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3副对联，道尽其人生智慧

李鸿章留下的很多副对联，如今读来，感慨良多。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

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

人的欲望没有尽头，懂得知足才能快乐。

兜里有钱不用太多，够花就好；仓里有米，不用太满，够吃就好，手边有一卷喜欢的书，这样的人生便足够惬意，何须追寻极致的富贵呢。

只要身体没有病，心里没有忧愁，便称的上是神仙日子了。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站的位置更高，就要承受更多东西。身处高位，自然也要承受更多的非议与委屈。

面对周围的情绪，要练就金钟罩的本领，无端的指责与抱怨，听听就好。如果事事都往心里放，再大的空间也不够容纳。

水流花开得大自在

风清月朗是上乘禅

流水、落花、明月、清风，这些元素都是文人的标配。在自然中得大乐趣，在天地间悟大智慧。

人不仅仅要活着，还要活得通透，学会享受生活。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能忍耐，能容人，心胸宽大的人才有大出息。斤斤计较，故步自封干不成大事。

做事不怕困难，就怕自大自满，自己给自己使绊子。谦虚谨慎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的。

万卷藏书宜子弟

一日过海收风帆

留给子孙后代最珍贵的财富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知识与家教。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银珠宝总有败光的一天，好的家风与家教可以让一个家庭长久兴旺。

炼心略似无波井

养气应如出岫云

修心养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事，养生也不外乎这两方面。修心养气就是要保持“静”的状态，不浮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过情绪化。

守正行权真事业

平矜节欲大功夫

恪守正道是对人最基本的要求，要想成就事业就要走正道，偷鸡摸狗走歪门邪路的人长久不了。

克制欲望，不骄不矜是一项大功夫。做事不能只为利益，道德情感也很重要。

无瑕人品清如玉

有骨文章淡若仙

人品是人的底牌，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人品不好能力再强也没用。没有人十全十美，做人可以有点小缺点、小瑕疵，但人品不能出现问题。

歌德惠化速邮置

尚节俭志絜羔羊

做官要行德政，为人要怀仁心。将心比心，不要恶意诋毁别人。崇尚气节，心怀谦逊才是处世之道。

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

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个人有个人的长处，不要只着眼在自己的优势上，还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做事不要执着于过程，方法要灵活变通。

平则得中虚乃集益

德能载福和以致祥

心态平和践行中庸之道，虚心向他人学习才能集思广益。厚道有德行的人才有福气，与人相处和睦一点，和谐的氛围才能给周围人带来好运。

性拙自知能事少

礼踈常觉慢人多

学识浅薄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比较少，礼节不到位就会觉得怠慢别人。

多读点书没有坏处，看的书多了，眼界开阔了，说话做事也有底气，待人接物也会更得体。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

古往今来圣贤人物都是有静气的，越遇大事越能沉着应对。常言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不论是面对危险还是面对诱惑或者是面对挑战，都应泰然处之。

曾国藩为什么选择李鸿章，有点无奈，但更无私。现在，我们来具体看看这里的原因。

具体方法与康熙选择雍正不同，但思路相似。选择了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做接班人，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

晚清名臣曾国藩没有考虑彭玉麟等德才兼备、大义凛然的人选，而是选择了李鸿章这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代表。这是因为彭玉麟和曾国藩的——平方米差不多，而李鸿章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曾国藩性格内向，极其坚韧。他“打掉牙，吞下血”，执着，屡败屡战，处事谨慎。他处处以传统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追求完美和圆满，有强烈的圣人感，以至于处事谨慎。

