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劳动四年。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辑。

汪曾祺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晚年作品渐趋平实。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民族传统要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而他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小说。在语言上，他却非常重视。汪曾祺的语言干净自然，他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

对文艺创作要敢于创新敢于尝试。《葵薤》主要写葵与薤的由来及南北方人吃葵薤的不同。其实作者想表达是对文艺创作要敢于创新敢于尝试，不要一成不变都是那个味。《葵薤》作者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街小巷人潮涌动，山娃一路张望一路惊叹，他发现城里的桥居然层层叠叠扭来扭去，桥下没水，却有着水一般的车水马龙。山娃惊诧于城里的公交车那么大那么美，不用买票，乖乖地掷下二枚硬币，空调享受，还能坐着看电视呢。

屡经辗转，山娃终于跟着父亲到家了。山娃没想到父亲城里的家会如此寒碜，更没料到父亲的城里竟有如此简陋的鬼地方。父亲的家在高楼最底屋最下面，很矮很黑，是很不显眼的地下室。父亲的家安在别人脚底下，须绕过高楼旁边的垃圾堆，下八个台阶才到。父亲的家很狭小，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山娃一下子就联想起学校的男小便处，山娃很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山娃很迷惑，父亲的家除了一扇小铁门，连窗户也没有，墓穴一般，阴森森有些骇人。

父亲的城，也便成了山娃的城；父亲的家，也便成了山娃的家。父亲让山娃呆在屋里做作业看电视，最多只能在门口透透气，不能跟陌生人搭腔，更不能乱跑，一怕迷路，二怕拐子拐人。山娃很惊惧，去年村里的田鸡就因为跟父亲进城，一不小心被人拐跑了，至今不见踪影，害得田鸡娘天天哭得死去活来，疯了一般，那情那景无不令人摧肝裂肺。

山娃很听话，天天呆在小屋里，除了看书写作业，就是睡觉看电视。屋里很黑很闷，白天也得开灯开风扇，山娃不想浪费电，总将小方桌搁在门口看书写作业。有一次，山娃坐在门口写作业，写着写着竟伏在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山娃似乎听到了父亲的脚步声，当他晃晃悠悠站起来时，才诧然发现一位衣衫破旧的妇女，挎着一只硕大的蛇皮袋，手里拎着长铁钩，正站在门口朝黑色的屋内张望。不好！坏人！小偷！山娃一怔，却也灵机一动，立马仰起头，双手拢在嘴边朝楼上大喊：“爸！爸爸——！有人找——！”那人一听，朝山娃尴尬地笑笑，悻悻地走了，山娃立马“嘭”的一声将铁门锁死，心却咚咚地乱跳。

当山娃跟父亲说起这事时，父亲很吃惊，抚摸着山娃的头说，还好醒得及时，要不家早被人掏空了，到时连电视也没得看啰。不过，父亲还是夸山娃能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有胆有谋，山娃笑笑，说那都是书上学的，看童话和小说时学的。不管如何，父亲再也不许山娃敞开门坐到门口了。父亲递给山娃钥匙，说一出门就将门锁死，城里小偷多着呢，连掏垃圾的也会伸出铁钩往人家门窗里钩东西呢，什么都钩，连小孩子的裤衩也不放过。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文学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

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