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为什么亲西方，而不是亲俄？

乌克兰的向西方靠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以及民族文化与语言等因素影响的结果。以下是针对乌克兰亲西方的原因：

1 历史因素

乌克兰作为古老的东斯拉夫文化的代表，周边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奥斯曼帝国等国家在历史上都对乌克兰施加过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在18至19世纪曾先后侵占过乌克兰的领土，为乌克兰带来了很多痛苦。而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则被视为重要领土之一，大量的资源被调配到其他地区，给乌克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乌克兰人对于俄罗斯，包括其文化、民族和修辞方式的情感，往往非常复杂和矛盾。而在这种情况下，亲向西方就成为了乌克兰民众更加接受的选择，以实现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2 地缘政治因素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是俄罗斯的前沿防线。乌克兰沿边的城镇和腹地因为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而常常处于战争风险之中。而欧洲市场对于乌克兰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乌克兰经济与欧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也使得乌克兰民众更希望能够向西方靠拢。

3 民族文化和语言

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因素同样影响了这个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乌克兰，大部分人是以乌克兰语为母语，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然而，在苏联时期，俄语曾经被推行为官方语言，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级中。然而，在独立后的乌克兰，乌克兰语再次成为了人们更习惯使用的语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都以乌克兰语为主导。这种语言的选择也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民族文化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乌克兰亲西方靠拢主要受到历史、地缘政治以及民族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乌克兰独立后的几十年里，不少人为了实现自由和独立，寻找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更向往与西方世界联合和合作。当然，这个过程也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挑战和压力。无论如何，乌克兰亲西方的趋势已经明显，而对于未来，乌克兰将需要更加协调和平稳的内部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新手学习模板

测试

情爱和爱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切莫混为一谈，虽然都是爱的一种、情的一类。爱情是男女之间爱恋的指称，同性恋也是一种情爱，但我不认为是爱情。情爱是由个体充当不同的社会经济角色而相区别，比如家庭成员之间有夫妻关系，就有夫妻情、性爱；有父母关系，就有父子（女）情、母子（女）情和父爱、母爱、子（女）孝。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应该说是美满婚姻的坚实基础，因为婚姻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文化而独在，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宗教婚姻等等，因此爱情只是情爱的一种。那么，除了爱情以外，情爱怎么归类？情爱在狭义上区别于性爱，广义上区分于“真爱”，也就说它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物质，是意识、思想的一类，但它是存在的一部分。情爱是由个体的社会角色承担的情感，除了自恋，虽然它有社会形成的原因，都是由己及人。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情爱形态。社会角色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个体化，也就是由具体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承担，概莫能外。比如：同窗之情、手足之情、同年之谊、同乡之情、知己之情、战友之情、同事之情、邻里之情、同宗之情等等，要归纳情爱类型，只有区分社会经济关系（包括历史、文化、宗教等）。第一类:地缘关系；第二类：血缘关系；第三类：婚姻关系；第四类：经济关系；…。不说了，我只是提醒注意，不敢自居于以正视听。再说谁会听我讲社会学，谈谈诗论都缺乏知音，哦，知音也是情爱的一种，对某些社会经济文化（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具有共同语言，甚至在意到具有生命和生存的价值，彼此惺惺相惜哟

《朱舜水先生墓》-小野湖山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

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

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

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按照惯例，说到一个地方的历史，就用关于这个地方的一首诗来开头。这首诗出自日本诗人，写的是一个华夏人。出生余姚终老京都的明末大儒朱之瑜，日本人尊称为舜水先生。

明帝国与宋帝国类似，是一个典型的士人国家。除了最早的一批开国元勋，和最晚的一批落草匪寇，正常年代这个国家就连战争都是由书生主导的。而在帝国最后的岁月，儒生大多投笔从戎，包括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人都有举兵抗清的经历。朱之瑜原本就是这诸多书生中的一人。

朱之瑜抗清兵败，与三杰转身投入学术不同，他比黄王顾三人激进一些，我打不过你，我去借兵跟你打。于是他辗转于安南和日本之间，散尽家财招募兵勇意图复国。

正是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让朱之瑜走上了不归路。在抗清事业彻底失败后，他滞留日本。他以家乡余姚的舜水为名，继续在日本讲学，鼓吹华夷之辨。成为第一个亲自在日本传授儒家思想的华人，在日本学界威望一时如日中天，被尊称为舜水先生，创立了对日本后来影响深远的水户学。

