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生活》读书笔记20

第二十天：第 16 章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研究思维，情感，知觉，动机和行为如何受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了解处于社会背景中的行为。对于复杂的社会情境，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期待看到的和愿意看到的内容进行选择性编码，而且我们总会带着过去的知识来解释当前的情景对于社会知觉，了解他人行为并进行分类的过程。我们要了解某种归因以及社会知觉造成的外部世界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原因。

归因理论的起源：

归因理论归是社会知觉者如何利用信息得出因果解释的一整套方法。弗里茨海德认为因果分析中的主导问题是搞清楚行为的原因在人（内在的或特质的原因）还是在情境（外在的或情境的原因）以及谁对结果负责。凯利提出了协变模型，认为要做出判断就要评估三方面的信息协变：区别性，一贯性和一致性。

区别性：该行为是否是特定情境下的行为？

一贯性：行为是否反复出现以回应这一情境？

一致性：其他人在同样情境下是否作出同样的行为。

罗斯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指出人们在归因时会高估特质因素而低估情境因素。情境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我们需要练习“归因宽容”，这在具有独立自我构念的西方文化中很重要（文化归因风格）。

自我服务偏差：在很多情境中倾向于对成功作特质性归因，对失败做情境性归因，这种归因模式有利于提升短暂的自尊。

因此对他人行为的归因我们要避免基本归因错误，对自己行为的归因要消除自我服务偏差。当然我们需要额外的心理努力去避免反射性的自我服务偏差。

我们对某种情境所持的信念和期望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从而可以得到预期的结果（自我实现预言）。罗森塔尔的试验充分展示了自我实现预言的潜在影响力。罗森塔尔效应对低成就学生的生活影响最大，教师应该利用好自我实现预言指导好学生的学习。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行为所处的社会情境的性质是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社会角色是在既定的环境或群体中活动时按别人期待作出的一系列界定的行为模。情境决定扮演的角色，也界定了对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行为指南和规模。

规则有外显的方式表述和或内隐的（通过特定情境中与他人交往而习得）。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角色与规则的作用令人吃惊，情境力量能够导致普通人做出极其可怕的行为，角色创造了在监狱中有效的地位和权力差别，是对他们在社会互动中已体会到的行为模式的修正和强化。我们在考察道德和科研的动机时，也应该看到这个试验对部分参与者的益处，详见路西法效应！

社会规范调节群体情境下人们的所渴望的行为，可以是泛泛的指南，也可以是特定的操行标准。调节方式有两种：行为整齐划一或违反规范的负面后果。规范有利于成员适应形势，调节互动。偏离标准行为的程度也是规范的一部分，可以限制成员偏离规范的程度。

从众：采纳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意见的倾向，实际上就是遵从社会期望。影响因素两种：

信息性影响：谢里夫的自主运动效应，显示群体规范一旦形成，他们自身就倾向于永久存在下去，跨代产生影响。模糊情境下，信息影响规范具体化（规范共识性，常模一致性）指规范形成和固化。

规范性影响：希望被别人喜欢，支持。接受。阿施效应，在客观事实绝对清晰的情况下判断线长短，参与者屈从于多数人的意见，低估了社会压力的影响，还低估了他们自己从从的频次。

阿施研究的启示：部分人能坚持自己；即使在极其明确的情境下也会有从众现象。

日常生活中的从众现象很多，如青少年群体吸毒行为，节能领域以及自杀邪教等。

莫斯科维奇针对少数人影响的研究显示，信息性影响只是偶尔让少数派克服多数派成员的规范性愿望，规范性使得人们避免让自己成为反叛者或观点与众不同。

在群体决策中存在着两种力量：

群体极化：与单独决策比，群体倾向于做出极端的决策，倾向于使群体更加谨慎或者更加冒险。存在两种内在过程：信息影响模型：群体成员为群体决策提供不同信息。社会比较模型：群体成员极力将群体的观念表达的比群体真实的基准还要极端一点，以获得同伴的关注。

