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中鲁迅想表达怎样的感情？

　　鲁迅抽了一辈子烟。

　　他曾说过自己一天的三件事，“仰卧——抽烟——写文章”( 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其实他终其一生，也是这三件事。只有56岁的生命，吸烟史竟有33年。《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记起，“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云云，是由蔡元培推荐去北京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而1913年6月21日即有买烟的记载，“往润昌公司买毛毡、烟卷等七元八角”，是鲁迅首次探亲回绍兴的时候。不仅抽烟的时间久，抽烟的量也大，“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 1928年6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信)。直到逝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在上海办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还看见鲁迅“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1934年9月29日，鲁迅有一首写给绍兴老乡、《申报·自由谈》编辑张梓生的诗《秋夜偶成》，最后两句“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则几乎是先生一生的缩影：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点起一支烟，思鸣不已。

　　吸烟，甚至，在鲁迅那里，还有着美学的意蕴。我喜欢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野草》的最后一篇是《一觉》，写于“三·一八”惨案才过去22天、因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等檄文被执政者通缉的逃亡中。他看到经过血的洗礼已经粗暴的魂灵就屹立在他的眼前，但他“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在《一觉》的最后一段、也是《野草》的最末一段上，就有着先生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点起一支烟、思鸣不已的形象：“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曲弯的烟在空中篆写着思想与情感的印痕，也篆刻着先生对于青年的想念、赞美与爱。

　　以至鲁迅生前死后，塑造他形象的艺术作品，不少是他手中夹着烟卷，重现着生活的真实。那年去绍兴，鲁迅故里那个大型浮雕上的鲁迅，左手正举着一支香烟，而且如云的烟篆“正在空气中上升”。

　　但是到底还是吸烟损害着身体。周氏兄弟三人，老二周作人83岁，老三周建人96岁，惟独老大周树人(鲁迅)只活了56岁。鲁迅的寿短，当然有多种原因，嗜烟当是原因之一。当病的纠缠频繁而久长的时候，大夫也会将忌酒与戒烟作为治病的条件。比如先生曾于1925年9月初肺病复发，一直

心理学的类型理论中，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内倾型和外倾型性格最为著名。1913年，荣格在慕尼黑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提出了内倾型和外倾型的性格，后来，他又在1921年发表的《心理类型学》一书中充分阐明了这两种性格类型的特点。他在该书中论述了性格的一般态度类型和机能类型。

　

1、一般态度类型。

荣格根据心理能量的指向划分性格类型。个体心理能量的活动倾向于外部环境，就是外倾型的人；心理能量的活动倾向于自己，就是内倾型的人。外倾型的人，重视外界，爱社交、活跃、开朗、自信、勇于进取、兴趣广、易适应环境；内倾型的人重视主观世界、好沉思、善内省、常自我欣赏和陶醉，孤僻、缺乏自信、害羞、冷漠、寡言、较难适应环境的变化。外倾型和内倾型是性格的两大态度类型，也就是个体对特有情境的反应的两种态度或方式。

2、机能类型。

荣格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四种基本机能。感觉告诉你存在着某种东西；思维告诉你它是什么；情感告诉你它是否令人满意；直觉则告诉你它来自何处和向何处去。一般说，直觉在荣格看来是允许人们在缺乏事实材料的情况下进行推断。按照两种态度类型与四种机能的组合，荣格描述了八种性格类型。

1

外倾思维型。

该类型的人，既外倾，但又偏向于思维。其思想特点是一定要以客观资料为依据，以外界信息激发自己的思想过程。情感压抑，缺乏鲜明的个性，甚至表现为冷淡和傲慢等人格特点。

2

内倾思维型。

该类型的人，既内倾，又偏向于思维功能。其除了思考外界信息外，还思考自身的精神世界。情感压抑，冷漠，沉溺于幻想，固执，刚愎和骄傲等人格特点。

3

外倾情感型。

该类型的人，既外倾，又偏向于情感功能。其情感符合于客观情境和一般价值。思维压抑，情感外露，好交际，寻求与外界和谐。

4

内倾情感型。

该类型的人，既内倾，又偏向于情感功能。其感情由内在的主观因素所激发。思维压抑，情感深藏，沉默，力图保持隐蔽状态，易忧郁。

5

外倾感觉型。

该类型的人，既外倾，又偏向于感觉功能。其头脑清醒，积累外部世界的经验，对事物并不过分地追根究底。寻求享乐，追求刺激，情感浅薄，直觉压抑。

6

内倾感觉型。

该类型的人，既内倾，又偏向于感觉功能。他们远离外界，常沉浸在自己的主观感觉世界中。其知觉深受心理状态的影响。艺术性强，直觉压抑。

7

外倾直觉型。

该类型的人，既外倾，又偏向于直觉功能。他们力图从外界中发现各种可能性，并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这种人可以成为新事业的发起人，但不能坚持到底。