他坚持日常自省自律，尊重上级，善待下级，谦逊涵养对待同龄人，一生以“诚”和“恒”行事。

李鸿章的性格开朗、豪放、果断、不拘小节；非常注重名声和仕途。他不在乎个人素养，他只看重才华。

正如王在淮军志中所言：李鸿章“领导集团，不分类别，只重于其谋略和学识。”吴汝纶回忆说：“当我强壮时，我玩弄曾文正的幕布，四十岁后，我玩弄李文忠的幕布。

每做一件事，你都详细说出理由，叫所有的同事拟一份草稿来推进，选出最好的一个来用，再从头告诉你：文嘉，某君。如果他们彼此不同意，他们会写自己的话。如果有人战胜了自己，他会说：“我当初有个好主意，现在君子战胜了我，我就可以用了。”我将放弃我的手稿。所以人们为自己而战。东西越细，你的思维越好。

李公择不是。他每做一件事，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说，我要这么做。喜欢的人用，不喜欢的人排斥，没有商量也没有讨论，于是人们揣摩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超出范围的人，一边思考一边过日子。大众气质的衡量在这里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曾与李的不同之处。

李鸿泰太精于算计，太精于战术，太足智多谋，太果断。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即将到达北京城下时，懦弱无能的咸丰帝命令安庆的曾国藩派包抄北上，帮助他前往热河。但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的决战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的曾国藩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努力，就会被天下人骂。秦王，恐怕安庆战场会功亏一篑，从而影响到天下的安危。关键是昏庸任性的咸丰帝很有可能在去他的路上突然想出什么可笑的事情。

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来讲，不分兵勤政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道德的压力，君主的生活等。是以，曾国藩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困境，常常夜不能寐。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拖延。

他提出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之战事关“天下之安”，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北方勤王应“听命于兵”，静观大局变化。曾国藩仔细权衡，采纳了这个建议。

于是他向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他提出，鲍超虽然勇猛善战，但对北方的情况很不熟悉，北上的时候个子矮。所以他说“不能破他”，于是要求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派一人进京守基业”。

其实这是故意找个负责任的借口拖延时间，因为来回报到大概要一个月。果然不出曾和李所料

比如在处理李事件上，他就太出彩了。李跟随曾国藩很长一段时间，并领兵驻守徽州。太平天国起义李世贤部进攻时，曾国藩严令李自卫，绝不可轻易出战。但李没有听从曾国藩的指示，擅自出城接管战斗，致使曾国藩通往安徽祁门大营徽州的门户失守。

关键问题是李战败后在浙赣边界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更可恨的是，我虽然回了祁门，但很快就擅离职守，擅自离开了。曾国藩悔恨难忍，决定上法庭拆散，并建议给予严惩，以惩戒他。

曾国藩此举有理有据，但下属反对。李鸿章更是坚决反对，坚持“果必破，学生不敢选秀。”曾国藩果断回答：“手稿归我所有”。李鸿章甚至威胁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学生们就要走了，所以不能留下来当服务员。”轻轻地敲着地板说，“随你便”。李鸿章和曾国藩脸红着离开祁门大营。

为什么李鸿章在这件事上太聪明了？因为，在安徽祁门，条件艰苦，他不想在心里久留，但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则会被全世界耻笑。

对李事件的处理，既表现了他为部下一时失利而反目为师，又表现了他的侠义和勇敢，为他离开祁门这个硬地方一段时间后，必要时回到曾国藩身边留有余地。如果因为其他原因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回来了。

这样的待遇是完美的。这个理由很高，而且只是见仁见智。不是为了自己，也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天赋确实比普通人高很多，但是开放程度真的不高。

这件事比不上曾国藩奉你之命不立即北上投奔他，因为曾国藩是以事关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以自己的私利为出发点。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彼此的重要性。在胡林翼和郭松涛的“调解”下，师生们放下了过去。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回到他的身边。这件事，一方面显示了李鸿章的才华，但也显示了曾国藩的博大胸怀和大公无私。

因为曾国藩和彭玉麟都有圣人情结，他们绝不会做这种不太光明正大的事，而且做事要稳妥。曾国藩深刻洞察到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早已开始奄奄一息，无论是他还是彭玉麟都无法改变这一局面，于是胸怀宽广，发挥才干，既往不咎，毅然选择了李鸿章。