群体思维：欧文贾尼斯提出，决策群体具有过滤不中意的观点使其保持一致，尤其使之与领导的见解一致的倾向。来自于1960年入侵古巴猪湾事件的历史分析。他认为凝聚力高，脱离专家，受领导直接操纵的群体更容易陷入群体思维。

米尔格拉姆为区分人格情境变量，他设计了一系列试验-服从试验，显示大部分的参与者屈从了权威，虽然部分有口头拒绝，但未有行动上的反抗。米尔格拉姆通过操纵一些试验条件来证明服从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情境有关的变量，而不是人格变量。杰里伯格部分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试验，修改程序以解决道德顾虑，得出的结论是“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影响参与者服从的情境因素在今天仍起作用”，文化改变了，服从仍然继续。

服从权威是有利于社会的，也是从小形成的固有习惯的一部分，但过度应用规则，盲目服从权威，而不再关心要求与命令是否正当侧不利于生活。

态度是对人，个体或观念的积极或消极评价。态度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解释社会现实的方式。在预测行为方面态度有一个属性-可获得性，态度客体个体对该客体评价的联系程度。基于直接经验的态度或是比较经常的反复听到的态度比较容易获得，行为更可能与态度一致。如果态度长时间保持稳定也能较好的预测行为。

通过改进态度的测量可以提高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内隐联想测验显示出无意识的偏好。

说服（刻意努力的改变态度）要奏效，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先学习一种说服的理论：精细可能性模型。描述人们有多大可能将他们的认知过程集中在精神考虑说服性信息。

存在两种说服路径，采取哪种路径取决于对信息的动机：

中心路径：态度改变取决于论点的强弱，高度精细化

外周路径：对情境中的表面线索作出反应，低度精细化。

广告商希望我们采用外周路径，在最兴奋的时间段（夜猫子型和晨鸟型）接受说服信息更容易采取中心路径。精细可能性模型表明要避免被说服必须要付出努力，应该尽力让自己能投入所有的心理努力。

下面我们将要学习两种自我说服的分析观点

认知失调理论：费斯廷格提出，认知失调是指在作出决定，采取行动或者接触到一些有违原先信念，情感或价值的信息之后所体验到的冲突状态。失调就有激活作用，推动采取行动减弱不愉快的感情，减少失调的动机会随着认知不一致所产生的失调程度变大而增强。在高度失调的条件下，个体事后会竭力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并且会进行自我说服。研究发现自我构念的文化差异可影响认知失调。

自我觉知理论：贝姆提出，用有关行动和情境因素描述内在的状态（信念，态度，动机和情感），通过自我觉知获得自我知识的过程有一个缺点：即对情境力量的影响程度不敏感。

顺从：行为变化与直接要求一致。互惠：推销人员常利用互惠规范。演变出以退为进的技巧（对较大的请求说不之后，往往会对适度的要求说行）。

承诺：登门槛技巧，起初的行为使你形成了对自己的特定的看法，你希望前后行为与自我形象保持一致，忠于自我感，顺从最初的要求是特质归，因登门槛就有效，初始行为情境归因，登门槛效应效果就变差。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巧来抵制这种影响：尝试忽略毫无意义的恩惠，常是避免愚昧的一致性，尝试觉察觉虚假编造的稀缺，行动之前一定要花时间思考和推理。

偏见：是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一种习得性态度，包括支持这种态度的消极情感(厌恶)和消极信念(刻板印象)以及逃避,，控制，征服和消灭目标群体的行为倾向。

偏见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分类，通过社会分类，人们把自己和别人分成群体来组织社会环境，可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塔杰菲尔说明最简单群体的影响范式：差别细微的认同线索即可造成内群体偏见。对于外群体，某些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被一些习得的偏见所误导，如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在现代，人们更多的表现出现代种族主义和现代性别主义，要全面了解个体对其他群体成员的反应，必须同时测量外显和内隐态度。

刻板印象是对一群被赋予同样特征的人的分类，人们倾向于用刻板印象中的信息来填补遗失的数据，会造成行为确认，反过来为维持一致性人们有可能对与他们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加以贬低。

