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什么要以炉中煤自喻

诗人为什么要以炉中煤自喻,第1张

您好。

1.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与郁达夫,成仿吾组成“创造社”。 抗战时期写有《屈原》,《虎符》等话剧。

2.重点掌握“年青的女郎”与“炉中煤”的象征意义。作者采用这种象征手法,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激情,另一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

“炉中煤”象征作者自己的爱国激情,可以使人们体会到作者情感的炽热程度。“年轻的女郎”象征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后的生机勃勃的祖国。同时,也是诗人热恋,追求的对象。

此诗是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当时作者虽身在国外,但却深受国内五四运动的鼓舞,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渴望祖国的富强。他曾满怀激情地写道:“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像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情绪’的《炉中煤》便是对她的恋歌。”

在这首自由体的新诗中,诗人运用了比喻、拟人、象征的手法。诗人以“炉中煤”自喻,通过向“年青的女郎”倾诉衷肠的方式,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作品通过“年青的女郎”这个隐喻,表达了作者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祖国的新认识和新期望。“年青的女郎”这一比喻,既包涵着对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的否定和批判,又包涵着对五四后新生的祖国的肯定和赞美。作者自比燃烧的煤,说“我活埋在地底。”,表达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抑郁和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而“有火-样的心肠”,则形象地表观了作者对祖国赤诚无私的奉献精神。全诗通过炉中煤向年青女郎倾诉恋情的方式娓娓道来,将炉中煤人格化,使其具有思想、情感和鲜明的性格。这样,诗人将祖国、民族的新生和自我的新生结合在一起,表现了自己与祖国不能相分离的密切关系,把发自内心的爱国激情抒写唱得格外动人。

诗作还运用了反复咏叹的修辞手法。“啊,年青的女郎”放在每节的首句,反复了4 次:首尾两节又重复了“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种反复手法的运用,既收到了结构上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炉中煤》每节行数一定,首行相同,形式相当整齐,这在诗集《女神》中是较特别的。

希望能够帮到您,谢谢,望采纳。

归纳起来,身边小说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写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当然不等于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实际生活的影子(即比较客观的),或写作家的情绪、心境,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其二、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经典小说不同,身边小说不注重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是“随笔式的”。

其三、不管是以较为客观的第三人称还是较为主观的第一人称来写小说,都必须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学时期多表现为“性的苦闷”,归国以后多表现为“生的艰难”。另外,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日文的“私”译成汉文即“我”,私小说又译:自我小说)。私小说有自己一套理论,“‘我'就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我'不用假托而朴素的表现出来”,强调尽情地表现、抒写、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经历、情感以及隐秘的心理,因此,在写性的苦闷时,喜欢写变态性心理、性欲望、性幻想,带“丑恶暴露”的色彩。 与文学研究会关注现实人生的写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以弘扬自我的浪漫主义风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受到世纪末种种流派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他们与表现主义主张的直接表现自我、表现生命的内在律动的思想心有灵犀。郭沫若在一封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就明确地说“诗的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的言辞更为激烈:“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唯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郁达夫则以自己的创作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表现主义的理论,为他带来声誉也带来诋毁的“自叙传”小说,其实就是他“自我情绪”的表现,郭沫若式的激情、郁达夫式的苦闷都从表现主义的河堤上找到了喷泻的决口。

当然,创造社同人对表现主义的青睐也并非空穴来风,卢梭的“返回自然”说就是其理论后援,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包括性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成了他们对抗陈腐、虚伪、做作的锐利武器。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赤裸裸的内心披露,不加掩饰的个人隐私,使“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到“作假的困难”,而其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捣碎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桎梏,正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价值与欲望,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又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追求“美”。

成仿吾的话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这种“美”在文学中则表现为真实的情感。郭沫若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成仿吾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但创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与后来京派文人追求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有所不同,在他们笔下流露出颓废的美、感伤的美、忧郁的美、病态的美,当然也有激越飞扬之美(如郭沫若的诗),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冲破种种清规戒律,本着内心的要求和情绪的变幻纵情抒写,忠实于自我忠实于美忠实于情感,在苦闷哀怨中折射出时代的灰暗色彩。