心心念念要恢复故国的舜水先生，几乎与黄王顾同时入土。这四个大儒，一生或抗争或流亡，虽从未剃发易服，但始终留不住故国衣冠，一个光荣的时代随他们永远进入了黑暗。而他们的死，并没有终结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做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出自春秋，历来多有论述：《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诸夏 之亡也。” 管仲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诸夏 亲昵，不可弃也。”

日本人原本就与华夏人关系复杂，这种关系在蒙古征服时代官方交流断绝后主要体现在海盗上。 明初，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武士另寻出路，与朝鲜山贼和华夏海盗合流，形成了活跃于中日朝三国海域的倭寇。 倭寇没有组织，很快就被新生的明帝国和李氏朝鲜清剿干净。 嘉靖年间，沿海商人多从事走私贸易，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之下，这些商人入海，招徕海贼，组成了对抗明帝国的势力，由于组织严密，活动猖獗，形成了嘉靖大倭寇，是倭寇对中国侵害最严重的时代。 嘉靖大倭寇随着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的打击和隆庆开关的压力释放，逐渐平息下来。 到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列岛，战国时代结束，为缓解躁动不安的诸侯，日本开始入侵朝鲜半岛，倭寇这一活动达到历史的巅峰。 这三次倭寇入侵，组织一次比一次严密，势力一次比一次强大，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

第一阶段，倭寇袭扰无关痛痒，因为本来就是小打小闹。

第二阶段，倭寇直接侵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荼毒最深，因为这一支倭寇本质上是华夏人组织的反叛政府的举动，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和日本领主交往密切，利用对中国地形和局势的了解而进行有目的性的军事举措。安徽商人王直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之王，而后来福建商人郑芝龙更是长期活跃于日本，并在日本娶妻生子，这个孩子就是日后闪耀明帝国的双子星之一的国姓爷郑成功。

第三阶段，直接上升到国家层次，文禄庆长之役日本进行了举国动员，这一次战争的失败败光了丰臣秀吉的家底，并随着丰臣秀吉的死草草结束，导致丰臣秀吉势力被德川家康取代，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代。随着明帝国灭亡，日本锁国，象征两国利益关系的海盗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日本国的历史比较简单，这要得益于菊花王朝的万世一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列岛远离大陆，确保了文明演化受外界干扰较少。

日本文明在生长过程中受到华夏儒家，印度佛教两大大陆文明体系的深刻影响，但本质上，这片土地文明的根源却是泛灵信仰的神道教。

正是这种信仰奠定了天照大神后裔作为皇室的神圣性，古往今来，日本有力军阀大有人在，甚至以庄园经济催生了武士阶层支撑的列国诸藩，但从来不能僭越称王取代王室，这里面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体制设计。

皇室无姓是日本皇室的一个特征。姓氏来自部落时期，是部落之间用来区分和联姻结盟的工具。姬姓和姜姓的华夏部落联盟，凭借武力和时机占据中原统治地位，并把姓氏文化确立为封建礼仪周礼的一部分。日本吸收了这种文明，但规避了这种体制的缺陷，那就是曲沃代翼小宗战胜大宗的风险。所以日本皇室自始至终都没有姓氏，相反，如果王室中出现了无法继承王位的觊觎者，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赐姓打发出王室，比如平氏源氏等大家族都是来源于此。

我们谈到日本，往往虚构了一个日本师从中国的刻板印象。其实日本更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好学者，他们从半岛学习，从大陆学习，甚至近代从西方学习，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一脉相承的文明特质。文明是人类共有的财产，继承其中的最强者，是一个国家走向成功的捷径。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从石器时代就源源不断从文明程度更高的朝鲜半岛吸收人口和文化，并在半岛建立殖民地加强这种文化交流。在国家初期主动与大陆霸主汉帝国沟通，邪马台依靠成为汉朝属国来建立对周边国家的心理优势，并走上统一列岛的道路建立了倭国。

初步统一日本本岛的飞鸟时代，日本相继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大陆考察，圣德太子开启了大化改新，将国名升级为日本。

发生了黑船事件后，日本全面开放国门学习西方文明，并把自己定位为西方国家。

在这系列学习过程中，日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而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甚至是继承者。

日本国名来自圣德太子给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尽管日本的统治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国王，但却僭越称皇帝，并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朝贡体系。

蒙古对大陆世界的征服，难免被拿来大做文章，华夏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全面征服的史实，而日本却由于远离大陆逃脱了这一次征服浪潮的侥幸，强化了日本人的文化优越心理。