事实证明，这是李鸿章创建淮军取代湘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淮军在清末剿灭捻军、维护晚清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李鸿章并没有按照曾国藩当初的思路继续发展事业，只是保证了曾国藩开创的事业继续壮大。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选择接班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选择了李鸿章，明知李不老实，也不满意。但是除了彭玉麟，他还能选择什么样的候选人呢？我只能选择李鸿章。

曾国藩对彭玉麟的评价明显高于李鸿章，但他要超越这种情感真的不容易。为了事业，曾国藩有些无奈地选择了李鸿章，但他更无私！

李鸿章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问俄国，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 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 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 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导读 ：采访中，当谈起家族中最有实力的人，很多李家后代都提到了李家老六房“家”字辈三兄弟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他们是李昭庆的第四代孙，现居海外，都是亿万富翁，且深居简出，颇为神秘，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前辈权倾朝野，后人闯荡世界:李鸿章家族，一代有一代的活法

《环球人物》杂志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康有为称李鸿章是“维新之同志”;梁启超评价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在《讲堂集》说“水浅而舟大也”，叹息李鸿章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进退维谷……

李鸿章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后，才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只是间“破屋”，而自己只是“裱糊匠”。“裱糊匠”虽有办法把“破屋”裱得光鲜漂亮，但“破屋”是绝对经不起暴风雨的。

再看李鸿章家族，因为李鸿章的缘故，先是大红，后是大黑，再逐步走出低谷。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李家人有着不同的生存法则。

李鸿章家族示意图。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不久前走访了位于安徽合肥的李鸿章故居，又在上海、北京拜访了李鸿章家族的几位后人。通过他们的讲述，记者了解到，李鸿章家族中出了不少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如今定居在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李鸿章，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和复杂的情感。

李鸿章家族，前辈权倾朝野后人闯荡世界。

李文安，把李氏家族带进官场

在安徽合肥市繁华的步行街中段，有一片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梁画栋。这就是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的故居。走进大宅，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前厅、中厅、走马楼（**楼），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的恢弘气势。

李鸿章的先祖原本姓许，明朝时从江西迁到了安徽合肥。百年后，李鸿章的八世祖将自己的儿子许祯所过继给了好友李心庄，从此许承李姓。许祯所成人后制定了李家门规:李许二姓不通婚，但与族外许姓联姻则不禁止。自此，李家人丁兴旺，支派繁多，李祯所算是李家的第一功臣。

最初，李家世代以耕读为生，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经济状况不好，社会地位也不高。李鸿章祖父当家时，每到年终，上李家要债的人多得“如过江之鲫”。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心地善良，也是一位很不错的诗人。1834年，35岁的李文安苦读多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又过了4年，年近40岁的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后来在刑部任职。

虽然李文安的人生此时已过大半，但他却使李家这个淝水边的中农之家一夜之间“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文安是让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但更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李文安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

李文安虽然性格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始终把曾国藩拉得挺紧。那时，曾国藩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国藩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对家族的最大贡献。

李鸿章:生前权倾朝野，死时遗恨犹存

李家自李鸿章这一代开始发迹。李鸿章出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相传，一次父亲李文安出联考李鸿章，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小鸿章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不但工整，而且十分有气势。他七岁启蒙，八九岁就念完《四书》，教书先生很喜欢他，常在李鸿章父亲面前夸他。

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师从曾国藩的李鸿章21岁中举人，24岁考取进士，年纪轻轻就进了翰林院。曾国藩“打掉牙齿和血吞”的处世原则，对李鸿章的性格影响很大。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创建淮军之初，曾国藩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直接把八营湘军给李鸿章统领，这也是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班底。之后，淮军成了李鸿章发家的本钱，也是李鸿章在官场青云直上的根基。他是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淮军就是“李家军”。

