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小说下载

　　楼主，我刚好下的有，可以发给你。你只要中文版的是吧？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

　　《洛丽塔》为中文版，txt，译林出版社，于晓丹翻译

　　《Lolita》为英文版，word文档

　　作者简介

　　纳博科夫被世界文学评论界定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体大师。这位1917年革命时流亡欧洲的俄裔贵族子弟，曾靠教英文，教打网球为生，同时写俄文小说，30年代末到了美国，在各名牌大学轮番教文学，暑假时到各地扑蝴蝶，做成标本放进实验室。除了研究蝴蝶翅膀斑点的嗜好，他还翻译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用直译法，注解多于翻译加原著的分量。为了生存，他改用英文写小说，以康奈尔教书经验写的小说《微暗的火》，一位教授一边研究着一位风格隐晦的作家，一边在学院文人堆里勾心斗角。小说大注解套小注解，冷幽默，也够艰深。就是这样一位高度优雅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兼翻译家的纳博科夫，写了他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和未成年的少女洛丽塔之间的一段“感情”，由此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作品简介

　　在读者、书评家、小说界中，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无疑是一部备受争议的小说。1954年，《洛丽塔》完稿后，先后遭到四家美国出版社的拒绝。1955年9月，《洛丽塔》终于在巴黎得到奥林匹亚出版社认可，并获得出版。在宽容的法国出版后，屡屡被批评是一部非道德的小说，

　　故事梗概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这段肉麻的情话是中年教授亨伯特的内心自白。1947年，亨伯特来到美国，任教于比利亚斯大学。他准备利用暑假的空闲时间写成一部教科书，于是他来到兰之蒂镇的寡妇夏洛特·黑兹太太家寄居，在那里他遇上了让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女孩：洛丽塔。亨伯特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了她，在太阳沐浴的一块草垫上，半裸着，跪着，以膝盖为轴转过身，蜂蜜样的肩膀和绸子一样柔嫩的脊背让人目眩神迷。

　　那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妖精迷住了他。她在他的身旁晃来晃去，令他无法专心写作，而她的母亲也对他一见钟情。黑兹太太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女儿对她亨伯特太太这个位置的威胁，在他们去滴漏湖度假的时候，黑兹太太还是以商量的口吻下达了命令：让洛丽塔去夏令营。然后她给亨伯特写了一封情书，向他求婚。虽然他爱的是黑兹太太的女儿，但他还是和黑兹太太结了婚。和黑兹太太结婚之后，洛丽塔成了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但他在日记里写下的那些对洛丽塔的情感剖白还是纸藏不住火，被他的现任太太发现之后引发了一场家庭内部的剧烈争吵。夏洛特一怒之下冲出家去，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撞上汽车一命呜呼。

　　亨伯特和洛丽塔终于走到了一起。他开车去夏令营，将洛丽塔母亲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他是兴高采烈地去的，尽管他感到一点内疚。他把洛丽塔接走，先骗她说她的母亲病了，住进了医院。在路上，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在大堂，洛丽塔遇上了一个秃顶像脏猪一样的老头儿，还有他的狗。晚上，当亨伯特将洛丽塔送上床，给她吃了安眠药，自己出去走到旅馆门外白色的台阶上，这时，那个秃顶的老头儿再次向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亨伯特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完成了违禁书籍请删除，而且他知道了，他甚至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然后他们驱车往家赶。亨伯特越来越感到不安，觉得坐在旁边的洛丽塔像个索命的小冤魂。她要求在一个加油站停一停，她下了车，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当她重新上车时，要求亨伯特给她零钱，她要往医院给妈妈打电话。亨伯特让她先上车，然后向她吐露了实情，“你妈妈死了。”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了遍游美国的旅行。在各种类型的住宿地中，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实用汽车旅馆”———干净、整洁、安全隐蔽，是睡觉、吵架、和好、贪婪而违法私通的理想场所。虽然是旅行，但实际上他们一无所览，他们这漫长的旅行只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来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般的国度。最后，这段旅行走到了尽头，亨伯特决定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就读。

　　一切似乎都很让亨伯特满意。但有一点是致命的，亨伯特无法容忍洛丽塔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当洛丽塔要求出演学校的话剧《幽暗的丽人》时，他断然拒绝。但在洛丽塔用美低俗作品请删除诱之后，他还是妥协了，虽然他心里很不痛快。亨伯特觉得她正在从他的掌握中逃脱出去，他只能用她每星期的零用钱来买她的欢心，但她对他越来越冷淡，彼此之间并无真正的快乐可言，亨伯特沉溺于性爱游戏，洛丽塔逐渐厌倦了这种不道德的生活。他们开始不停地争吵。洛丽塔把从亨伯特这里要来的钱攒了起来，亨伯特觉察到了，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让他永远也见不到洛丽塔的阴谋，这让他火冒三丈。一次，争吵之后，洛丽塔夺路而逃，在大雨中跑了出去。找到洛丽塔后，他们决定到外去散散心，西行去各地转转，这也许对于改善他们现在这种冷战的状况有好处。

　　在路上，亨伯特发现背后有人跟踪，一辆“阿兹特克红色敞篷车”老是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它们之间的间距似乎雷打不动。当亨伯特在一个小镇下车买低俗作品请删除的时候，他在商店里看到这辆车的车主下车和洛丽塔攀谈。但当他赶过去时，这个黑衣人已踪迹不见，他问洛丽塔：“那人说什么？”洛丽塔说：“他问我要张地图，肯定是迷路了。”亨伯特觉得不妙，立即掉转车头，往回开。

　　洛丽塔生病了，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不过是流行性感冒，没什么大碍，但要住院观察一天，补充水分，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当亨伯特打电话给医院时，医院医护人员告诉他，有个人把她给接走了，自称是她的叔叔，还带着一条狗，看上去很和善。亨伯特大吃一惊，他马上想到这些天来一直跟踪他们的人，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他赶到医院，和医护人员大吵了一架，但于事无补。他踏破铁鞋，一直找，找了几个月，依旧不死心。

　　3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了洛丽塔从远方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已结婚怀孕，急需用钱：“请给我们寄张支票来吧，爸爸。有三四百，或再少些我们就能对付得过去。”他读信时拼命抗拒着它在他身心中引起的剧痛，他踏上了那条路，独自一人按照信上写的地址驱车前去。他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到女儿的新家，慰问他们，给他们钱，然后洛丽塔告诉了他真相，那个将洛丽塔从他身边拐走的人正是那个秃顶像脏猪一样的老头儿，他的名字叫奎迪，是个编剧，有时还做点广告。他是洛丽塔唯一真正爱过的男人。他把她骗走，为他拍一些色情照，洛丽塔不肯，于是她就给赶了出来。

