由于他金属般明亮的音色和娴熟的歌唱技法，更为他那充满激情的演唱所表达出的 情感 所感动。他那富有个性的声音特色，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他那情、声、字、味相互交融的演唱风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评论界称他是声情并茂的柔情男高音，把他的演唱称为“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歌唱艺术”。四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中，他以独特的演唱风格发扬着我国的声乐表演艺术。他演唱风格的形成对我国歌唱技法的拓展和我国军旅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 、中西合璧的技法

李双江演唱的作品《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被专家们称为“声乐艺术中西结合的典范作品”。①在这些作品的演唱中，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歌唱技法，又不乏西洋美声歌唱技法的色彩。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是被誉为中西歌唱技法结合的典范作品，李双江对此曲的演唱是在美声唱法“呼吸、共鸣、发声”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唱法和民族风格特色而完成的，歌曲的演唱中大量运用我国民族民间歌唱技法的吐字咬字技巧。“我(w-o)”从字头“w”到字腹“o”，到下面的“爱（a-i）”“五（w-u）”“指（zh-i）”“山（sh-an）”……其演唱的每一个字，准确的字头和饱满的字腹以及恰当的归韵，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声乐演唱中的咬字、吐字的规律。然而，在体现民族歌唱技法的同时，也吻合了美声唱法中所要求的“字正”“腔圆”。

气息方面的中西结合，在此曲的演唱中也有所体现。全曲的演唱很符合美声歌唱体系“气息均匀流畅，深支点”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在演唱中也处处运用我国传统民族歌唱技法中的“偷气、歇气、换气”等技巧。例如……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换气），海南岛上′（偷气）保卫祖国。啊……′（换气）五指山′（换气）啊……你传诵着多少′（偷气）红军的故事，你日夜唱着′（偷气）红军的赞歌。特别是歌曲的结束句更为明显。

“红军的钢枪′（换气）永在′（歇气）手′（歇气）中握”。在这一句的演唱中更能体现出美声唱法要求的高音绚丽、辉煌和声音竖起的立体枝干以及混合的腔体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了我国民族声乐中要求的气沉丹田、流畅自然。

二 、独特声音的表现

欣赏李双江的声乐作品，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那独特的声音色彩及声音表现力。他的音色明亮、华丽、辉煌、有穿透力和金属般的色彩，尤其是他演唱的高音highC，至今仍无人超越。他音域宽广，声音清新、抒情，朝鲜通讯社称他的演唱是“严谨的技巧的表现，是炽热 情感 的交流，风格高雅，多彩多姿，其高音像海浪涛涛，低音的叙述又像花间潺潺流水，令人陶醉。”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赞语是：“中国这位男高音有金子般的高音、烈火样的激情。”

李双江的高音最具特色：高亢、辉煌、有金属般色彩、浑厚有力、清澈明亮、集中靠前，既有美声歌唱体系所要求的声音色彩，也不乏我国民族歌唱体系的声音特征。这种融中西歌唱体系于一体的声音，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表现力，能演唱多种体裁及风格的声乐作品。这是李双江所具有的独特声音个性，是其演唱风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绚丽的高音色彩处处体现。歌曲的高潮部分，音高到a2。李双江以其明亮辉煌、铿锵有力的高音，把无限的 情感 ，用“啊……五指山、啊……万泉河……”全部抒发出来，表现出革命战士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之情，也抒发了战士豪迈的英勇气概和保卫祖国的决心。

又如歌曲《北京颂歌》，李双江在演唱这首歌时，有两处高音充分地显示出其声音的辉煌。其一是在诉说了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后，用“啊……北京……”从d2到b2做五度大跳，并在b2这个音上站立延长，这是以此辉煌的高音对歌曲 情感 的激发和表现，是对首都北京无限 情感 的抒发。其二是结束句，以高亢激昂的高音（小字二组的b）无限延长,经过一个级进的装饰音结束到主音（小字二组的g），表现出人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这两个充满豪情壮志而富有动力感的高音，表达了祖国人民对祖国的歌颂和赞美。

李双江的中低声柔和、明亮、低而不虚，有明显的传统民族色彩。充足流畅的气息透出柔和、明亮而具金属色彩的声音是李双江中、低声特有的风格特色。

“抒情性”是对李双江中、低声特色的概括。这种声音特色，使李双江演唱抒情性的情歌、地方民歌、特别是新疆风格的民歌时更有味儿、更动情。如李双江演唱《美丽的姑娘》《牧人的童年》《黄杨扁担》《我的花儿》等等，中、低声区的声音都是这种轻柔的、抒情的、如泣如诉的、悄悄话般的音色特点，这种声音的特点也贯穿他演唱的所有民族风格、创作性声乐作品的中、低声区。