日本历来喜欢用挑战老师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果，在文明早期通过殖民半岛来与三韩部落争夺土地，在唐朝通过结盟高句丽百济来与唐帝国较量，在明朝通过入侵半岛来正面挑战东亚秩序。这些挑战无一例外都归于失败，充分证明要想战胜老师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等他老了，要么另拜名师学艺。白江口海战说明华夏这个老师正当壮年不容挑战，文禄庆长之战说明尽管华夏文明衰微，但你用他那一套还是玩不过，日清甲午海战则表明用另一个老师的方法来打败一个彻底老朽的老师是可行的。

从踏上那艘去中国的小船开始，日本就证明了自己，日本从来不是一个弱国。那个时代，半岛垄断了华夏文明的传播之路，日本人面前只有一望无际喜怒无常的中国海，为了学习为了强大，遣唐使们踏上了生死未卜的海路。

这种勇气铸就了日本的奇迹。并在华夏文明衰落时，给了他们以华夏继承者自居的野心。

与朝鲜人自居小中华的嘴炮不一样，日本人是在实处下功夫。

朝鲜在明帝国被征服后，继续沿用崇祯年号，把去北京朝贡从“朝天”改成了“燕游”，对满洲人满心鄙夷，还时不时对剃发易服的华夏人流露一下同情心。但这并不影响李家被日本痛揍时，继续从大陆搬救兵的套路。

日本就不一样了，宋帝国被蒙古吞并后，日本人就已经把自己升级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就算明帝国宣称恢复了国家并派出使者通知了全世界，日本人还是不当一回事。日本人把明人称作髯虏，什么意思呢，长胡子的强盗，与我们给他们起的外号倭寇-小个子的强盗，可谓相得益彰。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呢，因为汉人的传统是须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身不剃，而日本有髡发剃须的风俗，所以中国人外表与日本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大胡子。而海盗兴起的年代，中国人应该多少也有劫掠的风气，所以髯虏这个外号还是很恰当的。

这个外号给了日本学习蒙古要进入中原的心理优势，于是丰臣秀吉异想天开，觉得统一日本这个功劳确实不小，但是读过儒家经典的人，统一天下才叫极盛武功，这天下啊，最好的土地还是在中原，这么好的世界不能让髯虏们霸占了，让我们的武士去中原建功立业吧。

明帝国用大陆时髦的铁骑回应了他们，告诉他们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呆在岛上过日子。蒙古和满洲之所以能征服中国，并不是他们比日本民族更强悍，只是因为他们同样处于大陆世界，只要抓住了华夏文明衰落的低潮期，就可以轻车熟路，而日本没有这种地理优势。日本之所以能够一直保守从来不被入侵，理由也在这里。并不是华夏已经老了，终于到了日本的时代，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带来的文明臆想。

我们分析过日本为什么没有朝代更替，现在来看看一根筋的日本历史。

与华夏时刻面对挑战者不同，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他们除了自己要做挑战者之外，不会遇到严重的侵略和威胁。

日本列岛自古肯定是没有人的，这和我们历史大讲特讲元谋人山顶洞人不同，日本人脑子很清醒，地里长不出人类来。日本人现在猜想他们的祖先，只有两条路到列岛。一条是通过台湾开始的岛链，一步一步北上日本，一条是从北方大陆，或者由库页岛或者由半岛直接渡海到日本。

南方的一支是南岛民系，现在台湾岛的原住民就是他们的后代。来自北方的有阿尔泰人也有雅利安人。日本这个单一民族国家，显然就有一个多源头混血的时期，与朝鲜类似。

第一阶段：绳文/弥生/古坟三代（文明形成时期）

略过考古发现的石器时代，日本历史最早记载的三代，分别是 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 。绳文对应了没有文字打绳结记事的渔猎时代，弥生出土的陶器对应了定居时代，古坟对应了墓葬盛行的氏族时代。后两期文明一般认为来自大陆移民。

在邪马台王国取得亲魏倭国的称号之后，就开启了统一列岛的进程。这个王国由于与大陆关系密切，有数量客观的华夏移民，作为归化民的华夏人最早与本地部落结盟，取得了贵族地位，用带来的大陆文化帮助当地人建立了国家。

在邪马台王国阶段，日本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文明，包括台湾生番类似的蕃社，有类似东北扶余人的渔猎团体，邪马台逐步整合了这些部族，除虾夷岛和琉球群岛偏远无法整合，这些岛屿被来自库页岛的白人部落和来自台湾岛的南岛人占据。

