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作品

刘海粟作品有《米勒传》、《塞尚传》、《海粟丛书》六卷、《九溪十八涧》、《卢森堡之雪》、《黑虎松》等。

刘海粟，名盘，字季芳，号海翁。汉族，江苏常州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早年习油画，苍古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舞，气魄过人。晚年运用泼彩法，色彩绚丽，气格雄浑。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

刘海粟一生最爱黄山，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材，可以说黄山是海粟艺术的源泉，海粟给黄山增添了艺术内涵。从1918年第一次跋涉黄山到1988年第十次登临黄岳，跨度达70年之久，几乎包括了刘海粟一生的艺术实践活动。

他以黄山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包括速写、素描、油画、国画，总量蔚为壮观。他在十次登临中体现出来的不断攀援、不断超越的品格精神，更可令人敬佩，引作启迪。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

　　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

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海粟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写下了这首激昂豪放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之情。当时，刘海粟正在上海，他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的场景，深刻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画家的责任和使命，于是写下了这首《七律·祖国万岁》，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祝福和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展望，同时也表达了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和赞美，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这首诗歌后来被广泛传播，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为流传的爱国诗歌之一，被人们誉为“千古绝唱，永载史册”。

著名的刺绣专家杨守玉因为初恋终身未嫁，而她的初恋经历了4次婚姻，感情之路也是很坎坷。后来两个人重逢以后，初恋对杨守玉说自己一直都没忘记他们之间的情感。

杨守玉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刺绣专家，她曾经发明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刺绣手法那就是“乱针绣”，杨守玉有很多刺绣作品，甚至还被摆放到了国内外的很多博物馆中，杨守玉事业有成，然而感情之路却很坎坷，她终身未婚，在她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的表哥刘海粟。杨守玉和她的表哥刘海粟两个人从小就相处的非常好，后来杨守玉的父亲死了以后，杨守玉的妈妈就带着杨守玉住到了刘海粟家里，两个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而杨守玉也跟着母亲学了一手刺绣好活，后来还发明了“乱针绣”，杨守玉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喜欢上了他的表哥刘海粟，而刘海粟也喜欢杨守玉。后来刘海粟就去找他的父亲，想让父亲去杨守玉家提亲，但是刘海粟的父亲却坚持不同意这门亲事。原来刘海粟的父亲我已经给刘海粟订了娃娃亲，而且刘海粟和杨守玉的八字不合，不适合在一起，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

后来杨守玉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虽然也有很多的追求者，但是她也没放在心上。而刘海粟在和杨守玉分手以后，前后经历了4次婚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多年以后，杨守玉和刘海粟再次见面了，刘海粟知道杨守玉一生未嫁，心里也很是感慨，并且说“自己虽然有过4次婚姻，但是最想念的那个人还是杨守玉”。

刘海粟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泼墨泼彩的创作，直致去世，前后共延续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刘海粟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进行过泼墨山水的创作，但同泼彩结合起来，有意识进行绘画创作的实验时，则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前期（1957—1976年）是刘海粟泼墨泼彩的形成酝酿期。五十年代，刘海粟曾在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四幅董其昌临摹张僧繇的没骨青绿山水，设色奇古，使他非常吃惊。董其昌没骨青绿山水色彩的古艳雄奇，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临再临，如1956年曾临《没骨山水》一次，1969年又背临一次，他说：

五十年来，我多次临过董文敏的重彩没骨山水，那种色调的处理，引起我泼彩的幻想。（《从师到友画黄山——黄山谈艺录选载》） 董其昌没骨山水的出现，对刘海粟晚年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刘海粟不仅临写董其昌的没骨青绿山水，夏圭、徐渭、石涛、朱耷等人的作品，他也多次临写，并且还不止一次默写黄山，临写前人有关黄山的作品。这都为他未来的泼墨泼彩、泼彩黄山作了准备，所以他说：

没有这些实验、酝酿，后来的大泼墨、大泼彩都不可能出现。（《从师到友画黄山——黄山谈艺录选载》）

并自豪地说用大泼彩写黄山是他的大胆创造，推进了晚年的重大变法。 1955年的《黄山白龙桥》则墨彩兼泼，1975年的《黄山图》、《黄山狮子峰》等为大泼墨、1972年的《山茶锦鸡》为重彩、1966年的《黄山云海奇观》、1975年的《江山如此多娇》为大泼彩，泼墨泼彩的绘画风貌逐渐呈现出来。

