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歌》的解释，寓意，诗人的情感与背景

　《囚歌》

　　作者:叶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作者介绍

　　叶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原名为询，字希夷，广东惠阳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世流芳。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6年3月4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要求，始获自由。出狱后即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于3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有结果。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范成大（1126年6月26日—1193年10月1日），字至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登进士第，累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三年（1167年），知处州。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不畏强暴，不辱使命，还朝后除中书舍人。乾道七年（1171年），出知静江府。

淳熙二年（1175年），受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淳熙五年（1178年），拜参知政事。晚年退居石湖，加资政殿大学士。绍熙四年（1193年）逝世，年六十八。累赠少师、崇国公，谥号“文穆”，后世遂称其为“范文穆”。

扩展资料：

一、书法成就

范成大善书。其书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润，只可惜他为诗名所掩，书名不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范成大“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范成大的书法曾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蔡夫人，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蔡襄的孙女。 

范成大传世墨迹，以尺牍简札居多。他在成都与陆游饮酒赋诗，落纸墨尚未燥，士女已万人传诵，被之乐府弦歌，题写素屏团扇，可惜这些墨迹都未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范成大手迹，以他54岁所书《明州赠佛照禅师诗碑》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东福寺。

范成大现存的手迹还有《兹荷纪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鱼札》等，他的行书《田园杂兴卷》也常为人们所乐道。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说：范成大“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囿故事矣！

书法出入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间有米颠（米芾）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董史在《皇宋书录》称其：“（范成大）近世以能书称”、“字宗山谷、米老，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

二、个人作品

范成大著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卷，今已佚失部分。另有《石湖诗集》、《石湖词》、《桂海虞衡志》、《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吴郡志》等著作传世。清沈钦韩有《范石湖诗集注》。《全宋诗》亦录有其诗。

-范成大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毛泽东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

　　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以流水与离愁关合，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借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这里诗人推陈出新，“江海翻波浪”以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夸张，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可谓是写愁的又一经典。如果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一比较，本句在状形、摹声、绘色方面，则更突出、更鲜明地写出“愁状”。诗人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不正是离人的眼睛吗？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诗人寂寞孤独的情怀。在毛泽东的手迹上此句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后改作“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遣词造境上的改动，使此句的意蕴和色调更深更浓更富感染力。

　　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尽”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这是多么令人伤痛和无奈啊！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写出了柳永的寂寞无奈，而诗人遥对着西流的一钩残月，此时的情状和心情可想而知，以至两行酸泪汹涌倾斜出来，这是诗人不停的在心中涌动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波涛。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也是一般人所俱有的。读者至此，其不同样“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吗？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

　　一、《清平乐·六盘山》表达了诗人彻底打垮了反动势力的坚定决心，抒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二、扩展知识：

　　1、原词欣赏：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2、作品简介：《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该词最早发表在1957年1月的《诗刊》，1961年9月为宁夏干部书写此词时改为“红旗”，手迹发表在1961年10月7日的《光明日报》。

　　该词生动表现了《毛》《泽》《东》及其统率的红军彻底打垮了反动势力的坚定决心，抒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3、作者简介：《毛》《泽》《东》（1893 - 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中国人民的（领）（袖），***，诗人，书法家。

《那多手记》

（1坏种子

2凶心人

3铁牛重现

4变形人

5过年

6幽灵旗

7神的密码

8返祖

9亡者永生

10暗影38万

11纸婴）

还有一个算是番外吧——《百年诅咒》

那多灵疑手记系列

《那多灵疑手记系列》分册简介

青年作家那多的“那多灵异手记”系列小说至今已经出版了11部，最新作品《纸婴》也已经由接力出版社出版。很多读过“那多灵异手记”系列小说的读者把那多的小说称为惊悚小说。的确，有许多读者在看那多的部分小说时有恐惧感，但制造恐惧并不是那多的目的，这点是那多的创作与恐怖小说的最大区别。说到恐怖小说，那多的观点是不要为了恐怖而制造恐怖，那多觉得恐怖只作为一种元素比较好。相对来说，那多觉得故事更重要，如果只是写一些血淋淋或阴森森的场景，而整体故事破绽百出或没有吸引力，并无法真正成为好的通俗小说。