日本统一之后自称大和国对外称倭国，这是中国的叫法，由于接受了中国文明所以一并接受了这个不太动听的名称。日本人也毫不避讳，毕竟来自南岛人的矮个子摆在那里。

第二阶段：飞鸟/奈良/平安三代（贵族时代）

飞鸟时代 是日本历史浓墨重彩的第一笔，中心人物就是我们从日和漫画熟知的自带槽点的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

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但日本一穷二白，土里土气。

圣德太子觉得这样可不行，必须捣鼓点东西出来。于是派了一个名字叫妹子的汉子，去大陆留学。来到中国的小野妹子，送上了圣德太子倾注毕生心血的国书，可能隋炀帝当时心情不太好，又遇到了圣德太子这么个二愣子，日出处天子，总之，炀帝怒了。

虽然第一次出使中国没啥成果，但圣德太子毕竟是文化人，正是他推行了律令制，律令制模仿中国官制和法律完善了国家制度。

迁都平城京，进入 奈良时代 ，律令制继续深化成大化改新，遣唐使成为定制，日本开始全面引入中国文化。这一时代影响最大的事件是《班田法》，私有制确立，国家开始封建化。

随着学习中国的深入，日本仿造长安城建立了平安京，国家进入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由于班田法的实行，庄园开始兴起，武士阶层形成；军阀崛起，天皇架空，进入关白摄政阶段。国家被天皇与摄政家族，平氏和源氏的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撕裂。

第三阶段：镰仓/室町/战国三代（武士时代）

《平家物语》和《源氏物语》记载的平源两家都出自皇室赐姓，都属于皇室的小宗，后分别形成武士阶层的首领。两家的战争以源氏胜利告终，源氏开创了 镰仓幕府 。

由于经济基础和中国汉末类似，武士时代的政治也与中国的三国时期有很多相似性。招揽武士追逐权力的幕府，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代表朝廷的院政失去号召力。

蒙古前后两次入侵日本，但都被风暴阻止。不过这两次被抵御的入侵对日本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幕府逐渐失去对武士阶层的掌控，社会开始出现拥护皇室的倒幕运动。

倒幕运动的进行，促进了新幕府 室町幕府 的出现，并在倒幕过程中天皇与武士阶层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室町幕府统治的时代有了两个天皇，被室町幕府控制的叫北朝，原来的天皇逃到奈良成立南朝。室町幕府花了半个世纪才取消这一支天皇谱系，保证了日本皇室的传承。

与中国封建时代类似，私有制的兴起导致权力逐渐下放沉淀，最后原有体系无法维持。在中国这引发了春秋战国，而在日本，室町幕府的衰落导致各种下克上的现象，日本根据中国历史称这一时代为 战国时代 ！

战国时代起源于幕府政治的衰落，终结于幕府政治的重建。

一个半世纪的战乱，群雄角逐，最后胜出的是三个有继承关系的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战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百年左右是对幕府统治的消解，这一阶段开始于争夺幕府将军继承权的应仁之乱，终结于大名织田信长与幕府将军的决裂。

第二个阶段半个世纪是重新统一全国的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互相接力，最终统一了日本。

第四阶段：安土桃山/江户时代（日本近代）

织田放逐了末代将军，自己基本统一了日本，于是开始修筑安土城准备建立新幕府中心。但本能寺之变让这位跟曹操类似的枭雄功亏一篑。

继承者丰臣继续推行统一政策，并成功暂时结束了战国，修筑了桃山城。但他错误发动对朝鲜的战争，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进行的准热兵器战争极大损耗了三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投入重兵跟日本死磕，包括辽东的铁骑和浙东的火器，虽然取得战争的胜利，却过度消耗了国防力量，直接导致了日后满洲的崛起。朝鲜半岛遭受三国大军蹂躏民不聊生，整体国力急剧下降。而日本，参战诸侯均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未参战留守后方的德川家康保存了实力，最后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地位，彻底统一日本，迁都江户城，建立了新的幕府，并完全锁闭国门，日本进入了安定的江户时代。

第五阶段：大政奉还和明治维新（日本现代）

从镰仓时代开始，日本就一直是一个幕府统治的国家，这也客观上使皇室远离了政治争夺，保全了皇室的延续性。

江户幕府的统治可以说非常成功，日本社会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但依靠封闭来保持稳定的方法弊端比好处还多。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幡然醒悟，安分了两个世纪的日本人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重新高举倒幕大旗，再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组建新军与幕府军作战，逼迫幕府奉还了窃取的最高权力。