8

内倾直觉型。

该类型的人，既内倾，又偏向于直觉功能。他们力图从精神现象中发现各种可能性。不关心外界事物，脱离实际、善幻想，观点新颖，但有点稀奇古怪。

庚戌女控制男人

尧育飞

易代之际的穷愁与“心病”

辛亥是中国近代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对恩光而言，辛亥鼎革，肇始，他依然选择效忠满清。日记中标记年号依然是“宣统四年”、“宣统五年”，始终不肯使用年号。他把党人改元庆祝元旦的活动认为是“儿戏”，认为“不值识者一噱”。他也认真考虑从学部辞职，1912年三月初五日日记云，“动止焦灼，思欲亟日交代告退，免受伪名，犹疑未能即决”。最终恩光离职，生活水准大受影响。1912年八月初九日日记：“贫无聊赖，强忍混时，待死而已。晚食白菜包，穷馋购，浪费三圆，可恨可恨。”曾经家中每月开销将近二百两的恩光，此时因为嘴馋购买白菜包当晚饭，已经觉得是极大浪费，连呼“可恨”。辛亥鼎革对恩光这类满人生活的影响，已经至于如斯地步。

恩光拒绝使用

又如，19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云，“闻眷属疾病，穷愁交迫，运际可叹。借钱，托人为媳孙购药。当此岌岌危殆，连遭盗罄，死期近矣”。他的整个家族贫病交加，与王朝的命运一脉相连。难怪听闻清帝逊位，恩光抢呼长叹，以为“至是待死而已”。此后的日子他自称为“残生”，每年岁末年初他都祈祷大清“中兴”。然而现实的困穷令他感到气馁，他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不死不生，幽囚穷毙而已”。在穷愁中，他典衣物，抄录旧日诗册，回味过去，过去，借过去度日。他迫切想回到那早已回不去的大清。故有时愤懑不已，大骂王公大臣“遁迹夷界，以为护，苟延残喘，置不顾，忝然不以为耻辱，偷生苟活，不知肝肺良心何物！”有时大骂岑春煊等人“猪犬耳，不足齿。……将见若辈自灭，终期于尽”。恩光越发怀念起过去的一切。这位喜欢阅读《品花宝鉴》等的，此后在日记中的落款处常常写着下某月某日于“太学韩文公祠内寄庐”，这种清晰的地点意识，在慨叹世道衰坏之际，或许寄托了他对韩愈“卫道”精神的推崇。

1913年七月，连日懊闷欲绝的恩光听闻钟楼钟声，想起1910年底与李成在广化居住快乐时光，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再度爆发。1913年七月初三日日记写道：“连日颇想少时相契某等，皆物故矣。后虽阅千万人，无与伦比。甚矣，人才之难得也。”他开始朝思暮想一生所遇心爱之人，至于当年七月初七日，“夜间瞢腾。……曩在太学，小庖某健壮精神，前年曾诣住宿公所请安，言话许久，已在某部当役。详审其身势，似拟重喜，不易得也。惜在署中，未曾招致役使，后当再为用也。数夜屡梦相从，亦或有所思想而致之与？姑似某来。尝忆通州监西仓时，斛金斗万，精神充健，丰姿壮伟，气体丰足，身势英特，较比喜寿有过之无不及，洵千百万人无与匹俦。人材之难得，暨遇合交投，殆有前定与？”至此之后数日，恩光心思恍惚，全在想念这位庖厨身上。他自知是“心病”，是“心”。然而，他并不能遏制这种思念。他自知“暮气将至，更思念往日双鱼，尤似追恨不已。”他时而想要弥补年轻时的缺憾，时而又觉得这是造。如七月初九日日记云：“动辄仍想小庖不已，何情之深耶！抑将辞世，或因追忆已往之事。”这种炽热的情感灼烧着恩光，令他时而觉得这是一段情，时而怀疑这是生命回光返照之际追忆的幻影。恰恰在这一天，他在街上和小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日记中不免又怅恨不已。

