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的特点

汉大赋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体裁，以赞颂君主为主要内容，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汉大赋的特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汉大赋（新体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历时四百多年。汉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 汉大赋用反复问答的问答体形式，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生活为手段，以微刺帝王、贵族*奢为旨归，结构宏大，铺陈渲染了大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汉大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

汉大赋的特点

（1）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

（2）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

（3）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

（4）主旨则既美且刺。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

（5）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序、正文（主客彼此夸耀）、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序和结尾一般用散文，正文以韵文为主。

西汉初期

这时期的赋在形式上近于屈、宋一体，通常称之为骚体赋。骚体赋抒情浓郁 ，句尾多缀有“兮”、“些”等楚地方言调节音韵，实际上是楚辞的发展和变种。因此汉代人常把它的产生发展同楚辞紧密相连，称为辞赋。骚体赋的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作于他出任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江时，内容是借哀悼屈原的遭遇来发泄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艺术上激昂感愤，馀音浏亮，风格近似屈原的《离骚》和《九章》。《鵩鸟赋》在感伤身世的同时表述了一种人生祸福无常，故应“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知命不忧”的思想。艺术上采用人禽问答的结构方式和大量铺陈手法，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预示着新的赋体形式即将产生。

西汉前期至东汉中叶

这时期的赋随着枚乘的《七发》出现而分流：一是骚体赋继续发展，代表作为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但它的趋势是由强到弱；另一种是枚乘的《七发》，结构宏大，文辞富丽，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此后200年间，沿着《七发》的新倾向形成了以铺张描写为能事，追求形式主义的大波，出现了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代表的60多名辞赋家，约900馀篇作品，使汉赋的发展达到顶点。其中枚乘的《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以七事来启发太子，为他治病，从而批判了贵族腐化享乐的生活，提出了应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七发》不仅影响到散体大赋的发展，而且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在赋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这两篇赋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上前后相接，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之为《天子游猎赋》。内容上表现了汉代帝王的独特生活方式，有推尊天子、贬抑诸侯的倾向。这与汉帝国的国力强盛、天子独尊的经济政治形势是一致的，具有时代的规定性。赋的结尾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心，有讽谏之意。但由于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渲染贵族的宫苑之华丽和陈设之繁奢，因而它反而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如扬雄的评价，实际是起了“讽一而劝百”的作用。艺术上它铺排、夸饰，讲究声音美和字型的排列美，铺张扬厉，无个性特征。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一些描写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扬雄早年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西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晚年对赋有了新认识，称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也和司马相如一样，是“讽一而劝百”。

东汉末年

这时政治日趋腐败，社会混乱，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因而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功帝业的冠冕堂皇的散体大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讽刺现实、述行咏物为主的抒情小赋。代表作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它抨击了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和对现实强烈的反抗精神。在艺术上，它指陈时弊毫不留情，嬉笑怒骂，具有强烈的讽刺性、现实性和抒情色彩。这类小赋虽数量不多，但它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它经历了从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题材上大致可分为5类：

①以描写城市宫殿为主，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②游猎类，以描写皇帝或贵族的狩猎为主，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等。

③记行类，以记叙旅途经历、见闻为主，如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

④述志类，以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为主，如贾谊的《吊屈原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

⑤咏物类，以描写风云山水花鸟草虫为主，如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等。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文学发展史上被奉为汉赋正宗。

1 《贾生》描写贾谊采用了什么手法

李商隐的《贾生》是如何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①，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注①逐臣：是被放逐之臣，这里指贾谊因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这首诗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法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答：

本诗采用了“欲抑先扬”（或“先扬后抑”）的手法。先写汉文帝求贤若渴，调回贾谊，虔诚求教，后笔锋一转，点出汉文帝垂询的内容。诗由赞叹化为慨叹，由歌颂化为讽刺，表达了诗人对汉文帝的讽刺，对贾生的同情。

2 贾生的介绍

《贾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bai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而在于指出封du建统治者不能真正zhi重视人才，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诗中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不问苍生问鬼神”则揭露dao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此诗寓慨于讽，深刻而具有力度，在对内贾谊怀才不遇的同情中，寄寓作者自己在政治上备受容排挤、壮志难酬的感伤。

3 李商隐贾生的写作背景

创作背景：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所言，“此盖至昭州修祀事，故以借慨”，意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大中二年（848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

因李商隐时为一郡之长，故须主奉祭祀大事，于是借题发挥，创作了本诗。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见《李商隐评传》）

这首诗的作者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日趋衰败的晚唐时期，他对皇帝昏庸、宦官当权与藩镇跋扈深为不满。而且李商隐被卷入了牛李党争，屡受排挤，怀才不遇。

于是他借吊贾谊来抒发自己的感慨，通过讽刺汉文帝虽能求贤却又不知贤的行为，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即晚唐帝王也像文帝一般，表似开明，实则昏聩无能。