得益于民众支持的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也非常合乎时宜地，把民众帮自己从幕府将军手里夺回的权力，又交还了它真正的主人-国民。

就这样，日本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历史上向来没有实权的天皇，终于连在法律上拥有实权的可能，都没有了。

由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日本挣脱了束缚。资本飞速发展，日本很快成为列强之一。绕了一大圈，日本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文明中心-华夏，却发现原来的华夏早就变成了一群野蛮人。

日本决定尝试一下这一轮学习的成果，于是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接连击败满洲帝国和沙皇俄国两大大陆巨无霸，日本信心膨胀到了极限，终于率先在全世界挑起了二战。

记得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那是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时，南太平洋一只人员齐整的军舰无法接受现实，他们站在甲板上朝日本方向敬礼而后破毁战舰全体沉入大海。这个故事你听了是什么感觉，忠诚的悲歌？意志的胜利？值得倾佩？反正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是一种极端病态的荣誉感！

我很小就在电视里接触过日本人剖腹这种行为，当时胆战心惊地摸摸自己的肚皮，想象着自己切腹，突然感觉一阵恶心。我对自己的意志薄弱感到羞愧，但我现在肯定不会这样想。这种武士道的行为明显不是源自华夏文明，因为华夏的士人在自杀时选择的是自刎和自缢，这是符合士人尊严的行为，正因为他们选择自杀大多是出于士可杀不可辱这一条华夏士人看重的原则。在一个真正的华夏士人看来，君主并不比自己更有道德优越性，他们也不会为忠诚而丧失尊严，因为忠诚是自我的属性，他们成全的只是自我而已。这种道德自我中心的观念很明显没有被日本人接受，他们接受的是另一种信仰，荣誉观念，服从天皇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牺牲，在必要时这种荣誉感必须压倒求生意识，甚至尊严也不是不可抛弃的，切腹就是这种观念的极端表现。这就是日本人让我感到可怕而不是敬畏的原因，他们没有精神主体性。我佩服那种为信仰牺牲的使徒，因为他们信仰的是真理和生命，而日本人信仰的不是我的上帝，他们信仰的是戴王冠的凡人，是天皇背后那种能够摧毁一切所以使人癫狂的非理性力量，这种力量总会走向生命和真理的对立面，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种信仰我只能推测来自日本化的佛教，尽管华夏人也乐于听从佛陀的教诲（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烧香磕头的偶像崇拜者），但华夏人从骨子里就不信佛陀的教义，华夏人信仰道和天，无论这种信仰有多抽象，它指向的终归是实在而非虚无，是肯定而非否定，是生命而非死亡！这一切都是华夏祖先哲学的痕迹，是诸子哲学的源头，尽管诸子中最富玄学色彩的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否认人类对真理的认知能力，但它也没有否认真理的实在！儒家信天，尽管它不语怪力乱神，但却不否认天命的真切！

这是华夏人与印度人最大的区别，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区别，导致华夏士人对佛教的抗拒，这种宗教只是折服了平民，甚至在平民中影响都很有限，因为平民是天然的无神论者和迷信者，这两者都扭曲了佛教的精神。

而一旦明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那种凭借希腊智慧的理性辩护主义教徒很快就赢得了大批士人的信从。这还是因为基督的信仰与华夏文明契合度要远远高于印度文明。我的观点可以从反面得到佐证，那就是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极小。

那什么是佛教的特质呢？佛教为什么会如此深刻影响日本人呢？佛教的基本理念是与华夏文明对立互补的，那就是崇尚无、提倡空、向往涅槃！

我前面说过日本人情感是细腻到可怕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可怕，这种非理性的癫狂情感发展到极致必然会遇见空虚这个概念，正是在这里日本人遇见了佛陀，他们自然而然地被折服了。日本人爱樱花，因为樱花绚烂而易逝，川端康成的日本美学精神就在这里，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师如何把死亡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就在华夏诗人歌唱有花堪折直需折，秉烛夜游，这些由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而转向及时行乐肯定生命的时候，在基督徒向往死后另一个生命世界的时候，日本人沉迷在死亡的炫目之美里！

这种对死亡的向往是我这个华夏人兼基督徒所想不通的，我认同的是复活而不是涅槃，我认同的圣徒受难是为更好的生命。所以我不会认同日本人的荣誉感，在我的道德体系里，无论是责任还是尊严都远远高于荣誉，我的荣誉感是希腊人那种以自我实现为目的所以极其自私的荣誉感，而不是日本人牺牲式的荣誉感，而且这种荣誉感还必须让位于责任和尊严！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荣誉感是责任的对立面，一旦一个人的荣誉感压制了责任感，他就会变得意志强大，同时也失去自我，他把自己当作了臆想出来的绝对意志的一部分，而这为极权铺平了道路，所以日本转化成法西斯帝国是有原因的，这与绝对精神盛行的德国有共通之处。