　　虽然亨伯特仍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此时的洛丽塔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妖艳的小仙女了，亨伯特从他的口袋里拔出了自动手枪，准备将一腔仇恨都发泄到那个拆散了他们的人身上。他找到了这个让他憎恨一辈子的男人，把子弹射进他的身体，就像这是一只该死的老鼠。他没有一丝怜悯，没有一点犹豫，他只知道，他要干掉这个男人，为自己也为这段要命的恋情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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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默到喧哗

作 者：王虹艳

从沉默到喧哗——当代女性散文流变

当代女性散文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喧哗的过程。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期是女性散文的沉默期，但是新时期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出现了多种声音的合唱——新潮散文、老生代，新生代，小女人等等，这使女性散文一时间众声喧哗，从而也进入到了女性散文创作的高峰期。

禁声

建国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散文总体上来说依然有所成就。建国初期，延安散文的模式被继承了下来，通讯、特写成为主要的文体形式，其内容多是表现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的传统，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文体，散文往往更容易被现实中的各种政策方针所左右，这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印证。1956年双百方针之后，散文领域出现了一次创作的小高潮。1960年，在“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开始调整文艺方针，这直接带来了1961、1962年的散文的创作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一些老作家冰心、巴金等，还有著名的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他们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成熟。另外邓拓、吴南星等人的杂文也很有名。

但是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难与“五四”相比，尽管就表述空间上来说它更加开阔，更有社会意识。但是以盲目认同取代客观判断，以功利观念取代审美观念，以单纯的“诗化”取代多重性的审美维度，以纵向的继承取代横向借鉴，所有这些都使散文领域呈现出某种单一化的创作趋向。而在散文结构上，杨朔的三段式，秦牧的串珠式，刘白羽的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图景的交错式等等，都形成了某种固定化的模式，从而不仅使他们本人受到限制，也使后来的中国散文写作被误导多年。而更加可怕的是散文赖以生存的个性情感也被搁置，个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变得不可言说。杨朔曾在《〈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一文中说，他之所以回避个人情感是担心一写感情就把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流露出来了，而这势必会使自己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多数作家只能回避自我。个人情感的公共化与政治化成为整个十七年的话语倾向。

十七年的女性散文除了一些老作家冰心、陈学昭、丁玲外，也有一些从革命烽火中走出的年轻作家，像菡子、茹志娟、草明等。但是这一时期，她们并没有像“五四”或者三、四十年代那样形成某种引人注目的群体创作现象。老作家们并没有超越以往的成就，新作家又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和时代的主旋律一样，女作家们也沉浸在“颂歌”的集体礼赞中。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最大限度地合而为一，个人记忆也与时代历史的记忆吻合。她们摒弃了内心世界的幽暗，任何与个人私欲相关的话题都成为她们自觉排斥的对象。属于公共的显意识对个我潜意识形成某种压制力，长久以来的外在“凝视”逐渐演化成一种自我凝视、自我规诫。很显然，散文如果离开了向内的观照，那么它也就离开了赖以存在的支撑力，而仅仅成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摹写。十七年的女性散文是三、四十年代革命散文发展的一种极致，如果说那一时期，在革命叙事与个人话语之间依然有矛盾和抵触的话，那么这在十七年间已经不存在了。她们的生活开始被社会的广阔图景填充，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无性别差异的所谓平等中，女性陶醉在红色的幸福中，她开始相信她能够完全融入到父权秩序中，从而忘记自己的性别。

就创作来说，这一时期冰心、陈学昭、丁玲都有新作。冰心的散文依然坚持美与真，但是很显然这与时代主题格格不入，因而冰心在多数时间里的沉默倒是比她的言说更有意味。陈学昭在这一时期写的多为杂文，作为三十年代末期就投奔延安的作家，建国后陈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一些革命人物、革命岁月的回忆，另外还有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当时的文学主潮一样，她更关注的是社会想象而不是个体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菡子的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同为颂歌作品，但是菡子的视角更加细腻、生活化，因而与当时的多数作品相比也更加具有真情实感。

反思与悼念（新时期初期）

“五四”时期，周作人便已有断言：“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钮的时代”，1而文革十年却恰好相反。如果说“五四”时期是一个王纲解钮的时代，那么文革就是一个无限上纲上线的时代，除了某种复制化的文艺产品诸如样板戏或者将个人淹没在群体中的大型歌舞外，它不可能容纳任何个性化的创造。当日常生活与个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难以启齿，散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

文革后的散文界，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重视写真实、说真话。文革十年的“神圣”谎言已经被揭穿，但是人们心里的谎话，甚至于在无意识中对自己说的谎话却没有消失。正因为如此，巴金这样的作家才显得弥足珍贵。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老一代散文家开始将中国散文引领回“五四”散文的传统，巴金本人更是带着一种自我涅盘式的决绝态度来重新塑造新生的自己。在一场谬世中不幸死去的亲友是幸存者的愧疚和疼痛，即使是那些不相关的人和事也同样昭示着他本人的某种缺失。他发现在一场大的灾难中，他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每一种风潮漂移，不害人已经成为最高的伦理要求，更不要说正义感或者人道精神了。这一时期的散文与个体的情感、历史批判精神相结合，回忆悼念散文作为伤痕文学的一种特定形式大量出现。这种忆悼性的散文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幸存者的忏悔和无奈的心理取向——在一场生者对死者的追忆中让离去的灵魂安息，让不安的灵魂平息，让肮脏和污浊的记忆被清洗，让真正属于生命的东西被礼赞，这是忆悼散文的灵魂。

这一时期的女性散文也同样涉及到了写真实与忆悼主题。经历了由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红旗；由皇帝---军阀---太君---委员长到主席的漫长的世纪历史的冰心，在新时期依然笔耕不辍。对于老年冰心来说，她的爱不是体现在早期的歌颂与赞美，而是她的呼告和吁请。社会责任感与批判意识成为冰心老年时期散文的精魂。《我请求》、《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谈孟子与民主》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这时候经典的“冰心体”已经被杂文风格取代。但是在后来的《我梦中的小翠鸟》、《我的家在哪里》这样的散文中，那个“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冰心依然如故。半个多世纪不息的爱与美最后锤炼成某种圣境，老年的冰心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她的行文没有斧凿痕迹，她从年轻时起就信仰的爱使她的灵魂始终年轻。

