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树的结局是什么

香樟树大结局第32集介绍 小衫这次是真的彻底放弃了化疗，因为她想保证胎儿的健康，因为她想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为韩波和自己留下一个生活的纪念。但是她执意不让陶妮告诉韩波自己怀孕的消息，她觉得临终前韩波还是不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消息比较好。因为当年她打掉了韩波的孩子，导致他们情感破裂。今天也不要因为孩子而把韩波栓在自己的病床前。 陶妮还是告诉远在西藏的韩波，小衫怀孕的消息。韩波准备返回上海。可是小衫却告诉韩波，孩子是自己和又和好了的盖瑞的，韩波半信半疑地又踏上了去阿里的路。 小柯回到上海。他终于激动地抱住陶妮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昨日再来》开拍了。开机仪式上，小衫激动地告诉韩波，我们有了情感纪念了，韩波在西藏遥祝拍摄顺利。小衫难以抑制内心的难过，流泪切断了电话。 几个月后，2002年春节。陶妮陪着怀孕并且病弱的司马小杉在青浦的监狱门口等待着她们的好友吴芳芳过年放假出来团聚。但芳芳最终没能出来。因为她固执地想把这珍贵的一天假期，挪到和陶妮、小衫十年前就约好了的开春后的四月二十八那一天。 4月28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芳芳走出监狱大门，只看到陶妮在门口接她。她问小衫在哪里，陶妮说，她在树下等我们。她们又来到香樟树下，清风阵阵，芳芳看到小衫留给自己的信，她方得知小衫已经走了。她在信中说：今后她每年都会化作春风来这里和她们相会。 这时，远远走来了韩波，他抱着小衫孩子念念，还有多年没见过芳芳的香香，以及最后那胖胖的身影——陶汉。

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基里洛夫来论证世界荒谬的观点，而在《反抗者》中他又以伊凡作为反抗荒谬的辩护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甚至把他自己画成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膝上，以示表现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拥抱。美国学者考夫曼在他为存在主义写的一本导读性的小册子中，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所有文献中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所以他把《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放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一篇加以导读，并将他的小册子取名为《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是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伟大的作品。而且从逻辑上看，表现一种文化的深度的代表性文本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没落的时候。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象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44—4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那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然而这整体仍象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面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对上帝死后的怪诞世界与荒谬人生的表现，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整个基督教文化来说，含义是极为丰富的，绝非像无神论想象的那样可有可无。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复活完全就是一堆骗人的谎言；没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上帝，所谓灵魂不死就失去了凭据，每个个人都要面对死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预见，就在于当其他人都忙于现世事务或者醉心于科学的时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没有上帝整个基督教文化将要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阿辽沙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伊凡为失去上帝而导致的荒诞欢呼的时候，《罪与罚》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娅就感到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喜欢酒色而穷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对阿辽沙说：“伊凡弟弟是狮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声，永远默不作声。但是我却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他折磨着。假如没有上帝，那可怎么办？……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金笑了。他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这样说，我是简直没法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64页，第89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伟大，就在于尼采仅仅执着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时并写两面。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

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现及其心灵的内在冲突，令人想到被施宾格勒作为西方文化的高峰来推崇的康德。康德无意摧毁上帝，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义都不能保证，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但是，康德却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所有理性证明。于是，在嗜好科学实证与理性事实的现代，上帝观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与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上帝留下的位子也仅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处于比康德的时代上帝的位子更摇摇欲坠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强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证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证了将近两千年的自由、不朽等伦理价值，否则，整个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厦倾覆的危险。问题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忏悔罪恶的道路，让基里洛夫为证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杀，让伊凡在诱导斯麦尔佳科夫弑父之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发疯，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难怪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与罚》中的“超人”思想时写道：“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标新立异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要反对这一思想呢？为什么要争吵呢？又是同谁争吵？回答是：同自己，仅仅是同自己争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着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 人们或许会问，基督教文化最辉煌的金秋果实为什么不是产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而是产生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视野，那么它确实是许多作家成功的奥秘。英国的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叶芝等文学巨匠，其实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到了英国所产生的陌生化的艺术视野成就了这些艺术天才。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国家，从普希金开始才真正与西方文学接轨。一方面是西欧的科学理性与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罗斯民众仍然像许多世纪之前那样生活，改革的结果是更增加了民众的苦难，使他们只能在东正教的未来天国中寻找一丝情感的抚慰。于是，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的对立比在西欧各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文化土壤。