扩展资料：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

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

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贾生

4 有什么文章或书写过贾生,就是贾谊啦,诗也可以,可怜夜半虚前席的

摭谈才华横溢的贾谊——剖析贾谊的《吊屈原赋》贾谊是西汉初期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

十八岁时，以能诵诗属文称于郡中。他曾受学于李斯的学生河南守吴公和苟况的学生张苍，从而在政治才能和文学才能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影响。

二十二岁时，河南守吴公由于治理地方很有成效，被汉文帝征为廷尉。在吴公的举荐下，贾谊被文帝召为博士，开始步入政治生涯。

同年，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

并且草具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以立汉制，更秦法。”传诵千古的《过秦论》也是在这一年中写成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当年贾谊卓越的政治才能：“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

人人各如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

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可见贾谊进入政界的初期还是相当顺利的。

二十三岁时上《论积贮疏》，作《忧民》篇，上疏建议列侯就国，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不久，贾谊提出的各项政治措施都陆续得到了实施，这些措施后来对稳定汉初政治局面和发展汉初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

贾谊超群的政治才干受到了文帝的重视，文帝准备要委贾谊以公卿之任。至此，这位后起之秀与掌权的老臣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起来。

丞相周勃以及灌婴、张相如、冯敬等老臣生怕才气横溢的贾谊超过自己，纷纷进谗言陷害和诋毁。称贾谊为“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不明真相的汉文帝听信谗言，疏远了贾谊。不久，又将贾谊调离京师，谪为长沙王太傅。

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致命的政治挫折，从此直至三十三岁，贾谊始终没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在忧郁中了结了自己才华横溢的一生。 贾谊含冤负屈离长安前往长沙。

他痛恨这权臣蔽日的朝庭，他恨这方正倒植的现实。世界上无人理会他的一片耿耿忠心，他日夜筹划的治国大计也将毁于一旦。

他怎能压抑这满腔悲愤之情。在去长沙渡过湘水时，联想到楚国大夫屈原遭受谗言而被放逐，最后含冤负屈自沉汨罗江的悲惨遭遇，更激起他对自己命运的不平。

于是，他奋笔疾书，作《吊屈原赋》投入江中以凭吊屈原。时隔百年，但两人的命运和愤懑之情却如此相似。

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深深地激动着千百年来读者的心扉。 贾谊二十七岁，在长沙作《鵩鸟赋》。

文中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二十八岁，文帝召见贾谊，具道鬼神之本以至夜半。

所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指的就是这次谈话。后改任梁怀王太傅，三十岁作《旱云赋》。

三十二岁，上《请封建子弟疏》。三十三岁，因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忧郁成疾而死。

贾谊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两个方面：刘向编的《新书》收集贾谊的散文五十八篇。这些散文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

贾文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敢于大胆揭示社会矛盾和危机，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明显地受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散文的影响。贾谊辞赋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

散见在《史记》、《汉书》、《文选》、《楚辞章句》等著作中。现存的辞赋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惜誓》（此篇虽收在《楚辞章句》中，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不能确定为贾谊的作品）和《虚赋》（残篇）等，贾谊的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品。

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苟卿二家的体制。在形式上，趋向于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

显示出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下面，我们具体地剖析贾谊辞赋的代表作品《吊屈原赋》，从而进一步了解贾谊的思想和汉初骚体赋这种从楚辞向西汉中期散体大赋过渡的文学形式的具体特点。

《吊屈原赋》，王逸《楚辞章句》未收，朱熹《楚辞集注》才把它补进去。他说“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按《惜誓》不能确定为贾谊的作品），而二赋尤精（指本篇与《鹏鸟赋》），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朱熹《楚辞辩证》上）《吊屈原赋》一扫汉初辞赋那种“词气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 者。”

（同上）的因袭模仿之风，用情真意切的辞句深深感动着历代的读者。贾谊的政治遭遇，和屈原有相类似之处，因而本篇虽然是吊古，实际上也就是伤今。

司马迁把贾谊与屈原合传，并将本篇著录在本传里，而且特地指出他写作时的心情，也就是这个意思。《史记》中记载“贾生即辞往行，闻长沙地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正因为贾谊对屈原有了真正的情感上的共鸣，这才使得本篇与其他汉代摹仿楚辞的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的结尾处说：“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

5 李商隐贾生的写作背景

创作背景：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所言，“此盖至昭州修祀事，故以借慨”，意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大中二年（848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 因李商隐时为一郡之长，故须主奉祭祀大事，于是借题发挥，创作了本诗。

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见《李商隐评传》） 这首诗的作者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日趋衰败的晚唐时期，他对皇帝昏庸、宦官当权与藩镇跋扈深为不满。

