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诗人有哪些

1、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有唐代诗人李白，唐代诗人李贺，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唐代诗人李商隐，战国末期辞赋家宋玉。

2、李白（701年—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评价：“李白之诗呼吸宇宙，出乎道；杜甫之诗德参天地，源于儒，皆至天人合一境界，故能出神入化。”《旧唐书》记载李白为山东人；《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3、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西汉时期，受《诗经》与《楚辞》的影响，并在许多文士的努力下，诗的内涵和形式产生了进一步发展，汉赋和汉诗兴起了，本章主要讲汉代辞赋。

说起来，汉代的辞赋倒有点像现代诗。它们文体不求字数的工整，只押韵甚至不押韵而纯以内涵和华辞动人。

西汉辞赋主要分两类，就是骚体赋和散体赋。

因屈原《离骚》而得名，它继承楚辞的抒情性和铺陈的表现方法，当然还有典型的楚语“兮”的应用。不过按现在的分法，“辞”用来抒情，“赋”用来体物，所以骚体赋应该属于“辞”。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君王的附庸风雅，也是辞赋风靡的一大助力，比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

骚体赋以贾谊、严忌、董仲舒、司马迁等为代表人物，整体基调哀婉，以抒发人生的失意之情。

散体赋比骚体赋复杂得多，它并不袭用楚辞的形式和风格，而是借用各种文学技巧与手法表现事物，也就是开始应用“避直就曲”为特点的“修辞”。

散体赋杂糅了《诗经》和楚辞的形式与内涵，兼有《诗经》的讽喻和楚辞的夸张手法，同时吸收了战国时期策士及“纵横家”的骋辞之风，将其见多识广所得的各种知识铺排进去。

散体赋的先行者是枚乘，他的《七发》是散体赋成熟的标志，又因其叙七事以成文的形式，成为辞赋中“七体”的鼻祖，也确立了散体赋主客问答、卒章显志的基本形态。

其后的司马相如和扬雄，沿用《七发》的主客问答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取七事中的田猎一事贯穿全赋。这种形式开了散体赋的新生面，并随之成为西汉散体赋的主流，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和《羽猎赋》。

散体赋初期篇幅较长，所以又称散体大赋，后扬雄赋开始，体制渐小，至东汉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时，又重现鸿篇巨制。

咏物赋是汉赋的出新之处，最初在《文选》里称为“物色赋”，是描写和铺叙一切自然与非自然之物。

目前流传下来的咏物赋，最早是贾谊的《旱云赋》，其后是枚乘等游士的《柳赋》《酒赋》《月赋》等，再其后孔臧、刘胜、刘向等各有作品。

咏物赋内涵上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咏物说理，表现对社会及人生的思考；一种是咏物娱情，表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及由物而生的情绪(因物之貌而喜或因物之貌而悲)。

汉代帝王中，汉宣帝刘询的辞赋观对辞赋的地位有很大提升，刘询好歌诗、辞赋，却因此遭致“*靡不急”的批评，刘询对此回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以此愉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肯定了辞赋愉悦耳目、仁义讽喻和博览知识的作用，提高了辞赋和辞赋家的地位。

辞赋家扬雄在晚年的时候，反思辞赋的社会功能，认为辞赋在内涵上虽然从歌颂转为讽喻，但读者却只能感受到赋的气势和华丽，体味不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欲劝反讽。扬雄在晚年弃笔而不作辞赋，标志着西汉辞赋进入了尾声。

经历了改朝换代，辞赋的盛行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东汉迁都洛阳后，散体赋偏离了西汉时的游猎主题，而以表现京都为主，故又称京都赋。抒情的骚体赋则在东汉中叶，张衡的《归田赋》开始，才出现了新的生机。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迁都洛阳。对于朝廷的迁都决定，在文士之间产生了很大争议，与京都有关的赋首起于杜笃的《论都赋》。

杜笃是长安人，才学过人又有些恃才傲物，因被美阳令嫉恨而押解东都，他在狱中作《大司马吴汉诔》，因文辞出众而被免刑赐帛。随后，杜笃作《论都赋》以讽上，对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持有异议。

这种争议延续到汉明帝时期，班固上《两都赋》，盛赞洛阳之美，“以折西宾*侈之论”。

除了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张衡还为陪都南阳写下了《南都赋》。

东汉散体赋的题材虽与西汉不同，但在结构形态上，大多保持西汉时期的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结构形态上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体式，通过虚构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其对话形成问答式章法。

2、铺叙。大量的物类铺陈与夸饰、比拟兼用，构成赋的宏博气象。

3、在赋中驰骋才华，以华丽的辞藻表现自我眼中真实或想象的生活。

东汉的京都赋，铺叙京都地理、帝王功业及其生活，仍采取卒章显志的表现方式，归结为对帝王道德与礼制的思考，其先歌颂后劝诫的内涵，与西汉游猎赋并无不同。

东汉中叶的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他制作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穷数术之理，夺造化之功”，因而名动天下。