1972年的《褪却红衣学淡装》，已开始用石青泼彩荷叶制造出斑驳陆离的油画效果，有着强烈的厚重感，成为他绘画风格的突出表现（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又有《重彩荷花图》、《荷花鸳鸯图》、《粗枝大叶图》等，都是重要的泼彩荷花作品，构成泼彩荷花的系列）。至此，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刘海粟通过十几年的摸索和实验，已经探索出较为熟练的泼墨泼彩绘画方式。

1976年以后直至去世的九十年代，是刘海粟泼墨泼彩绘画创作的旺盛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摸索和实验，开始进入泼墨泼彩绘画的勃勃挥发期。刘海粟1976年开始泼彩黄山，1976年的大泼彩《天海滴翠》、《黄山一线天奇峰》、1979年的《立雪台晚翠》等，都是著名的泼彩精品。在长期写生的基础上，刘海粟终于形成了他的大泼墨泼彩的绘画技法，娴熟地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绘画创作，他在总结泼彩画的创作经验时说： 泼彩画法是先用焦墨线条画出几大块块，分好色彩的区域，然后到上重色，嫌浅处可以等纸又几成干后，再用小盂调好色朝画上倒，另外破以清水，使色彩散开并吃进纸去。在健笔疏导的过程中，让色块向山的自然形态靠拢。全干后用墨笔细心收拾。（《从师到友画黄山——黄山谈艺录选载》） 刘海粟晚年的泼墨泼彩绘画，多从写生中得来，他非常善于捕捉大自然中的大美、壮美境象，将其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于雄奇幽深的境象中蕴涵着自己对世界的深刻感受。早晨、落日的情景、雨雾晦明、阴云密布而亮光突然照射的情景，晴日下空气跃动的情云烟飞动、变灭情景、霁散云收情景以及红云、青烟、紫霞、流霞、紫雾、阴影、飞光、流光、云光、团光、水光、湿光、流光、清光等种种流动的物象，青嶂、碧峰、紫树等静谧挺立的万千物象，都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在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境象中发现包孕的大美境象，营造出烟云吞吐、迷茫空蒙的艺术世界，给人“神光离合，乍阴乍阳”、“黑入太阴”的迷离恍惚之感。当然，这些奇伟境象多来自于他在大自然中的亲临深感，将之纳入画面之中，如他记载自己的一次黄山写生经历：

深秋，我来到光明顶气象站，想画天都与莲花的背影……突然一阵旋风把雾幕撕开，天都莲花雄姿矗立，英姿非凡，云间几缕残阳光照，把火一样红漆涂在山上，背阴处铁青的巨石出现紫绛色，树林的绿色块面上晕着鹅黄……我画了一张泼彩。（《从师到友画黄山——黄山谈艺录选载》）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绘画具有强烈的光色效果，他对后期印象派塞尚、梵高、高更、雷诺阿、莫奈乃至野兽派马蒂斯等西方现代画家的绘画成分都有所吸收，用到泼墨泼彩上来，用色大胆概括，创造出斑驳陆离、绮丽幽深的光色效果。他的泼墨泼彩是对自然物象的高度抽象，空气和光影，也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幻化，有着极为强烈的真实感。刘海粟的泼墨泼彩不仅有强烈的光色效果，更有高度写意化的笔墨语言。他始终注重意境和笔墨的高质要求，注重骨法用笔与随类赋采的两向融合，把青绿山水与水墨写意结合起来，把用线造型及泼墨泼彩的表现性因素结合起来，构线为骨，泼墨泼彩。他的笔墨首先是为造型服务的，然后才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内容，他的笔墨往往通过山石树木等具体的物象而呈现出来的深邃内容，如果离开具体的情境和物象，离开写生对象，刘海粟的泼墨泼彩中笔墨独立的审美内容便无从谈起，这是他最为主要的绘画特征之一，蕴涵了东西方绘画的构成要素。

