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是什么纪念日？2016年是多少周年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的作法。那么，本期传统节日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九一八是什么纪念日？2016年是多少周年纪念日？一起来看看吧！

问：九一八是什么纪念日？2016年是多少周年纪念日？答：每年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国国耻日），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定的国耻日。

“九、一八”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是永远抹不去的“国耻日”，盼望早日确立法定意义上的“中国国耻日”。

概括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定的国耻日，但在非正规场合有“五·九”国耻，即1915年5月9日；“九·一八”国耻，即为9月18日；“七·七”国耻，即为1937年7月7日。国人的认为，最让中国耻辱的是“九·一八”。

“九·一八”国耻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的作法。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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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1936年，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小，布满西安的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归不得，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人人心中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当时正在西安二中教书的张寒晖，天天见到这种流浪徘徊的惨景，耳鼓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于是便谱写出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歌曲，以含着热泪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张寒晖曾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的曲调了。当然，这也要变一变才成……。”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述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长处呼天抢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张寒晖谱成这首歌曲后，先亲自教二中学生歌唱，后来传到东北军的学生队里，不久就传遍了东北军。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解放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选用了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具有倾诉性，叙述性兼抒情性的特点。歌词内容有很强的说服力，真切感人。第一部分是由两个乐段组成，每一段又都由三个乐句构成。这一部分的音调富于叙事与抒情的特点，倾诉着自己的家乡东北，有丰富的物产，还有自己的爹娘，第二部分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得到了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依据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这首歌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层次。词的开头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整夜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亲人发出呼唤，抒发着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歌中的“我”那满含热泪、悲愤交加的音调，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

上世纪60年代，我国著名男高音李光羲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演唱这首歌曲，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的演唱堪称经典。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 “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蒋介石、张学良拱手让敌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

　　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又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 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车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你好。

据了解，1936年，张寒晖班上的东北军子弟，常把他带到新城北门外东北军家属寄居的地方，与学生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见面。在那里，张寒晖目睹了东北籍同胞忧郁愤怒的情形，听到他们背井离乡的哭诉。伤痕累累的“九一八”已成为他们的切肤之痛。于是，他以北方女人失去亲人在坟头的哭诉声为音乐素材，写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如泣如诉的歌词也涌向笔端。当试唱这首歌时，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旁边的学生和流浪难民也跟着恸哭。张寒晖的朋友姚一征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所以，这首《松花江上》表达的是爱国情怀和一致对外的敌忾。

表达了作者对南京大屠杀强烈的控诉和告诫国人要牢记历史的耻辱的思想感情。

原文：

半个世纪过去了，浩浩长江依然奔腾向前，无止无息。

在我两下江南的采访调查中，在我提起沉重的笔时，我悲愤的心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战栗。限于篇幅，我的叙述难以表达历史灾难之万一;而当年日本法西斯那难以计数的令人发指的兽行，又绝非笔墨所能形容!

半个世纪过去了，美丽壮阔的南京城已难觅旧时容颜，可先辈们痛苦的哀号将永远在我灵魂深处回荡。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前夕撰写这篇文章，我又感到欣慰—— 今日之中国，已非任人宰割的羔羊;作为80年代的青年军人，我又感到自豪——在我们的钢铁长城和火热的胸膛前面，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作为历史的回顾，我们不能只有四大发明、古国文化、开元盛世、丝路花雨，也应该有南京大屠杀。

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发更多的议论，我只希望像我一样年轻的战友、年轻的同胞，记住这惨绝人寰的灾难，记住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它会让我们更加明确今后的路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