这段同性之爱的“障”既然无法，恩光索性大胆思念。于是七月初十日日记是，“展转不能熟睡，蒙胧迷梦，极想小庖，仿如在左右，而精神健壮，霭然婉顺，大有过人之势，而膊掔壮劲可握，更非他人可及于万一，惟时事未便，姑暂忍待”。此后数天他外出访寻小庖厨，然而均未果。七月十三日日记云：“夜间，猛想壮庖，极热，强眠。”随后恩光一面自己寻找，一面委托他为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七月十四日晚间，恩光在瓮城偶然遇见小庖厨。日记写道：“行至瓮城，猛见，数年来无时或释，极有前因，心怀刻。某遇于道，呼语之，甚亲近熟驯，询其年岁，属戊子，少余三轮……订期会晤，结此数年以来梦想心驰、情义相得之知己。……惟愿早日相聚，依倚如腹心手足，三生之缘幸也。”

这位小庖厨年方27岁，与恩光相差36岁。但在灼热的情感面前，恩光早把他们的相遇定为命定的缘分。在他们相遇那天早上，恩光曾经抄录一首诗，里头有“猛来一夜”四个字，而小庖厨的名字恰是李猛。这种文字上的谶纬意味，加深了恩光的宿命意识。他将这一切归为，默默祈祷早日团圆相聚，共结三生之缘。他不断希望两人“终身亲切，永远相依，福缘共之”，认为如果真能如此，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恩光日记中思念至极的文字

重新结缘令恩光欢畅无比，然而回到现实，他却只能“极想谋生之道”。于是他加快所承包工程的进度，他希望“天默佑，成全此事，得到酬金，以谋生理，以救贫困，生世感颂，永远不忘。……即日相聚共处，生幸祷切。”（1913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希望尽快结束贫困状态，和庖厨李猛早日团聚，生死相依。

恩光的日记重新回到他和李成恋爱的状态。他在日记中不称呼李猛，也很少言“猛”，而是称李猛为“心”、“心第（弟）”、“同心”。他们相会的时候，欣喜非常；他们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从七月初十四日相遇，到七月二十二日李猛预备还乡，两人情感日密。不见才两天，恩光就觉得分别似有半月。短暂的离别中，恩光寂寞时，“想心第此刻作何排遣，代觉寂寞”。他寂寞，便代李猛也觉得寂寞。他在羊肉胡同小饭铺吃锅贴，便“极想心第同桌饮食”（七月二十四日）。这等痴情，非热恋中人不能办到，恩光重又陷入“少年维特的烦恼”里。在李猛回乡的日子，恩光每晚都是“念心”、“想心第”、“极想同心不已”。此时的恩光到处举债，“生计毫无，囊空如洗”，时常想要速死，李猛恰如一颗救星，令想不止，使他仍觉得生活还有盼头。许多时候，他“匆匆又苟挨一日，觉活在斯世甚无味”，夜晚却仍“念心”。他白天在肉铺“赊脂油二斤及肉八千三百”，晚上对着孤灯，异常焦迫时，仍然“念心”。李猛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成为辛亥鼎革之后他苦海生涯里的救命良药。

1913年十二月初四日生日那天，李猛突然造访，令恩光喜出望外，日记再度表达，“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此后，恩光依旧夜以继日地思念李猛。在每一个晚上，他都在日记中写下“念心”（“念”）二字，从七月相遇起，150多天没有间断。现存恩光日记只记到1913年除夕，我们对他对李猛的思念的了解，也至此为止。我们无从知晓恩光与李猛此后的情感走向，然从恩光此时的经济条件与生活状况来看，这一对乱世儿女的感情此后恐怕仍是凶多吉少。然而，假定恩光1914年仍然在写日记，那么，可以推测，“念心”等字眼断然不会在1914年元旦即告消失。

恩光的生日与钟楼的声点

我们已经见识了恩光的情感世界，见识了恩光对于整个世界无穷无尽的抱怨。或许我们已经在厌恶这样一位情感充沛却又黯伤的老人。然而这位老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家人不曾细味，他的情人不曾触摸，他只能日记中自言自语，细诉自己的孤独与无奈。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余羁旅孑身，愁黯无聊，家无可家，业无可业，投无所投，止无所止，穷困艰辛，无人过问，尤须努力挣持，藉少薪金以奉阖家坐食之供用。”一片哀叹，令人三复叹息。