“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2是文革后许多散文家的写作心态，经历了浩劫的陈学昭也不例外。《天涯归客》写于文革之中，是为了向女儿和党交上自己的完整的档案。对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散文家而言，以散文来表现社会的诸种不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写作心理的定势，但是文革强烈地冲击了这种心理。散文写作不可能真正碰触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心理，而一旦失去了这种真实性，散文也就失去了她存在的根基，因而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只能是在地下生存，《天涯归客》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陈学昭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生活历程，包括她的恋爱和婚姻。文革时期揪斗她的人说：“今后要另立档案”，“今后一个人的历史是可以创造的”。（陈学昭：《我怎样想写<天涯归客>和<浮沉杂忆>》）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真实的档案，陈学昭开始了《天涯归客》的创作。这是一个人为自己立的档案，一个自己为自己写档案的人。和巴金的《随想录》一样，《天》也是一本说真话的书。而且它的写作是在文革当中，而不是以后。尽管她并没有直接批判那场浩劫，但是陈的写作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反驳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支撑起生命的意义空间，并将一个被迫害的灵魂引领向真理与信仰的光辉之中。但是与这种价值同样鲜明的是，中国作家的适可而止，中庸平和的美学追求。陈在自传中也写了很多个人的感情生活，她的爱与悔恨，愧疚与苦痛，但是大多是一代而过。而且基于写作年代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训，她不愿意去谴责别人，因为考虑到人是可以改造的，无权给人过早下结论，而且恶人做恶事，是个人的品德问题，与***是无关的，她担心会引起读者的误会而没有进行彻底的揭露。政治上的信仰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而当她只是以一种单一的目光看世界时，她便失去了通向多维深度空间的可能性了。另一方面，为了怕牵累人，她也不敢过多去表扬一个人，所以，很多叙述只能是浅尝辄止，难以深入。所以《天》尽管是一本讲真话、充满了无畏精神的作品，但是还是留下了许多的遗憾，也许它本可以像《忏悔录》那样，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心灵世界，进入到自我灵魂的深处，展现出人类命运的共同之处，但可惜的是陈学昭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

新时期初期，很多女性散文依然受到十七年诗化散文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精致的诗意与克制，赞美文革后的中国城乡的大变化，对党的政策的讴歌，对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好人好事、真善美的捕捉，注重抒情叙事结合、兼有议论，也和十七年的散文一样，缺乏冲击力与批判意识。这样的文章往往注重开头的悬念，起承转合，展现出的自我是一个充满童心、没有邪念的人，但缺乏洞察力，是一种心志没有受到污染、也同样没有发展健全的人格。

女性散文真正的改变是从张洁开始的。1979年底，张洁的《拣麦穗》发表，它成为中国当代散文向内转的开始。它强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坛很多年以来的政治化、公共化的创作倾向。在二十多年的新中国文学史上，张洁首先告诉人们：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被清清楚楚地归类，都具有阶级性或者社会性。相反，她揭示出了人类情感的某种未名状态。《拣麦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拣麦穗而哀叹少女憧憬美好的爱情到幻想破灭的宿命，这是在为女性群体的命运画像。第二部分则是由拣麦穗写到与卖灶糖老人之间的真挚的感情，这里更多的是为一个穷苦的老人画像，连接这两部分线索的表面看是拣麦穗，但就其内在而言则是同情与悲闵，是爱与美的颂歌。这些对于当时的散文乃至整个文学来说都是一种启蒙式的情感审美教育。

走向多元（八十年代中期至今）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先锋阶段，文学形式与思想理念的瞬息万变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冲击下，散文的园地也始终静悄悄。散文的苏醒更多地是在纵的意义上回归“五四”传统，但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大规模的西化过程中，散文找不到自己的可兹借鉴的外来理论——西方并不存在像中国散文那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因而也不可能提供给中国散文家一套时髦而现代的话语经验。散文只能继续维持着它几千年不变的审美风格——在传统的儒道释文化护佑下的悠悠不醒的大寐。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散文已经寿终正寝了——“散文正走向灭亡，散文本来就是多余的文体”3。散文文体的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作为最多地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体，它是否会像很多民族艺术形式一样从此走向末路了呢？这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的置疑。

但是时代往往有它极为反讽的一面，刚刚被人怀疑的散文却在九十年代初期突然一下子走红，它成为市场上的畅销文体，寂寞了很久的散文文苑迎来了了游客患满的春天。九十年代成为一个“泛散文”的时代，散文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文体形式，正如蒋子龙所说：

“……文坛上掀起一股散文化倾向，诗歌散文化，小说散文化，电视散文，**散文，摄影散文……文学大散特散，无文不散，不散不文。因之，散文就变成了一种并不时髦却普及率极高、从未大红大紫却又最具大众人缘儿的一种文体。”4

那么，突然的“散文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还是散文自身发展的结果。八十年代初，《文艺报》便提出了“复兴散文”的主张。散文领域的研究与批评工作也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不仅体现在对于散文本体论上的一些界定，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延安时代一直到五、六十年代，散文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模式化的创作形式进行了批判，一些已经成为普遍认知的散文理论被颠覆，其中包括：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秦牧的“串珠论”、杨朔的“诗化论”、柯灵的“轻骑兵论”。尽管这些理论在提出时都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逐渐经典化、教科书化，却为散文的总体发展带来了隐患，而消解这种理论在散文领域便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这为散文创作的繁盛与多元化提供了大的语境，也是“散文热”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被还原回本来面目的散文成为注重自我、形式自由、情感真挚、思想深厚的文体，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

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驳杂的时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阅读是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先锋派们沉重的诗性意识与颠覆性，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承诺后，变得苍白可笑，最终走入绝地——一个大众文化勃兴的时代从本质上拒绝先锋，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先锋。当诗歌与小说纷纷沉寂时，更具有包容性与休闲性的散文浮现出来。它的灵活性顺应了经济时代的变通性，它的真诚朴素更给人以亲切感，更重要的是它追求生活层面的真实性。毫无疑问，在影视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凭借文学艺术来经历某种虚构时空的想象。文学的优势不是它的虚构性，而是它切入人类心灵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就是对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关注。而散文正是契合了后者，它成为展现文学平常心态的代表性文体。曾经挥舞着拯救大旗的自上而下的启蒙者们最终被抛弃，而精神医生般愿意和读者交流、谈心的散文家们却赢得信任。说到底，在一个拒绝童话与传奇的文化氛围中，任何英雄主义式的虚构与乔装都会被指责。作家已经失去了他的文化塑造者的身份，他的经济地位以及他自身的文化状况，都决定了他难以被信服。生活审美化的“为艺术”梦想已经失控，这个时代是审美生活化的时代——散文的走红证明了再没有任何虚构能够与生活本身的虚构性相匹敌。文学进入到了不景气的时代，但是文学性在经过了符号化的过程之后，再次进入到公众生活中，成为某种消费品。而散文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最接近艺术的流行文化消费品。