如《船工号子》的舒缓部分舒缓、柔和，低音少，中音多。“涛声不断歌不断，回声荡漾白云间。高峡风光看不尽哪，轻舟飞过万重山……”该处的演唱，体现出民族唱法中的“靠前”与“气声”，让听众联想到在船工抢渡险滩急流后的放松心情，唱着歌欣赏着川江高峡的美景，从而也渲染了川江两岸峻美的高峡自然风光。

《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草原之夜》《阿拉木罕》等一批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歌曲都出自于李双江演唱的作品，并且传唱至今。由此，有人认为：“因为他的出现才诞生了中国有代表性的男高音，使美声和民歌得以结合。其歌声表达了自由、飞翔和他理解的浪漫。这只适合他独有的嗓音，别人死活练不出来。”

三 、军旅 情感 的再现

李双江演唱过多种题材的声乐作品，在他的歌唱 情感 中还有一个特殊的 情感 亮度——军旅 情感 。他演唱的军旅歌曲在其声乐作品中占有较大比重，抒发着他特有的军旅 情感 。

在歌曲演唱中，歌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越集中、越典型，歌唱的思想性就越高，艺术感染力也就越强。只有把生活中真正的 情感 体会融入歌唱之中，才能更真实地、更准确地表达歌曲中蕴含的 情感 ，任何做作出来的“艺术 情感 ”都不能真正地打动人心。李双江说：“一首好歌得以流传，大都首先激起歌唱者的心弦共鸣。这种共鸣的获得，并不是靠流畅的旋律和华丽的词藻，而是靠真实的 情感 和对生活的共同体会……”

李双江认为声音的真谛在于表现作品，用高度集中的 情感 来表现歌中人物的情态和故事，而不是单纯地表现自己的声音。他对 情感 的高度重视和运用，使他的演唱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 情感 表现力。李双江以生活经历中的 情感 为源泉，以歌唱技巧为基础，准确地表达歌曲中的每一处 情感 。他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经验，把自己充沛的战士 情感 投入到军旅歌曲的演唱之中，形成了声中有情、情中有味、字情结合的艺术效果。下面以“情与声”结合为例，对李双江军旅 情感 在歌唱中的体现作具体分析。

李双江认为歌唱始终应该“以情带声”，相应地，无论美声、民族还是通俗唱法，也都是以声音来传达 情感 的。李双江在演唱中往往是 情感 走在歌声的前面，歌曲的音乐一起，他就进入了歌曲的意境，在歌曲 情感 的带动下，富有 情感 的歌声也就融入了歌曲音乐之中。

如《再见吧！妈妈》，这是一首年轻战士奔赴前线战斗时与妈妈告别的歌曲。李双江经常含着眼泪来唱这首歌曲，他把年轻战士即将告别母亲奔赴保家卫国的战场的感人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头两句“再见吧!妈妈”，是低声区用充满 情感 的亲切口吻向妈妈告别的语气和 情感 的表现，用中弱声音来演唱，表达了离别前依依不舍的母子情肠。“军号已吹响……”这几句的演唱声音非常坚定，表现出我军战士为保卫母亲祖国，前赴战场英勇杀敌的豪情壮志和决心，从而情不自禁地以“f”力度、明亮的音色唱出士兵坚定的情绪。当演唱到高潮部分，出现了全曲的高音Re(1 G,也就是a2)。在这里，李双江用充沛的气息，强有力地表现出战士们决战决胜的斗志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个高音饱含着丰满的思绪和感情“……决不是为了炫耀声乐技巧而设置，它是情绪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在唱这个高音的时候，力求要有所向无敌、压倒一切的气势!”

李双江对歌唱 情感 的成功表现乃生活 情感 的激发所至。此乃“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春秋时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乐记》中有关于音乐本源的论述）由此可见，李双江演唱《再见吧！妈妈》时的真情“来自富于时代特色的军旅生活……”也是无可非议的事实。

又如《怀念战友》，是李双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演唱的一首反映血与火洗礼的军旅 情感 歌曲。真正的战友 情感 和不愿与战友离别的思绪，激起李双江对战友的怀念，成为他歌唱 情感 的源泉。李双江对此曲的演唱随着歌曲情绪的变化而逐步展开，由巡逻和站岗时的回忆，逐步扩展到战场的相伴杀敌情景，又触景生情地采用比拟的手法把松涛比作战士杀敌的怒吼，把山岗比作战士高挺的胸口，从而把歌唱情绪逐步带进了战场之中。“当李双江泪流双颊用心灵唱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台下的观众有许多已是潸然泪下，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歌唱家的歌声与观众的心声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这感人的场面，虽已隔多年，仍回旋于我脑际，久久不能忘记。”⑥

歌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于声情交融的高度统一,来自于生活中的 情感 积累，来自于生活的真情体验。以独特的军旅生活所积累的 情感 与歌唱技巧紧密地结合，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内在 情感 ，是李双江军旅 情感 的再现和歌唱 情感 的激发。