恩光是一个注重过生日的人。当他和李成感情甜蜜时，日记中郑重记下李成的生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记“成诞（丁亥）”，那时他和李成情好日密，且未被家人识破。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恩光经过诸多努力，总算和李成住在一起，这天的日记写道：“九钟起。缘诞，食煮白肉，行礼。……缘侍早睡，极倦。”尽管十分疲倦，但对李成的生日，念不忘，笔之日记。等到他们情感淡薄，恢复主仆关系之后，1912、1913年的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中再无 李成生日的记载。

生日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节点，在日记中书与不书，是恩光对于人情好恶微妙的透露。他对李成的生日如此书写，对自己生日的言说也就更能见出他对人情和世味的体会。

十二月初四日是恩光的生日，1909年这一天的日记写道：“诞辰。时年五十又九矣，虚度浮生，毫无建树，风尘奔走，曷胜叹哉。……小窗，晴明自赏。”行年近六旬的恩光感叹一生风尘仆仆，毫无建树，茕茕孑立，风景也只能自赏。这天的日记照见的是孤独的恩光，是回首一生颇有遗憾的老人。1910年所记则是，“贱降，六十岁。……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匆匆花甲，值此运步，惟太息而已。二鼓又识。”这一天，恩光原本计划早睡，日记也早早写完，无奈寒夜早眠而睡不着，乃在二鼓又起来，听钟楼声响，望窗外明月与寒，孤独中不禁执笔再书日记。

至于1911年的生日当天，日记中连生日这个词汇也不再提起：“九钟起。午前，自作饭食。老史来，还水报等费，自筹谁怜，命苦可知。晚，复自作蒸食及饼饵菜蔬，胡嚼一阵，无味甚矣。烦闷，早睡。”短短五十个字的日记中，恩光使用了三个“自”，孤独感溢于言表。“自作”的饭菜，吃起来无味；等费用尚需自己筹措，他的命运着实可怜。生日当天的孤独感吞噬了恩光，令他倍觉烦闷，故而又是早睡。

1912年这天的日记仍是旧模样，“十钟起。劳役一切，日逐琐屑。午间晴窗净案，写唐段成式《牡丹》诗、唐杨巨源、杨凝《唐昌观花》诗。天气晴明，已觉回暖，实苍生之福。余花甲历周。是日贼降。匆匆半世，奔波已老，饥寒渐至，无以为生活计，虽想终老牖下，恐不可得，天乎！何生于斯世，国破家落，拯拔皆无，障罪愆，何时耶？午餐，阖家尚食面，亦幸。闲坐小室，煮茗焚香。家蓄梅花含苞将放，置之几案，向日晒照，老干绿条，横斜掩映，颇有画意。向坐静观，殊觉心清，暂释穷迫之苦，强为一时之宽。晚，赴茶肆闲荡。归，《脉诀》，聱牙难记，此亦出不得已也。夜深，展衾，偎抱热石，随转卷曲”。

恩光六十岁生日的感触

这一天算是恩光这些年度过较为顺心的生日。日记展示日常的琐碎生活，也揭示这一天由于天气晴明，恩过书写古人诗句，暂时舒缓心情。他在回首一生时，仍免不了穷迫饥寒的叹息，对于老年生活，不敢抱过多期待。由于辛亥鼎革，他将个人命运的遭际的原因部分转移到时代上，“国破家落”，国与家一体皆不如意，恩光将这一切视作，惟一的希望是早日。然而，中午全家人一块吃面庆祝生日，令他稍感慰藉。于是下午的焚香煮茗，就不再是枯坐，而是“闲坐”。家中的梅花也一变而具有诗情画意。生日当天的下午茶，暂时释放了恩光的穷愁，以致于他在晚间少有地奔赴茶肆。然而夜间《脉诀》及夜深方睡等事，似乎表明后半天的闲适只是一种短暂的。一天之中，恩光心绪几经变化，从琐屑劳作，到家国穷愁之叹，在稍感慰藉之后，再度走向闲适，而终归于夜深睡觉“随转卷曲”。一日之中，情绪几度跌宕流转，再度展示了恩光丰富的情绪与的神经。