在散文回归内心、回归自我时，女性散文家们也同样开始了面向自我灵魂的书写。这一时期女性散文的代际现象较为明显，老生代如冰心、杨绛等的作品更加炉火纯青。尤其是杨绛的创作更是显出深厚的艺术修养。

杨绛的散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西方文化素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她的散文既有丰盈的文气，淡定的气质，同时也有较广博的学识，能够在平和中见锋芒，不动声色中见惊心动魄。在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散文界，杨绛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多篇作品都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中的经典。

杨绛的一系列反思文革的散文，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深度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干校六记》是其中的代表。杨绛以面临大乱而不乱的心态，记录了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是通过还原文革期间的日常生活来来切入特殊环境下的人的生存状态，然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大隐喻”却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是什么使生活的日常性被剥夺？什么使人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变成奢望、不被理解？杨绛的记人散文不虚美，不夸饰，很有史笔风范，尤其是回忆父亲与姑姑的散文更是见功力。《回忆我的姑姑》《回忆我的父亲》是杨绛非常有代表性的记人散文。前者写三姑母杨荫榆惨死时，来不及准备像样的棺材，“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寥寥几笔便可见人物的灵魂。另外杨绛在描述暴力的时候也秉持一贯的淡定冷静，《回忆我的姑母》便因为其中的诗化的暴力，被称为“是中国散文史上极为罕见地表现了‘残酷之美’的杰作。”5杨绛后来的关于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迫害的描写也都是以一种冷静的、简洁的、诗性化的笔调来展开的。《回忆我的父亲》是对父亲一生的概括，也是我与父亲一生情意的回顾。大约有三万多字，可算是长篇散文，但是杨绛的节奏把握非常到位，整篇散文读起来没有任何冗长之感。父亲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父亲对于民主政治的主张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思，他认为推翻一个政府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尽管，最终父亲没有写成自己的著作《诗骚体韵》，但是在子女心中，他还是一个留下了辉煌巨著的大学问家。杨绛以堂吉诃德来比拟父亲：“《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说的话：‘我不是堂吉可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经代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虽然著作没有出版是遗憾，但是我想象中父亲会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短短几句话便形象地概括了父亲的人生。

在叙述方式上，杨绛的散文并不刻意追求思想性，整个文章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叙述流程，中国的传统的白描手法经常被采用，因而她的散文形式简单，讲究回味，存真意，去伪饰，自然天成。含蓄雅致、隐忍通达，不表现心灵内在的斗争，只有想通了后的顺达平和，高度审美化的入世态度，这些都是杨绛散文非常重要的气质，即使是表达对于社会现实的否定，杨绛的笔触也往往较为含蓄，与体制话语不会有正面冲突，是一种迂回的叙述。她的散文呈现出的是一个东方智者的形象——冷静、达观、睿智、唯美。因而杨绛的散文内敛，有一种融骚动于平静、化暴力于诗性的审美智性。

《隐身衣》是杨绛具有哲理意味的散文随笔，她期望能够有一件可以使自己隐身的衣服，“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能够让自己在隐蔽处凝望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智慧’”6与应世哲学，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积攒下来的生存智慧。也正因为如此，杨绛的代表作《干校六记》中缺失了最有价值的《运动记愧》，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小引》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是钱钟书也认为惭愧到底不是什么值得赞许的感觉，“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即使意识到了惭愧忏悔是文革后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人格操守，但是最后还是乐得身心愉快。这大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的养生之道，这也使中国散文缺少面对痛苦的勇气，没有寻求拯救之途的承担意识。杨绛的散文同样回避灵魂深处的苦痛，炼狱般的受难过程也被省略。当然她也不会对于文革中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沉默”进行忏悔，呈现在文本中的只是一个灵魂在凤凰涅盘之后的新生的面貌，那些不动声色的坚忍，沉默是金般的含蓄，一味的含蓄到底，没有爆发的时刻。即使杨绛的散文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但是她依然不能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之处，这不能不说是杨绛散文艺术本身的缺失。

中生代的散文家大约是在四、五十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特征比较复杂。出生较早的宗璞以及后来的苏叶等，她们的散文更具有传统文化审美的气质，注重优美、中和、雅致等审美取向。而出生较晚的唐敏、舒婷的散文中则多了一种诗性的光芒，注重对心灵意象的捕捉，强调语言文字的质感，感受也非常细腻，这与她们的诗人出身很有关系。斯妤、叶梦、赵玫的散文则更加深入地进入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都曾经呼吁过散文创作的变革，她们的很多文章都具有文体实验的特征，对于传统散文的写法有很大冲击。荒诞、潜意识、象征手法等等，这些都是散文以前很少见到的质素，而在她们的散文中，这些创作手法已经较好地融入到文本实践中。匡文立、筱敏、张洁、张抗抗、王英琦、韩小惠等作家的散文更注重理性精神与深度意识。她们关注现实现状，探究女性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她们的散文是女性散文中更具有力度与深度的一种。具体而言，宗璞的“燕园系列”、叶梦的《羞女山》以及“创造系列”、斯妤的“心灵系列”、苏叶的秦淮旧事、张洁由早期的“大雁系列”的审美开始转向审丑，笔力变得硬朗坦率，王英琦的文化反思系列《大师的弱点》、《守望灵魂》、《求道者的悲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等等、张抗抗的散文《牡丹的拒绝》、《仰不愧于天》、匡文立的《历史与女人》、筱敏的“女神系列”等文章都是女性散文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在《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新生代”散文首次以一种群体姿态出现，成为让人难以忽视的创作现象。新生代散文作家大约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其中女性作家则占有很大比例，她们成为中国散文创作的重要的新生力量。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年轻人中十分受欢迎的曹明华，她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以及后来的《一个现代女性的独白》等等，是新生代散文与校园散文的最早的融合。在整个散文领域的萧条的状态下，《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自1986年出版后，总销售量达到了130万册。这是新时期后散文的第一次轰动，也是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热潮的先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看看曹明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八十年代早期，当人们还沉浸在回忆伤痕与反思历史的时候，曹明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在”的叙述。十七年的“革命叙事”，文革后的“伤痕叙事”，在这里都被“个人叙事”取代。“个体”作为一种日常情境下而不是特殊使命下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出来，理想与主义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游历。尽管过于鲜明的时代感与特定群体的代表性，使曹明华的散文成于八十年代也亡于八十年代，但是对于整个散文界来说，毫无疑问，曹明华已经提示了一条重要的创作信息，那就是应该让散文回到真正与个体经验相关的叙事空间中。时代的轰鸣声无论多么响亮，个人的声音也决不能被淹没，因为它是散文的精魂。