直到今天，日本依旧没有认罪，依旧不会从道德上觉得自己错了，他们只会承认他们输了。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对亚洲的侵略和对国内民众的摧残有什么不对，这是一件符合荣誉感的事情，他们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天皇的权威，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为了一种亚洲强盛进而使黄种人在地球上有一席之地的梦想，他们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他们依旧在神社里供奉战犯，这些出于荣誉感为日本人牺牲自己的祖先！即使是纪念广岛的死难者，他们依旧只会看到这些人为民族做出了牺牲，而不会看到这些死亡是谁的责任。

日本人倾向于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懦弱，他们认为那些死在他们手下的异国士兵应该得到了自己的荣誉，就像他们自己的士兵一样。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什么是责任，认可弱者就是一种责任，认可对死亡的恐惧是出于对生命的肯定，认可这世上有比所谓的荣誉感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责任，那是无辜者的血泪！他们不相信弱者，就像希特勒一样，他们认为良知是出于卑贱的懦弱。

以上就是我对日本人的看法，它是站在一个华夏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推测，所以并不一定真实，但这是我对日本拒绝认罪的解释。

二战如同一场梦魇，对中国是这样，对日本又何尝不是。日本打着重建黄种人骄傲的旗号，放纵从武士时代带来的杀戮野蛮，本以为自己能成为扩张发散文明的华夏，却变成了世界眼中高度文明的野蛮人。

以“乱”闻名于世的巴尔干

世界历史上，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可谓威名远扬，它不仅是欧洲最敏感的地带，还曾点燃一场世界大战。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这个面积仅55万平方公里的半岛何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能量？那还得从它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说起。

作为东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交汇地，历史积怨深重是巴尔干地区乱的主要根源。数百年来，生活在巴尔干地区的诸多民族历史起源不同，地缘环境也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更是千差万别。这些差别与民族、宗教等矛盾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欧洲列强都对巴尔干垂涎三尺，不断利用内部纷争挑起冲突，巴尔干俨然成为大国利益的角逐场。

中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势力侵入巴尔干地区，这里成为基督教内部斗争的舞台，信奉天主教的西部与信奉东正教的中东部彼此敌对，势不两立。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势力浸入时，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又不断爆发冲突。此后，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各种冲突都直接或间接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

本来，各种民族宗教矛盾交织，时而爆发的冲突已导致巴尔干地区内部动乱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为攫取自身利益纷纷插手地区事务。“博弈”中，大国在巴尔干地区屡次争斗并实施强权统治，给该地区留下诸多民族不和和宗教冲突的祸根。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近一百年里，巴尔干地区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继承丰厚“遗产”的克罗地亚

上世纪90时代以来，小国林立的巴尔干地区仍不太平，尤其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诞生的六个小国之间，互相看不顺眼，彼此关系紧张。从地图上看，独立出来的小国克罗地亚几乎“继承”了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海岸线，只给最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最南部的黑山各留了一小段。

相比塞尔维亚和波黑这两个前南成员，克罗地亚的知名度就低点了。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加盟共和国最后却分到最丰厚的遗产，曾经唯我独尊的“大塞尔维亚”反倒被挤成一个内陆国，旁边的波黑也好不到哪去，要不是强势的克罗地亚“发善心”让给它一小段海岸线，这个“火药库中心”也一样看不到海。

这样的“遗产分配”，历史因素当然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西方大国趁乱拉偏架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克罗地亚几乎霸占了亚得里亚海东岸，那么问题来了，在民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不同的一对邻居，克罗地亚为何大度地让给波黑一段弥足珍贵的海岸线？这还得简单扒一扒两国的历史。

“出身”不明确的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所在地区最早为罗马帝国所征服，帝国一分为二后归属西罗马统治。西罗马帝国被灭后，东哥特人征服这里，此后又被拜占庭帝国征服。公元7世纪前后，斯拉夫人进入该地区，成为现代克罗地亚人的前身。