刘海粟对于我国文人画曾进行过深入地研究，直到晚年仍然热情不减。如他对五代画家关同能用淡墨波状组织表现出空气的幻觉，惊讶不已，不时地加以领会，将其经验融化到自己的绘画之中。他对南宋时期的淡墨晕染、明代沈周的青绿山水的笔墨特点以及唐寅的文秀画风，也都能平心静气地加以领会学习。即使对于当时抨击甚力的四王绘画，也能辩证地看待，将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中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如对王原祁如飞如动的中锋用笔，在写生中改造利用，成为长线大皴与渲染之法综合运用的主要国画写生方法。他非常注重物象轮廓的安排，将明清传统绘画中的皴法作大幅度减少甚至不皴，而主要保留中锋勾画的轮廓以及少量皴线，这就为赋色填彩乃至泼墨泼彩提供了充足的画面空间，甚至不惜五六次泼墨泼彩，以求其厚重效果和墨色、色彩的层次丰富。刘海粟泼墨泼彩画的出现，从一定的角度看，当是明清绘画的继续向前发展，正是在深刻认识古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积极变革，不仅仅是受到外部文化压力后的剧烈变革使然。当然，张僧繇不用勾勒之法而直接以青绿、朱粉等进行创作，直接以重色染出阴阳光暗而成的没骨法也直接启发了他大胆变革。积极吸取西方的绘画观念，保留传统的骨法用笔，以长线造型，演变出泼墨泼彩的法度。

刘海粟

姓名：刘海粟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96年 籍贯：江苏武进 职业：画家 职务：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美协第三届理事

刘海粟(1896-)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武进人。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后，赴日本、欧洲考察美术。1930年被聘为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国际美术展览会审察委员。1931年应邀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学。曾在日本、欧洲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建国后，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美协第三届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被聘为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院士，获金质奖章。有画集《黄山》、《海粟国画》、《海粟老人书画集》，著有《米勒传》、《中国绘画上的六论法》等。 画集：《黄山》、《海粟国画》、《海粟老人书画集》 著作：《米勒传》、《中国绘画上的六论法》等

1、模特儿事件

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儿。1917年，上海美专成绩展览会，陈列人体习作，某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刘海粟则干脆以“艺术叛徒”自号自励，一如西方“野兽派”之先例。

2、人体写生

一天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孙传芳对刘海粟也甚为恼怒，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

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儿，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儿。这个叫刘海粟的画家，因为这一事件从此名扬天下。

3、结识贵人

蔡元培在刘海粟的人生艺术道路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海粟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艺术宗师，中国新兴美术的奠基人，与蔡元培对他的支持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在刘海粟的人生关键时刻，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帮助海粟到欧洲考察艺术和促成了柏林中国画展。

这两件事对刘海粟的艺术人生非常重要，可谓转折和升华。蔡还是刘海粟的艺术知音。在刘海粟的藏画中，有很多他的题跋。海粟终生感激他，蔡去世后，为了纪念蔡元培，刘海粟在美专设立了蔡孓民先生纪念奖学金，建立了蔡孓民美术图书馆。

4、艺术叛逆

1925年1月10月，画家刘海粟大力向国人推荐生前潦倒，死后荣耀无限的荷兰大画家梵·高，称他为“艺术叛徒”。文章中说：“非性格伟大，决无伟大人物，也无伟大的艺术家。”

5、争议

2005年，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人物周湘的孙儿周传写了万言长文，揭露“洋场恶少”刘海粟的劣迹：刘本纨袴子弟，1909年在光绪帝内廷画师周湘创办的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中学画两个多月，因调戏周宅一名丫头而被开除。

刘怀恨在心，买通文化稽查部门诬指画院没有注册，继而怂恿税务稽查部门胥吏以偷漏税收罪名强行封闭学校，又指周湘教学生画模特儿为“藏污纳垢”兴讼。刘唆使黑社会流氓砸烂画院门窗课桌，把学生赶出校门。

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周湘打成重伤，七孔流血，肋骨折断。在讼事审理过程中，刘海粟奸占周湘的丫头孙姝，且一再迷奸周夫人孙静安。

-刘海粟

个人确实不大喜欢傅雷，但是在这个事件中，确实不是傅雷的错，性格原因导致的吧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厚,与其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的书信往来集结成册,留给世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产。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他考进巴黎大学,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在刘抗的介绍下,认识了来欧洲游学考察的刘海粟。

傅雷整整小刘海粟一轮,由于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两人很快成为至交。

傅雷与刘海粟经常在一起,到巴黎的博物馆、教堂、宫殿、展览会等各处浏览,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灵感。有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约好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避暑。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边照边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于这次难忘的避暑记忆,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国的傅聪时,还有提及。

1930年,刘海粟写生了很多油画,如《森林》、《夜月》、《玫瑰村之初春》等。6月,刘海粟与朋友孙福熙、颜文梁一起同游意大利,到罗马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给傅雷写信:

……今天又看了个博物馆、一个伽蓝,看了许多蒂湘、拉斐尔、密克朗琪罗的杰作。这些人实是文艺复兴的精华,为表现奋斗,他们赐与人类的恩惠真是无穷无极呀。每天看完总很疲倦,六点以后仍旧画画。光阴如逝,真使我着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海粟将傅雷引为艺术知己。两人常常在一起探讨艺术与哲学。在巴黎,刘海粟与傅雷有过一阵短暂的友谊蜜月期。

1931年秋天,傅雷结束了4年的留学巴黎生活,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刚到上海时,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

蔡元培在威海卫路中社设宴为刘海粟旅欧回国接风,傅雷应邀出席,作陪的还有陈独秀、叶恭绰、许寿裳、杨杏佛、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王个簃等社会文化名流。在这段时间,傅雷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了《世界名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世界名画集》共收8位名家,一人一册,每册都有长序,介绍作者生平,分析其艺术特色,其中塞尚、莫奈、雷诺阿、马蒂斯、凡高、高更、特朗7人由刘海粟负责编选,另一册为《刘海粟》专辑,由傅雷编选,卷首刊有他写的专论《刘海粟论》。

在这篇《刘海粟论》中,傅雷用如诗的语言,如火的热情,对刘海粟的艺术成就发出瞻望:

阴霾蔽天,烽烟四起,仿佛是产生密克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的时代,亦仿佛是1830年前后产生特拉克洛瓦、雨果的情景。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飙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

从这个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海粟对傅雷的信任,以及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肯定。这年冬天,傅雷接受了刘海粟的邀请,出任上海美专的校办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

在上海美专工作之后,傅雷与刘海粟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或许,以傅雷耿直纯真的个性不大喜欢整日泡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关系网中的刘海粟,也或许,刘海粟的“商店办学”作风让傅雷深感不满。矛盾的积累是多方面的,爆发只需要一个导火线。

这根导火线就是张弦。张弦,号亦琴,浙江青田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来主攻油画。1924年曾经赴法进入巴黎美术学校学习,深得法国大画家爱奈士罗伦的赏识,称之为“第一高材生”。1928年学成归国,受聘成为母校教授,委以西画科主任。1929年,刘海粟赴欧洲游学考察,他也随赴欧洲,与刘海粟一起结识了傅雷。1931年,张弦随刘海粟、傅雷一起回到上海,继续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

张弦性情正直淳朴,傅雷视其为人生挚友,傅雷认为,“他的生活与常人并没有分别,不过比常人更淳朴而淡泊,那是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始能具备的恬静与淡泊。”(见傅雷《悼张弦》一文)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高尚、沉静淡泊的人,却在上海美专一直郁郁寡欢。据说,刘海粟回到上海后,因为忙于和达官显贵交际,很少有时间画画,经常找人代笔,张弦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周日去他家吃饭,第二天,张弦去了,却让刘海粟安排在书桌前临摹一张画,刘海粟自己跑到另外的房间里和一帮人打麻将去了。张弦临到中午,临完了,刘海粟过来看了一下,说画得不错,就叫张弦出来吃饭。后来,刘海粟将张弦临摹的画署上自己的名字,张弦辛苦临摹了一上午的画就变成了刘海粟的作品了。傅雷与张弦是莫逆之交,这件事情傅雷当然也知道。

张弦在上海美专工作繁重,还有时被刘海粟叫去代笔,生活不堪重负,刘海粟给张弦的工资也很低,傅雷看不下去,多次要求刘海粟给张弦加工钱,刘海粟就是不肯。张弦经常连基本的伙食开支都不够,但是由于性格内向,不愿意说出来,生活清苦潦倒,心情常年压抑。

1936年暑假,张弦得病,郁郁而死,傅雷深为痛惜,写下了《我们已失去了凭藉———悼张弦》一文,文中满怀深情地评述了张弦的高洁人品与独特的画风。傅雷认为,张弦的悒郁而死,与刘海粟的剥削有直接关系,在筹备张弦遗作展时,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此时,傅雷已经从美专辞职三年,专职在家翻译写作。1933年,傅雷的母亲病逝,傅雷回乡料理母亲的后事,回来后就辞去了上海美专教授一职。刘海粟真诚地挽留,傅雷没有答应。傅雷说,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也答应刘海粟,不在别的学校任教。后来,对傅雷辞职一事,刘海粟曾说:“事过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刘海粟所说的傅雷挨打,是怎么回事呢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热潮渐渐高涨,学生是其中的中坚分子,一向活跃的上海美专学生会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学生会向校办主任傅雷要求,上午可以继续上课,下午则应安排他们到街上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傅雷一方面同意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说,抗日不应该荒废学业,原先下午的美学和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学生们同意了傅雷的安排。