1913年生日当天日记则是，“初四日，贱降之期。十一钟起。劳役一切。午前后分，力疾强录字四页。早晚，媳备大锅馄饨二餐，甚难能也。正拟邮致信函，于午刻忽闻猛来，即时相晤，少叙阔别，相话三时。因出城有事，便着于詹大有处兼毫笔，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甘苦供之，忻慰，喜出望外也。初鼓，念念念，自是苦诣至诚，效果如响。夜，抱石卧”。这天生日，恩光仍颇为劳累，然而儿媳两餐为他准备馄饨，心情为之少舒。尤其午后，他的老情人“猛”的到访，互诉衷肠，令他喜出望外。当日日记记载“念念念”，足见心情之激动，而恩光确乎也将这份情人的慰藉视作精诚祷所致。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钟声成为恩光的“记忆之钥”

人们在论述晚清男女角色时，常常想起女性的艰辛与不易。然而，高压的氛围下，许多男性也并不。对于人生的劳碌，许多男性 都曾发出嗟叹。道光二十九年（1849），疲于教馆生涯的王韬（1828-1897），在新年之一天便发出感慨：“噫！人生不幸作男子，跋涉险阻，蒙犯霜露，何在蔑然？予不禁为之感慨。”王韬已经从性别角度对人生的艰辛发出无奈的感喟，他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是女儿身，但他确乎在抱怨男性责任之重。对恩光而言，在必须肩负的角色之外，还须为自己特殊的情感旨趣承受沉重的包袱。

对艰辛备尝的恩光而言，一些的事物由此成为他怀恋旧时光、片刻安宁的触发点，钟楼的声音便是恩光屡屡回味的声响。1910年十二月初四日，恩光生日，这一天他和李成居住在京师广化（彼时学部图书馆书于此），过六十岁生日。那天明月如钩，远处钟楼的钟点敲打着他的心。他在日记中写下：“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那年冬天，他和李成度过许多这样的夜晚。写下这些话的恩光，彼时肯定不会想到此后他会经常想起这个月色如钩的夜晚。1912年十一月初九日晚上，又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饥寒交迫的恩光躺在床上，望着明月，想起去岁生日的那些钟声。日记写道：“连日初鼓闻厚载门外钟声，铮铮在耳，恍如前年庚戌东，假榻后河广化僧寮，携成童避嚣。时谬充总办，就近差次。去岁迁太学工程后，未常听也。今忽闻此钟声，直如身在僧舍。五更初醒，枕上犹带余音，瞥眼流阴，恍然如昨，若梦初觉也。今昔不能无感，回忆不禁泣下。”这一夜，恩光仿钱塘江畔听潮的鲁智深，光阴流逝令他唏嘘，而刹那之间，去年与今年却在钟声中无缝衔接。钟声依旧，点点敲击，如门悟，使人惊觉人事早非，恩光只有流泪。

在恩光穷愁落魄之际，午夜的钟声不断敲开他记忆的闸门。透过这道记忆的闸门，孤独的恩光一次次回到1910年的冬天，那时候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李成同居在广化。他们曾短暂的安宁与欢聚。这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黄金般的日子，值得一次次怀念。1912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夜，闻钟楼声送，直是前岁携成童侨居广化僧舍。回想黯然”。随着他的处境愈发窘迫，钟声敲开他记忆闸门的次数越发增多。不仅在冬日，也不仅在有月亮的晚上，似乎只要钟声在夜晚响起，他的思绪就飞向1910年冬天的广化。

1913年五月的一天，他又“夜间不寐，尝闻钟声，恍若辛亥际携成僮居广化僧舍，耳边只尺间也。每当触忆，不胜感叹，转瞬变迁，一至如此。”1913年七月初三日，“初鼓，闻钟楼声点，直送耳际，宛如前岁携成僮寓广化僧寮时也。曷胜感慨。”即便在1913年秋天，他重新和李猛建立感情，在深夜闻见钟声，也仍然回想起那些夜晚。1913年八月二十三日，“回家冷寂，追忆庚戌、辛亥二年间，携成僮等在在署充总办时，恍如昨日，实若霄壤，不无今昔之念。”现实越糟糕，往日之时光就越发令恩光怀念。在钟声的敲击下，恩光一次次回到过往，一遍遍咀嚼灿烂的旧时光。

