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你觉得拜年还是加深感情的方式吗?为什么?

过年,你觉得拜年还是加深感情的方式吗?为什么?,第1张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而拜年则是这个节日里最美丽的风景和最温暖的色彩。如果说贴春联、放鞭炮是拜天地、佑家国的最佳精神仪式,那么熬夜拜年则是抚慰血缘关系、感恩亲情的最深入的生活活动,也是传递感情、加深友谊的最广泛方式。快乐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快乐过年的文化深植于人们心中。从古至今,虽然过年的形式不同,但过年的内容却是千古不变的,过年是新的核心,贺喜祝福是主题。

拜年是后人对祖先的感情,是晚辈对长辈的祝福,是朋友对朋友的问候,是对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它是在寻找文化的归属,它是在追求精神的安顿。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道德观,对长辈的祝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和祖辈的情,对亲朋好友的感恩,抚慰的是亲情友情生活情,对邻里的问候,演绎的是和谐社会的文明,和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憧憬,在新年里它表达的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一年又一年,通过过年,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中得以升华,人们的灵魂在友谊的交融中得以净化。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友好的时代,原始的拜年方式折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它持久而明亮,珍贵而温暖。

在中国,"结合新年的友谊,在镇上 "的拜年习俗由来已久。虽然史学家们没有确认最早是在春节长假期间形成的,也没有确认随着春节习俗形成的最早年代,但地下文物和文献资料告诉我们,早在甲骨文中就有 "年 "字,《尔雅-释天》的记载。"夏月,商月四,周月"。可见,"年 "字和概念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并被使用。拜年的习俗也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民族礼仪。柴萼在《梵天寺丛书》中解释说:"男女依次拜长者,主带幼者访亲,或遣子来贺,谓之拜年"。

在古代,国家有 "朝正"、"拜年",民间也有过年、拜年的习俗。拜年成为一种加强君臣之间、中央与地方、亲戚与朋友之间感情的礼节。晁错的意思是大臣向皇帝送去祝贺。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昔者,王子与君同朝,而君有宴"。时间通常是在中国新年的第一天。在唐宋时期,拜年被正式确认为礼乐之邦的重要民俗,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一幕。到了清代,拜年仪式提高到农历十二月三十。

春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春节是一个全民性的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以下是一些中国人过春节的原因:

祭祖祈福:春节是祭祖祈福的日子,人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祭祖,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激之情,祈求祖先保佑家庭平安、事业顺利。此外,人们也会给长辈拜年,表达孝道和尊敬之意。

团圆聚会: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人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这是一个传统的习俗,也是中华文化中“家文化”的体现。团圆饭不仅仅是吃一顿饭,更是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沟通。

传统文化: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过春节也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包括春节习俗、饮食文化、艺术表演等等。

新年新气象:过春节也意味着告别旧岁迎接新岁,人们会进行一些新的布置和改变,包括换新衣、整理房间等等,以期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这也是人们对新生活的期待和祝福。

总之,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个体现家庭情感、传承传统文化、展示新年新气象的重要时刻。

  中国记载箕子封于朝鲜的书,有《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尤其《尚书》、《史记》,以此二书的成书年代和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而且当时中国正是以自诩的狂妄时代,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巴结讨好的去“高攀”当时中国眼中的蛮夷之邦。甚至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上都记载:“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与中国史书如出一辙。

  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呢?商纣王的叔叔箕子看到纣王暴政,国家日衰,就去劝谏纣王,纣王不听,箕子只好装疯隐居在箕山上,整日弹琴,借《箕子操》抒发自已不得志的苦闷心情。那时代的人似乎音乐造诣高的可怕,从弹琴就能听出话来,比如钟子期等樵夫都是这样,总之有人告诉了纣王说箕子整天发牢骚,弹琴骂你呢(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狱”,不!是“音乐狱”,“腹诽”),纣王火冒三丈,纣王最恨这些臭知识分子、酸文人背后骂他,于是就想宰了这老小子,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杀了箕子,为什么呢?纣王不敢杀自己叔叔?不!比干也是纣王的叔叔,不是也被挖了心肝吗?但比干毕竟是当面骂纣王,而箕子是背后骂纣王,不!是弹琴骂他,就因为弹琴骂人就把亲叔叔宰了,就算是纣王再昏庸、再没人性也说不过去啊,但是即使不杀,也不能白白饶他了啊,不然以后还不得有人敲锣打鼓跳大神骂纣王,那还得了,那就把他囚禁起来吧,得囚禁在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就把箕子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也在今河南省,再骂自己也能很快听到,就算是再抓他杀他不是也近吗?