小衫这次是真的彻底放弃了化疗，因为她想保证胎儿的健康，因为她想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为韩波和自己留下一个生活的纪念。但是她执意不让陶妮告诉韩波自己怀孕的消息，她觉得临终前韩波还是不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消息比较好。因为当年她打掉了韩波的孩子，导致他们情感破裂。今天也不要因为孩子而把韩波栓在自己的病床前。

　　陶妮还是告诉远在西藏的韩波，小衫怀孕的消息。韩波准备返回上海。可是小衫却告诉韩波，孩子是自己和又和好了的盖瑞的，韩波半信半疑地又踏上了去阿里的路。

　　小柯回到上海。他终于激动地抱住陶妮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昨日再来》开拍了。开机仪式上，小衫激动地告诉韩波，我们有了情感纪念了，韩波在西藏遥祝拍摄顺利。小衫难以抑制内心的难过，流泪切断了电话。

　　几个月后，2002年春节。陶妮陪着怀孕并且病弱的司马小杉在青浦的监狱门口等待着她们的好友吴芳芳过年放假出来团聚。但芳芳最终没能出来。因为她固执地想把这珍贵的一天假期，挪到和陶妮、小衫十年前就约好了的开春后的四月二十八那一天。

　　4月28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芳芳走出监狱大门，只看到陶妮在门口接她。她问小衫在哪里，陶妮说，她在树下等我们。她们又来到香樟树下，清风阵阵，芳芳看到小衫留给自己的信，她方得知小衫已经走了。她在信中说：今后她每年都会化作春风来这里和她们相会。

　　这时，远远走来了韩波，他抱着小衫孩子念念，还有多年没见过芳芳的香香，以及最后那胖胖的身影——陶汉。

是《香樟树》吧

不过好像只有三个女孩啊

故事发生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间的上海。曾经在大学校园的香樟树下“校园三结义”三个同窗好友陶妮、芳芳、司马小杉，曾天真地发誓一生中都把她们的友情放在第一位。但就在大学毕业前，她们的铁三角关系面临考验：陶妮小衫为了一个留校名额产生了误会；芳芳意外地被小衫的二哥司马小松奸污，她刚毕业就奉子成婚嫁到了司马家；陶妮因为暗恋的对象韩波选择了司马小衫而对爱情婚姻产生厌倦，小衫的大哥小柯却非常喜欢陶妮；陶妮的哥哥陶汉暗自喜欢着芳芳，却因为家境和教育背景的差别，自卑地从未表白。　

　 她们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先是同仇敌忾地把小松送进了监狱。然后又倾力协助陶妮走出情感困惑，嫁给了小柯。三个共患难的昔日好友，如今成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然而她们各自的烦恼和困境、面对的社会关系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并不相同，要保持昔日的誓言并不容易。司马的父母对待这两个媳妇态度就很矛盾：芳芳是可爱的孙女的母亲，陶妮是长子的媳妇，但她们两个也是使得最疼爱的儿子小松病死狱中的祸首……但当三个好友知道了小柯小松并不是司马母的亲生儿子，而只是司马母的闺中密友临终的托孤时，更理解了父母的苦衷，找到了她们同样维持这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的榜样和坚定了友情的信念。韩波发现了陶妮当年对自己的暗恋后忐忑不安，此时他和小衫的感情也发生了离隙，海波出走深圳；陶妮和小柯因为爱得太累，也逃去了南方。两人在深圳不期而遇，本以为会旧情复炽，但这时他们才发现其实他们都是爱着自己原来的妻子和丈夫的。

