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史上最浪漫多情的才子应该是谁？

我觉得历史最浪漫多情的才子应该属于徐志摩，徐志摩很多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文学作品再别康桥非常出名，这个文章就是描述他的情感生活的，徐志摩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风流才子肯定有非常多的佳人想要跟他配对，徐志摩有三个女人，前妻张幼仪，他的挚爱林徽因，还有他最后的一个爱人陆小曼，对于林徽因和陆小曼来说，徐志摩爱她俩，是对他们感情非常深的，甚至连飞机出事儿徐志摩死了也是因为林徽因和陆小曼。

1931年，徐志摩他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林徽因的演讲，因为陆小曼的生活实在是太奢侈糜烂，徐志摩为了去节省这个钱给陆小曼花坐了免费的飞机，正是因为这位飞机不好，在济南上空坠落了，从此徐志摩就死了，徐志摩是位才子而且是个情种，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林徽因和陆小曼，他写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香蕉的情人，但是徐志摩却是最薄情的人，徐志摩对他的夫人真的是不好甚至用负心汉形容，这也是历来后人对徐志摩最诟病的地方。

张幼仪的出生绝不亚于前两位的林徽因和陆小曼，她家拥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张幼仪更比他们知书达理，可这样的女人不仅得不到徐志摩的关爱，反而还遭受到徐志摩的残忍对待，如今关于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被翻拍成**电视剧，可是关于徐志摩与张嘉译间的故事没有了，可我却非常的喜欢张夫人，虽然张夫人是封建文化下成长的女人，但是她这个女人更吸引我的是包容大气，她的善良，他身上一切一切美好品德都让我深深的吸引。

元稹是一位著名的唐代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充满了深情和哲理。他的爱情诗更是引人入胜，以《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为代表，表达了对亡妻韦丛的深深思念和悲痛之情。此外，他还写了一首《寄赠薛涛》来表达对蜀地才女薛涛的赞美和情感。总的来说，元稹的诗歌作品既富有诗意，又充满情感，是唐代诗歌的杰出代表之一。

金岳霖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他16岁（1911年）那年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开始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长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金岳霖又是一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他的朋友很多，有“好几套”。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也有兴趣相投者，如梨园名角，斗蛐蛐的高手……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

赵化才子，富顺二中首任校长廖正华的桑梓情怀廖正华：晚清民国时期的赵化乡贤

刘建斌|文

一提起赵化镇的历史人物，大多数人往往都会只想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鲜有人述及比刘光第还早三年考中进士的廖正华。究其原因不外有两点，其一是廖正华历史地位不如刘光第，其二是廖正华留给后世的文献资料偏少，研究者因此无从着手。

廖正华（1842-1921），字鹿苹，富顺县赵化镇万安村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王仁堪榜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职掌修国史）、湖北候补道、湖北德安、武昌知府。据廖氏族谱记载，廖正华“学行纯笃、识见高远”，且“与刘光第同是赵化乡人，交往密切，与蜀人杨锐亦是挚友”。

要研究廖正华，首先就要梳理清楚廖正华、刘光第与杨锐三者之间的关系。四川绵竹人杨锐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成名，参加院试时，杨锐以及他的兄长杨聪被恩师张之洞赞为蜀中当代苏轼苏澈。杨锐作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任职15年间，张之洞的奏疏和重要文献，基本都出自杨锐之手。1898年，杨锐入京任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入京任职期间，杨锐经常写信给张之洞，报告朝廷的动态，从这一点看，杨锐不但与张之洞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是张之洞安插在朝中的眼线。

杨锐与刘光第同朝为官，同为蜀人，同在绳匠胡同居住，同时参加康有为发起的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日因“戊戌变法”赴难。他们之间的交谊深厚，是史学界的共识。刘光第曾专门拜访张之洞，商讨国家振兴之路，这中间与杨锐的牵线搭桥不无关系。

再说赵化进士廖正华，先于刘光第入京做官。刘光第与廖正华二人在京期间的过从，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佐证，但是，1993版《富顺县志》及《廖氏族谱》均明确记述，刘光第的被难，让廖正华愤然辞官回乡，确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廖正华与刘光第，这两个从同一个小镇走出来的进士，既是同僚更是知己。

刘光第、杨锐、廖正华，三个四川人，就这样相识相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廖正华任湖北候补道，这中间有杨锐的因素，但当时的杨锐的恩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廖正华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1897年，在杨锐力荐下，张之洞派廖正华赴日本考察学校、警察、农工商等事务。这次日本之行，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迅速崛起让廖正华大开眼界，发自内心的觉得，国家要强盛，当从国民教育着手。身处日本的廖正华，写了一篇《劝同乡父老令子弟游学书》，被吴玉章等人原文誊抄在家信中寄回国内，在家乡富顺境内及周边广为散布。廖正华在《劝同乡父老令子弟游学书》中写道：“因知天壤之大，何地无人，日本以区区三岛国，地瘠民贫，发奋为雄，三十余年即敢与大邦相角逐”，“如能远涉重洋，藉资讲习，取彼之长，补我所短，上之强国，下之强家，外而利人，内而利己，均有所裨，数年之后，庶可冀有起色”。自此之后，富顺及周边一带的学子，诸如谢持、雷铁崖等人，开始陆续留学东洋，学成归来后，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廖正华一生重视教育，尤其是廖氏族人的教育，可谓硕果累累。据廖氏后人统计，廖正华的后裔，先后有20余人留学日本，其中还有一个叫廖竞成（民国20年版《富顺县志》编撰者之一）的，娶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妻。廖正华的兄弟廖湛华，字问渠，历官芦山、合江教谕；廖正华的兄弟廖寿华，由廪膳贡生官大邑教谕；廖正华的儿子廖文濂，字小苹，由北榜中举，侄子廖文瀛，字若愚，由廪膳贡生官蒲江教谕。