  于是箕子开始了自己的囚禁生活。如同中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周文王、韩非、文天祥、方志敏···)一样,在囚禁困顿中除了发牢骚外,还作深入的思考,(只是绝大多数思考未成书传之后世,更少进行实践罢了),但是箕子很幸运,有人看重他的思考成果,那就是灭了商朝的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武王不但让箕子的学说传之后世,而且还进行了实践。

  每个开国帝王都注重笼络前朝遗臣,或因战争人才损失严重,或为笼络人心使国家安定,或兼听则明,总之很多前朝遗臣都被继续留用,尤其那些前朝诤臣,更是被开明君主视之为宝,甚至那些低级官吏,大多继续留用以统治地方,这就是为何中国一再上演清朝捕快变为民国巡警的活剧了,因此“一朝天子一朝臣”并不是完全对的,尤其在王朝更替之时,更多的是:换件马甲还是他。总之箕子受到了重用,比在他侄子那里还受重用。成了武王跟前的红人,受到了武王的重用,武王把箕子思想融入到了治国中,箕子有什么重要思想呢?“《洪范》九畴”。这是什么东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十分陌生,但是它的内容没有人会觉得陌生。

  因为“《洪范》九畴”第一条就是遵循五行规律,“五行”,注意,这是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现代人说起五行,要么视为飞天玄火高深莫测的东西,要么视为迷信,两种观点都太偏颇,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文化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文化,是人类分析认识自然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如“金曰从革”,可以变革自然,为人所用,青铜时代正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进步。 “木曰曲直”,生长各异,可顺理而用,或筑屋,或造车,或做工具。“水曰润下”,发展灌溉农业,抵御干旱天灾,增加农作物产量。“火曰炎上”,热而升腾,物极必反。“土曰稼穑”,发展农桑。箕子认为人类社会应该遵循五行规律,五行规律是人类对人类社会秩序乃至万物秩序、自然规律等深层次问题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分析,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阴阳五行观是人类对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一次懵懂的粗糙思考,第一次认为万千世界是有五种神秘元素组成的,比起神造万物甚至万物心生的极端唯心主义先进多了。

  “《洪范》九畴”里还有“敬用五事”,什么意思呢?对人态度要恭谨、严肃,与人说话要和气,观察问题要细致深入,听人说话要多听少说,思考问题要辩证通达,不要钻牛角尖,这样就能成功。这样的标准哪里是“用五事”,分明就是三千年前的曾国藩。做人做事滴水不漏,中国人做人的楷模,当官的楷模。

  “《洪范》九畴”里还有“农用八政”,涉及衣食住行,司法管理,教育礼仪等等很多方面,彻底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农业立国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中国过去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都停留在自发式的,自耕自种的生产方式上,没有从国家政策上、国家管理上、国家理论上上升到国之根本的高度。

  “《洪范》九畴”里还有很多内容,它意义之大,称之为“周礼之源”,“法制之源”,“儒家之源”“古代官制之祖”“三纲五常之源”···都不为过,如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研究内容包括数学、哲学、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法学等等一样,“《洪范》九畴”从理论上、政策上甚至舆论上、迷信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对新王朝——周朝进行了改造,而不可思议的是新王朝的统治者——周武王,一个一点都不武断的君主,虚心的全盘接受了箕子这位前朝遗臣的思想财富,将新王朝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田,周朝能延续八百年,在君权失落之际仍能残喘数百年,不能不说是“《洪范》九畴”的伟大功劳,将“尊王”、“守礼”等融入了所有人的血液中,我们发现,但凡一次伟大的变革,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变革,文化革命先于武力革命之时,能大大推动革命进程,如***的思想、理论、宣传大大先进于国民党,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甚至使***几乎濒临绝境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自豪的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让沿途的老百姓看看国共的不同,知道除了腐败无能残暴的国民政府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加大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埋下反抗的火种,加速国民党的灭亡。但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常常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但往往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因为思想的陈腐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的文化流派传承、文化发展往往是在王朝更替之时或之后才福至心灵、大师频出、灵感爆发,才能产生新的先进文化,文化的发展总是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孩子死了奶来了,已经没用了,等文化跟上了,国家灭亡了。箕子的“《洪范》九畴”及其演化出的“周礼”、儒家就是这样,开始还够用,后来落伍了,文化和国家都衰败了,最终兵家、法家战胜了箕子文化、周礼,新文化战胜了旧文化,秦王朝取代了周王朝。

  在自己学说在新王朝取得巨大成功之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箕子这位新王朝的“教父”居然多愁善感起来,想想自己那位侄子商纣王,再看看眼前这位虚心纳谏的周武王,想想列祖列宗百战而来却又一战而失的江山,不禁百感交集,在周都镐京伤心不已,出走朝鲜,武王呢,作了个顺水人情,干脆把朝鲜封给箕子作为封地,而且并不以诸侯臣下来对待箕子,对待朝鲜,朝鲜不同于其它诸侯臣下方国而超然于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

  当然箕子出走朝鲜,而不是其它地方也是有原因的,殷商先王相士很早以前就曾经对古朝鲜的地区进行过开拓,而且古朝鲜人属于中国远古时代东夷的一个分支,甚至都有着相同或接近的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卵生神话在古朝鲜半岛十分普遍,可不要小看了这些现代看来迷信可笑的部落图腾,即使在那个灿烂的青铜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伟力面前仍然感到很无助,人类对不解现象、未知世界的无知,粗糙蒙昧的君权神授···使人类对神秘莫测的“天”“神”的崇敬甚至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图腾成为人类和“天”“神”沟通的重要纽带,图腾化、符号化的祖先是“天”“神”的后代或者代理人,对于部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那个时代的大一统的王朝概念还很模糊,往往一个大部落、大部族,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谓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等中原王朝几乎都是最先政权化、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而已,而其它的小政权、小部落则并未消失,部落、种族及其崇拜的图腾文化仍然有极大的力量。相同的图腾代表着相同的祖先,甚至相同的文化,古朝鲜的东夷族原本就与殷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箕子要前往古朝鲜地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什么是“古之亡人”?东夷族是蚩尤的部落,殷商遗民则是殷商王朝的后裔,都是“亡国”之人。