从最新作品《纸婴》开始，那多决定把我的小说称为“灵疑小说”。灵疑是个生造出来的词，生造词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但是没办法，那多眼看着加在他小说头上的那些“悬疑”啊、“灵异”啊之类的帽子不爽很久了，却始终没办法找到一个现成的词来准确形容他写的那些东西，所以只好生造一个。依着那多的定义，早年，香港的倪匡先生的大量作品，也是该算作灵疑小说的。倪先生的卫斯理等小说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却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在那多看来，一直以来，在通俗小说领域，想象本身具有价值的，只有科学幻想小说。就好比人类的科学从一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往前走，至今走了十步，科幻小说写的是第十一步、十二步。而那多所谓灵疑小说的想象，却是另寻一个起点。换而言之，科幻小说是在科学依据上进行的合理推想；而那多所进行的想象，却没有紧紧的科学理论的束缚。然而两者相同的一点，即都是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和探索。

由此对灵疑进行字面上的解释，灵绝不是灵异的意思，而是灵光一现的灵感；疑是质疑，怀着对这天地造化的好奇，向未知发问，甚而质疑现今科学的一些解答。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对世界的无尽猜想，有些猜想是很精彩的，但年岁渐长，这些想象就失了空灵，进而不怎么想了，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现有的体系中浸润渐深，再不复白纸一张。灵疑小说的价值，在于充分激发人们对于这个世界之神秘的兴趣，知道一切皆有可能。

《凶心人》

南方网讯：日前，有关人士在神农架新华乡南部猫儿观村一山洞里，发现了一百多年前留下的层层叠叠的尸骨。

该洞当地人称为“人洞”，位于鲍家山的一处绝壁上。由新华乡组织的探险队在当地村民袁作清的带领下经过艰难跋涉找到了该洞。走进洞里一看，遍地是尸骨，让人触目惊心。

据考查，这些尸骨已存在一百多年了。从现存的骨胳辨认，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共约300多具。洞中的水潭边上，有不少儿童的骸骨。

仔细查看洞内四周，发现人们曾在此生活过的痕迹。杯盘碗盏的碎片和烧过的木头竹片，仿佛述说当年人声鼎沸景象。

数百人为何同居一洞？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命丧黄泉？答案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本书为《那多三国事件簿系列》的作者那多的最新手记系列I。书中根据以上这则神秘诡异的真实新闻稿展开了一段传承了百年的恩恩怨怨。让您叹为观止。

《坏种子》

开头的新闻绝对真实，作者能坦白的仅限于此。这个世界有太多悬秘，作者来将它们一一揭开。三百万年前的一次陨石坠落给地球带来了一颗坏种子，人类必须抑止它的生长。古人以生命为代价做到了，现代人却险些失手……

《铁牛重现》

在寻找都江堰中明代铸造的铁牛时，技术人员林翠却迷失了自己。她身在此世，其记忆和言行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那么原来的林翠哪里去了，会有不同的可能世界、不同的林翠吗？如果一个她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林翠，那多某一天也需要找回原来的自己吗？

《幽灵旗》

四幢经过日军轰炸而奇迹般保存下来的“三层楼”正面临拆除的窘境，记者那多受命对其进行深度报道。那多试图通过新闻舆论将“三层楼”作为历史见证保存下来。上海图书馆一张当年轰炸后的照片使那多疑窦丛生：“三层楼”究竟为何幸免于炮火而完好保留？是得益于传说中其楼顶飘扬的外国旗的庇护，还是当年“三层楼”的主人孙氏兄弟扛出的大旗震慑了日本鬼子的嚣张，还是……