1932年的一天下午两点多,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课,学生会主席成家和、骨干赵丹、杨志荣等人,急匆匆地闯进教室,责问傅雷为何不停课,耽误了学生集合。傅雷坚持要上完20分钟课再下课,成家和、赵丹等有些不耐烦,和傅雷争执了起来,混乱之中,杨志荣打了傅雷几拳。

后来,上海美专的学生知道自己错了,又向傅雷道歉,并专程为傅雷开了一个欢迎会,希望傅雷能继续给他们上课,傅雷参加了欢迎会,与学生们冰释前嫌。

刘海粟认为是由于学生打了傅雷,而使傅雷不再来美专上课,判断应该是不准的。如果傅雷真的是因为学生打了他,就不会时隔两年后才辞职,这中间,傅雷曾去哈瓦斯通讯社工作了半年,后又回到上海美专。如果因为有学生打了他几拳而不愿再教书,他完全可以不再回到上海美专。

后来,在1957年7月18日写出的《傅雷自述》找到了答案:

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从《傅雷自述》中可以看出,自进入上海美专任教以来,傅雷对刘海粟的办学方式、待人刻薄等诸多事情都看不惯。那时的傅雷,在心里其实已经与刘海粟距离甚远了。到了1936年,傅雷的好友张弦去世,傅雷将张弦的英年早逝大半归罪于刘海粟,更加剧了对刘海粟的反感。据《傅雷自述》说,张弦死后,傅雷和一些朋友在《时事新报》上编了一个特辑,用以悼念亡友,请刘海粟出一点钱协助,但是遭到刘海粟的推脱。后来傅雷和朋友拉着刘海粟参加讨论为张弦举办遗作画展的会议,刘海粟依旧是不做任何负实际责任的举动,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傅雷拍案大骂,发誓永远不再跟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来往。

傅雷与刘海粟,从最开始的艺术知音慢慢走到决裂,两人的分道扬镳,是二人性格与价值取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傅雷的个性疾恶如仇,耿直刚硬,天性中满怀赤子之心,刘海粟则圆滑世故,见风使舵,惯于钻营,在对待朋友中,更不能看到一点真诚,这与傅雷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

众所周知,傅雷对著名画家黄宾虹推崇备至,晚年两人成为莫逆之交。那么傅雷对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几个风云人物有什么评价呢我们从他写给远在新加坡的画家、他的好友刘抗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中既包括徐悲鸿,也包括他早期引为好友的刘海粟。

在早期出版的《傅雷文集·书信卷》中致刘抗的信中,傅雷与刘抗探讨了中国画以及当代画坛大家: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技术分歧之一是我们的线条表现力的丰富,种类的繁多,非西洋画所能比拟。枯藤老树,吴昌硕、齐白石以至扬州八怪等等所用的强劲的线条,不过是无数线条中之一种,而且还不是怎么高级的。倘若没有从唐宋名迹中打过滚、用过苦功,而仅仅厌恶四王、吴恽而大刀阔斧来一阵“粗笔头”很容易流为野狐禅。

在评论了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后,信中还有这么一段:

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真是自欺欺人,如××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给后世不学无术投机取巧之人借作遮丑的幌子,前自白龙山人,后至×××,比比皆是也。

这“××”、“×××”究竟指谁,因为原信在出版之时做了有必要的掩饰,因此不得而知,所以还是不清楚傅雷的真实见解。

后来,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出的《傅雷全集》,部分恢复了原貌,上文中第一个“××”是“大师”,从上下文可知即是刘海粟;后面两个“×××”为“徐××”,应是指徐悲鸿。

同一信中还提到张大千,说他“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而自己的创作“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傅雷写给刘抗的信中,几次提到刘海粟,但均用“大师”代替。联系上下文,可知是说刘海粟无疑。比如写于1936年8月28日的信,信中说:

……同日我又写信给大师,向他提议:(一)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条新闻(这是不费一文的),让他数年的桃李得悉;(二)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三)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四)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但去信后亦迄无回音。甚为诧怪!

这封信是傅雷给刘海粟建议妥善处理张弦死后之事的,也就是因为在料理张弦身后事中,刘海粟不闻不问的作风彻底惹恼了傅雷,于是当众宣布与之绝交。

在1961年写给刘抗的信中说:

国内洋画自你去国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捧作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者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在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后,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

1986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13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这,应该是刘海粟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