  考古发现

  朝鲜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甚至早于五六千年以前,这也成了韩国不认箕子这个祖宗的最有力的证明,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那再以前呢?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人认错爹认错祖宗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有祖宗却不认就是孝与不孝的道德问题了,当然,今天的中国连自己人都羞做中国人,何况外国人,只听说有人崇洋媚外认日本人、认韩国人、认外国人当祖宗的还没听说过上赶着认中国祖宗的,因为中国这个祖宗实在让人没面子,说出去太丢人,就像很多农村走到城里的文明人、文化人不敢认自己的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农民父母一样,尽管中国这个爹实在不咋地,但是毕竟是韩国他爹,韩国就是出息了,换上马甲,换上西装,整了容,还是中国这个没出息的爹的儿子,现在就让中国这个窝囊爹给韩国儿子讲讲当年是怎么有的它。

  如果认为一种文明的传递只能通过血缘的方式那就大错特错,比如非洲南方古猿是全世界人的祖先,但是谁能说四大文明是南方古猿遗传下来的?欧洲各国,甚至美国、俄罗斯,无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和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灭亡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后裔!但是为何自称起罗马继承者来脸不红心不跳?因为他们的确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从体制、法律、信仰等等方面处处有罗马的影子,可见,文明财富的继承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继承财富。文明通过自创或继承的方式首先形成,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文明继承不在早晚,而在对后世影响的重要程度,蒙恬造笔,蒙恬之前就没有笔吗?不!他对造笔做了很大改进而已;蔡伦造纸,蔡伦之前就没有纸吗?不!他对造纸做了很大改进而已;鲁班被尊为木匠祖师爷,鲁班以前中国人不盖房子吗?不!他对木匠工具做了很大改进而已;甚至比如鉴真和尚,日本人将他视为医药,酿酒等方面的祖先,难道鉴真以前日本人就不看病不喝酒了吗?不!鉴真对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而已,甚至有些改进未必是鉴真亲自做的,而是他带去的人做的,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百工之人(手工业者)地位低下,无名可留或由于别的原因才记在鉴真头上;还有文成公主···

  箕子以前,朝鲜半岛已有人类活动遗址,当然,那些人类也是中国过去的,总不至于是南方古猿像孙悟空一样漂洋过海划船去的,但是这些人类太杂了,甚至连统一的民族概念都说不上,处于蒙昧状态,檀君也罢,东夷也罢,当时还属于蛮夷之地,没有国家概念,只是些原始部落,但是箕子到了朝鲜之后,开始“施八条之约”,将朝鲜建设成了当时有名的“东方君子之国”,在中原“礼崩乐坏”之时,连孔子都羡慕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箕子到朝鲜时,随从有五千之众,像箕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周围总是有很多信奉他学说的信众的,何况他还是位身份地位极高、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跟从者众多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他还是一方诸侯,搬家时从封地箕国(今天山西省太谷县)带去大量人口也很正常,如同鉴真东渡一般,箕子带到朝鲜的人才涉及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等多项技艺,可以说对朝鲜社会做了一次全面提升,其深远影响涉及朝鲜的方方面面,使朝鲜从衣着上,体制上,文化上,变成了一个微缩版中国,微缩版殷商王朝。

  现代朝鲜考古发现证明,古朝鲜的青铜器和墓葬样式与中国商周的青铜器与墓葬样式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证明其文化上的继承性。人们常常把古代青铜器称为“神器”,因为它不仅仅包含着古人虔诚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文明自以为与“神”最接近的时候所制,更重要的是青铜器本身含有的文化,一种含有宗教灵魂、宗教信仰、人类虔诚信仰的文化,青铜器是一种对“神”最真诚、最真实的文化符号。可以说箕子让当时的朝鲜半岛步入了青铜时代,开始有了国家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有了详细科学的社会分工,称箕子为朝鲜的“人文初祖”毫不为过。

  假如未来人们考古时,挖十米挖出恐龙,挖五米挖出猿人,挖出垃圾是就说明是今天社会留下的,考古是历史的铁证,如果朝鲜出土了和中国周代样式相似的青铜器等文物,而中国又系统的出土了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的话,就可以证明朝鲜是接受的中国周朝文化,如果厚着脸皮说中国夏商周秦汉是继承了朝鲜周代文化的话,那我只能无语了。对于考古证据方面的问题,在刘俊勇《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文中,对中国和朝鲜的文化遗传做了很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中国的文化是遗传有序、系统性的,如果某个地方,如日本、越南、缅甸甚至广东、云南、西藏的某些习俗、标志性建筑、考古遗迹同中国某朝相似的话,就可说明在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某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俗遗存

  风俗和方言一样,都是研究人类迁徙,文化传播的活化石,如印第安人的很多风俗都和我们中国接近,比如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与我国远古的羽衣冠何等相似,说明他们正是中国人迁移过去的,并在后来仍有一部分人迁移了过去,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当时中国的风俗,比如罗马公主嫁到俄国,将罗马的很多风俗、信仰、文化带到了俄国,研究风俗、衣着是研究文化传播、人类迁移的一条捷径。

  朝鲜族人民喜穿白衣,这和殷商的风俗有关。《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说明商代人喜欢尤其官方喜欢、提倡穿白衣服。而朝鲜史书上也记载朝鲜人喜欢穿白衣服,甚至现在也是。