孙氏兄弟当年为何建造“三层楼”？是否有深埋“三层楼”地基之下的秘密？他们是孙权的后代吗？他们为何铤而走险去挖千年古墓？他们又怎么突然消失？……由神秘之旗而引发的种种疑惑似乎柳暗花明，但又峰回路转层峦叠嶂。看来那多只有身体力行，去揭开谜底。于是那多和塔档卫先前往“三层楼”地下室的考古行动开始了……

一段六十多年前的秘史悬念迭起，一番一千多年前的史实玄机暗藏，一个“三眼人”的传说扑朔迷离……拍案叫绝之余，也令人不能释卷。

《神的密码》

是巧合，还是预谋？

2004年年末的印度洋大海啸余波未息，在印度的马哈巴利普兰，曾经汹涌的海水缓缓退去，露出原本深藏在沙下的大片遗迹。一时间，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两千多年前的遗迹石刻重见天日后引起一片哗然，被海水侵蚀却依稀可辨的古老梵文令人毛骨悚然，莫非这场防不胜防的大海啸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被预言？

看那多如何抽丝剥茧，逐一破解“神的密码”……

那多的推理悬疑小说喜欢借助于新闻事件背景大胆虚构，由此展开无数充满悬念的神奇故事，并把它镶嵌在超越时空的画面中。惊奇的文字组合、宏大的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与地方给你视觉的冲击和思维的起起伏伏，足以引领你体验一种超级想像的极度冒险！

《过年》

是真，还是幻？

本书描述了这样一种生物：它不同于地球上，包括外星球在内的已知所有生物。如果说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以时间的主轴，以空间为基本面，那么这种生物则生活在以空间为主轴，以时间为基本面的时空里。此种生物是否有逆转时间、弯曲空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否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2001年起至2003年，多种事先毫无蛛丝马迹的神奇事件陆续发生。可是，在那多最终逼近真相的时候，突兀而来的危机也随之降临……

作品依然贯穿着“那多灵异手记”的一贯风格，供助于真实新闻事件大胆虚构，并由此展开无数充满悬念的神奇故事，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营造出一个个玄机暗藏而又充满想象的艺术艺术空间，让读者在理智上虽然不相信故事，可在情感上却认同故事。

《亡者永生》

凶猛疫情降临……是恐怖袭击，还是灵异天灾？

就在疫情降临的那一刻，那多父母所在的小区被严密封锁，并隔绝一切内外联系。一场比禽流感凶猛百倍的莫名瘟疫从天而降，感染者不仅顷刻丧命，而且死状恐怖。这种神秘的瘟疫最初仅侵袭动物，不久后人类也末能幸免。但奇怪的是，起初人与人之间并不具传染性。在这场灾难中，病毒下在迅速地变异，它最终是滞会演变成某种烈性高致病的瘟疫，并因此导致一场危害全人类的浩劫？没人知道……

因为父母被隔离，那多无可选择地成为唯被允许进入封闭小区的记者。在与国际著名医疗机构几名特派员的接触过程中，惊人的内幕渐次揭开：这场让众多生灵毁于一旦的瘟疫的源头原来是对永生的向往。

本书依旧洋溢着“那多灵异手记”系列的一贯风格，借助于真实的新闻事件大胆虚构，并由此展开无数充洪悬念的神奇故事，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营造出一个个玄机暗藏而又充满想象的艺术空间，让读者在理智上虽然不相信故事，可在情感上却认同故事，使读者游走于真实与虚幻交错、纠缠的冒险旅行之中。作者从艺术的角度前瞻人类未来，表达出淡淡的祈求与希冀。

《返祖》

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神秘现象，这种神秘现象是正在发生的一次人类异化的信号，还是正在威胁人类生存的一次严重危机的前奏？

在旅游中结识的同伴六耳，于返回上海后的某天深夜拜访了那多，当他摘下帽子和口罩时，出现的是一张长满长毛的脸!迅猛的返祖现象，让医学专家也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这位毛人只能停留在那多的家中，从早到晚不停地用刀刮毛。但是，浓密的黑毛生长异常迅速，旧的还没刮完，新的已从皮肤里钻了出来。