研究发现单凭信息通常并不能减少偏见的原因，人们会贬低与以前刻板印象矛盾的信息。

受刻板印象威胁的人并不能有效的利用他们的心理资源，在生活方面却都会有损于人们的表现。

偏见很容易产生却难以消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当前和早期环境的信息，在无意识层次上使用这些刻板印象的知识可能产生自助的偏见行为。

偏见会导致敌意，谢里夫等人发现分享共同目标的行为合作行为，在互相依赖时可能消除敌意。罗伯斯的洞穴试验表明简单接触并不能减少偏见，还必须促进个体之间的互动。其他研究同时发现友谊和间接接触对消除偏见同样有用。目前社会心理学家并没有很好的方法消除全部偏见。

对于人际吸引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内容：

喜欢：人们倾向于喜欢能近距离接触的人。

曝光效应：会越来越喜欢邻近的人。

外表吸引力在激发友谊方面起一定作用，会影响各类判断，如刻板印象会认为外表吸引力的人其他方面也会很优秀。但具有不同自我文化构念的人会给出对外表吸引力会不同的人际判断。

相似性：相似性能促进友谊，差别却往往会导致强烈的排斥。吸引力会产生相似性的知觉，我们会认为喜欢的人会与自己更相似，虽然说事实并非如此。

互惠：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我们认为喜欢我们的人，自我实现的预言。

爱：爱的类别有三个方向方向：激情（性激情和欲望），亲密（真诚与理解），承诺（投入和奉献）。爱人与“与人恋爱”并不同，后者包含性激情的体验。激情之爱（强烈，专注）到伴侣之爱（强度降低，亲密加深）。文化期待可影响爱的体验。独立自我文化依赖对爱更加重视，对潜在伴侣要求高，相互依赖文化会将爱调整到集体目标。

研究发现那些将他人包括在自我之内的人最可能长期对伴侣承担责任。早期的依恋关系会影响成人的依恋风格，也就是说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成人恋爱关系最为持久。同样依恋关系还能预测个体嫉妒的方式，焦虑性依赖的嫉妒体验更为频繁和强烈。

人们之间降亲密关系外还会发生攻击行为，对其他个体造成心理或生理的伤害的行为。研究通常表明，遗传因素在攻击行为上的强大作用，不同的基因对不同的攻击行为所起的作用不同。父母的教养，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水平以及人格都会影响攻击行为。

我们根据冲动型攻击（对情境的反应，由情感驱动，在最激烈时作出反应）和工具性攻击（有目标指导和认识基础的攻击，或是攻击行为是为了有预期的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研究证实：有工具性暴力倾向的个体，常常有一套独立的人格，有冲动性攻击倾向的个体有较高的情绪反应性。

挫折-攻击假设可用来解释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攻击行为。我们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把模糊的情节解释为挑衅时会引发攻击行为。更宽泛的社会规范同样影响人们攻击的可能性。研究者用一般性攻击模型来解释接触暴力媒体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媒体人们掌握了一整套与攻击有关的知识结构。通过对暴力视频游戏短期影响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暴力游戏下会感觉整个世界是暴利的，而且对暴力的反应会更麻木。

丹尼尔巴特森认为有四种动机可促成亲社会行为：

利他主义：一种有益于他人的行为

利己中心：一种绝对自我有利为中心的亲社会行为

集体主义：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亲社会行为

原则主义：一种支持道德原则的亲社会行为。

同样的亲社会行为可能有多个目标，研究者考察了基因重叠程度对人们利他行为的影响（基因重叠越大越容易做出利他行为）。另外，其他社会关系（情感亲密）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互惠性利他主义：利他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希望其他人会对自己做出利他行为，用来解释熟悉者与陌生人的利他主义，但并不能解释具有社会性种族中的所有利他行为。

间接性互惠作用使人们表现出利他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将来他们会成为利他行为的受益者，人们会获得乐于助人和值得信任的荣誉。我们还可以用同理心-利他行为假设解释在非亲属间的利他行为，同理心会引发助人的利他动机。