  朝鲜的丧葬制度也与殷商类似,尤其大量人殉葬更是殷商的特色。箕子虽然是周朝建立后到的朝鲜,但是箕子在朝鲜建立的却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为骨干,风俗、传统、行为方式都与殷商类似的古朝鲜王朝,只是政策用的是类周的“洪范九畴”而已,尤其人殉,可以说是殷商遗传下来的一种残忍的劣习。孔子曾发牢骚说人心不古,现在不如以前了,以前咋地咋地好,包括人殉,并恶狠狠的说,谁先用陶俑代替人殉糊弄死者,谁就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让孔老先生念念不忘的厚道守礼的“古人”就是殷商人。

  殷商王朝作为亡国者,在中国乃至周围国家留下了很多遗迹,为什么呢?因为周武王灭商灭的是残暴的商纣王和殷商朝廷,而不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殷商百姓,甚至连纣王的儿子都没杀,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没有系统性的殖民同化的侵略理念,基本上还是各过各的,周朝发源于西北,殷商主要在中原,武王灭商后就又回西北那边去了,而殷商遗民仍住在河南,除个别不安分总是捣蛋的遭到强制流放迁移之外,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那时地处中原的殷商文化甚至比成为新统治者的西北周王朝文化更先进,更让人怀念。

  可以说,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沿用殷商风俗,使用周代政策的一个特殊国家,今天作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族的祖先和风俗正是来自殷商遗民。今鲜族同胞爱素白,喜整洁,讲礼仪等行为,正是继承自以箕子为代表的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在中国以聚居的形式存在多年,大多极重礼仪,比如春秋时宋、卫二国,便以守礼著称。

  朝鲜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他们大多文质彬彬,生活井井有条,极有规律,行为有度,比之中国所谓“礼仪文明之邦”,更重礼仪,举手投足有君子风范,即便是乡野山民,比之中国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修养气质,生活安排上条理有序,居所内器物洁净,摆放雅致,远胜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韩国人“连衣服都穿不好的人,肯定是个蠢货”的观点是在侮辱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的确,光靠光鲜的衣着未必就是聪明人,但是生活条理,衣着整洁绝对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美德、良好的素养和雅致的审美观,而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绝对不是“大智若愚”的表现,衣着整洁卫生、家里整齐别致就不能“大智若愚”了吗?

  箕子学说在中国执行过程中,既会遭到原有文化的抵触,还会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中国中下级官僚的阳奉阴违,而且毕竟与新朝存在心里隔阂,最重要的是中国林子太大,鸟太多,教育不过来,反不如当时朝鲜一般是在一张“林子不大鸟不多”的白纸上写字,贯彻的深刻的多,因此朝鲜更具君子遗风,而中国则从未被君子之风从根本上改造过,朝鲜后来虽然出现少数如现在韩国考证学者之类的文化流氓,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点盖全、一棍子将其全部否定、打死,绝大多数的朝鲜人民行为举止的文明程度还是的确胜过国人的。而且近代韩国被日本影响,被西方影响,被中国糟粕文化影响,出现些许文化流氓实在正常,毕竟我国的文化流氓、无耻之徒数量之众,举世无双,众所周知,比之韩国,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朝鲜人多的是谨慎谦卑,少的是张狂,与他们是亡国遗民之后,却又处于一种地位胜过其他称臣强大方国、殷商遗民,似乎是殷商出卖者、前朝背叛者、新朝投靠者的尴尬境地的谦卑心态有关,在不具备中国“识时务者为俊杰”等漂亮借口无数的文化氛围下,比起中国还是很有自羞之心,这种虽然独立于中国,但也要时时看中国的脸色,这种小国心态不谦卑行吗?这种民族心态的形成,与箕子立国时的心境是何其相似?

  韩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用奇迹来形容毫不为过,韩国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民族的成功除了客观的环境之外,内在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民族的素质可以由国民的素质反映出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素质、性格等绝对不是用一两个词汇可以概括的,它通常具备一系列优点又同时具备一系列缺点,它虽然抽象却可以量化,绝大多数国民的性格、素质,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素质,比如中国,总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鲁迅,屈原,岳飞···等能代表中国的民族性格,但是我们必须痛苦的承认,更多的是秦桧、和珅、李刚、“许三多”;“下跪事件”中屈膝跪倒了超过99%的中国人···同样如果简单的因为希特勒、东条英机就说德日粗暴,那就太肤浅了,德日也有很多理性优雅的人,我们从朝鲜民族的行为举止,衣着风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良好秩序感的民族,即使家里贫困,器物摆放也是一丝不苟,洁净异常,对传统服装十分珍爱,穿衣打扮极有秩序感,这是一种融入国民血液的礼节、礼仪、秩序、尊重,这点是我国极缺少的,一个民族服饰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特色,这可以说是我们汉族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以称第一的地方,少数民族、越南、日本、朝鲜等等东方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穿着一丝不苟,而中国则是胡人打进来穿胡服,满人进来留辫子,洋人来了留分头···有人曾用一个真实的现象形容了我国的所谓民族风貌:在外国街上看到一个穿着无序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中国人,如果看见一个穿着精致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