后来离奇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终于有一天，毛人不再刮毛，因为他发现，一种神秘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已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接下来发生的更离奇的事已紧张得让人近乎窒息。

本书以“齐天大圣”之墓、“三兔图”之谜两条真实的新闻事件为背景，通过天马行空的丰富联想，将两则看似无关的新闻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展开了一个深刻揭示人性的因果故事。有些事物虽然跨越数千里、相隔几百年，却仍然蕴涵着同样深刻的寓意与哲理。作者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营造出玄机暗藏的想象空间，并从艺术的角度折射出人类对未来的祈望与希冀。

《暗影38万》

登月计划中止三十多年后。美国突然宣布重启月球计划。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日本、印度、欧盟、俄罗斯等纷纷宣布并开展登月计划。是什么让月球突然如此炙手可热？

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并且以极其灵异的方式，让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为了洗脱罪名，他从看守所中逃出，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慢慢接近真相。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一个三十八万公里外的巨大天体慢慢浮……

《变形人》

因爱而变、因情而异真的会发生？它是一种美丽的诱惑，还是一个海誓山盟的承诺？

建筑工地上工人一次不经意的打桩，上海市区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志丹苑就此诞生。围绕着志丹苑遗迹区，一宗又一宗的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一种生活在沙里的热带鱼常常在沙里钻来钻去；一群无法杀死的蟑螂前后两段身体分开仍能自由爬行；一只似乎真有九条命的黑猫被卡车轧扁都不死、从楼上摔下来都未亡……发生在动物身上的诡异现象正显现着海底人悄悄变异的征象。层层迷雾、拨云见日之后，一场关于海底人的秘密似乎已经云破天开。

本作品通过一则真实的考古新闻，引发了一个充满悬念的灵异爱情故事，并由此演绎了一段奇异的爱恋故事，在一波三折的氛围中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扑朔迷离而又充满想象的艺术空间，让读者在理智上虽然不相信故事，但在情感上却认同故事。作者从艺术的角度折射出了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淡淡祈求与希冀。

《纸婴》

黄织临产。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生下的婴儿轻薄如纸……更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女儿周纤纤等陆续蒸发，直至纸婴之母黄织驾鹤西去。

警方立即介入。尽管最终捉拿归案的嫌犯对罪行供认不讳，可其作案动机无法自圆其说。审判当天，凶手居然在严密的守卫之下人间蒸发…… 一切的一切都诡秘至极。

韩国惊现冰冻婴！法医何夕经过检测，发现冰冻婴四肢肌肉组织异常发达。而黄织的尸体检测则证明，冰冻婴与黄织一样，有着一种举世罕见的血型……

《纸婴》以韩国联合通讯社发布的一则真实新闻作为虚构小说的开场，它有着诡秘的情境、悬疑的氛围，可一切在阅读展开前，都只是厚重幕布微微掀开的一角，影影绰绰之间，更多迷离恍惚、光怪陆离正慢慢涌现。

青年作家那多向来擅长借助于真实新闻事件作为想象与虚构的起点，他的小说作品总是由此起航，无数充满悬念的神奇故事越走越远，越走越神奇。

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那多的小说营造出一个个玄机暗藏而又充满想象的艺术空间，让读者在理智上并不相信故事，可却在情感上认同故事，深陷其中，游走于真实与虚幻交错纠缠的冒险之旅。

那多小说擅长从艺术的角度前瞻人类未来，表达出淡定的祈求与希冀。

编辑本段《那多灵疑手记系列》人物档案

那多（男一号）： 晨星报社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以及记者的身份，使他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平心而论，称他为冒险家比记者更加合适。