恩光的生日和钟楼的钟声是《恩光日记》中多次再现的事物，也是记忆之门不断打开的时间之钥。生日是每年一度时间之神的提醒，这种固定的时间设置提醒每一位过生日的人想起以往的生日。而即便他自己不再记得，人们也可以通过叠加他生日那天的遭遇，探测他生命的变化。至于钟楼的声点，则因为偶然的嵌入，成为恩光生命里黄金般岁月的标志物。在恩光不断的追忆中，钟楼的声点成为他进入岁月的孔道，藉此，他得以暂时乱糟糟的当下，而穿梭到那令他心安的所在。无论是生日，还是钟楼的声点，都是时间的指征。这似乎表明，通过时间的指征物，去日记 的情感寄托，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日记的情感深度

在讨论日记包罗万象的材料时，人们普遍注意到日记作为私人材料的重要性，然而 其中情感素材的运用，却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王泛森对明清日谱著述的考虑，提醒人们注意理学家生活践履与思想变化的痕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就是一系列修身日记。抛却理学家的面纱，而将这些日记视作情感表达的载体，对讨论日记能否言情、如何言情、所言何情等问题，可能有新的认识。可惜，在严格要求记录“内在心灵的全部活动”的修身日记中，一些隐秘的情感仍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而在一般的日记中，许多日记 甚至杜绝在日记中发表感性的话语。然而，不管日记 如何隐真实的自我情感，它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史华罗在分析明清时期人的心理表现时认为，“个人对部分或全部形象的苦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价值阶梯自我坚持, 另一个是对被描述主体的情感态度。”（《重构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史华罗教授访谈录》）前者似乎对应修身日记，而后者在许多日记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流露。于是，日记 的情感深度，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研究设想。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

日记自身充满壁垒，趣味和情感并不自动呈现。从阅读《恩光日记》的经历来看，每一部日记的阅读或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翻开一部日记似乎打开一个“盲盒”，在未完整阅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盒子里装了什么。诚然，一些日记已有前人写过提要或导言，然而日记的丰富性使得每一部日记的提要或导言所能提供 远远不够。它们仅仅提示日记时间的起止、重要的等信息，只能令人对日记有模糊的感觉。要真正理解一部日记，必须认真翻阅这一部日记，更好不放过它的每一个字眼。

当你认真翻阅完一部日记时，或许已经进入日记阅读的第二个阶段：对日记所载的人、事、物有初步的了解，从而对这部日记和 的整体思考。然而这些看得见的材料往往是一些客观的流水账，尽管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但或许只是冰山水面的那一部分。如果想要日记中隐秘的部分，尤其挖掘其中深层的东西，势必要进入日记情感世界的挖掘。如果日记提供诸多情感的词语和表达，譬如《恩光日记》所示，那么这种情感世界的进入是较为的。令人感到困难的是那些平静如水的日记，是那些 努力克制情绪表达的日记。太多的清代和近代日记的 都在日记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控制情感的完美角色，偶尔的情感爆发，很快就被一种中庸的思绪抹平，取而代之是一位各方面看起来都属正常的反省。喜怒哀乐偶获一现，即被他们消解，日记复归于平静。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在每时每刻不断变化，而许多日记竟能对此视若无睹，或是有意消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日记对于人之常情的有意抵触，并不记载，或是适可而止，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是 对日记有着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他可以决定日记记什么，或者不记载什么。然而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中恐怕不能止步于此。对日记所载时间长河里的人、事、物，固然要投入诸多 ，但记起日记作为人生备忘录的功能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日记不仅备份了 的人生与思考，它同时也备份了 的喜怒哀乐。换言之，日记不仅“排日记事”，它同样“排日记情”。

阅读日记有必要进入第三阶段，即应当进入日记的情感世界。若非如此，日记仍旧只是人事的铺陈，是冰冷的史料，而非呈现它作为一种私密而体己写作的产物。重新建立日记研究的情感维度是必须的，它有助于日记记载的时代里的个体的生命世界。这当然不是一件的事情。正如史华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前言”开篇转引列斐伏尔（L Febvre）所言：“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实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对日记研究而言，重建日记所载时代的情感生活不仅极具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确立每一部日记的独特性。

