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辞赋是《经典常谈》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对中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文体,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魏晋时期达到了鼎盛。在《经典常谈》中,辞赋被赞誉为“诗之华”,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常谈》中收录了大量的辞赋作品和文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辞赋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辞赋的创作技巧和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歌中,辞赋的影响可以清晰地看到。辞赋的修辞技巧、意境表达和文学审美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辞赋对后世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典常谈》中对辞赋的讨论和评价,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辞赋的审美标准和文学价值观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辞赋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辞赋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辞赋中表现出的文学审美、个性化表达和人文关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辞赋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典常谈》中对辞赋的讨论和评价,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辞赋”跟“楚辞”不是一回事,辞是言词,楚辞是《诗经》之后新型体,其有二种:一种是诗歌集,一种是指楚国人创造的作品。如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因为楚辞与楚国发展有关,也是楚地文化有关。而辞赋则是楚辞之后的作品,辞赋有大赋和小赋之分。大赋用宏大场面,篇幅大,结构是序+正文本+尾乱,序有一问一答和对话,堆砌字词,散韵相间语言,有空间细铺排特点,而小赋用抒情,其结构是一气承接,只有对话没有问答,没有空间细致铺排,四六句用典。
《相思赋》是辞赋作品,以此为题创作得比较成功的有三篇,一篇是花月主人(蒋红岩)创作的,一篇是暗暗的文(作者名待查)创作的,最后一篇则是由一字创作。以相思为题的辞赋作品主要以表达情感为主,在行文中逐渐感染读者,达到一种情、境合一的地步为最佳效果。
花月主人创作的相思赋对仗工整,分别以相思赋三字为韵脚,行文有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该文中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烘托其情感,逐渐将相思之情引出,达到情感的高潮。读后使人感觉余香绕口、余味无穷。
另一篇《相思赋》的作者是暗暗的文,其写法开始也交待时间背景,景物作以简短描述后,直奔情感主题。通过对所思慕的人的回忆逐渐展开,既尔联想古代文人,由诗词而生感慨。可以看出作者与所相思之人文采才情俱佳,其情也深,文中写道:“然,与君执手,暗携轻拆,相思若狂,备辛酸之苦言,慷然以悲,情不能释。”情感至深,跃然纸上。赋文中更可见其形容相思之苦:“游于枫桥,行吟泽畔,望雁想君,看柳思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君可知之?”
一字的《相思赋》在手法上还是秉承了传统的辞赋手法。开头交代了时间地点,以古诗句将情感引入。在后面描写中,则主要是以作者和赋中所思女子的情感发展状况为主线,逐渐的铺展开来。一字所使用的辞藻并不华丽多彩,但朴素中对仗工整,情感真挚,读来朗朗上口,令人不觉也陷入无尽的相思之中。“寒霜天地里路人双偎兮,虽冷不冷;暖气高楼中痴者自卧兮,无冰胜冰。”两句切切实实的道出了相思者的凄凉心境。整篇作品虽然只寥寥数句,但情之深挚却不以字数稀薄而有丝毫减淡。
政治上的失意。
萧声哀怨。
人生无常,生命的短暂。
从苏轼的《前赤壁赋》可看出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
本文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
《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前赤壁赋》正是作于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苦,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在他的赤壁词中,即有过明显表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现实中的我却只能“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地慨叹“人生如梦”。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东坡内心有着深刻的感发,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忧与虚无,但如果仅是“入乎其内”地感叹人类的沧桑,这就不能产生我们今天对他的文采及人品的钦佩。东坡之所以成为“白首忘机”的“东坡老”②,更有他善于“出乎其外”的“自我解脱”的另一面(这一面至关重要)。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打击,问题是面对打击的态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苏东坡既想超脱又不能超脱。他在《书<前赤壁赋>后中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傅尧偷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这段跋语,对于了解作者当时深受压抑的心境提供了帮助。苏轼不得不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于是触景生情地倾吐了自己对前辈英雄的钦慕,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总之,苏轼当时的心境极其复杂:消极隐退与积极进取,疾世忿懑与逍遥山水的双重情绪,在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却流露出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怒,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鄙弃富贵,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
有人曾认为《前赤壁赋》把黄州赤壁当作孙曹交兵之处是苏轼“用事疏舛”,这并不十分准确。苏轼所游之赤壁并非历史上发生大战的真正的赤壁;而苏轼文章之重心也不在周瑜破曹之壮举,他无非是借事写文,抒发他的心怀以求解脱罢了。
综观全文,作者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乐——悲——乐”,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平静到苦闷,再由苦闷而得到解脱的发展过程。而围绕作者感情的三次变化,全篇的行文也随之巧妙展开。“文以载道”,作者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读者所清晰的领悟,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文学表达形式。苏轼这篇文中的哲思也正是通过他对赋的新的利用而传达开来的。《前赤壁赋》是篇辞赋,辞赋时常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前赤壁赋》很显然是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格式。辞赋讲究排比对偶,《前赤壁赋》中也有不少排比对偶的句子,所以它具有辞赋的基本特征。但苏轼的这篇赋却不像汉魏以来的赋一样词藻华丽,仅止于铺陈事物,而少有哲理的渗入其中。这篇之所以长诵不衰,更有它突破辞赋旧格的新成就,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散文诗。诗人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波澜,使文辞更富的血肉,感情也更加真挚,情感与文字的密合无间。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驾驭文字能力的潇洒不凡。总结而言,这篇赋在文学上有两大贡献:
第一,充分显示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质。这篇赋有诗情、有画意、有哲理。就景而言,有明月,有江水,有秋风;就情而言,有悲伤,有欢乐。时而泛舟秋江,扣舷而歌;时而遗世独立,羽化登仙;时而愀然发问,畅谈哲理。景色的转换,情感的跳跃很频繁,但却不杂乱,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苏轼在文章中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哲理,这个论点尽管来源于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却同时具备了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作者所要集中表达的思想,是文章的“神”之所在。神聚而形散,随着主观感受的辗转生发,散文的文字起伏跌宕,意趣横生。文章寓情于景,借景明理,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世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第二,对“赋”体的巧妙利用与革新。《前赤壁赋》是散文与韵文的巧妙结合,是诗与文的统一。文章是赋体,但却不拘泥于古赋,它的语句有长有短,散骈结合,文辞生动,情韵潇洒,不啻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文中游览的场景不断的更换,诗人的情感也不断地变换,而文气却始终一贯如注,既有骈赋对偶工整之美,又有情景交融的诗境之美,还有挥洒自如的散文之美和生动形象的说理之美。在这样的一篇散文诗中,我们不仅可领略文学之美,还可以体悟哲学之理趣,无疑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的融合。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
,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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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是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在汉赋中,汉赋作家把自己的人生态度及价值取向寄予其中,书写其对现实境遇的体验,以及由此提升出来的个人对世界的独特情感体验。在此过程中,既表现出了汉代文人相对完整的个人价值情感体系,又表现出了汉代文人相对集中的群体价值情感体系。而这一切,又无不与汉代文人所接受的道家思想,特别是与《庄子》的思想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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