结语

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的歌唱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在继承我国传统民族唱法的同时，把美声唱法有机地融合于歌唱之中，发展了中国唱法；由此也使自己的声音得以自由地体现，从而促成了他的声音表现力具有独特的感人魅力；另外，军旅生活也孕育出李双江真正的军旅 情感 ，他演唱的军旅歌曲更具有军旅的 情感 特色，丰富了他独具个性的演唱风格。

北京到新疆，新疆回北京，歌声超级甜亮，作风超级低，没什么可评了。

谈的上德吗？

李双江的高音，至今无人超越！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声，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李双江的作风没有毛病，他是单身多年后，才和梦鸽结合的。不能因为年龄的差距，就说是作风不好！也不能因为儿子犯罪，就把老子全盘否定！天下那个父母不疼爱孩子，那个父母不望子成龙呢？孩子大了，父母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了！我认为，李双江无愧于德艺双馨的歌唱家！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石玉泉

近日，一首新创作的少儿歌曲《爷爷的三峡号子》(巍岚作词，焦虎林作曲)，相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滚动播出，带给广大听众和歌曲创作者美的享受。这是近年来，继儿歌《雀尕飞》、《推磨歌》、《三峡的孩子爱三峡》、《长江,我的家》、《土娃子》后，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在儿歌精品迭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之后，饱含社会责任感和创作激情，奉献给全国少年儿童的又一首歌曲精品力作。正如作品总策划人、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吴玲所说：儿歌《爷爷的三峡号子》的创作出品，是宜昌广电人传承三峡文化，担当媒体责任的具体体现。是给即将竣工的三峡工程献礼之作；是给新中国六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歌曲以原生态的三峡号子为创作素材，在高亢、激越的船工号子声中，引出了清新质朴、轻快跳跃的童声演唱，讲述着爷爷的三峡号子的故事，立意新颖，极富魅力。

三峡号子亦称“川江号子”、“峡江船工号子”。千百年来，一直流传于滩多水急的长江三峡峡江地段(宜昌至奉节)，尤以西陵峡一段最为集中，是湖北民歌号子类中最富特色、代表性最强的歌种。旧时，木船过西陵峡航道，船工们在与险滩恶水搏斗中，齐心协力战狂涛，呼喊的船工号子，让人回肠荡气，充满激越和震撼。早在1957年，由青年歌手范裕伦演唱的“川江号子”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金奖，三峡号子走向世界。1993年，时年70岁的胡振浩带领秭归退休船工参加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1996年，“东方时空”又拍摄了他的专题片《老人与船工号子》。但随着长江流域现代船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三峡工程的建设，峡江航道已成千里平湖，古老的船工拉纤形式正在消失，船工号子也正在消亡之中。但“三峡号子”以其独具魅力的音乐形象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已成为三峡地域人民最富有凝聚力、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正是基于这种创意，《爷爷的三峡号子》创作者于2003年深入三峡地区，找到了吉尼斯记录的保持者、年届80岁的“峡江号子”的传承者胡振浩老人，将他的船工号子原汁原味地进行了记录，将原生态的音乐素材与当今流行音乐的风格相融合，完美地演绎了歌曲所要表达的音乐主旨。

《爷爷的三峡号子》的音乐不仅富有原生态、童趣和地方特色，且素材简洁，旋律流畅，节奏明朗。铿锵有力的号子节奏与欢快跳跃的旋律交织在一起；童声独唱与成人伴唱交织在一起；显得恢宏大气又情感丰满。主题音乐不断再现、扩展，旋律既有变化且显得很有层次，结构完整。尾声再现峡江号子与引子遥相呼应，“嗨哟嗨”的节奏由强渐弱，渐渐隐去，令人回味无穷。

《爷爷的三峡号子》的歌词创作别具一格，构思精巧。作者以爷爷的三峡号子为载体，以孙子听爷爷喊号子的故事为主线，尽情抒发少年对古老三峡号子的深情留恋和对新三峡的由衷赞美。词中对孩子的心态描写十分真切感人，“听着听着禁不住我加快了心跳”，“听着听着忍不住我跟着一起叫”，这就是三峡号子的魅力啊！号子里有“子规鸟”，“琵琶桥”，屈原、昭君的故事深深地藏在孩子们的心里。“喊得那桔树笑弯了腰，喊出了两岸的青山隐隐水迢迢。”孩子们以另外一个视角展现了千百年峡江船工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和精神。号子里有“神女谣”，“峡江潮”，新三峡的秀丽和壮美，让孩子们兴奋地唱出“喊得那日子越过越好，喊出了三峡的大坝巍巍水滔滔。”滔滔江水，伴随着三峡号子奔腾而去，情真而意切。

三峡号子是永恒的！在巍巍大坝，在高峡平湖，世世代代流传的三峡号子还隐隐地在三峡回响。

《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

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例。他确信中国***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

1939年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之后，《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在六十年代后期，还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