梁应物（男二号）：那多的好友，双重身份。表面是某大学的教师，事实上是位具有哈佛生命科学博士与斯坦福核子物理硕士学位，为神秘机构X工作的研究员。为人严肃而极具理性精神，尽管是那多的好友，却从不因公废私。

路云（《凶心人》）：在《凶心人》中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登场，实为中国神秘幻术一脉的当代传承者。幻术大成之后，她具有惊人的美貌，但这份美貌的真实成分有多少，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水笙（《变形人》）：听起来像是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其实却暗示了去非同一般的身份。在《变形人》里，为了爱情，他忍受了数十年痛苦的陆上生活，最终如愿以偿转变成人类，和苏迎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苏迎（《变形人》）：与她接触越多，谜团越多的女子，到底是她精神分裂，还是其言确有其事？

叶瞳（《坏种子》）： 某机关报社的美女记者，具有比那多更强烈的好奇心，这让她往往会对一些事情作出过于夸张的猜想。其出身颇为神秘，在《坏种子》的故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夏侯婴（《幽灵旗》）：三国时代夏侯家族的后裔，懂得曹操墓中暗示符。在《幽灵旗》中曾被暗世界的D爵士邀请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非常人类的聚会（即非人协会），在那里遇到了已经中了暗示的那多，并成功将其救治。在《暗影38万》中受到海盗王之子郑余的邀请上羿岛基地，为那些具有意念移物这项超能力的人做自信的心理暗示。

卫先（《幽灵旗》）：出身盗墓世家，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在《幽灵旗》中，为夺“天下第一”的称号不惜铤而走险，最终死于曹操墓中的暗示里。

卫后（《神的密码》）： 出身盗墓世家，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卫先的胞弟。被称为“盗墓之王”卫不回之后年轻一代中最具才华天分的盗墓者。

何夕（《亡者永生》）：兼具美貌与智慧的荷兰籍华人，范氏病毒的权威研究人员。在《亡者永生》里，她被病毒感染，体内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太岁。那多深爱着的女人。

六耳（《返祖》）： 原名游宏，同那多一起游玩于福建顺昌时被导游起名“六耳猕猴”。机缘之下，出现返祖现象，全身张毛，毛发可随心所欲地变幻出各种形态，有如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

PS X机构： 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属于官方的庞大地下机构，专门调查和研究一切大众认知以外的事件。其成员大多是一流的科技精英，也集中了一些传承古老中国的神秘势力。总之，关于这个机构，我们不了解的永远不了解的多。

注：人物后面的作品名为该人物首次出场亮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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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1140～1207）

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史。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今存词629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其主调。这类词中历来为人传诵之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写闲适生活的词数量最大，这类词往往于闲适中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情绪，其精神仍与其爱国词一脉相通。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水调歌头）《盟鸥》等许多词中都带有这种情绪。一部分写农村生活的词清新淳朴，语言浅近，如（清平乐）《村居》、（鹧鸪天）《戏题村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等都是生动的农村风情画。辛词中也有写爱情的词，如（清平乐）“春宵睡重”就写得缠绵婉转，颇能动人。辛弃疾诗今存133首，内容和风格大体上亦如其词。辛弃疾文今存17篇，多为奏议启札等应用文字，颇能见出辛弃疾的见解和谋略。

辛弃疾词在宋代即已有多种版本，主要为4卷本和12卷本两种。4卷本名《稼轩词》，分为甲乙丙丁4集，宋刻本已不存，今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及《唐宋名贤百家词》本。12卷本名《稼轩长短句》，宋刻本已无传，今传本通行者有四印斋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点校本《稼轩长短句》。

另一介绍

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范仲淹-人物生平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生于徐州。父亲范墉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为其第三子。范仲淹出生次年，父亲病逝，谢氏贫困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朱姓人家，自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刻苦努力读书，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范仲淹珍惜书院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之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 、《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终于见到真宗皇帝。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便暂以疏懒饮宴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范仲淹在任期间，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后来，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范仲淹自幼多病，晚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

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范仲淹此时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此时他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