9世纪时，克罗地亚已基本改信基督教。公元10世纪初的几十年，在第一位国王托米斯拉夫带领下，克罗地亚完成了统一，克罗地亚国达到鼎盛时期。之后的几百年，克罗地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斗争史。为了争夺沿海地带，克罗地亚先是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斗得不可开交，后来又与匈牙利组成克罗地亚—匈牙利王国共同对付威尼斯。

16世纪，匈牙利被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击败，其大部分领土被兼并。而包括克罗地亚大部的剩余部分则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接管，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初拿破仑下令取消神罗称号，此后，哈布斯堡王朝陆续收回原匈牙利王国的大片领土。到1867年，克罗地亚归属新成立的奥匈帝国。

从克罗地亚的历史看，其“归属”西方的时间居多，这也是克罗地亚人从不认为自己同东边的斯拉夫人一样，而是想方设法进入雅利安人的行列，往往以“日耳曼化的克罗地亚人”自居。

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自然逃不掉惩罚，只得服从组织安排与战胜国塞尔维亚共同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作为南斯拉夫王国的前身，这个由协约国攒成的国家的确显得不伦不类。

克罗地亚人就这样捏着鼻子过了二十年，终于等来了机会。二战爆发后，克罗地亚国内本来就蠢蠢欲动的“独立运动”更加活跃。1941年4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独立组织“乌斯塔沙”趁机宣布独立并成立包括波黑大片领土的克罗地亚独立国，随即加入轴心国阵营。

臭名昭著的“乌斯塔沙”

促成克罗地亚独立也就罢了，就在1941到1945短短四年间，乌斯塔沙这个法西斯的傀儡政权却对其它种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乌斯塔沙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纯种”的克罗地亚，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

对此，当时的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异族人必须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的异族人必须被驱逐出境；三分之一的异族人必须被彻底消灭。

就这样，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以及强迫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不断发生，塞尔维亚人同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一样不受法律保护。尤其是对同属南斯拉夫王国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实施了报复手段令人发指。

据统计，近40万塞尔维亚人惨遭杀戮，其中35万人死于号称“巴尔干的奥斯维辛”的雅塞诺瓦茨集中营。等到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抵抗组织南斯拉夫祖国军打来时，克罗地亚人遭到的报复可想而知，这样的冤冤相报也是南斯拉夫种族问题不断恶化的历史原因。

“掩盖”矛盾非长久之策

二战后，作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也奉行斯大林遏制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一度被掩盖下来。但正如前文所说，历史积怨深重，迟早会爆发。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局势日趋紧张，率先闹独立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91年5月，克罗地亚不顾塞族人的坚决抵制举行独立公投，支持克罗地亚独立的一方最终以绝对优势胜出。次月，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很快，克塞两族之间爆发流血冲突，克罗地亚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的当年底，在克罗地亚的塞族地区成立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武装冲突持续到1995年，克罗地亚政府军占领了塞族共和国部分地区，当年底，各方签署了岱顿协定，冲突宣告结束。1998年，所有塞族地区才重归克罗地亚。

历史“简单”的波黑

相比克罗地亚，波黑的历史就“简单“多了，除了在公元14世纪短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王国，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仅为两个地理上的名称。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起，波黑又相继沦为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王国甚至是傀儡国“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属地。

波黑位居欧洲火药库中心地带，历史表明，谁将它吞并都难免落得悲惨下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遗产”的过程中，沉不住气的奥匈帝国宣布把波黑纳入版图，主动背上了这个火药桶，结果竟在那里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利用“优厚政策”逐渐将波黑境内伊斯兰化。铁托领导时期，南斯拉夫正式承认“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斯拉夫穆斯林”为穆斯林族。直到今天，穆族仍是波黑最大的族群，其代表就是波黑独立后的波什尼亚克人。

二战后，波黑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联邦共和国，但采用的仍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边界，与当地实际民族的分布有很大出入。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波黑境内分成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

为体现民族平等，波黑实行独特的政体，“政要”由三人组成的主席团担任，三个主体民族各出一人，任期为四年，四年中每人轮流担任八个月主席团主席。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如此一来，波黑在一年内可能先后出现三位不同的国家元首，他可能是波什尼亚克人，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可能是克罗地亚人。

结束语

回顾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历史后不难发现，这对邻居关系一直倒还不错。一方面，也许是当年两者同属于“克罗地亚独立国”而有着较为亲密的关系与“合作”；另一方面，以穆斯林为主的波黑夹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中间，在双方爆发冲突时往往起到挡箭牌的作用。

历史上，同样有野心的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一直冲突不断，它们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也都没吃掉对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拉拢中间的波黑就成为双方的策略。毕竟，作为巴尔干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具典型的地区，波黑境内的克族和塞族可都是少数民族。

