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记张居正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仰太岳相公。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箱放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重之。

嘉清四十一年（l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进人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照，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 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行一条概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2)大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贯贱，都有生存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史书中似乎也有不太光彩的记载，他擅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威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目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干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准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干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人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余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调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当时张居正已经去世了，李太后也无法断定张居正的后人是否对朝廷有威胁，所以任由万历皇帝进行清洗。其实张居正还是挺有魅力的，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是不敢对他清洗的，虽然心中有所愤懑，但还是要等他死后才能发泄。

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小的时候，就受到李太后的任命去教导他，并且辅助他。张居正接到命令之后，也是一心一意的帮助万历皇帝成长，并无他心。他的忠心太后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太后对张居正越来越信任。在张居正的教导之下，万历皇帝成长的很快，最后也成了掌管朝廷的一把好手。不知道张居正和万历皇帝在相处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如此的愤恨，即使张居正去世了，也要扒出他的尸体，施行鞭刑。

如果太后去劝诫万历皇帝放过张居正的话，皇帝会听的，但是太后没有这样做。可能太后担心张居正死之后，张居正的后继之人自己难以掌控，还不如任由万里皇帝去清洗。再就是，李太后也会考虑万历皇帝当时的身份，那时万历皇帝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成年了，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李太后不想插手万历皇帝的事情，也是对其放手的一种表现。以此来说明她现在对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是信任的，万历皇帝可以放手去做。

只是这苦了张居正以及张居正的后代了。张居正不仅在死后不得安宁，而且他的很多后世子孙都发配到边疆，有些甚至在发配途中就去世了。一代忠臣张居正竟然落得了如此的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万历对张居正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万历对张居正的势力遍布朝野十分忌惮。害怕皇权旁落。不得己，在张死后，采取了对张居正及其党羽的清算行动。但万历对张一家还是留有余地，没有赶尽杀绝。这说明万历心里明白，张对他而言，还是恩大于过的。

大家都知道，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明清两朝再无宰相。不过明朝中后期，出了一个人，大家称他为明朝第一宰相，这个人叫做张居正。

张居正，是万历朝的内阁首辅，而且是皇帝的老师，因此皇帝都怕他七分。当时皇帝只有十来岁，张居正奉命监国，大权独揽。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十分的严格，因此万历对张居正十分尊敬，也十分的恐惧。

根据记载，万历七年，皇帝曾经向户部所要十万金，用来改善自己的伙食，但被张居正以国家贫困而拒绝。而自己生母李太后对张居正又信任有加，大太监冯宝又是张居正的好友。所以万历皇帝几乎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帮自己的人。就是这种压抑感，让万历皇帝一直憋屈着，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才第一次能够真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他第一件事就是否定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所作的一切。

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这是皇权被压制许久后的爆发。在《明史》张居正篇，结尾说过一句话“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可见张居正被清算根本原因是权利过大，威慑到了万历皇帝。可以说张居正在明朝不仅是第一宰相，而且还是一个虽然没有名誉但有实权的皇帝。张居正看到明朝不断地衰落，边境被倭寇不断地洗劫，百姓贫困潦倒。于是张居正开始变法，在田地上推行“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给了老百姓。

在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大将，平定倭寇扫荡，使得明朝的军事和经济大大的增强。可以说张居正为国为民，是一个十分好的官，最后张居正因为处理大量的公务劳纍而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待张居正十分恭敬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

在张居正死亡四天之后，万历皇帝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将其妻子儿子流放边塞。这样万历皇帝还不解恨，下令将张居正尸体挖出来鞭尸，万历皇帝果真有他的祖先朱元璋的几分狠劲。就这样一代名臣死后竟然落了个这样的下场，十分感慨。

还是恨的，直到晚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还心怀不满，张居正在幼年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张居正活着，神宗心底惧怕，阴影在胸，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张居正一死，神宗虽说还装模作样地大哭了一场，可是他很快就擦干眼泪，开始报复了。他积聚了十几年的不满和怨恨，突然爆发。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张居正任用的干部开刀的，什么事儿解恨他就怎么干。于是张居正一家就入地狱了。

张居正是以为成功的宰相，但是不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他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励精图治，使大明王朝重振雄风。而他作为帝师，在教育皇帝上面却是失败的。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朱翊钧教好，尔致万历对他产生反感，甚至一直想打倒他，所以万历并没有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也没有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

详细介绍：

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苦果是自己种下的，万历皇帝再小也是天下九五至尊，作为老师首先要行君臣之礼，张居正看来真是有点糊涂了。万历皇帝自视自己为天下九五至尊，容不得半点屈辱，时间一长便心理慢慢扭曲，报复张居正是迟早的事。

张居正实在是太优秀了，整个明朝机器的运作全靠张居正指挥，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没有发作，毕竟个人恩怨要让位于江山社稷，等他一死，万历快被别憋炸的小宇宙便爆发了。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

1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其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帝国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

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根据最爱君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

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 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2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经常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3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一走，整个帝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他可以赢得很漂亮。

4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张居正的悲剧，说白了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其预撰“墓志铭”，为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

“以肉驱蝇，蝇愈至”。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相，真是够了。如果罗织罪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那还要雷政富的视频干什么？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最大的赏赐是，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帝国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作了这样的评价：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的）人物。

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帝国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在江陵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恰恰可以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乞休而退，正是时候。

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但是，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6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之时，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了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是，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