已经成为著名歌星的芳芳，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沉沦。陶妮、小衫、陶汉心急如焚，他们为了挽救芳芳，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为了让芳芳远离她最初的恋人、现在已经成为控制芳芳的经纪人的高端，陶汉甚至最终勇敢地表白了自己。但芳芳还是入狱了。芳芳的女儿也因为陶妮的失误而丢失和残疾，陶妮为了照顾芳芳残疾的女儿，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小衫的感情和事业也是经过了重重坎坷，但她还是极力地帮助着陶妮和芳芳。当年，她们曾合力惩罚过的那个嫌贫爱富、抛弃了陶汉的小市民苏玲玉，已经成为女富豪，她超越了贫穷也超越了狭隘，在关键时刻，她支持了陶汉和芳芳的生活和感情。

在芳芳即将出狱、她女儿在陶妮精心呵护下终于康复的时候，小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小衫为了纪念自己和韩波历经磨难的感情，在陶妮承诺一生都会照顾她的孩子的前提下，决定把意外怀上的韩波的孩子生下来。小衫放弃了化疗，她很欣慰于她曾经有过这样一份友情，使得她最终能够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和爱情。她们结盟时曾经约定：十年后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要再次相聚在香樟树下。那天，虽然她们最终没能团聚，但她们终于领悟到这份缺损但却升华了的友情和如此深沉的生活体验是多么的可贵

香樟树大结局第32集介绍　小衫这次是真的彻底放弃了化疗，因为她想保证胎儿的健康，因为她想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为韩波和自己留下一个生活的纪念。但是她执意不让陶妮告诉韩波自己怀孕的消息，她觉得临终前韩波还是不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消息比较好。因为当年她打掉了韩波的孩子，导致他们情感破裂。今天也不要因为孩子而把韩波栓在自己的病床前。　　陶妮还是告诉远在西藏的韩波，小衫怀孕的消息。韩波准备返回上海。可是小衫却告诉韩波，孩子是自己和又和好了的盖瑞的，韩波半信半疑地又踏上了去阿里的路。　　小柯回到上海。他终于激动地抱住陶妮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昨日再来》开拍了。开机仪式上，小衫激动地告诉韩波，我们有了情感纪念了，韩波在西藏遥祝拍摄顺利。小衫难以抑制内心的难过，流泪切断了电话。　　几个月后，2002年春节。陶妮陪着怀孕并且病弱的司马小杉在青浦的监狱门口等待着她们的好友吴芳芳过年放假出来团聚。但芳芳最终没能出来。因为她固执地想把这珍贵的一天假期，挪到和陶妮、小衫十年前就约好了的开春后的四月二十八那一天。　　4月28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芳芳走出监狱大门，只看到陶妮在门口接她。她问小衫在哪里，陶妮说，她在树下等我们。她们又来到香樟树下，清风阵阵，芳芳看到小衫留给自己的信，她方得知小衫已经走了。她在信中说：今后她每年都会化作春风来这里和她们相会。　　这时，远远走来了韩波，他抱着小衫孩子念念，还有多年没见过芳芳的香香，以及最后那胖胖的身影——陶汉。

何其芳：欧风美雨中的佳人芳草

我将忘记快来的是冰与雪的冬天，

永远不信你甜蜜的声音是欺骗。

——何其芳：《罗衫》

限于本书的选题，我们只考察何其芳前期诗歌。

所谓何其芳前期诗歌，指的是诗人解放以前的创作，包括《预言》（1931～1937）、《夜歌》（1938～1944）及其他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何其芳独特的诗歌观念，确立了诗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基本地位，历来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这些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不少的共识，比如在思想情调上，这些诗歌大体都表现了诗人的寂寞与忧伤，在诗学选择上，又广涉中西多种诗歌艺术，走着中西诗学相融合的道路。

但是，我认为，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这些共识仍然缺乏更深入更细致的挖掘：寂寞忧伤与中西诗艺的融合都可以说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普遍特征，是何其芳同辈诗友的共同选择，戴望舒如此，卞之琳如此，其他不少诗人亦如此。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何其芳特征”又是什么呢？

