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
鸿雁”是书信的代称,有时亦代指邮递员。何以“鸿雁” 代称书信和邮递员呢?溯其源,有着这样一个故事:西汉时期,汉朝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政权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要他们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最初,单于派人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俸禄和高官,苏武严词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事正值严冬,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入一个露天的大地窖,断绝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每天忍饥耐寒,“渴饮雪,饥吞毡”,顽强的地活了下来。
单于见软硬兼施都无法劝说苏武投降,也无计可施,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牧羊,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这实际上是要让苏武永远流放在北海,永无归期。
苏武来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边。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是逃不掉的。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群羊。苏武每天拿着那根使节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它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19年之久。十几年来,当初下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世了,就是在苏武的国家汉武帝也死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继任皇位。
后来,汉朝使者到了匈奴地区,终于得知苏武依然健在,便要求单于放了他,并扬言说,汉朝的天子在上林苑中射到一只大雁,雁的脚上系着帛书,帛书中清楚地写着苏武在北方的沼泽之中。单于只好把苏武等九人送还。这就是“鸿雁传书”的故事。
关于鸿雁传书,还有另一个版本: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一日,王宝钏正在挖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鸣叫,遂请求代为传书给自己的丈夫。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笔墨,王宝钏情急之下,从罗裙上撕下一块布,咬破指尖,用鲜血写下一封思念书信,倾诉对爱情的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
前者是对国家的忠心,后者是对爱情的忠贞,这两则典故的流传,让“鸿雁”成为古代通信的使者,也让这两个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短一点的: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侯,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烽火通信
远在周代我国就有了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烽火作为一种原始的声光通信手段,服务于古代军事战争。从边境到国都以及边防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内储柴草,当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马上派兵相助,抵抗敌人。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
竹简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也使用竹简作为文字的载体。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刻写或书写文字。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桌几上。
相传在汉武帝时,文人东方朔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用了3000多片竹简,派了两个大力士才抬进宫,所以竹简使用起来非常麻烦,而且时间长了会受虫蛀、腐烂,不能长时间保存。
旗报、牌报、揭帖旗报源于我国古代的“露布”,通常由专人扛着,骑在马上,奔驰传送,供沿途军民阅览,鼓舞士气。牌报则是写在木牌上的新闻传播工具,而揭帖则是类似传单的一些印刷品,可供四处散发。
报房起于清代,主要集中在北京。早在清代初期,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多为低层文吏,以刊刻抄邸报为自己的副业,到清代中、晚期演变成私营报纸。
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古时候。人们修筑高高的烽火台。当发现敌人入侵时,便立即点燃烽火台上的柴草,利用冒火的烽烟,来传递敌情信息,召集军队前来援助。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骑马传送信息的方法,在全国各地设置很多驿站,有专门的人接力传递信件,这样,可以骑着马把信息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再以后,人们又发明了用旗语、灯光传递信息的方法。
早在公元968年,中国便发明了一种叫"竹信"(Thumtsein)的东西,它被认为是今天电话的雏形。欧洲对于远距离传送声音的研究,却始于17世纪。1796年,休斯提出了用话筒接力传送语音信息的办法。虽然这种方法不太切合实际,但他赐给这种通信方式的一个名字--Telephone(电话),却一直延用至今。
有人说,电话是一支唱了100多年的歌。它至今依然是声音缭绕,响彻寰宇。100多年来,电话作为传递人类话音的基本功能虽无多大变化,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却经历了"磁石-共电-自动"的发展过程。
1753年2月17日,《苏格兰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署名CM的书信。在这封信中,作者提出了用电流进行通信的大胆设想。他建议:把一组金属线从一个地点延伸到另一个地点,每根金属线与一个字母相对应。在一端发报时,便根据报文内容将一条条金属线与静电机相连接,使它们依次通过电流。电流通过金属线上的小球便将挂在它下面的写有不同字母或数字的小纸片吸了起来,从而起到远距离传递信息的作用。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
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另外还有钟鼓、烟火、鸽子、旗语、狼烟等方式传递信息
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褒姒一笑葬西周的故事
褒大美人那难得一露的笑容,大概如天上的美丽云朵地下的百花盛放,反正非常艳丽迷人,迷得姬宫涅头晕眼花的,只是那快乐太短暂了。对于她的这个问题,姬宫涅很头大,当时又没有什么游戏机之类新玩意儿可以做道具,只好发出重赏,说谁能诱发褒大美人一笑,赏以千金(成语一笑千金的来历)。奸臣虢石父献出一条叫“烽火戏诸侯”的奇计,让姬宫涅同褒大美人并驾游参观骊山,燃起逢火,擂鼓报警,诸侯一队队兵马闻警来救,等到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才发现原来平安无事,大王和王后正在楼上做阅兵游戏,只好退兵回去。褒大美人看见一队队军士,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往N次,她不知是姬宫涅的安排,不知所为何事,忍不住启唇而笑,这一笑,美得天花乱坠,姬宫涅大喜,“烽火戏诸侯”也从此成为典故。姬宫涅正准备试验多几次,却不知道他已经惹下麻烦,以后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他已经失信于诸侯,这些诸侯也是一地的大王,他们窝了一大肚子气:这个大王太不像话了,和王后两口子找乐子也不应该找我们,我们容易吗?天天忙碌得要死,哼!下回不做傻瓜了。
王后的老爸申侯看着女儿和外孙无端失宠很生气,就勾结了外族入侵,公元前771年,犬戎兵至,姬宫涅再燃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他们再也不上当了。可是,这一次是真的,结果,姬宫涅被杀、褒姒被掳(一说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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