李家昶（中排左二长者）与家人在美国合影。

1870年，李鸿章凭着赫赫战功和淮系集团的支持，当上了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25年，是清代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的。在此期间，他显露出与大清国绝大多数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国外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十分感兴趣。李鸿章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军校、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1874年，他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1894年又被授予三眼花翎，被梁启超尊为近代史上“当时中国第一人”。

1874年，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和戎”与“变法”都归于失败。李鸿章代表清 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从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1901年，李鸿章在“老来失计亲虎豹”的悲愤中病逝。他死时“双目犹炯炯不暝”。弥留之际，老泪纵横，留下遗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内尘氛犹未靖，诸君莫做等闲看。”哀怨沉痛，令人扼腕！李鸿章死后近10年，他为之操持一生的大清王朝也随之灭亡。

一人“发迹”，全家沾光

不过，在李鸿章得势之时，李家兄弟多多少少都沾了光。李鸿章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翰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

参考资料：

李鸿章传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历史迷城——《血色黄昏——李鸿章的洋务生涯》的观后感大凡每一个有名气的人物总有一段迷离的历史，或者说每一段让人瞩目的历史都有那么几个难以评论是是非非的人物。我们总是太感性而直白的将一个人定成好人亦或是坏人，似乎这其中不会有第三种存在，然而熟识或是稍作耐心的去看一段历史，一个人物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孩童似天真的判断对过去的真实是如此的不公。

清末，列国入侵，国内动荡，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外患；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内忧相继侵蚀着古老敌国的命脉。动荡出英雄，也出小人，于是在这一时期，慈禧，光绪，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等一大帮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至今热议不断，优劣难定。尤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国藩毁誉参半，而李鸿章背负着签丧权辱国之诸条约的骂名，但却主持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缔造了轰动一时的北洋水师。然而近来看过的一部有关李鸿章的纪录片使我感触很深，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徒，从曾国藩手中接下了权力的手杖，与曾国藩一样也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之后创建了淮军逐步取代了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的地位。自清军入关以来一直是满族执掌大权，八旗子弟横行于世，曾李的掌权不得不说在当时引起了老百姓的敬仰与支持，而随着八旗绿营这两支中央军事力量的衰退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使得淮军首领李鸿章得以在朝中担任要职，并在今后的日子里成为历史的`操舵者。李鸿章对于西方的态度是开明而清醒的，成为当时清廷少有的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正确认识的人，早在组建淮军之时便使用先进的洋式武器，之后积极的筹备洋务运动，组建北洋舰队，并大力支持遣送外国留学生接受西方知识的政策。但清守旧势力的阻挠以及官场的利益之争使得这一切不是失败就是难产，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成效不佳，但圆滑的李鸿章，当然也应该称作是不认输的李鸿章，在一次次的曲折与试探，争取与尝试中还是让末代的帝国在许多地方有了进步。

以修铁路为例，这项本来利于中国发展的事业却屡次受阻，从提出到最后的实现历时十多年，而这其中马拉火车的笑话我们早知道，但有几个人知道李鸿章命令用马拉火车来运送煤炭是因为当时保守派对于建铁路的极力反对而为了避免已经存在的一小段铁路不被拆毁，李鸿章不得不提出用马拉火车——只要铁路在就有希望。评论一个人的得失成败，应当把这个人放在当时的历史与环境，我们将其放在现在的社会看，无疑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李鸿章为例，他的外交才能不知道为清朝廷解了多少的围，省了多少的赔款，每逢与外国谈判，无论国内国外首推李鸿章，清廷方面呢，自知别人只会瞎嚷嚷，真正能去分利必争的和列强谈判的非李中堂无二，外国人方面呢，知道清帝国朝野那些官员的愚昧，能真正可以交流非李鸿章不可。因此我们大多数只知道李鸿章签了多少多少的屈辱条约，却不知道这些条约是清廷朝野所犯下的，让李鸿章当个替罪羊罢了。中法战争搞砸了，要李鸿章去处理，慈禧疯了一般的向十一国宣战也得李鸿章去擦屁股，为了保证朝廷所受的损失最少，李鸿章巧妙周旋于列强之间，利用各国矛盾，以夷制夷，颇有成效。而这许多的谈判中，最让国人，也最令他本人可耻而羞辱的是与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日本大有蛇吞象之势，割地寸土不让，3亿白银分厘不少，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谈判桌上如市井买卖一样一分一分的争，此时哪有大清中堂的权威，他像一个离休的老人在为一分的菜钱而争得面红耳赤。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世界对日本的谴责，日本政府对这一突发事件不得不表示歉意，只准将3亿元减到2亿，带伤的李鸿章由重回谈判桌几番唇枪舌剑的谈判，日本坚持2亿元再无可减余地，清廷竟大喜，召李鸿章速速签字。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从此退出历史，清廷从此不再经营海军，拆毁海军衙门，而李鸿章也因《马关条约》而彻底背上汉奸的骂名。

