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三四两句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请简要回答

《唐才子传》载：“甫字子美，京兆人。审言生闲，闲生甫。贫少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杜甫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即他44岁时开始做官的，十月任河西尉，不久，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五载(756)二月杜甫就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四月赴奉先，携家至白水依舅氏崔顼，六月携家避乱至鄜州羌村，八月闻肃宗即位于灵武，只身赴之，中途为叛军所获，送至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死由长安逃至凤翔行在，他穿着麻鞋和露出两肘的破烂衣服拜见肃宗，不禁涕泪交流，即“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五月十六日，杜甫被授为左拾遗，即“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拾遗，是一个较高的职务，唐代不少重臣都是由这个职务升上去的。在左拾遗任上的这一年多时间，是杜甫一生中政治生活的最高点。在杜甫的仕途上，以官阶而论，左拾遗不是最高的，却是最重要的。他决心忠于职守，匡扶君主，完成中兴大业。但杜甫在任左拾遗没有几天就为谏房琯事件忤肃宗，原因是杜甫认为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轻易地废黜大臣。肃宗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免，但肃宗从此以后便疏远了杜甫。在宦官李辅国和张良娣的挑唆下，肃宗开始排斥玄宗旧臣。从乾元元年(758)春开始，房琯、贾至、严武等相继被贬。乾元元年六月，47岁的杜甫被当作是房琯等人的“同党”，亦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虽然杜甫为官时间不长，但在为官到贬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经历足以让我们了解杜甫一生的思想和心态。

　　杜甫于乾元元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诗人对于自己的忠而被贬心里颇感委屈不平，牢骚满腹乃至愤慨但又勤于政事。一方面，对于疏救房琯一事而遭贬谪，诗人心里特别难受，但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诗人虽被贬谪，但至少还是朝廷官员，至少可以为唐中兴出一份力，所以诗人在牢骚满腹之余又勤于政事。

　　诗人被贬后心情悲愤苍凉。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作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胡夏客曰：“至德二载，公拜左拾遗，即疏救房琯。时琯罢相，犹在朝，故公仍为拾遗。至乾元元年五月，琯贬，六月，公即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矣。”一年前的四月，杜甫冒死西出长安，投奔凤翔就从此门逃窜。途中的凶险不仅令他感到“犹破胆”、“未招魂”，就连“所亲”也“惊老瘦”，真惊讶诗人有幸能“辛苦贼中来”(《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见到肃宗时的激动喜悦几乎令诗人失态，当时杜甫对肃宗及其唐中兴充满信心。然而就在一年后的六月，杜甫又出金光门，此时的他已沦为谪人，离京赴任，与亲故告别。杜甫冒死西奔凤翔肃宗朝廷可见其对唐朝廷的忠心，至今惊魂未定却已遭贬谪，其心中之委屈、愤慨实在难平。诗中的“移官岂至尊”，可看出诗人并没有将自己的贬谪归怨于君主，而是以自己的无能、颓老，即以“无才日衰老”作为被贬的缘由，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贬后自嘲的心态。几多感慨，出语平淡。诗人贬于华州，此时已47岁的他此去应知世事难料。“驻马望千门”，这句诗虽是写诗人弃京离乡，却也写出诗人对故国家山不禁频频回首，从中透露出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有如此处境的人即使再温柔敦厚也难免牢骚满腹。

　　又如《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杜甫在诗中是这样描述贬所环境的：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薄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作于乾元元年(758)诗人任华州司功参军(758)的秋天。这一年天旱苦热、蝎蝇载室、官服太紧、公文堆案，加之贬谪等苦闷，诗人的牢骚便喷薄而出。但牢骚归牢骚，在贬职上杜甫还是认真工作、勤于政事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杜甫具有敦厚儒雅的一面。据《唐书·职官志》载，司功参军掌管“考课、表疏、学校、祭祀”等事务。杜甫认真撰写了初选试题，根据国家的需要，提出了五条策问。如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策问五首》中就提到了赋税、交通、征役、币制等重要问题，从这可以看出杜甫求实有为的政治态度。

　　此外，他还替华州刺史郭某撰写进状，上送朝廷。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贼形式图状》中，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式，提出了彻底消灭安史叛军的策略，表现了关心国事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即使在贬职上，杜甫依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兢兢业业。至于诗人忠而被贬，掀起他心底的愤懑，发之于牢骚亦人之常情。

　　总之，杜甫忠而被贬，心里不免悲愤而苍凉。他牢骚满腹但又勤于政事。在失意贬谪后，他寄情于山水，向往归隐的生活，求仙访道，足以见他洒脱的一面。杜甫是在盛唐的文化大背景下成长的，盛唐的自主意识、豪迈洒脱与个性张扬熏陶感染了他，以致诗人在受到贬谪时心态没有其他时代文人那么深沉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