而且李商隐被卷入了牛李党争，屡受排挤，怀才不遇。 于是他借吊贾谊来抒发自己的感慨，通过讽刺汉文帝虽能求贤却又不知贤的行为，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即晚唐帝王也像文帝一般，表似开明，实则昏聩无能。

扩展资料：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

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和他自己的辞赋汇为一集，共16篇，定名为《楚辞》。《楚辞》中以屈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故又称楚辞这种文体为“骚体”。

《离骚》是屈原(约前340～前277)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

《离骚》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屈原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情，表示他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说出了他的政治理想；第五部分写他在心情抑郁，无可告愬之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情：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终于依恋不舍；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精神。但楚王灵修昏庸糊涂，听信了“党人”谗言，流放了屈原并导致了楚国的衰危。诗人在既不能改变楚国面貌，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矛盾中，选择了以身殉自己理想的道路。《离骚》闪耀着震撼人心的理想主义光彩。

《离骚》艺术上有着极高成就。首先，整部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后半部分，这种色彩更为浓烈。诗中采用了大量“比兴”手法，但它和《诗经》中的“比兴”有所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比喻，它所用来比喻的形象中，包含了一种幽远的意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诗人在作品里写他对于种种香草幽花的癖爱，这是用来比喻他的志洁行芳，人们在读到这些诗句时，不只是感受到花草的色和香，更重要的是觉得被一种深远的意境吸引住了。“江离”“辟芷”“秋兰”“芰荷”“芙蓉”，这些生长在水国深岩的幽花香草，本来容易把人们的心情引到奇丽的幻想境界。诗人用它们来象征高洁的品德，披戴着它们。就是象征他的被服德义。这就写出了诗人高洁动人的形象。其次，《离骚》最重要的艺术特色还在于诗人的笔锋下，大量出现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完整图画。如诗人写他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能了解他，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幻想驾着鸾凰、凤鸟，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这一段写的意境极其开阔宏伟。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日落以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仓山上。他还叫太阳神缓辔徐行，要趁日落以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凰、雷师等大群神物，声势十分煊赫。此外，《离骚》诗句形式错落有致，还设有主客问答和大段铺张描写，大多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对后世辞赋产生了巨大影响。

屈原除了《离骚》外，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如《九章》《九歌》《天问》等。

汉赋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贾谊继承了屈原骚体赋风格。他的《吊屈原赋》即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自己。《鵩鸟赋》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他的赋趋向散体化，大量使用了四字句，体现出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七发》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谈话，指出楚太子病根在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此病非药能治。吴客巧妙地叙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在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兴趣。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如写涛的形状一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导语：两汉之际，随着政局的动荡，一些文人在感到怀才不遇时开始思考人生的出路，他们用骚体赋表达人生的感受和志向，在其中融入较多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色彩。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骚体赋的相关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较之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骚体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言、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这是对四言体的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放纵自己的思绪，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有发端，有展开，也有回环照应，脉络又是极其分明的。

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而他的《离骚》则长达372句、2469字，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汉初最早的骚体赋是贾谊的《吊屈原赋》。此赋完全采用骚体，在形式上与屈原的作品没有多少差别。赋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猛烈抨击阘茸尊显，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不合理的现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悲愤。这种思想情调也是与《离骚》一脉相承的。但赋的结尾又表达了一些隐处自珍的思想，与道家有一定联系。赋中还说：“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种思想与屈原更不相同，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在西汉大一统的时代，被皇帝疏远之后就再也难以找到出路的苦闷。

贾谊还有一篇《鵩鸟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葛洪《西京杂记》卷五亦有类似记载：“贾谊在长沙，鵩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鵩鸟被认为不祥之物，贾谊在失意中又遭逢此不祥之物，陷于极大的悲忧困惑，此赋即用以消解内心矛盾而作。赋中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的观点作自我宽慰，又说：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愚士系俗兮，窘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这就完全是庄子的思想。在汉初，象这样集中地引入庄子思想的作品是极为罕见的。庄子思想的引入，使作品不再停留在发牢骚、抒忧愤的情绪宣泄上，也不仅局限于福祸同门、吉凶同域式的自我安慰，而是进入探讨宇宙人生真谛的哲学层次。作品的意蕴由忧戚怅惘的情感体验到死生一体、物我同化的理性思考，进而上升到遗落尘俗，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由于与作者对人生困境的深切感受紧密相联，作品虽大量引用庄子之言，却并无演绎庄子，抽象说教之感，而始终有一种意绪缠绵而又缥缈脱俗的感染力。诚如司马迁所说：“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3页)

贾谊之后，抒写不遇之情的骚体赋还有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这些作品抒发了一些遭受压抑而无处诉说的真实感受，但总起来看，它们创新不多，未能脱离楚辞而另辟疆域。至于王褒之《九怀》、刘向之《九叹》，只是模拟楚辞，被后人看作无病呻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