新生代的作家既有力图突破以往散文模式的“新散文”作家，也有一些都市休闲散文的写作者。这是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女性散文领域的两种创作潮流。

散文在冯秋子、胡晓梦、杜丽、黑孩、素素（东北）等一些新生代的作家这里，开始了更大意义上的变革。她们强调散文的艺术性与文化意义，同时追求散文的深度意识与批判精神。相比较于斯妤、叶梦等人的创作来看，新生代的“新散文”更加贴近生活，也更通俗易懂，但是在精神层面，她们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表现个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以往散文常见的主客体之间的那种和谐与适意关系被打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传统、两种生命形式的接近于断裂般的差异。对于老生代散文家来说，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五四”文学的影响更多，在文学信仰上更多地是鲁迅、周作人的延续。而传统文化，无论是传统的叙事方式还是精神气质对他们的影响也都是巨大的。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会通，以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巨变，在老生代作家那里，人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到东方文化的生命观、人格精神与智慧理念。但是对于新生代的散文作家则不同，散文在他们那里不是一种达观或者超脱的文体形式，相反他们在这种文体中寻找的还是个人的救赎与反思。比如同样是写文革创伤，“新散文”作家们写的是成长过程中的创伤性记忆，文革话题在新生代那里是一种思想的场景和驱动，而不是事件，它与个人心理情结和生命体验相关，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时代的伤痕或反思。尽管新生代无论是文化底蕴、文笔功力上与老生代相比都只能望其项背，但是他们并不想在老生代的创作思路上延续而是另辟蹊径，这条路又恰好弥补了他们文化学养上的不足，从而张扬了这一代人特有的生命活力与艺术想象力。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女性散文家以及创作流派的出现，再加上已有的老生代、中生代的女性散文家，女性散文真正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是不断的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开始与市场的快餐文化妥协。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老生代散文续接着汉语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凡此种种，女性散文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风貌，而这也正是女性精神空间的多维性的体现。以斯妤、叶梦、赵玫为代表人物的“新潮散文”，以冰心、杨绛、韦君宜等为代表人物的老生代散文，以张洁、张抗抗、王英琦、韩小惠等中生代作家为主的智慧散文，沿袭散文传统抒情风格的作家苏叶、宗璞等，以黄爱东西、黄茵、素素（上海）为代表的“晚报体”、“专栏体”都市散文，徐坤、王绯、荒林、戴锦华为代表的“学者散文”，陈染、冯秋子、张立勤、胡晓梦、黑孩、元元 于晓丹 桑桑 程黧眉为代表的“新生代”的“新散文”，以及七十年代以安妮宝贝等为代表的网络散文，这些共同形成了女性散文领域的不同代际共存、不同风格并立的发展状况。

余莹在纽约采访的于晓丹，就是翻译《洛丽塔》的于晓丹，她现在美国纽约做内衣设计师。于晓丹写过小说，做过翻译，出版过译著纳博科夫的 《洛丽塔》、《菲雅尔塔的春天》，以及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著有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以及专栏文章集《内秀》。

那时，在于晓丹翻译事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时，她开始放弃其所擅长的东西，改学另一门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内衣设计，此前，她并没有任何绘画 天赋，或许这在许多人眼中近乎疯狂。可是她做到了，她来到纽约，从空白开始，真的就神奇般地成了一名内衣设计师，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她完 成了自己梦想的飞跃，将即客精神演绎到极致。

《温暖·和谐·创新——评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创作》

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获得了长足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为：散文已从文学后台跃上前台，而原来占据主角的诗歌、小说等文类已风光不再。其中，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可谓挥刀跃马、势不可挡，而其信奉和追随者众，大有应者云集之致。对此，学界多有探讨，其成果也颇为丰富。

经过散文的“退消”，我们可以更冷静、理性地思考散文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为可喜的是，尽管大文化散文的洪水已过，但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留下了它的痕迹与影响，具体而言主要表现有二。

第一，“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散文的解放也势在必然。虽然不能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文化散文包括“大文化散文”；但整体而言，政治的、社会的观照是主要的，散文的格局也相对狭小，因为边缘化地理解散文、将散文作为余事书写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然而，经过九十年代大文化散文的洗礼，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文化”的内涵，也慢慢走出了散文“写景—抒情—哲思”的模式，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军事的、民俗的题材渐渐成为作家更加关注和重点审视的对象，其文化的含量与意蕴渐渐得以彰显。在表现方式上，作家们往往多注重“大”，一是“大中见小”，二是“小中见大”，从而使作品变得更为开阔、大气。如冯骥才的《水墨文字》，它虽不是一篇大文化散文，但一看题目就会感到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水墨画与文学的相互观照，也是艺术人生的真切感悟。作者用八个段落构筑作品，从而有连绵开阔、挥洒自如之致。又如刘烨园的《枢纽的细节》写的是澳大利亚教育，这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文化散文，但核心却集中在有无“文化”的教育上，即是否注意培育学生的自尊、自爱、自立、自主、自由和美感，澳洲有，而我们国家则应该向它学习。更重要的是，作者用“课本”和“年鉴”来写，并从“细节切入”，从而有“管窥蠡测”和“文心雕龙”之功。就如同一场春风过后，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渐次开放和成长一样，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哪怕不是大文化散文)都或多或少受“大文化散文”之赐，至少在观念形态和审美趣味上可如是观。