  韩剧简单,却人人喜爱,风靡全球;韩国人具备很多国人称道的古人淳朴原始道德,行为看似简单,却比我国更有秩序。反观我国呢?倒是“挺复杂”“不简单”,但是讲道德的最缺德,讲文化的最没文化,说起所谓中国文化总是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知所云,酒桌上有酒文化,饭桌上有送礼文化,嫖客更是爱附庸风雅、吟风弄月,而赌棍更是中国人义气的主要载体,说起中国文化,开口闭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却又不知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我们抛开个人情感,心平静气的问问自己,韩国三十年前能造什么?而中国呢?三十年前中国就能制造卫星、核弹、潜艇等等,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而那时韩国有什么?但是经过三十年多年之后,韩国汽车反而横扫中国,时至今日,韩国今天的汽车、钢铁、造船、电子等等行业反而领先中国十几年,国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幸福指数等等更是遥遥领先我国。回顾三十年前的韩国人哪里敢说“中国文化,韩国制造”?而今天呢?呵呵,可笑复可怜,可怜复可悲,可悲复可耻,可耻复可恨,可恨复可笑,爱穷开心的国人终于把自己噎住了,笑不出来了。

  朝鲜民族礼节很严格,平辈之间初次见面时要用敬语,晚辈对长辈说话更是必须用敬语,甚至平辈说话都常用敬语,吃饭时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喝酒,若无法回避时,年轻人应举杯背席而饮,年轻人不能在老人面前吸烟,不能借火,更不能和老人对火···比起中国呢?中国所谓“礼仪之邦”,处处有礼仪,拉屎放屁皆有礼仪、皆有文化,遛狗的文明人的狗到处拉屎,不冲皇帝放屁的太监大臣却思谋着害皇帝,满嘴文明的文化人行为反而不如普通人,儿子打老子甚至杀老子,饭桌上别说和长辈对火了,都是长辈给晚辈点烟,长辈没长辈的样子,晚辈没晚辈的样子···中国处处有规矩,但是处处又没规矩,难怪国人说起当代种种坏风气,老像九斤老太一样爱说:人心不古。时髦的、到过国外的人爱说:看人家外国人素质多高。这朝鲜对于中国,是既占了古人遗风,又占了外国月亮,难怪国人“哈韩哈日”,“韩流日流”横扫中国,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认为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基于一直以来的家国观念,涌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向前。

读中国历史,你便会什么都知道了。

在数百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土地肥沃,地域广阔的东方大陆生活和繁衍,一万多年前,在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滋养下,在长江流域的灌溉下,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古老的中国人的祖先掌握了种植作物的技术,并成为世界上最早掌握水稻技术的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发展农业文明。之后,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祖国的中国祖先萌芽并发展了对故土的热爱。一方面,相对稳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世代安居在某个地区,除了个别民族,大部分民族不喜欢到处流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打交道,人们处于一种自然地感情,开始对互帮互助的邻居乡亲中间产生浓厚的感情,有了一条无法割舍的感情纽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础单位是血缘关系,总体是分散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并且在抗击天灾,水灾方面的能力不强,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经常就会发生破产的情况,这个时候体恤百姓的君主就会依靠国家来建设水利,进行救灾等。所以,落后的农业生产实践对家庭、乡邦和国家的依赖是爱国主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兴起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从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中国人民基于普遍认同家天下的价值观念之后,就开始真正的建立爱国主义的传统,并开始将其一直绵延,从未间断。

家天下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所有的人民都从属于一个国家,将是国的组成单位,国事无数个小家的最终结果从小家发展到大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首先在远古时期的社会中,人们会由于血缘关系相聚而生,形成了最基本的小家之后,为了不断拓展自己的家族队伍,一些年轻的家庭成员会从生他养他的家庭出来个别的家庭成员进行结合,进而组成家庭,最后比邻而居。

纵观一个国家的形成历程,可以说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所以国家在古代的中国也被称为父母国,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祖国,在一个国家生活有着共同血脉的人就是同胞,认可祖国这一理念的人,就自然而然的认可与祖国荣辱与共的思想,做到爱国如家。中国古代一直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质而言,它不仅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而且还是政治规范的要求,融合了个人修养,家庭治理和国家发展,并紧密联系个人命运,家庭融合国家前途命运,因此君子将可以平天下,视为他们一生当中最高的政治理想。

古代的很多诗句表达了对国家的忠心,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忠诚,就是要时刻考虑国家的利益,做到有气节,有人格,心系民生苦乐,把国信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回报自己祖国对自己的培养,当祖国有危难的时候,能够去救国。

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中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思想,这一思想要求天下文人通过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具备了渊博的学习和崇高的人格之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天下为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层面和民族层面表现为维护正义,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关心人民疾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大大相似的人人之事。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追求生活上的富裕,国家的强盛,安定是人民最基础的要求。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甘愿为了自己所热爱的民族和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由此,中国人的爱国情感由历代为国牺牲的人而来。

1、扫墓时间

最佳的拜山时间为寅时,也就是5-7点。不过由于墓地大多离居住地较远,甚至不在日常生活工作的城市,通常都不会这么早,不过最好是在下午三点前完成扫墓拜祭。

2、扫墓之前需禁食

扫墓之前最好禁食:当你动身开始扫墓,就最好不吃食物或食素了,以表示对先人的礼貌和尊重。这一条,很重要,但是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需要委屈自己一下了。

3、孕妇避免扫墓

孕妇最好避免清明的扫墓活动,这不仅仅是阴气重的影响。从别的方面来说,清明时节是非常拥挤的,为了胎儿的安全,并不建议孕妇去参加,再者扫墓的气象和周边的环境均不利孕妇的健康。此外是女性有例假,也要避免此类活动。