1875（光绪元年）年的赵化，时为举人的廖正华站在文昌宫前，对身边的乡绅萧世楷说，我们都来呼吁一下，让大家捐款捐物将文昌宫改造成正式的书院，这样延续文脉造福桑梓的大事，我辈不做更待何时？是年，赵化文昌书院就在廖正华、萧世楷、许凤仪、谢裕清等人捐田土、器具的情况下正式改建成功，讲授四书五经八股典籍。1904年（光绪30年），文昌书院改为公立高等小学堂，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化中心小学的前身。1885年（光绪11年），刘光第丁母忧三年，被富顺县令陈洛君任命为文昌书院山长，西学自此进入千年古镇。一百多年来，这所学校培养了进士廖正华、刘光筼（刘光第堂弟），一榜三高（叔侄兄弟同榜孝廉）的高正理、高光烈（字笃成，浙江候补盐大使）、高光照（字能久，广东候补知县，民国20年版《富顺县志》总纂），举人何吉安、廖湛华、陈铭建、秀才涂哲（同盟会员）等一大批人才。

廖正华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远不止培养了家族里几个教育行政官员和倡办文昌书院这么简单。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廖正华痛失刘光第、杨锐两位知己，而一度轰轰烈烈的“湖北新政”，也在日渐保守、固执的张之洞的影响下，失去了原来的色彩。1900年川南大旱，富顺尤烈，情系桑梓的廖正华更加牵挂故土。在诸多外因的合力下，廖正华愤然辞去武昌知府的职务。31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而今58岁的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重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要做什么呢？

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要在早年间购置的万安寨内，践行耕读传家的士大夫理想。据民国20年版《富顺县志》记载，万安寨本名万全寨，位于距县城80里的赵化镇屏西保内，是由当地易、韦等姓共建，年久倾圮，光绪中由廖正华购买培修并更名为万安寨。寨内平地可容二三百人，还有堰塘及种庄稼的隙地，廖正华仿照日式建筑修建屋顶花园，开富顺县农村仿东洋建筑之先河。

1904年（光绪30年），富顺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两年后的1906年（光绪32年），富顺县首设官立中学堂。四川省劝学道根据富顺县推荐，任命德高望重、具有进士出身和维新思想的廖正华为富顺县立中学堂（即今天的富顺二中）首任监督（校长）。按理说，廖正华作为县内名儒，本可苟全性命于乱世，在赵化镇万安寨内含饴弄孙，但当他接到富顺县立中学堂首任监督的任命时，没有半点犹豫，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教育事业。

为了保证富顺县立中学堂的教学质量，廖正华亲自负责教师的选聘工作。他所聘任的教师，要么是具有社会影响的举人、贡生，要么是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这个高标准选聘人才的传统，一直被很好地保留和延续下来。廖正华卸任之后，继任校长的是同样进士出身的著名教育家罗琛，还有后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再举一个例子，富顺作协原主席周开岳老先生的父母，就是民国早期官派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父亲曾任过富顺县立中学的校长，母亲则任过富顺县立女子中学（即今天的富顺一中）校长。这个例子很好的证明了廖正华在师资力量的建设上近乎苛求的办学理念，一直在县域内延续，客观上也为才子之乡的富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据富顺县政协《文史资料》第8期（1994年）载，富顺修民国20年版《富顺县志》的修志馆成立于1919年，当时县当局聘请前清翰林宋育仁作监修，让同样是前清翰林的廖正华作次于监修的职务。廖正华是宋育仁的前辈，作武昌知府时也颇有政声，或许是耻居宋下，当聘书送到廖正华手里的时候，廖正华大发脾气说，我无能高攀此任，修志馆工役或能充当。发脾气归发脾气，廖正华自己没有参与宋志的工作，但他没有阻止儿子廖文濂以曾经的河南候补知县顺天举人的身份，参加宋志的编撰校勘工作。民国20年版《富顺县志》在卷一（凡例）第1页声明，该志“辛亥后卒之人，虽方正清廉如廖鹿苹太史聂九愚部郎黄敬修刺史均未入传”，足见县政当局对名儒廖正华等人还是保持了一贯和足够的尊重。

1921年，百年名校富顺二中的首任校长廖正华辞世。他留给世人的，只有窗明几净的学堂和朗朗书声，或许，这正是他的挚友刘光第、杨锐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世界。

　　你要找的是不是《百家讲坛》（蓝版）2008年第五期的《元稹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我只放了一部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其结尾是诗句是元稹的《行宫》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己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皇帝。

　　最权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文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还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气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比张爱铃的小说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传奇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毕竟臀部上的那块红斑已经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了，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这样，莺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描写他们故事的传奇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中头等奖的概率。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赌博。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开元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幸运年。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么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来生相见，更是奢望！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感情的体验和感受都不同。

一见钟情是指当一个人在第一次见到另一个人时，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感觉上似乎是瞬间就爱上了对方。这种感情可能是出于外貌、气质、眼神、表情等表面的因素，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内在的吸引力或磁力，让人感到无法自拔。

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情是出于内心最深处的直觉和感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可能会把一见钟情看作是一种缘分，或者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爱情奇迹。

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一见钟情，他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感情是短暂的冲动或迷恋，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深厚的情感基础。他们可能会认为，真正的感情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互相的理解，而不是仅仅基于表面的印象或感觉。

总的来说，相信一见钟情与否取决于个人的经历和价值观。无论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都应该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选择。如果你有幸遇到了让你产生一见钟情的人，那么你可以尝试深入了解他们，看看这种感情是否能够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