1 自赏与佳人芳草

何其芳诗歌的独立特色决定于诗人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个性气质。这一与众不同在于，他拥有颇为柔韧的心理能力，能够在种种的孤独寂寞当中保持最持久的心理平衡，并从平衡中寻找乐趣，编织自我的梦幻。他向来都没有被孤寂榨干情感，没有在生活的挤压下悲观绝望，也无意对人生的苦难作出严肃的戳击，在任何时候，他都包裹着一份温柔、湿润的情感，不相信人生真的会如此黑暗，也不相信世上会丧失真情，他在不断地寻找，以淡淡的微笑迎接一切。我将这样的心理称为 与自赏。

帮助他度过了“营养不足”、发育不健全的童年和“阴暗”、“湫隘”、“荒凉”的少年。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用“孤独和书籍”来保护自己，陶醉在安徒生童话《小女人鱼》的凄美境界，流连忘返；大学时代，又厌恶那些“嚣张的情感和事物”，“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是个朦胧的理想主义者”，“把自己紧闭在黑色的门里，听着自己的那些独语，赞美着”，文化活动每每成为他自我宽慰、自我欣赏的最佳选择。这种性格，在《夜歌》时期的延安也仍然保持着，老朋友们的回忆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温和、天真、自得其乐的何其芳。“有时候，就连较为合格的诉苦也会往往叫你感到，他之诉苦，只因为他太愉快了，需要换换口味。并且，并非偶然，长时期来他仿佛都是这样。”

相比之下，戴望舒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格外重视“自己底潜意识，还不时流露出颓唐、悲观的调子，”美丽“非他所长；卞之琳又显得格外冷静、矜持，不愿为自己的玄虚的想象灌注更多的温情，”美丽非他所需。

与自赏决定了何其芳的心理选择偏向于中国古典的佳人芳草。流连于个人精神的小天地里，又无意沉入到过深的玄思中，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安慰就必不可少，就一位青春期的男性作家而言，最温馨最熨帖的慰藉自然就是女性了。何其芳幻想着“一角轻扬的裙衣”（《季候病》），陶醉于“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脚步》），他“刻骨的相思”，几乎就要忘记了“冰与雪的冬天”。女性，作为社会的非权力性角色，作为社会强权与秩序的牺牲品，作为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借助个人精神的幻想聊以生存的弱小者，她的遭遇都与孤寂索寞的诗人叠印在了一起，于是乎，似真似幻的佳人越发显得亲切，越发撩人心魄，也自有一种让人心驰神荡的默契。芳草可以说是诗人的某种自喻，他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一位高洁、清纯、真挚、明净的自我形象，他有着一双温存的手，歌声“沉郁又高扬”，他飞翔在布满白雾的空气里，有着“透明的忧愁”，他守着高楼的寒夜，萧萧白杨陪伴着无言的等待，他自觉是“青条上的未开的花”，唱着“二十年华”的悲悲喜喜。在很大程度上芳草就是诗人自我沉醉的梦境，是他自我确定，自我塑造，从而度过漫漫人生的美丽的选择。

在中国严密的封建政治秩序当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帮忙”的疲惫，“帮闲”的无聊，以及“倡优”的自悟，都不断迫使他们从社会权力的中心塌落下来，在孤独中品味人生，没有 自赏，他们何以能够不精神分裂、痛不欲生呢，没有佳人的温暖，芳草的馨香，他们又将去何处倾诉自己的寂寞，靠什么遗世独立，出淤泥而不染呢，中国古典诗歌的佳人芳草传统滥觞于屈骚，以后始终绵延不绝，至晚唐两宋则蔚为大观，特别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如果说屈骚式的佳人芳草还回荡着一股浓郁的愤懑不平之气，发出了反社会的呐喊，那么温、李式的佳人芳草则消除了那些沉痛的基调，渗透了更多的温情，更多的柔情蜜意，也显得格外玲珑剔透，香艳美丽。