4、刚动手术的人不合适

体弱是主要因素。民间传说,刚动手术的人要是去了坟场,那是很容易被拉走的。手术伤元气,元气弱的时候,邪气也就特别容易入侵,为了自身健康和家庭和美着想,刚动手术的人还是不要去扫墓的好。

5、三岁以下的小孩不合适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3岁以内的孩子容易因为扫墓现场的各种条件限制不好携带,外出到一个相对污染比较厉害的地方也容易让孩子生病,也就是不建议带去了,哺乳期的妈妈就更别带自己婴幼儿去了。

扩展资料

清明节除了祭祖还有什么习俗:

1、踏青

清明之时,正是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乘便,扫墓之余亦一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

清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2、插柳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

谚语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

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不宜提倡的。

3、牵钩

“牵钩”是古称,其实就是现代的拔河运动。

据说春秋时,楚国为了进攻吴国,以牵钩这种运动来增强人民的体质。它主要是以一根麻绳,两头分为许多小绳,比赛时,以一面大旗为界,一声令下,双方各自用力拉绳,鼓乐齐鸣,双方助威呐喊,热闹非凡。

4、放风筝

放风筝是清明节人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古人相信若某人生病可将其病况写或画于扎制的风筝上,用线系着风筝在空中放飞,让它飞至高空就拉线剪断,疾病灾难便会随着风筝一起飞走。后来,风筝亦逐渐发展成广为流行的郊游娱乐活动。

5、植树

清明节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参考资料:

人民网--清明祭拜祖先需注意事项 这3类人不适合去扫墓

今天在图书馆偶然翻得一本《周作人散文》,拜读先生作品的想法已萌生很久了,去年构思学期论文查阅乌克兰民谣相关材料时遇到过一篇周先生的文章,这次专门读上几篇以稍补自己懒惰带来的羞愧吧。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齐鲁之子,在孔孟气息的熏陶下长大,虽然我不敢坚定地宣称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完全恪守夫子的规则,但这文化渗透已多少到了骨子里,家族、祖先在我的观念体系里绝对是极其重要的元素。所以当我打开目录,《祖先崇拜》这篇文章率先进入我的视线。

主导周作人文章的也是批判,批判的视角、批判的言语,不过比起鲁迅的尖刻,周作人更多的是平和甚至是无奈。周作人的为人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关于历史人物是非评判我抱有这样的观点:评判历史要回归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从现代人的角度审视过去,隔着时空墙,难免有失公允。当然会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说法,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抛开这个易存“异”的层面,返回文章本身,探讨作者的思想观点吧。

《祖先崇拜》结尾标注时间为“八年三月”,也就是1919年三月,“五四”前夕。周先生的观点是“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这一思路颇有王羲之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的时空传承观。周先生也是留洋一代,思想观念里自然有信仰情结,那我们应当崇拜谁呢?文章给出了答案——自己崇拜,子孙崇拜。“自己崇拜”多少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小农、自给自足、利己、实用”等元素有相合之处,而“子孙崇拜”则颠覆了儒家对谱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对这一观点,周先生有自己的论证。

先生从祖先崇拜的精神来源论起。“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祖先的灵魂一样不朽,不随肉体的殒灭而消亡,祖灵存留于世、子孙供奉他们的饮食起居,侍候好了,祖灵会庇佑后代,否则,要发生灾祸。”按周先生的介绍,我理解的祖先崇拜实质是自我积德、崇拜生活的安定,如此说来,崇拜的是后代,这正好符合了周先生的论点,只不过周先生从科学角度出发驳斥之。科学证明,世上本无鬼存在,所以对祖先降灾的担忧毫无必要,同时还列举出男人因“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买妾蓄婢,败坏人伦。从人道主义层面看,周先生的观点应得到嘉奖,至于鬼神是否存在,我们目前不可下定论,因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不能说有,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只能说科学现在还无法对此做出准确的论证。另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归于祖先崇拜,我认为不够全面,“传宗接代”很大程度上源于物种进化这一天性以及男权社会家族财产继承问题。