第二，一些大文化散文得以承续和发展，并由此出现了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众所周知，一场暴风骤雨过后，它也许对大地的渗透并不深入；但那轰隆隆的雷声与呼啸的狂风不可能让人无动于衷，而从天而降的雨水亦会汇成河流。余秋雨掀起的“大文化散文”风潮也是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一面是快速降温后的余热，一面是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而后者则是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也就是说，虽然余秋雨及其多数模仿者在新世纪纷纷退场，但“大文化散文”的写作仍被一些追随者继续着，经过十年的努力还将之发扬光大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充闾、孙郁、韩小蕙、徐刚、范曾、李国文、梁衡、雷达、李存葆、素素、何向阳、朱鸿、张清华、祝勇、唐韵等。以王充闾为例，他以自己的博学多识、矢志不移、勤勉刻苦不断超越自我，当然也不断超越他人，进行“大文化散文”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驯心》和《用破一生心》两文，这是作者用思想和心灵拨响的“大文化散文”之歌，它透出现代意识的光芒，又不被材料和成见束缚，更突显了自我的体悟与思索，可谓“大文化散文”风起以来难得的佳作。孙郁的《小人物与大哲学》主要是写张中行的，它既不失知识的梳理与文化的厚重，更充满人生智慧和知音之感。韩小蕙写季羡林、张中行、吴冠中等的散文都是知、情、理、趣、智、美的结合，这是大文化散文的另一表现形态。在祝勇的大文化散文中，我最喜爱的是《木质的京都》，这是超越了观念形态和公共话语写作，而进入了一个精神、心灵、感觉甚至梦幻的境界，如作者这样写道：“作为身体上与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器物，木屐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生活。它及时地传达着大地的旨意，不会以虚假的谎言将行者引入歧途。木屐本身就具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一个人若站得久了，那木屐会生出根须，并最终把人变成一棵树。至少，木屐是人与大地的中介者，既令行者免受大地的伤害，又随时把大地的气息引进人的体内。脚是木屐的盟友，它坚定厚实，却比面孔更加敏感，有的僧人甚至从来不穿袜子，即使在寒冬也不例外，他们是苦修者，不仅借此使他们的身体具有耐力，而且获得异常机敏的能力。”④这是消化后的融通，我们能看到血、肉、骨和精、气、神的浑然一体，没有许多大文化散文的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和举步维艰之弊。最值得提及的是徐刚的《江河八卷》，这是近些年我看到的最好的大文化散文之一，它将知识、理性、情感、智慧与审美融为一炉，又能站在天地之宽和宇宙之大，来思考环保和人类的命运问题，思考人性与世道人心。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博爱与仁慈之下，艺术的灵光不断闪烁，不要说对人，即使对于草木和泥土，作者都能赋予以温暖，用心灵的光芒进行滋润。仿佛是受了神的旨意和点化，作者以天女散花般的微笑面对天地苍生，将爱的和风与甘露播种于人间。应该说，能有天地大道珍存于心，用诗性的笔调写心灵的忧患，这是徐刚《江河八卷》最为动人处。总之，由外部写作进入内部写作，突出个人的独特感受与思考，对多种文体与文化进入消化与融通，这是新世纪大文化散文的最大收获。

散文的温暖。散文让我们找到心灵的归属，找到真实的世界，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间能够从容面对，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能有一份自己的坚守，好比无边的海洋中能有一个歇脚的孤岛，飘遥的风雨中有了一个港湾。就是有一个文化的精英场所，丰富的精神世界。

散文的温暖仍能从这几方面来体现。　

第一，深刻地反映和表现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尤其是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成为社会良知的担承者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者。这里包括环保问题、民生问题、道德问题、人性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较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有：王开岭、周国平、林非、谢冕、蒋子龙、陈世旭、张抗抗、张炜、贾平凹、冯骥才、史铁生、铁凝、梁晓声、王剑冰、王宗仁、周明、石英、柳萌、肖凤、杨闻字、郭秋良、吴克敬、毕淑敏、筱敏、迟子建、王尧、李木生、潘向黎、彭程、朱以撒、贾兴安、王聚敏、王本道、郭文斌、列娃、桑麻等。如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谈谈墓地，谈谈生命》、《大地伦理》、《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现代人的江湖》等都是问题意识较强的优秀之作，而《精神明亮的人》和《现代人的江湖》最有代表性。《精神明亮的人》是针对世纪末情绪和人心的涣散而发出的呐喊，作者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得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王宗仁对于仁慈和博爱的呼吁(《藏羚羊跪拜》)，王尧对于大学教育体制的审视与批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蒋子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精神的推崇(《风水》)，张抗抗对于环保和生态的关爱(《红松擎天》)等都是如此。值得关注的是郭文斌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作者提出了“安详”乃至于“安详主义”，以便医治现代人的焦虑症，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在作者看来，现代人身处各种危机中而难以自拔，其可怕程度有甚于患上艾滋病和癌症，他说：“烈火沸水一般的焦虑将会成为远比爱滋病和癌症更让人们束手无策的集体疾患。”而要根治此病，安详与安详主义至为重要，因为它“既是一条回家的路，又是家本身”。“要说安详主义其实很简单，安详主义不是别的，安详主义就是回到我们‘自身’，回到当下，回到细节；坦然地活着，健康地活着，唯美地活着，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活着；喜悦着，快乐着，幸福着，满足着。”(29)当然，作者并没有将安详和安详主义做片面化的理解，而是与服务时代、给予的精神、现代文明、科学、人道等连起来思考，希冀它获得合理健全的发展理路！确实是如此，安详是一种人生智慧，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精神品质，还是一种天地自然之道，它是当下时代与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作家的思考具有时代感，更不乏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很显然，新世纪的中国散文较为集中地探讨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表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质，也成就了不少经典作品。