何其芳的佳人芳草显然是温庭筠、李商隐式的，他不是那种气吞山河、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无意跋涉奔突，上下求索，他的个性、他的气质都让他认同了温、李一类的温和与美丽。还在念私塾的时候，何其芳就“自己读完过大型六家选本《唐宋诗醇》。他能熟背许多古诗词，多半是唐诗”，尤其是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诗词。这些启蒙教育的成分虽然是偶然的，但却包含着文化的必然规律，是诗人自身的个性和气质为教育创造了可能性，充分保证了教育的有效性，巩固和深化了教育的效果。

2中西文化与现代选择

自然，在现代文化的氛围里，我们的诗人再难用唐风宋韵的曲调弹唱古老的幽情了，童年时代绽开的那一颗诗心终将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表达。

这似乎就决定了何其芳独特的“中西汇融”的诗歌道路。

直到15岁以前，何其芳诗学修养都是纯粹古典的，甚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1927年，诗人祝世德任教万县中学，第一次给他带来了新文学的风采。祝世德自己的诗作深受新月派的影响，由此把诗人带入了新月诗歌的境界当中。1929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预科时，他又一次沉浸在新月派的艺术氛围里。“校长是新月派的主帅，教授当中当然就不乏新月人物。《新月》杂志在学校流行，爱好新诗的青年学生读徐志摩，闻一多的诗几乎成风。新诗迷住了其芳，他对新诗入了迷。”“一时他最爱读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他们的几个诗集常不离手。其中的好诗他能背诵……”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诗歌正是架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它将法国巴那斯派的克制、理性，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赤诚同中国“哀而不伤”传统汇合了起来，给那些既学习西方诗歌，又眷恋传统艺术的现代中国人莫大的亲切感。新月派的选择给了何其芳最初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启示，从此他找到了一种符合自己的天性与朦胧中的艺术趋向的现代诗歌样式。

沿着新月派诗歌的外来艺术脉络，何其芳进一步踏进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法国的巴那斯派（何其芳译为“班纳斯”）、济慈等人的英国浪漫派以及丁尼生、罗赛蒂为代表的维多利亚诗歌。这些林林总总的西方诗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艺术本身的近于痴迷的赤诚，甚至在人生与艺术的唯一选择之中，他们很可能牺牲人生而服从艺术，因为这些诗人眼中的现实人生危机四伏，污浊不堪，人与人之间互相疏离，“人万世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们怀着的是“一种酷似绝望的盼望”，艺术成了人自我设计的象牙塔，它晶莹、明净，是我们聊以 和暂且偷生的庇护所，既然现实不值得我们为之献身，为之进行卓绝的奋斗，那么，“为艺术而艺术”吧！“不管那风狂雨暴，敲打我紧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和玉雕。”“要在这种生活批判的诗里找到慰藉和支持。”可以想象，西方诗歌这种背弃现实，专注于个人艺术幻想的趋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何其芳“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熏陶又渴望着为这一理想寻找现代话语的何其芳也来不及仔细辨析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诗学选择的本质差异了。

何其芳继续沿着现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并经由戴望舒诗歌的影响而与法国象征主义一见如故。“他曾对班纳斯派精雕细琢的艺术形式有过好感。而最使他入迷的却是象征派诗人斯台凡·玛拉美、保尔·魏尔伦、亚瑟·韩波等。后期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他早就喜欢了。”不过，何其芳接受象征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为艺术而艺术”精神的抛弃（这一点与象征主义本身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倒是为先前所有的人生一艺术追求找到了一个最现代也最纯熟的诗歌模式。因为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晚唐五代诗词有更大的相似性，所以“其芳已受过晚唐五代的冶艳精致的诗词的熏染，现在法国象征派的诗同样使他沉醉。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是外国现代的，两者在他心里交融”。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促使了何其芳创作的全面成熟，《预言》就是这一交融的艺术总结。