论新人文主义理论对梁实秋文学观的影响

摘 要梁实秋在留学哈佛接触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后,在文学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梁实秋由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浪漫倾向转向了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倾向之中。本文将从梁实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两方面论述他在接触新人文主义理论前后文学观念后发生的转变。

关键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转变

近年来,关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的关系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事实上,在服膺了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中国留学生中,接触白壁德思想前后观念变化最大的是梁实秋,最为“活学活用”白壁德对西方浪漫主义运动批评语言和批评立场的是梁实秋,而在二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取得最大成就的也是梁实秋。建立在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才真正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中最早、最完整的系统理论体系。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并且在20年代引起广泛争论和社会反响的一种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是遭受着现代性弊病的西方社会,在20世纪初的文化上出现了一种自我调整和反拨。在白壁德看来,处于扩展时代的西方社会,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人道主义这两种人道主义把西方社会带入了罪恶与危机之中。这两种人道主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这是旧人文主义。旧人文主义,用他的话来说是受制于“物的法则”的,而不是人的法则。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要克服就人文主义之弊,倡导从古典文化传统中习得规范、标准和纪律,以理性、节制、自我约束来提高自我的道德,实现个体的完善。白壁德在文学上倡导一种节制、均衡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与伦理批评,反对卢梭式的浪漫主义的放纵情感与感伤弥漫。

梁实秋于1924年底留学哈佛,也正是再次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白壁德教授。关于梁实秋个人对于他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说明最早提到他们之间师生关系的是写于1927年6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这本评论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说“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与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先生ProIring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的几篇文章。” 在为吴宓等人翻译汇集的《白壁德与人文主义》这本集子的“序”中,梁实秋再次提到了自己与白壁德之间的关系:“民国十三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我选了一们白壁德教授的功课‘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这是我认识白壁德教授之始。” 梁实秋正是在选听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一课之后,才开始了对自己原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清算。

作为创作者,梁实秋在接触白壁德思想的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作为批评者的在与白壁德接触前后,在批评思想和批评语言也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实秋在结识白壁德之前,其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浪漫的,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当时梁实秋对郭沫若的想象瑰丽情感热烈的《女神》十分赞赏而批评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的朴实、缺乏想象和情感。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曾把梁实秋与郭沫若并列为当时具有“幻想力”的诗人:“现今诗人除了极少数人的郭沫若君同几位‘豹隐’的诗人梁实秋君等以外,都有一种极沉痼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 《草儿评论》可以说是梁实秋走入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篇相对完整的批评论文。梁实秋指出,《草儿》创作太滥,虽然梁实秋认为诗是“表个人的冲动”,但根本的是“艺术冲动”才是艺术品的成就的初步。他指出“试把《草儿》读过一遍,我们立刻觉得《草儿》作者的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肤浅”,因为“艺术品所祈求的是美”,“诗的主要职务是在抒情,而不是在说理”,“诗的成就,即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作者又认为《草儿》情感太肤浅不真挚浓烈。梁实秋又指出了《草儿》的 “病症不全是情感的缺乏——想象薄弱亦是大原因在。”作者指出诗歌文字比较少,所以需要想象力的必要比较大,“诗里无处不需要想象”,“作者想象力薄弱就是艺术手腕之肤浅。”。他比较了《草儿》诗集中对声音表面和表现力的写法,认为作者想象力之薄弱,艺术手腕之肤浅。梁实秋对《草儿》的批评,对诗的艺术特征的强调归结起来就是:诗应该是艺术地写真挚浓烈的情感,他把诗歌的“情感”与“想象力”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情感、想象,可谓是诗的扶翼又轮”。