第二，以真情动人心魂，从而使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充实、内在、美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类作家包括阎纲、贾平凹、梅洁、臧小平、朱鸿、蔡桂林、小红、孙晓玲、彭程、杨新雨、王兆胜、胡发云、张国龙、吴佳骏、江少宾等。近些年来，不少人对于散文中的真情实感不太重视，也不以为意，这是相当错误的，因为真情如同散文的血液，也有人将它看成散文的生命线，如林非说：“不仅狭义散文必须以情动人，就是对广义散文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散文家来说，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作品能否存在和流传下去的生命线。”(30)没有真情的散文往往很难深入人心，更难以发芽、开花和结果。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是新世纪的重大收获，它将父女之爱描绘得惊天动地、感人肺腑，尤其是女儿的感恩之心以及女婿的淳朴令人感到揪心，并将生死进行了智慧和艺术的升华。作者在文末这样写道：“吻别女儿，痛定思痛，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做精神上的交流。”(31)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对于生死的感悟，它是那样清明、仁慈、温暖和超然，是人道的长歌。这样的作品在内容和写法上都是传统的，似乎没有新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读这样一篇文章胜似读十篇百篇无关痛痒的高论，这才是散文和文学的伟大力量之所在！女儿去世后四年，阎纲又写出了《三十八朵荷花》，这种思念、倾诉与赞美如蜘蛛吐出的长丝，与读者的心弦一同颤动，令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落泪，并在心中引起长久的共鸣。梅洁的《不是遗言的遗言》是写心爱的丈夫的，那是凝聚着多少酸甜苦辣后结出的爱情果实，可在转眼间它就突然从树上坠落了。作者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呼叫“亲爱的”，以寄托对丈夫的哀思，那种欲哭无泪的伤怀无以言喻，所以结尾作者写道：“亲爱的，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32)是的，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生离死别的美好的爱情多么像赴死的白天鹅所发出的嘹亮之歌，它伤感而优雅、痛苦而醒悟地启示着所有的人。还有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写得委婉动人、如泣如诉，那是作者纯粹、善良、优雅而又明敏的外现，是爱情之花的盛开与闪亮，虽然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写得极为精彩：“这件事情就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了，我呢，也再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也再没有获悉姚伶的消息，我当然也尽量避免知道她的婚姻与家庭。我不会嫉妒她的情况很好，只害怕她的情况不好。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却并没有为岁月所蒸溶，恰恰相反，它蓄于我的心底，清澈，晶莹，没有污染，它一直滋润着我的灵魂。”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向她祝福，愿上帝保佑她！”(33)尽管是一次没有表白、对方也无感应的爱，但作者却有如此的胸襟、修为、品质和境界，从而使作品充满温润、圣洁和迷人的光辉，读之令人倾倒。如果形而上地说就是，真正伟大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给予和祝福，哪怕对方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朱鸿这篇散文和他本人的魅力所在。臧小平和孙晓玲怀念父亲的散文也是情深、意切、文美，是难得的佳作，胡发云的《想爱你到老》是关于忠贞不渝爱情的颂歌，这在新世纪的社会氛围中难能可贵！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张国龙和吴佳骏的亲情散文，两位作者虽然年轻，但感情丰沛有力、表达得质朴自然，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张国龙的《亲情的距离》将我、父亲、奶奶连缀起来，形成了一个情感的依恋链；吴佳骏的《墨水灯》和《背篓谣》情深意长、诗意盎然，他们的写作都是源于生活，源于对亲情的细微体验，也源于一颗平民之心的诗性的烛照，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紧紧贴近大地，细细体验天地自然的一草一木，从而使散文能够成为生命的花开。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张炜、周同宾、郭保林、郑云云、楚楚、李汉荣写农村尤其是农具非常细致，有一种被心灵滋润的光芒，也有学者独特的感觉与剖析功夫；许俊文的乡土书写最有意味，它是新世纪乡土散文的代表人物，如果说20世纪九十年代张炜的乡土散文写得又多又好，那么，在新世纪我推举许俊文。许俊文的散文虽然写得并不多，但有羽化之功，也更加自然、质朴、有力。在《泥土》中有这样美妙的句子：“跳动了一个春天，喧闹了一个夏天，土地直到把所有的庄稼都送走了之后，这才坦然无忧地躺下来，在月光下深深地睡下，那飘荡在田野上大团大团的浓雾，就是它绵长而舒缓的呼吸吧。仍有一些庄稼似乎舍不得一下子走得太远，它们留在泥土里的残根，抽出零零星星的青苗(庄稼人叫做‘次青’)来，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于是牛羊们走了来，吃几口，叫一声，吃几口，又叫一声。时令在它们的叫声中渐渐地深了。”(34)这不只是一种诗意表达，而是作家与大地融为一体后的深切感受，是心灵相通、琴瑟和鸣的知音之感，更是春蚕吐丝和蛹蜕成蝶后的精神的逍遥游。

这就是传统散文的魅力，尽管在21世纪，它却仍不过时，仍能发出耀眼的光泽，成为散文这一文体的主力军。当然，与以往相比，新世纪的中国传统散文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相反，它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比如时代风气和大文化散文的影响。不过，以发展的眼光看，到目前为止，传统散文的势力和惰性确实太大了，它必须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因素，使之充满活力与更健康的发展，这是需要注意和警惕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新世纪中国的传统散文，我们既应给予高度评价，又希望它不断地受到冲击和获得更大的生机，因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注释：

①周冰心、余杰：《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第258—266页，第118页。

⑧杨永康：《走着走着花就开了》，《美文》，2005年第8期。

⑨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页。

⑩熊育群：《激情溅活石头》，《罗马的时光游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1)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15)《李静散文》，《黄河文学》，2009年第10期。

(16)(25)穆涛：《信史的沟与壑》，《上海文学》，2009年第11期。

(17)黄永玉：《黄裳浅识》，原载《新民晚报》2006年6月25日，见李晓虹编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18)《十月》，2001年第5期。

(19)《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

(20)(21)韩小蕙：《做个平民有多难》，《2005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第232页。

(22)《美文》，2009年第8期。

(23)穆涛：《摇头丸和忠字舞》，《随笔》，2004年第6期。

(24)于晓丹等编：《玫瑰树》，见《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26)王兆胜：《散文的常态与变数》，《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27)《散文》，2002年第6期。

(28)《美文》，2002年第8期。

(29)郭文斌：《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11期。

(30)林非：《漫说散文》，《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31)《散文》，2001年第6期。

(32)《海燕·都市美文》，2005年第8期。

(33)《天涯》，2001年第4期。

(34)《散文》，2007年第3期。

不知道你要怎样的复述，希望这些能帮到你。

另外，中文和英文版两种，我刚好都下的有，可以发给你。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

《洛丽塔》为中文版，txt，译林出版社，于晓丹翻译

《Lolita》为英文版，word文档

作者简介

纳博科夫被世界文学评论界定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体大师。这位1917年革命时流亡欧洲的俄裔贵族子弟，曾靠教英文，教打网球为生，同时写俄文小说，30年代末到了美国，在各名牌大学轮番教文学，暑假时到各地扑蝴蝶，做成标本放进实验室。除了研究蝴蝶翅膀斑点的嗜好，他还翻译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用直译法，注解多于翻译加原著的分量。为了生存，他改用英文写小说，以康奈尔教书经验写的小说《微暗的火》，一位教授一边研究着一位风格隐晦的作家，一边在学院文人堆里勾心斗角。小说大注解套小注解，冷幽默，也够艰深。就是这样一位高度优雅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兼翻译家的纳博科夫，写了他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和未成年的少女洛丽塔之间的一段“感情”，由此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作品简介