一般认为，《夜歌》显示了何其芳对《预言》的突破，诗人在创作内容的现实性、思想追求的社会性、情调的明快性、语言的朴素性等方面都与《预言》大异其趣。但是，这是不是说诗人完全否定了先前的“佳人芳草”心态，寻找到了全新的艺术模式呢，我个人认为，《夜歌》与《预言》固然有所不同，但却并不存在着什么天壤之别。《夜歌》并没有完全改变诗人 自赏的个性气质，从某种意义上看，不过是对“佳人芳草”心理选择的转化性发展。《夜歌》时期的何其芳，分明已经把延安地区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当作自己梦寐以求的灵魂的栖息所，把火热的劳动斗争当作理想的生命形态，他笔下的“文化像翅膀一样在每个身上”，“然后我们再走呵，走向更美满的黄金世界……”（《新中国的梦想》）他热情描绘中国革命领袖：“他把中国人民的梦想/提高到最美满，/他又以革命的按部就班/使最险恶的路途变成平坦。”（同上）他幻想列宁“坐在清晨的窗子前”“给一个在乡下工作的同志写信”，并且说“他感到寂寞。他疲倦了。我不能不安慰他。/因为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恍惚之中，诗人自己似乎就“收到了他写的那封信”（《夜歌（二）》）。不难看出，此时此刻的何其芳仍然沉浸在他的生活蜜梦当中，仍然努力为自己的“寂寞”、“疲倦”求取精神的慰藉和寄托，所有这些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些灿烂鲜明的人生理想都被诗人纳入到个人寂寞与孤独的解脱之路上来加以解释。在《夜歌》里，社会生活的风采总是与个体的脆弱、不稳定联系起来，诗人竭力用社会生活的新理想、新境界消解个人的感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些用来自我鼓励的理想形态也属于“佳人”、“芳草”原型的遥远而曲折的投影呢？不妨顺便一提的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里，在“佳人”、“芳草”最早的原型屈骚那里，“佳人”、“芳草”恰恰就具有浓厚的政治寓意。

3何其芳特征

那么，“何其芳特征”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起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心灵深处幼稚与成熟的奇妙结合。在《预言》里，何其芳诗情的青年特征最是明显。欢乐如“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那样明媚、鲜亮，忧伤亦如“纯洁的珍珠”，快乐和忧伤均来源于青春期的特殊生活体验，大多缺乏深广的宏观感、宇宙感。但有趣的是，这些幼小而稚嫩的情感又具有一定的“成熟”的外壳，他对生命的流逝有早熟性的洞察：“南方的少女，我替你忧愁。忧愁看你的骄矜，你的青春”（《再赠》），也流露出对历史的沧桑的体验：“望不见落日里黄河的船帆，/望不见海上的三神山……”（《古城》）他似乎特别中意于象征成熟的“秋天”：“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秋天》）在《夜歌》里，何其芳的稚嫩表现为他天真的脆弱，而成熟则属于他所捍卫的那些茁壮的社会政治理想。

或许我们可以把中青年文化在诗歌中的结合看做是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共同趋向。戴望舒有名句：“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我的素描》）评论界认为，这样的诗句“对现代派诗人是典型的”。而实际上，不同的诗人在如何调整青年和中年、幼稚与成熟的比例时却差别甚大。戴望舒包容了世纪末的疲惫的冷静与青春期的骚动不安，“因为当一个少女开始爱我的时候，/我先就要栗然地惶恐”（《我的素描》）。这似乎更像是青年文化与老年文化相结合的产儿，并且不无矛盾和冲突；在卞之琳诗歌里，成熟的、中年的成分常常压倒了稚嫩的青年的成分。他的爱情也充满了玄学味、思辨性：“我在簪花中恍然/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无题五》）能将幼稚与成熟、青年文化与中年文化在心灵深处运转自如，最自然最妥帖最优雅最不露痕迹地融合起来的，只有何其芳，他善于利用“ 自赏”的心理力量，尽可能地消除那些矛盾的不和谐的因素，让年轻的偏执的心自由徜徉在成熟的超然的空气里：