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同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创作中看出其此时创作上的浪漫倾向,它们分别是《苦雨凄风》、《海啸》、《海鸟》。《苦风凄雨》写的是一个即将远行的游子“绿哥”临行前因为要与家人爱人、告别而生发出来的离愁别思,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恋情。诗中表现的情绪以及表现这些情绪的语言,都是属于五四新文学初期的那种“个人性”、“印象式”的浪漫的感伤。年轻人的激动和热情使梁实秋倾向了情感丰盈的浪漫主义。《海啸》则是一首新诗,抒发的是梁实秋在赴美的船上所感念的“乡愁”。《海鸟》是借一只孤独飞翔的海鸟来比拟一个初次出门的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恋,表达的是当时留学生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和情绪。梁实秋此时对新诗的认识就“新诗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园地,有青春的热情就可以写诗。” 梁实秋此时的创作倾向基本上是当时创造社的浪漫情绪的路子,实际上此时梁实秋与创造社主要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极其密切,梁实秋曾经在《海啸》这篇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当时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密切交往,1923年所写的记述自己离愁别绪的唯一一篇小说《苦雨凄风》交给创造社发表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梁实秋那篇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包含钦佩的评价文章中看出其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拜伦与浪漫主义》写于1923年底的科罗拉多大学。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辨析了“浪漫主义”的概念,总结出浪漫主义的三个特点:自我表现之自由、诗的诗体自由和诗的题材的自由,指出浪漫主义的精髓是“解放”,即作为诗人的人之解放、诗体之解放和诗的材料之解放。梁实秋逐条分析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在审美观念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并极力贬斥了古典思想。作为新文学阵营中一员大将的梁实秋,自然会极力张扬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反动。作者极力赞扬了卢梭,认为浪漫主义思想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意义,还饱含激情地赞扬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特别是其“极端的反抗精神”。

在梁实秋留学于哈佛大学并接触到白壁德思想之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从最初的浪漫倾向向古典训练和人文主义标准转化。1923年底地在科罗拉多写的《拜伦与浪漫主义》盛赞拜伦的“像一阵不羁的西风”,并标举出浪漫主义的精髓就在于自由与解放。而在不久之后的1924年,他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选修了白壁德的“16世纪以后之的文学批评”的课程,并且“他在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提交给白壁德的学年论文《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成为他初步接触白壁德思想后的一个转折点。与一年前叹服于王尔德文笔的精彩绝伦并奉为英文中的典范不同,梁实秋开始了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的初步清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与人生结合起来”,“文艺必须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文学称为道德的,这是无谓;不道德的文字就算是文学,这简直是狂妄了。”而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恰好反应出梁实秋对浪漫派文学的赞扬到对“唯美派”的纯艺术主张的清算告别的思想转变过程。写于同时期的《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批评了卢梭的“天才”“想象”流于“变态”,无节制的扩张自我,无纪律的抒发情感,沉溺于纵乐而造成文艺的无政府主义。梁实秋因而提出建立在“人性常态”为基础之上的“纯正想象”。

接触到白壁德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后,梁实秋除了大规模的介绍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外,自己也写也一些论文以构建自己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文艺批评论》系统性地以古典主义眼光评述了自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西方各大批评家与批评流派,并借用白壁德的批评方式将所有的文学分为古典与浪漫两种倾向“‘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词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我们纵观西洋文学批评史,实在就是健康的学说与病态的学说互相争雄的记录。”

在《文学批评辨》中梁实秋提出批评是一种判断,“所谓判断包括两层步骤——判和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是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因此判断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确定价值与标准。梁实秋在这里引用了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定义“‘文学批评者’,乃一种无所为而为之努力,借以学习并传播世上最优美之智慧思想者也”。在此也显示了梁实秋延续了阿诺德、白壁德的古典主义标准——在批评中寻求很久、统一的固定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基于纯正、常态的普遍人性。批评家的职责是在判断并发现文学的标准与价值,因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行为,这与敏锐、感性的文学鉴赏是不同的。但是,“在自近代以来的文学注重个人的独创性,文学批评也渐渐的成为了创造文学,文学创作本身也倾向于‘情感之自然流露’”,因而文学批评都被这种鉴赏式或印象主义的批评方式所扰乱,文学批评应该坚持客观判断和基于一定标准之上。文学批评有一定的标准就在于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普遍、固定和常态的人性。具体到梁实秋那里,这种常态的人性又落实到伦理之上,文学批评因此必须肩负着伦理把关的重任。沿着这样的思路下来,梁实秋严厉地批判科学的批评、社会学批评和心理学批评,这些批评都只是一种外在的事实归纳、统计、考据或变态的心理分析都背离了固定的人性标准,放弃了批评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担当。