在读者、书评家、小说界中，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无疑是一部备受争议的小说。1954年，《洛丽塔》完稿后，先后遭到四家美国出版社的拒绝。1955年9月，《洛丽塔》终于在巴黎得到奥林匹亚出版社认可，并获得出版。在宽容的法国出版后，屡屡被批评是一部非道德的小说，

故事梗概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这段肉麻的情话是中年教授亨伯特的内心自白。1947年，亨伯特来到美国，任教于比利亚斯大学。他准备利用暑假的空闲时间写成一部教科书，于是他来到兰之蒂镇的寡妇夏洛特·黑兹太太家寄居，在那里他遇上了让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女孩：洛丽塔。亨伯特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了她，在太阳沐浴的一块草垫上，半裸着，跪着，以膝盖为轴转过身，蜂蜜样的肩膀和绸子一样柔嫩的脊背让人目眩神迷。

那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妖精迷住了他。她在他的身旁晃来晃去，令他无法专心写作，而她的母亲也对他一见钟情。黑兹太太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女儿对她亨伯特太太这个位置的威胁，在他们去滴漏湖度假的时候，黑兹太太还是以商量的口吻下达了命令：让洛丽塔去夏令营。然后她给亨伯特写了一封情书，向他求婚。虽然他爱的是黑兹太太的女儿，但他还是和黑兹太太结了婚。和黑兹太太结婚之后，洛丽塔成了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但他在日记里写下的那些对洛丽塔的情感剖白还是纸藏不住火，被他的现任太太发现之后引发了一场家庭内部的剧烈争吵。夏洛特一怒之下冲出家去，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撞上汽车一命呜呼。

亨伯特和洛丽塔终于走到了一起。他开车去夏令营，将洛丽塔母亲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他是兴高采烈地去的，尽管他感到一点内疚。他把洛丽塔接走，先骗她说她的母亲病了，住进了医院。在路上，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在大堂，洛丽塔遇上了一个秃顶像脏猪一样的老头儿，还有他的狗。晚上，当亨伯特将洛丽塔送上床，给她吃了安眠药，自己出去走到旅馆门外白色的台阶上，这时，那个秃顶的老头儿再次向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亨伯特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完成了违禁书籍请删除，而且他知道了，他甚至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然后他们驱车往家赶。亨伯特越来越感到不安，觉得坐在旁边的洛丽塔像个索命的小冤魂。她要求在一个加油站停一停，她下了车，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当她重新上车时，要求亨伯特给她零钱，她要往医院给妈妈打电话。亨伯特让她先上车，然后向她吐露了实情，“你妈妈死了。”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了遍游美国的旅行。在各种类型的住宿地中，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实用汽车旅馆”———干净、整洁、安全隐蔽，是睡觉、吵架、和好、贪婪而违法私通的理想场所。虽然是旅行，但实际上他们一无所览，他们这漫长的旅行只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来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般的国度。最后，这段旅行走到了尽头，亨伯特决定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比尔兹利女子学校就读。

一切似乎都很让亨伯特满意。但有一点是致命的，亨伯特无法容忍洛丽塔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当洛丽塔要求出演学校的话剧《幽暗的丽人》时，他断然拒绝。但在洛丽塔用美低俗作品请删除诱之后，他还是妥协了，虽然他心里很不痛快。亨伯特觉得她正在从他的掌握中逃脱出去，他只能用她每星期的零用钱来买她的欢心，但她对他越来越冷淡，彼此之间并无真正的快乐可言，亨伯特沉溺于性爱游戏，洛丽塔逐渐厌倦了这种不道德的生活。他们开始不停地争吵。洛丽塔把从亨伯特这里要来的钱攒了起来，亨伯特觉察到了，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让他永远也见不到洛丽塔的阴谋，这让他火冒三丈。一次，争吵之后，洛丽塔夺路而逃，在大雨中跑了出去。找到洛丽塔后，他们决定到外去散散心，西行去各地转转，这也许对于改善他们现在这种冷战的状况有好处。

在路上，亨伯特发现背后有人跟踪，一辆“阿兹特克红色敞篷车”老是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它们之间的间距似乎雷打不动。当亨伯特在一个小镇下车买低俗作品请删除的时候，他在商店里看到这辆车的车主下车和洛丽塔攀谈。但当他赶过去时，这个黑衣人已踪迹不见，他问洛丽塔：“那人说什么？”洛丽塔说：“他问我要张地图，肯定是迷路了。”亨伯特觉得不妙，立即掉转车头，往回开。

洛丽塔生病了，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不过是流行性感冒，没什么大碍，但要住院观察一天，补充水分，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当亨伯特打电话给医院时，医院医护人员告诉他，有个人把她给接走了，自称是她的叔叔，还带着一条狗，看上去很和善。亨伯特大吃一惊，他马上想到这些天来一直跟踪他们的人，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他赶到医院，和医护人员大吵了一架，但于事无补。他踏破铁鞋，一直找，找了几个月，依旧不死心。

3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了洛丽塔从远方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已结婚怀孕，急需用钱：“请给我们寄张支票来吧，爸爸。有三四百，或再少些我们就能对付得过去。”他读信时拼命抗拒着它在他身心中引起的剧痛，他踏上了那条路，独自一人按照信上写的地址驱车前去。他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到女儿的新家，慰问他们，给他们钱，然后洛丽塔告诉了他真相，那个将洛丽塔从他身边拐走的人正是那个秃顶像脏猪一样的老头儿，他的名字叫奎迪，是个编剧，有时还做点广告。他是洛丽塔唯一真正爱过的男人。他把她骗走，为他拍一些色情照，洛丽塔不肯，于是她就给赶了出来。

虽然亨伯特仍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此时的洛丽塔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妖艳的小仙女了，亨伯特从他的口袋里拔出了自动手枪，准备将一腔仇恨都发泄到那个拆散了他们的人身上。他找到了这个让他憎恨一辈子的男人，把子弹射进他的身体，就像这是一只该死的老鼠。他没有一丝怜悯，没有一点犹豫，他只知道，他要干掉这个男人，为自己也为这段要命的恋情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