谁的流盼的黑晴像牧女的

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

不，我是梦着，忆着，怀想着秋天！

九月的晴空是多么高，多么圆！

我的灵魂将多么轻轻地举起，飞翔，

穿过白露的空气，如我叹息的目光！

《季候病》

何其芳对 与自赏、佳人与芳草、幼稚与成熟、情绪与理念的精细调配又决定了前期诗歌那浑融圆润、晶莹如玉的特殊意境。诗人特别强调诗歌的整体效果，强调具象化情感之间的衔接与契合，以突出整体氛围的统一感，所谓“反复回旋，一唱三叹的抒情气氛”。骆寒超先生将之归纳为“一种静态的调子”。这是相当精辟的。他惯于把抽象的爱情融化在这样一个具象的完整的空间里：“晨光在带露的石榴花上开放。/正午的日影是迟迟的脚步/在垂杨和菩提树间游戏。/当南风从睡莲的湖水/把夜吹来，原野上/更流溢着郁热的香气，/因为常青藤遍地牵延着，/而菟丝子从草根缠上树尖。/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爱情》）最浑融的天际、最纯粹无滓的境界只能存在于杳无人迹的“纯自然”当中，人类活动本身就是对“圆润”空间的意志化的干扰和破坏，所以说，当诗人执迷于他所营造的艺术氛围时，便理所当然地带上某些“离尘弃世”的幻想色彩，真所谓是“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花环》）

《夜歌》里，主体的“我”比较活跃，叙述性的诗句大大增加，而情感的具象策略相对减少，晶莹润泽的意境也不再多见。但是较之同一时代的延安地区的群众诗歌创作，何其芳作品显然又有浓重的文人风范，仍然不时流露出对气氛、情调的兴趣，仍然不忘把人的活动浸润在大自然的清秀与和谐当中。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轻的同志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同派同辈诗友之中，戴望舒、卞之琳也都重视意境的建设，不过，戴望舒低吟浅唱，情调沉郁，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并非晶莹如玉、一尘不染的唯美之乡，他的情绪多有转折起伏动荡，许多作品都不是“静态的调子”，如《断指》、《到我这里来》。卞之琳跳动的玄想也时时跃出意境的统一场，理念运动着，划过思想的天空，将一个个的“硬块”留在了作品之中，如《隔江泪》（无题四）：“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从 自赏到佳人芳草，从青年的稚嫩到中年的成熟，从意象的晶莹到意境的浑成，不难想象，这特别需要一番精细的语言推敲和打磨，诗人须具有高超的提炼能力，及时筛选、抉择出那些最具有诗性的语言，又恰到好处地安置它，调整它，方能成为多重思想意蕴的最佳黏合剂，由此形成了何其芳前期诗歌的苦心雕琢、镂金错彩的语言风格。因为刻意求工，《预言》中的许多诗显得细腻而浓艳，如“美丽的夭亡”、“甜蜜的凄恸”、“欢乐如我的忧郁”之类的表现繁复理意的诗句屡见不鲜，“这里的每一行，仿佛清朝帽上亮晶晶的一颗大宝石”。何其芳也自述说：“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预言》中的那些诗，语言上都是相当雕琢的”。《夜歌》风格有变，趋向朴素自然，但变中有不变，诗人追求语言富丽绵密的潜意识又在另外一种句式中表现了出来：“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去作飞行师，/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生活是多么广阔》）

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都或多或少地追求着语言的雕琢效果，不过，仔细比较起来，彼此都各有侧重。以戴望舒为代表的主情诗着意于语言的流动和转换，在这方面把玩推敲，狠下功夫，于是有云：“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寻梦者》）以卞之琳为代表的主知诗又重在语象的奇妙对照与配合方面，求语出惊人，方才堆砌了这样的典故：“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就按在住户的心上：/是游过黄海来的鱼？/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音尘》）何其芳则更注意词语的色彩和情调，竭力调制出一幅明媚、艳丽、情调、浓郁的图画来：“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域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季候病》）这种差别在诗人各自的诗风有所转变之后，倒看得更加的清楚了。戴望舒1945年的《偶成》云：“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还是语意的奔流。卞之琳1938年《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工人》：“你们辛苦了，血液才畅通，/新中国在那里跃跃欲动。/一千列火车，一万辆汽车/一起望出你们的手指缝。”依旧是语象拼接的机智与巧妙。大概只有何其芳才继续借助于“赋”的语言功能，营造他所迷醉的色彩和情调。