先生的第二点否定立足于反对“子女报恩”说,这是对“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挑战。孝敬父母在中国是个永恒的真理,正如周先生在文章中引用的“报本返始”说的支持者的话“你试想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类似的话语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他;没有他,哪有我”以及夏侯惇啖左目时的豪言壮语“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句句可看出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当然也有异样声音存在,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北海太守孔融的言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瓯中,出则离矣。这位让梨的典范最后被赐死,此番话也是重要原因。周先生似乎撷取了孔融的观点,认为“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为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总结说来,周先生的观点就是父母将子女生下来是错误的,子女本不想来人世间走一遭,完全是父母强迫的。周先生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人生在世,大多数人不过百年,但在这仅有的一次生命里,我们体验到了无尽的人生,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有些人甚至会载入史册,留名千年,有机会享受这般多彩的人生,并且是在三千精虫中胜出,本身就是馈赠。谁的馈赠?可以说是生命之神。不管是谁,也不管怎样创造出了我们的灵魂,我们走向人间这最后一步的确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父母为我们造就了一生的体验,功不可没,理应报恩。文中说“孝顺的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既是“债”,冤有头,债有主,那讨的是何种债,儿子又是何种性质的债主?债,顾名思义,即欠别人的东西,那么父母欠儿子什么呢?大概从婴孩呱呱坠地开始,父母倾注的便是给予,既如此,恐怕周先生标识的债务关系很难理清了。同时,“债务”(并非义务)何时两清,周作人也未给出明确回答,因为按周先生的观点,一个人在向上一代人讨债的同时也在向下一代还债,要给出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先生确立的是自上而下的逆崇拜,老子崇拜儿子。这个链条里有一点值得肯定,即对“恩”的诠释。“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这席话完全符合物种进化理念。“努力做人”,发展自己,这是最有效的报恩途径,父母是无私的,很少会斤斤计较子女提供了多少物质帮助;“使子女比自己更好”,这是为人父母的最大债务,与其说是“对于子女的债务”,毋宁说是“对于社会的债务”,父母制造的这个生命从社会中攫取生存资料,这是明确的债务关系。按这一链条传承下去,应该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所以周作人的逆崇拜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讲对于推进社会发展极为有力。经过这样一番分析,文中提出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界线似乎模糊起来了,其实大可不必苦恼,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划分,好与坏、是与非、功与过都是多姿多彩人生之路上的重要因素,所以关于“混合”,汉语中有个凝结着大智慧的词——调和。调之使其和,调得不好导致元气大伤。

周作人先生写这篇文章我想情感上绝不是否定孝道,现实生活中也绝不会容许文中论点指引下的忤逆行为,那么真实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前文我已经说过评判历史人物要回归历史,返回到当时历史背景下分析。此文作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五四”前夕,在社会大思潮背景下,文化领域少不了激烈的论战和讨论。“打倒孔家店”,“打倒”那“三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鲁迅曾猛烈抨击孝道传统,认为孝道使中国文化尊重前一代而忽视甚至压抑后一代,违反生物界以新生代为优先照顾对象的进化原则,于是种族老化,文化衰老而无创造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周作人不但与其兄长鲁迅并列为文坛两大领袖,也与胡适、陈独秀等同被奉为“思想界的权威”。在反礼教运动中,周作人号召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破坏“伪道德”、建设“新道德”,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真儒家”主义的思想原则,为反礼教运动提供理论基础。[1]此后,起于民国九年(1920)的疑古思潮[2]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对传统、对旧知识的态度。在《祖先崇拜》末几段,周作人很明确地写出了自己的意图。“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一言以概之,周作人讲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创新,不能将此等同于赡养之孝道,更不能混淆,同时周先生反对的是“守旧”与“缺乏知识创新”,而前文分析的两代人“债”与“恩”以及“祖先崇拜”只是象征的手段,实质是在肯定文化传承(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的同时对“盲目崇拜旧知识”进行了揭露与否定,从而也不是对孔融父子无恩的论调大加赞赏。这也反映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言论行动和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与紧张。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讲出了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如何对待祖先。也许缘于先秦诸子以及汉唐时期创造了极其璀璨的文化,中国人心里向来有着恋古情结,尤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下,很多人甚至萌生了复古念头,随之国学也“热”了起来。去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课上吴向东老师的观点我颇为赞同,“国学可以研究,但不要‘热’起来,现代人都研究国学、研究古代成果,那我们现代人干什么去了,我们这代人创造了什么文化成果!”“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啃古”,四大发明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筹码,绝不是引以为靠的传家宝。所以,我也并不赞同俄国文学中“普希金——我们的一切”的说法以及类似的套用,普希金确是现代俄语的奠基人、“俄国诗歌的太阳”,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俄国生活几乎所有的主题,但一个普希金毕竟不能代表整个俄国文学,起码苏联文学有其独特之处,而且不得不承认普希金作品中的很多主题是后人结合自身时代特点解读的,普希金的“一切”是几代人演绎出来的,现在的普希金有着所有这些人的痕迹。所以我倒更欣赏周作人的话“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

祖先的东西自然要传承,不是死板地引经据典,而是参考、取其用,“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诸葛孔明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历史总是与当代共存,传统与现实同样需要调和,“调”不好将会元气大伤,导致文化断层,这种文化惨剧在我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已不止一次发生了,今后该如何调和,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价值和文化观念上构建一个核心体系才能应对多变的现实,以不变应万变,否则,出现的将是一个个文化区块,各自为营,来源相近却彼此不能对话,统一的文化信仰是体系的中心框架,至于具体怎样实施,需要我国几代知识人不懈地求索、做叩问式探索。

祭祀先祖,是一项隆重的民俗活动。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中元节(除、清、九、盂),是汉族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 国人有慎终追远的传统,过节总不会忘记祭拜祖先。 祭祖的同时,有的地方也祭祀天地神灵。供品主要有三牲饭菜、三茶五酒等;由家长主祭,烧三炷香,叩拜后,祈求丰收,最后烧纸,俗称"送钱粮"。祭祖民俗相沿数千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古老习俗。

除夕祭祖

除夕祭祖,是汉族流传至今的传统风俗之一。一方面是源于“百善孝为先”和“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在辞旧迎新之际对祖宗先辈表示孝敬之意和表达怀念之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深信祖先神灵可以保佑子孙后代,使子孙后代兴旺发达。这一传统习俗代代相传,人们每逢除夕总要举行祭祀仪式,感恩追始,祈求保佑。在过去,祭祖仪式一般在除夕下午在族人祠堂举行,身穿盛装的同一姓氏宗族参加,仪式较为隆重。老百姓一般都在吃团年饭之前在家中的先祖神龛面前摆起美酒佳肴,进行拜祭。

