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意象: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时代狂飙的象征,是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原文: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作者郭沫若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一系列抒情句是诗人的直接抒情,抒发对这种破坏力的呼唤和赞美。
这种直接抒情可以充分彰显诗人充实的内心和如沸的激情,这种独特感情、心理正反映了被“五四”时代怒潮唤醒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共同特征。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写于1919年9、10月间,当时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当他置身于日本横滨的海岸,面对洁渺无边的大海,那惊天的激浪和着时代的洪流一起撞击着他的胸怀。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雄奇壮伟、流动奔突的画面,于是诗人写下这首对于力的赞歌。
红烛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对比:1个人风格不同:郭沫若狂飙突进;闻一多含蓄内敛。
2处境不同:郭沫若在日本,五四的狂飙,给他极大精神鼓舞;闻一多在国内,深陷其中,苦苦挣扎。
3节奏不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铺陈到集中;《红烛》由集中到铺展。
4音韵不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多用开口音,表达昂扬的情感;《红烛》开口音、闭口音交替,表达沉郁的情感。
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
《女神》的艺术特色
1.《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2.《女神》的比喻、象征手法《女神》常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自己的感情,使感情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是郭沫若诗歌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女神》中,无论是古代神话、历史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人格化的自然景色,其形象的选择都十分巧妙、恰当、新颖,与要表达的感情内容相一致,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也都唱的是“郭沫若之歌”。《天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表现对世界的反叛和破坏情绪,《炉中煤》用受压于地下的、乌黑低贱的“黑奴”——煤的形象来表现劳苦者的爱国之情,十分新颖而恰当。
3.《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诗人借用白云的怒涌,北冰洋的壮丽,太平洋的无际的浩瀚,来渲染气氛,表露、抒发他内心的热和力的不可遏止。诗人好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站在地球边上放声呼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看到“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看到了一种力,一种“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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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亦国学
原创
2021-8-25 08:25 ·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大约创作于1919年9-10月间,由七个诗句构成。表面上看,诗歌抓住天空、白云、北冰洋、太平洋等宏阔意象而写景状物,描绘了大洋之中洪涛奔涌的雄壮景象,讴歌了大自然的神奇伟力。实际上则是以大洋的奔腾汹涌象征当时中华大地之上狂飙突进的时代潮流。此种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和旧秩序,推动着古老的中国朝向全新的思想、文化、制度快步迈进。
诗歌的题目“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为全诗之眼。主体部分的七个诗句,皆统辖于“放号”这一动作行为。“放号”即“吹号”,在郭沫若的家乡四川乐山一带的方言中,“放号”的意蕴比“吹号”丰富,“吹号”只是一个客观的动作行为,“放号”则是在动作行为之外,另有一种豪迈的气势,蕴含着号声朝向四面八方飘扬而去的穿透力。
“立在地球边上”也值得咀嚼玩味。比较“立在地球边上”和“站在地球边上”,可发现“立”具有行动上的主动性,富于动态感。古诗词中的“独立小桥风满袖”“落花人独立”等,都不能替换为“站”。唯有“立”,才能尽显抒情主人公的潇洒或落寞。当然,与“独立小桥”或独立花前相比,“立在地球边上”既具有一份豪壮,又拥有少许失落。以一个体生命而与地球比肩,自是豪情万丈;只立身于边上,而不能置身于其中,则又有了局外人的些微落寞。
创作这首诗歌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郭沫若于1913年底离开中国,1914年初抵达日本东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身处日本的郭沫若感动于国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气象,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井喷式的诗歌创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创作出四十余首新体诗歌,著名的有《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这些诗歌虽彰显了强烈的“五四”时代精神,但诗人始终也只是作为旁观者、吹号者、呐喊者的身份出现在诗作的意象与情感的背后。
诗歌的首句“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貌似写实而实则写虚。白云“怒涌”属于反常识的表达。现实生活中,“云白”必然伴随着“天蓝”和“风轻”。无数的云在“空中怒涌”的景象,或许只出现在强台风到达前的天际间,但那时的云只会是乌云。天空中当然也会出现“无
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诗中的自然形象具有异乎寻常的规模、面积、体积、威力,它们引起读者惊异、赞叹,一种狂暴的激情荡涤心胸从而使人由这种自然形象产生对社会生活的某种关于崇高和伟大的联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诗人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和人格进行艺术创造,自然形象便浸染着、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受,自然现象与诗人主体血肉交融,成了有生命有感情的活的存在。这种在特定环境中强烈、丰富的典型感受便象征着一定的社会内容,从而达到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表现出一种正面的崇高,一种富于乐观进取精神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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