以上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何其芳前期诗歌的思想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可以称之为“何其芳特征”。结合全又，我们可以说，所谓“何其芳特征”归根到底，也就是诗人 自赏、佳人芳草“人生一艺术”理想的创作显示，也是诗人多重诗学修养的相生相融，不过，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还是何其芳深厚的古典诗文化观念，是从 自赏引申出来的佳人芳草意识，何其芳是在这样的原初心理上选择组合着外来的“为艺术而艺术”。他厌而不弃，有回避却没有悲剧性，所有的诗情都尽力浸泡在温和、美丽的溶液中，他为现实的人生真挚地即兴抒怀，一唱三叹。

故事发生在1992年至2002年十年间的上海。曾经在大学校园的香樟树下“校园三结义”三个同窗好友陶妮、芳芳、司马小杉，曾天真地发誓一生中都把她们的友情放在第一位。但就在大学毕业前，她们的铁三角关系面临考验：陶妮小杉为了一个留校名额产生了误会；芳芳意外地被小杉的二哥司马小松奸污，她刚毕业就奉子成婚嫁到了司马家；陶妮因为暗恋的对象韩波选择了司马小衫而对爱情婚姻产生厌倦，小杉的大哥小柯却非常喜欢陶妮；陶妮的哥哥陶汉暗自喜欢着芳芳，却因为家境和教育背景的差别，自卑地从未表白。

她们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先是同仇敌忾地把小松送进了监狱。然后又倾力协助陶妮走出情感困惑，嫁给了小柯。三个共患难的昔日好友，如今成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然而她们各自的烦恼和困境、面对的社会关系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并不相同，要保持昔日的誓言并不容易。司马的父母对待这两个媳妇态度就很矛盾：芳芳是可爱的孙女的母亲，陶妮是长子的媳妇，但她们两个也是使得最疼爱的儿子小松病死狱中的祸首……但当三个好友知道了小柯小松并不是司马母的亲生儿子，而只是司马母的闺中密友临终的托孤时，更理解了父母的苦衷，找到了她们同样维持这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的榜样和坚定了友情的信念。韩波发现了陶妮当年对自己的暗恋后忐忑不安，此时他和小杉的感情也发生了离隙，韩波出走深圳；陶妮和小柯因为爱得太累，也逃去了南方。两人在深圳不期而遇，本以为会旧情复炽，但这时他们才发现其实他们都是爱着自己原来的妻子和丈夫的。

已经成为著名歌星的芳芳，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沉沦。陶妮、小杉、陶汉心急如焚，他们为了挽救芳芳，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为了让芳芳远离她最初的恋人、已经成为控制芳芳的经纪人的高端，陶汉甚至最终勇敢地表白了自己。但芳芳还是入狱了。芳芳的女儿也因为陶妮的失误而丢失和残疾，陶妮为了照顾芳芳残疾的女儿，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小杉的感情和事业也是经过了重重坎坷，但她还是极力地帮助着陶妮和芳芳。当年，她们曾合力惩罚过的那个嫌贫爱富、抛弃了陶汉的小市民苏玲玉，已经成为女富豪，她超越了贫穷也超越了狭隘，在关键时刻，她支持了陶汉和芳芳的生活和感情。

在芳芳即将出狱、她女儿在陶妮精心呵护下终于康复的时候，小杉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小杉为了纪念自己和韩波历经磨难的感情，在陶妮承诺一生都会照顾她的孩子的前提下，决定把意外怀上的韩波的孩子生下来。小衫放弃了化疗，她很欣慰于她曾经有过这样一份友情，使得她最终能够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和爱情。她们结盟时曾经约定：十年后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要再次相聚在香樟树下。那天，虽然她们最终没能团聚，但她们终于领悟到这份缺损但却升华了的友情和如此深沉的生活体验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