适时外国曾有人将李鸿章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放在同一地位，而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者的环世界之旅，充分展现了弱国外交的强悍，他到访德国，俄国，美国等都给当时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世为奴，他对于清朝的衷心对于帝国富强的推进对于外交场上弱国外交的杰出让他成为一个英雄，然而，他毕竟难以成为我们心中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英雄，他也有着当时腐朽官场的烙印，也有大国心理的骄纵，他为清朝带来了强大的军舰却没能发展一只强大的水师，但许多的原因又不因为他，他一个人太过于单薄，他的上头有着中央的机构，有着慈禧，他的身边还有着“固执爱国”的保守派，有官场的潜规则，还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武断的将其定为卖国贼，汉奸是多么的不明智甚至是一种盲目的诽谤，《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发誓再不踏日本国土，并在以后途径日本需要换船的时候坚持在两船间搭木板换乘，绝不踏日本半步。他的作用在当时就是清朝廷的修补匠替罪羊，他改变不了，只好尽最大努力去实施他的“洋务运动”，去铺他的“铁路”。

历史，永远是过去的事，没有谁会真正可以得知过去的事，他们已经随时间的溜走而变质，留给我们的只能是种种的推测的，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得出结论的真伪，我们只是在不断的求最接近历史的解——亦即最符合大多数史料的推断。另一方面，人这种无论何时都难以搞清楚的动物，无论其行为还是语言甚至是其他与之相连甚密的外物在现世都是一种谜题，更何况经过若干年的消沉，经过人们一再情感的加工，早已将历史真实的人物做了偏袒取舍。就好像岳飞是英雄，包拯是清官，崇祯帝昏庸，袁世凯窃国，然而他们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用客观的眼观看他人，要全面的分析一个人，简简单单的像儿时那样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已经不被允许，因为你有了阅历，有了知识，也有了发言权，我们不能让三人成虎的事从我们这里发生，并使一个人蒙不白之冤。起码我们也该尊重那些死去的人，曾真实的历史。

若干年后，我不知道我所认识的人中是否会有让后人争议的人物，但我想说每个人都有历史，而且是自己历史的主角，我们站在旁观之外看他人之历史，要以一分理智而非感性。像李鸿章，从我初中第一次认识他到高二结束了历史课，在心中一直将之鄙视，最近知识渐渐的扩充，对于如何认识历史，认识人物有了逐渐成熟的看法，开始从新省视过去的偏见。上星期看过的这部关于李鸿章的专题记录——《血色黄昏——李鸿章的洋务生涯》，对如何看待历史和人物的观点更加清晰，而对于李鸿章这个人本身完全不再鄙视，因为我想没资格。临终前操劳当了一辈子的补丁匠的李鸿章吟诗一首，没有合眼就离开了气数已尽的清朝：鞍，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忽而想起**指环王中有一句让我记忆犹心的话：历史变成传奇，传奇又变成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