也许因此，克罗地亚虽在巴尔干半岛“霸占”了漫长的海岸线并拥有上千个岛屿，却大度地“让给”波黑一段海岸线。对相对贫穷的波黑来说，虽然这段仅20多公里的海岸线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便，但也算成了沿海国家。

传说二战时期的英国飞行员都比较酷，总是冷冷的互相之间不怎么搭话，就连在饭桌上也相互不打招呼。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飞行员死亡率极高，当战友离开后，这就将成为幸存者在感情上不能承受的重量，因此他们之间刻意保持距离，避免发生感情，已减将来轻生离死别可能带来的悲痛。残酷的现实衍生出了残酷的交友法则。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疏疏落落。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多年的职场生涯中却获得了一个教训，与同事交往不可太亲密，还是保持一点疏远冷落的比较好。曾国藩对他的这种感悟表示高度赞同。曾国藩的家书中，提及与人交往要 疏疏落落。 大概的意思是： 和他人相处，要不远不近，不温不火。

避免识人不明

我们在这个社会一路走来，接触的人多了。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热情，有的人冷漠，有的人孤僻，有的人专注。但是我们总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刚认识就很热情的人往往给你的感觉是有目的的。那些10倍速亲近你的人，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10倍速离开你。

很多时候你刚认识一个人，觉得彼此有聊不完的话题，特别合得来，但是你在以后的接触中，你又会慢慢发现，原来她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三观不合。慢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有句俗话说得好：熬个汤火开大了会沸过了溢出来。我们在建立一段关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就非常热情的关系，通常不容易维持。

从疏落的关系开始，慢慢的通过了解建立关系，不要一开始就火急火燎地奔知己去，要知道关系建立得越快，你们之间的了解就越少，能维系感情的经历和纽带就越少，通常关系的维系成本也越高，很可能一点点问题就产生了误会，慢慢的就疏远了。

避免感情落差

二战飞行员那种心态固然是非常极端的，但是即使在现如今，人事变化，人心变化，人情变化等等，也都是非常稀奇平常的，曾氏兄弟觉得疏漏是人事交往上的一种态度，也可以防止日后形成的感情落差。他不是一种无情，而是，一种谨慎，一种稳重，是一种长远的目标。

人和人建立的关系一般都是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亲缘关系就是指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这种人我们一辈子都会有联络。但是地缘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因为某一段学习的时光，某一段工作的原因，甚至某一次相遇而建立联系，成为朋友，但是这些朋友，一旦因为工作的变迁，环境的改变，自身状况的变化，就会慢慢走散。

如果我们和人走得太近，就会对人有一种情感上的预期。以疏落作为人事交往上的态度，可以避免日后形成感情上的落差，到头来伤人伤己。要知道今日的冷淡，就是为了防止他日的无情

避免被划入某个圈子，殃及池鱼

在办公室这个大染缸更需要避免和人太过亲近。纵观曾国藩一生，确以此为训诫，与各方权势均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想来他在血雨腥风中仍能巍然不倒，与此训诫不无关系。我在职场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个事例。

小芳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这家公司的财务是一位大姐。她是老板的亲戚，平日和小芳走得比较近。可是过了不多久，公司因为某些原因易主。新上任的老板知道那大姐原来的关系，且财务如此重要，新老板就希望把大姐换掉。

无故辞退，本来新老板没有什么理由，但是因为原先有几笔财务账不清不楚，反而情况对大姐很不利。大姐很纠结，于是很多时候就找小芳私下商量，并且要求小芳对她保持口径上的一致。但是这与小芳了解到的情况很不一致，小芳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大姐。

​大姐立马翻脸说小芳，关键时刻竟然不帮他。后来新老板找小芳了解情况，小芳，按照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了老板，但是新老板却一脸怀疑的对小芳说，你和他走这么近，你说的是，全部的情况吗？还有什么吗？等等，后来大姐，终于还是被辞退了，但是小芳的情况却如履薄冰。任何事情都磕磕碰碰，极为不顺。最后的最后，小芳还是以离职告终。

办公室不是交朋友的地方，不要和人走得太近，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同治初年，在权臣肃顺被查处的时候，查获了一堆肃顺和其他官员往来密切的书信，却没有找到一封曾国藩主动写给肃顺的私人书信，从中可见曾国藩在人际交往中将疏疏落落运用得多么的深谋远虑，否则我们也就曾国藩就永远地留在那场浩劫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