将日记视作材料的惯常，容易使日记均质化为材料库，由此，材料价值的高低决定日记价值的高低。无论军国大事，还是个体生活，由于研究者处理材料主题的相似性，那些材料价值处于低阶位的日记，显而易见地被抛弃。如果回归情感维度观照日记，则每一部日记都是独特的，都烛照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世界。在此，无论、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材料，都不是为一个特定的研究、经济研究或研究的目的而服务，这些材料回归它们本身，是日记 或其他主人公生活世界的基础，承载他们的情感与思维。回归个体生命与情感的维度对待日记，则日记所映照的个体方是鲜活的，而一部部日记也不至因其史料价值的高低而被划归三六九等。惟其如此，日记才能部分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即它首先是属于个人的，既是个体生活事务的备忘录，同样也是个体情感的“存储器”。

借用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的宣告：“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是灵的历史。”不妨大胆预言，日记研究，即便它并非“文学的”，也应当致力于研究人的灵，研究人的情感，研究日常生活文字冰山下或缓慢或急速波动的情感流。那斑斓而多彩的、一方方深不可测的情感世界，多么令人着迷！

（本文系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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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是印度作家泰戈尔创作的诗集。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不少人以为“吉檀迦利”是奉献之意，其实是献诗之意）泰戈尔向神敬献的歌是“生命之歌”，他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泰戈尔凭借该作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郁达夫(1896～1945)，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生。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衰贫。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1913年即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同时创作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3年又完成第2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震惊了国内文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先后在安庆政法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课。1926年3月，同郭沫若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时郁达夫的思想比较激进。1927年 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广州政府的窳败。3月,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由于《广州事情》一文的发表，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不同意见，复因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所产生的纠纷，郁达夫于1927年 8月脱离创造社。同年秋，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工作。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慑下,同年4月他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着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1936年 2月，就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又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1936年冬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学，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侵华之非计；并专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末，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及家庭发生变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并任《华侨周报》主编，在海外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侨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军逼近新加坡后，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后又辗转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在该地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军胁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约达7、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在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沉沦》、《茫茫夜》、《茑萝行》以及《采石矶》等小说问世后，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创作虽然充满感伤情调和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当时被认为有"颓废派"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他在思想上、创作上受到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响，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1923到1927年间,他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小说。但在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仍然在1927年写了《过去》、《迷羊》等刻画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32年发表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小说反映了从"五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31年日军在上海发动淞沪战争期间，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三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遭遇，并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同年末又发表了在思想上艺术上最具有他晚期创作特色的小说《迟桂花》。以后，除在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出奔》外，他主要以写作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如《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闲适的笔调寄托自己感时忧国的心情。和小说一样，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魅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其中《毁家诗纪》、《离乱杂诗》曾被海内外文坛传诵。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1928年起，郁达夫曾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全集》包括《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线集》，加上《忏余集》共 8卷。还有《日记九种》、《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达夫自选集》、《达夫所译短篇集》、《徒然草》（所译日本兼好法师的随笔集之片断）、《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及《闲书》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长兄郁华(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为日伪杀害)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1981年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他在国内外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过的《郁达夫诗词抄》。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2卷。在日本,则出版了有关郁达夫的资料性专著《郁达夫集》（上、下）等。 故都的秋表达的情感如下： 读罢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文章里那种浓浓的秋意深深地吸引着我，那里的秋雨，那里的秋蝉，那里的秋果，那里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富有韵味，令人遐想无限。 “文章将自然界的‘客观色彩’——故都的秋色，与作家内心的‘主观色彩’——个人的心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全文紧扣‘清’、‘静’、‘悲凉’落笔，选材上着实精巧，作者不写鲜艳的香山红叶，也不写游人如织的颐和园，而是选择淡蓝的牵牛花、无声的槐树落蕊、衰弱的秋蝉的残声和悠长的秋雨，构成了一幅壮丽而落寞的风景画。 说它“美丽”，是因为这篇散文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北平的秋，其意境清静、幽远，令人感觉不到秋的萧萧与落寞，只是觉得北平的秋有花、有树、有秋雨、有秋蝉，还有秋天的果实。是那么的平常，可又那么充满生活气息，更可贵的是作者用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遐思无限。真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飞到北平，飞进秋天。 说它“落寞”，是因为文章给读者看到的是冷清的秋色，听到的是寂寞的秋声。而这冷清的秋色和寂寞的秋声则浓缩到“清”、“静”、“悲凉”上。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槐花的落蕊中。像花又不像花的落蕊是北国之秋的“点缀”。早晨起来，脚踏上铺得满地的落蕊，声音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而那曾经美丽的落蕊被扫街的扫后，空留下一条条让人心寒的“丝纹”。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衰弱的秋蝉中。房前、屋后、草丝、树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秋蝉，长一阵、短一阵。阵阵流响；高一声、低一声，声声惹愁。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秋果中。屋角、茅房边上、灶房门口，一株株枣子树，用小椭圆的细叶，捧着一颗颗孤独的枣儿等着西北风吹红。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凄凉的秋风秋雨中。“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雨便息列索落地下起来；一阵雨过，乌云卷走，太阳又露出了脸。雨后村头树底，都市闲人缓慢悠闲地话凉。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中外比较中。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读本里又有欧阳子的“秋声”与苏学士的“赤壁”。“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你若去一翻英法德意等到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Anthology来，总能看到许多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这样比较的结论是“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只是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地深，尤其在北方，更能“感受得到底”。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南北比较中。南方要上郊外或山上才能见得到秋蝉“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南方的雨下得太多太溢太平常，北方的秋雨下得比南方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南方的秋只有一点点的“清凉”，“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让人“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而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南方的秋也有特异的地方，譬如“廿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丸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若与北国的秋比起来，就正像“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显然只有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 总的来说，《故都的秋》通篇无一“愁”字，话到唇边不言愁，但处处潜着“愁”的落寞。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作者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多个角度将北平的秋展现得似乎真实但又充满梦幻色彩，似乎很近但又很远。表达了作者对平静、清幽、充满鸟语花香的生活的向往。读者从这里，感受了真正的郁达夫，真正的北国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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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学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域的是〔〕