在东北的农耕地区,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一般都是在岁末举行,而且大部分是在腊月二十八至除夕这几天。祭祀的形式依条件而有所不同。一些祖上做高官而且人丁兴旺、财力殷实的家族,往往建有本族的宗祠,俗称“家庙”,他们祭祖活动则集中在这里举行。在祭祖的日子,当地本家各支系的主要男性成员齐集家庙,事先已将应用的供器擦洗干净、供品预备齐全,把各代先人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俗称影像)按辈份顺序摆挂。随后在族长主持下,所有人按辈份高低,分批向各位祖先上香行礼。

各家各户的祭祖则虽是一番形式。很多地方都是在吃晚饭前进行。先是到自家的坟茔地祭祀,有的只是磕头,有的还要用炕桌抬一桌酒菜,称为“给老祖宗送席”。祭祀的顺序当然是从坟地中辈份最高者开始。把炕桌摆在坟前,磕头行礼,再倒一盅酒于地上,照此依次祭完之后,把饭菜埋进土里,算是给祖宗们“送去”了,同时还要在坟前烧纸,算是孝敬祖先们过年期间的“零花钱”。

主要的祭祀则是在家中进行,时间多是在除夕晚饭前后,民间称之为“接老祖宗回家过年”。因为传说死者的魂灵不能在白天行动,所以要等天黑以后进行。先将香炉、香筒、烛台 (俗称五供)或者木香碟,摆放在西炕上或堂箱的箱盖上,将平时放在“祖宗匣”里的族谱“谱单”(世系表)请出打开挂在西墙上,有的人家因不是长房主枝没有谱单,则按照谱书的记载把自己各代直系祖先的“名讳”写在一张长纸条上张挂,俗称“祖宗条子”或“谱条子”,也有的是摆放木牌位。摆挂好后开始上香摆供,全家大小依次磕头行礼。所摆的供品一般是面食和水果之类。许多人家专门为除夕祭祖蒸白面馒头,每个上面点一个红色的圆点,每两个平面相合摞在一起为一组,一般是三至五级,各盛放在白色瓷盘当中。这些供品一直摆到正月初五,而且从初一到初五每天早晚两次在祖先神位(谱单)前上香,直到初五晚上,才经行礼后把“老祖宗”送走,即将谱单或牌位收归原处。还有一些地区在除夕晚上为去世不久的祖父母或父母举行一些祭奠仪式。比较有特点的是将其生前穿过的衣服叠好摆在炕上,然后晚辈们跪下磕头,嘴里还要说“xx(对长辈的称呼)回家来过年吧”。另有在房山头“落地式”烟筒根处烧纸祭奠,因民间传说这里是本家亡故之人魂灵常栖身之处。烧纸时嘴里还要“叨咕”一些寄托思念和请求保佑的话语,而且相信祖先们一定会听到,给家里人带来幸福和安康。

清明祭祖

在清明扫墓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人们到先人的坟墓,会亲自察看坟墓是否因雨季来临而塌陷,或被狐兔穿穴打洞。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烧猪,燃香奠酒,焚烧纸钱及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9] 。

清明祭祖扫墓,是汉族敦亲睦族、行孝报德的具体表现,清明节因此也成为全球华人的重要节日之一。不少海外侨胞、华裔,都有清明回乡扫墓的习惯,以示不忘先人,不忘故土的爱国之情。国家与文明的历史,靠个人与家庭的传续来完成;没有个人与家庭的传续,历史将是苍白、抽象而没有人情味的;清明节的祭奠仪式是个体与历史连接的精神脐带,使今人的身份清晰而神圣。“追远”不仅有“民德归厚”的教化意义,还会让人们获得面向未来的力量,确定个体与时代的历史位置。在崇拜“新”与“未来”的今天,这是必不可少的仪式。人们缅怀先人,祭祀先祖,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来源,他们的辛劳和奋斗乃是人们继续前行的起点。这是尊重生命与敬畏历史的不绝之流。

中国人对先人的祭祀是道德信,是表达情感的诗意之举,是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与缅怀。冯友兰曾说,“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谁都清楚,祭奠的酒馔“一滴何曾到九泉”,但人们却相信亲人、先祖能够领受人们的情意与祭奠,这种庄重的仪式是一种情感的、诗意的、道德意义上的真实。“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人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动力。

中元祭祖

祭祖在中元节,也称为“七月半”祭祖。那时盛夏已经过去,秋凉刚刚开始。民间相信祖先也会在此时返家探望子孙,故需祭祖。

重阳祭祖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四大祭祖节日之一,民间素有祭祖祈福的传统。人们会在每年的重阳节举行祭祖活动,祈求神灵降福,并推行敬老活动,传承孝道文化。重阳节之时,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祭祖活动。不过,这些祭祖活动也会因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 [10] 重阳祭祖广东俗语称为“拜太公山”,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参加。重阳节的拜祭,是出于作物收成后,祭谢祖先恩德,并祈求祖先保佑,所以气氛是轻松愉悦的,不会有“行人欲断魂”般的哀伤。扫墓祭祖有很多规矩讲究,先拜大众祖公,然后依次拜分房祖公,最后才各家拜自家先人。全村族人,不管是否迁出分居,都一起共同拜祭太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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