文学上，他的《二京赋》在当时与班固齐名，但他更出彩的是的抒情赋，张衡的抒情赋打破骚体赋的樊笼，别开生面。代表作：《思玄赋》和《归田赋》。

《归田赋》改变了汉代抒情赋的传统，体制短小、语言骈化(对仗)，明丽俊爽，开一代新风。

咏物赋：东汉咏物赋多咏物的形态和功用，形态多为娱乐，功用多关道德，缛美是其共同特征，代表作品：马融《长笛赋》。

述行赋：以记行为基本特征，用铺叙纪行止、因风物或史迹抒情怀，行与景并，情与理偕。代表作品：蔡邕《述行赋》。

抒情说理赋：代表人物是赵壹。因其恃才傲物，数次获罪险死，故其作品以偏重抒愤别具一格。以其《刺世疾邪赋》为最。

《刺世疾邪赋》充满对社会黑暗的激烈批判，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连，作者毫无奴颜媚骨，傲世不屈，故寄情意于文章，严厉斥责封建统治者的纵欲、昏庸和强权，使其作品别具一格。

先秦的不好说，夏商周时期的钟鼎铭文，春秋战国不仅有诸子散文还有屈骚楚辞，开浪漫主义的先河，南方巫官文化在文学上的代表，还有《诗经》，开现实主义的先河，北方史官文化在文学上的代表，一代之文学由王国维提出，但是一般都是国家相对完整统一和安定时期，全国基本上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时候，这个一代之文学才比较好准确界定。在社会分裂动荡时期如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学艺术往往更发达，文学形式也往往能多样化的全面发展，但是很难说谁最有代表性，成为压倒性的一代之文学，但是一代之文学从另一个层次理解，它不仅仅指文学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代文学有一代之风神，都是一个时期历史思潮、社会主流、人文思想的反映，例如宋词就集中体现了宋人的缱绻心绪与淡淡哀伤。

          辞赋，古代的一种文体。辞赋盛于汉朝，故世称汉赋。辞赋分别有骚赋、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这几类。辞赋的语句上主要以四、六句为主，并且追求骈；语言上还要求声、律协调，文章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此外，内容上还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辞赋的发展大致分两期——西汉和东汉的发展。

        西汉辞赋指的是西汉时期的赋体文字。西汉辞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的特化。西汉辞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西汉辞赋兴起后形成了两种基本形式，就是骚体赋和散体赋；它们一抒情、叙事、体物构成西汉辞赋的基本状态，并涌现出贾谊、牧乘、司马相如、杨雄等一批卓有成就的辞赋家。他们以辞赋表现自我的情怀和社会景观，又在铺陈、夸饰中展示自我的学养和艺术想象力，使西汉辞赋在当时打的文坛上独具光彩，引导者其后辞赋的发展。

        西汉的骚体赋以哀婉为基调，或抒发自我的人生失意之情。 因屈原的《离骚》而得名，继承了楚辞的抒情性、铺陈的表现手法极其典型的楚语“兮”标识，也更接近于传统的抒情之“辞”，而不是体物之“赋”。以贾谊为先驱，主要防屈原的《九章》而成的“九体”。西汉辞赋家在创作上因袭楚辞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帝王的好尚和楚声的传播；而是一些文人因仕途坎坷，有感于屈原、宋玉的人生际遇，接受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抒发自我人生失意的情感。西汉散体赋的产生较之于骚体赋要复杂的多，不像骚体赋直接袭用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而又赖于诸多文学手法与风格的影响。其一是《诗经》的影响；其二是楚辞的影响。除了文学的承传之外，西汉散体赋的产生还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

          西汉骚体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其情调、风格与《离骚》相似，只是篇幅短小且没有屈原那样丰富的想象、浪漫的情思及死节之志。贾谊在这篇反复社会的贤愚倒置，将自己的失志不平尽于其中。表达远逝自藏或辅其他人主的意愿。这既是惋惜屈原自沉泊罗，又是自我人生的哀悯和新思考，沉郁悲慨，发人深省。此外，牧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而西汉灭亡后，并没有削弱牧乘、司马相如散体赋以及贾谊骚体赋度对东汉辞赋家的影响。散体赋和骚体赋依然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辞赋文体，并沿用西汉散体赋的体制和表现手法，因而有类似西汉散体赋的风格。东汉的散体赋以京都为主要题材，这是辞赋创作的新变。

            其中班固的《两都赋》系统地梳理了辞赋的源流，阐明了辞赋家的用心，也表达了他对辞赋的认知。他认为赋是古诗之流，赋产生于贤人失志。班固所说的“抒情而同讽喻”与“宣上德而尽忠孝”是赋家创作的基本动因。前者注重融百姓情感与自我情感为一体，反映社会生活，批评时政。后者既迎合了帝王润色鸿业的需要及其好歌颂的心理，又是附加赋家尽忠孝的实现。辞赋的创作往往讽、颂兼备，从而使抒下情与宣上德自然融合在一起，只是抒下情较多地表现了赋家的真实情感，而宣上德则往往用了比拟夸诞的手法。班固的《西都赋》“极众人之所以眩耀”，以夸饰西京的奢华与天子生活的放纵，偏重体物，体物繁密典丽。

                总之，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赋”源之于《赋》，由此，汉赋是“一代之文学”，在文学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