单项选择题

A

弗洛伊德

B

布卢姆

C

皮亚杰

D

杜威

反馈

解析

解答

:答案B

本杰明·布卢姆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他把教学目标分类分为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大类,为教学目标的设计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布卢姆认为,实施"掌握学习"办须把握3个变量,一是先决认知行为,指学习者在学习新的知识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二是先决情感特点,指学习者参与学习的动机和态度三是教学质量,指学校和教师学生的学习和学习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直接控制因素这3个变量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掌握学习"的效果

1、喜欢。

2、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3、表现作者对元宵节的恋恋不舍的喜爱之情。

原文选段：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

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

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此文出自现代·老舍《北京的春节》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北京的春节》是现代作家老舍195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中描绘了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表现了春节的隆重与热闹，展现了中国节日习俗的温馨美好，同时对比新旧社会的春节，突出了新社会移风易俗、春节过得欢乐而健康，表达了作者对新中国、新社会的赞美。

全文充满北京味儿的朴实语言，陈述朴素自然，不事雕琢，流畅通达，又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此文写于解放后的1951年1月，发表在当年的《新观察》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作者刚从美国回来就写了《我热爱新北京》，从下水道、清洁、灯和水三方面谈了北京的变化。差不多同时他写了《北京的春节》这一篇文章，描写了北京人过春节的风俗和热闹气氛，同时表达了对新中国、新社会的赞美。

首先从腊八写到除夕，介绍年前繁忙热闹的景象，重点是腊八、过小年和除夕。文章一开头主要介绍腊八，写得详尽细致，有声有色。如腊八粥里放了些什么原料，腊八蒜的颜色和味道。接着，写年前的北京，街市的变化。

“街上加多了货摊子一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过小年是一个记叙重点。“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

一个生动的比喻，把人们对小年的重视描绘得活灵活现。除夕是年前的一个高潮，人人穿新衣、贴门联、挂年画、灯火通明、爆竹声声、吃团圆饭、祭祖、守岁，真是红火热烈，充满喜庆气氛。

第二部分从年初一写到正月十九春节结束，其中重点是元宵节。这部分把元宵节与除夕元旦作对比，再具体介绍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广场上放花盒，燃火判；满街是赏灯的人流；家里也张灯结彩，还吃汤圆，等等。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1899年出生于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原名“小羊圈”）一个贫民家庭。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保卫皇城的一名护军，1900年在与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

母亲马氏出身农家，不识字，丈夫死后靠给人缝洗、做杂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老舍1913年人北京市立三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转入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1922年在南开学校任中学部国文教员。

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文讲师。1925年完成处女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连载于《小说月报》，署名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