应该说梁实秋所倡导的一条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在论述方式上与阿诺德和白壁德并无二致,甚至其许多批评语言和批评方式就直接照搬了阿诺德和白壁德。这种论述方式更明显地体现在其另外一篇重要论文《文学的纪律》中。在该文中作者提出文学纪律就在于“内在的制裁”而非新古典主义的“外在的权威”的清规戒律;“文学应该是男性的,强健的而非女性的轻柔的”,文学的想象应该是理性的制裁与道德的想象。可以说在这里梁实秋的批评方式与语言是清一色的白壁德与阿诺德的语言与思想。

自然,梁实秋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白壁德的古典主义理论,现实需要与解决问题的实际才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理论论证的真实目的所在。1925年底写于纽约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是梁实秋第一次运用白壁德的文学观点对中国当时文学创作进行的系统的批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标志着梁实秋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的诞生。《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出现,是现代文学中第一篇有完整的理论分析的批评论文,这篇论文确实对新文学发生的第一个阶段做了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与反思,对新文学发生初期的脆弱、纵情、感伤、散漫、思想的缺乏冷静观察与大量吸收外国文学手法而消化不良、批评上的随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新文学初期的要害。

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梁实秋直接借用了白壁德在清理西方近现代思想时所使用的一个观点,即将西方思想史看成为“古典的”和“浪漫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将此种法称为“西洋文学批评的正统” 。带着对不无情绪化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点,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加讨伐。梁实秋没有从“浪漫主义”本身的定义出发,而是从白壁德的阐释方式出发,认为一切非理性不符合常态的现象的都统统纳入他的浪漫范畴。论文开宗明义就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陷入了一场浪漫的混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走错的方向。梁实秋从“新文学运动根本的是受外国影响、新文学运动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性、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是印象的、新文学运动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性”四个方面来论证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并将其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手术台上。梁实秋批评新文学“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就因为“浪漫主义蓬蓬勃勃、不守纪律的自由活动”“所以浪漫主义者就无限制的欢迎外国影响”“无暇顾及选择性”;同时新文学运动的柱石——翻译文学,“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珍宝,争相模拟”而呈现一种“无标准”的“浪漫的混乱”;梁实秋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受外来的影响而发生的‘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梁实秋从其古典主义理性标准去衡量新文学,要求“抒情主义的”自身“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从这两方面观察,他就“觉得新文学对于情感是推崇过分,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而流于颓废主义与假理想主义”。梁实秋指责“情感的推崇”“不加节制”的深层担忧还是来自白壁德对卢梭式人道主义的抗拒。故而梁实秋指责早期新文学初期中出现的描写弱者与弱小民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梁实秋看来,人道主义基础上 “普遍的同情心”是居于“平等”观念的“假设”而这种平等观念不是理性的,是“自爱”、“自怜”之扩大。“无限制的同情”造成了情感的推崇,失去了理性的选择。梁实秋在此显露的相当贵族化的思想观和五四新文化派的人道主义与民主观念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现在中国文学就是被印象主义所支配”。在梁实秋看来,印象主义便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其人生观是建立在“流动的哲学”之上。他把新文学中的小诗、韵文和散文的互相渗透和日记体小说、游记文章等都说成是印象主义的表现,这些文章只是个人情绪的随意抒发而丧失了理性。同时,他还批评这种“灵魂的冒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方式了理性的判断力,否认了标准的存在。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浪漫趋势第四点就是推崇自然与独创。在梁实秋看来,文学应该描写普遍的人性,然而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独创与个性“势必将自己的怪僻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人性的中心”“打破一切天然的和人为纪律法则”而造成混乱。梁实秋在这里完全与符合伦理的节制所谓的“纪律”来排斥一切独创和个性、天真自然的文学。

总之,梁实秋在1924年接触到白壁德并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理论之后,实现了他从五四式的浪漫热血到古典的静穆的转变。作为新文学阵营中的大将,梁实秋几乎是在新文学阵营中,在接触到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前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戈相向”。可以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直接促成了梁实秋创作与批评的转向,并此理论为基础在现代文论史上最早建立了最有体系的批评理论。

参考文献

[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3页

转引自段怀清《白壁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213页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49页。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7页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21页

梁实秋《副刊与我》,见《梁实秋散文》1—4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梁实秋《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546页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68页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72—174页

[10]《文学批评论·结论》,《梁实秋论文学》,第233—224页,转引自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85页

[1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1页

[12]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22页

[13]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文学理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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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

生平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作品及简介

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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