情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我们要了解责任分散，当不止一个人可以提供帮助时人们经常会假设其他人愿意或应该帮忙，自己会退缩或不介入。责任分散式是旁观者不帮忙的一个原因，我们帮助他人的行为取决于在一定的时间对情境作出准确的评价。在处于一种需要帮忙的情境下，我们应当尽可能的让旁观者把责任集中到自己身上，可通过建立一种与他人之间的特殊的联系，从而改变情境，减少责任分散。

二十天的学习已经结束了，从认真读书到认真做笔记，这个过程带给我的最重要的体验是：我们读书是为了使自己成长，为了对社会和人的更好的理解。笔记读书是边读边记，然后又经过重新整理发布在此，内容较详实，也较多，是希望有一天只需要看笔记就能回忆起所有的内容。

致敬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

最近在B站上偶遇了彭凯平教授的演讲，听了他一天的讲演，顿时有点迷上他了。他讲课非常的风趣幽默，而且知识面很广。另外此前也是听过他的新书：《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所以对他并不陌生。

彭教授微创学院的课确实是质量很高的，另外我有听了他的清华演讲，找来他的另外一本书《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看了书和他的演讲，对他推崇的积极心理学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积极心理学确实是涉及的专业内容颇多，想要搞清楚还是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他的演讲和书中，我也是体会到了一些知识点。

《吾心可鉴》是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理论，看完这本书，另外一本的话可以不看，雷同的比较多，而且核心的思想变化不大。当然他的视频课，和书中的内容还是有些不同的。在演讲中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我们常见认知的修正，让人印象深刻。当然他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像欧美教授写的，就是他里面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个是老外写书的特点。当然这一点，也让这本书的实用性更强。

关于他的清华演讲，涉及了两个很好的问题，给大家摘录一下：

“幸福到底是什么？

首先幸福绝对不是虚幻的概念，幸福有物质的、生理的基础，起码有三个特别重要的生理指标和幸福密切相关。

第一个就是幸福的人一定不能有过度的负面情绪的活动。杏仁核是我们人类负面信息加工的中心，我们发现人在不开心、焦虑、恐惧时，杏仁核充血产生很多不愉快的情绪，所以幸福可以看出来绝对没有杏仁核的过分活动。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幸福一定要有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

大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加工中心叫VTA，它分泌出来的神经化学激素，如类非肽、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都和我们幸福的体验密切相关，所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性的意义。大脑前额叶是我们体验幸福时特别重要的区域，当我们感到幸福时和感到愉快时是不一样的，一定有一种智慧、人性，有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和满足感，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我们人类简单的愉快感觉不一样。吃东西有时候让你产生愉悦，但是不是幸福的体验，因为没有大脑前额叶的参与。所以幸福绝对不是虚幻的概念。”

上面这个问题是大家常有的疑惑，当然彭教授这么一解释大家还是非常疑惑。应该说下面的这个问题，可以更好的解释上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幸福只有被提到的时候才能感知，不提的时候感觉不到呢？

幸福它作为一个思维观察现象，它不是人类的自发的一种意识，幸福是一种判断，幸福是一种分析，幸福是一种认知。他的起源是自己的身心感染，他的结论来自于大脑前额叶。我们人很多时候习惯于做一些事情，而不太去想一些事情。人是行动的生物，而不是思想的生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心理的一个特点。第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的教育让我们人很少愿意去分析体会自己内心的活动，所以内观自心的那个能力慢慢的消失，小孩喜欢想自己怎么感受，成人喜欢想我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我什么感受，这是我们成长的一种代价，所以这种内观自心的能力慢慢的就会消失。第三，任何的分析判断结论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概念，很多时候没有学过心理学，你就无法从心理的角度去分析自己的心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想，是因为这三个原因。那么提醒之后为什么去想，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叫做幸福，这个时候你有了一个思维的目标，就是判断一下自己幸福不幸福。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反映的就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就是幸福是需要思索，需要分析，需要大脑前额叶的活动。”

上面的这个问答，基本上解释了正常人对幸福的疑惑了。

以下是两本书的部分笔记：

《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

人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系统叫迷走神经，是我们人类体内最长最古老的神经通道，发源于脑干，通过咽喉、颈部到心肺内脏到贲门附近。

心理学家里昂费斯汀格，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态度其实是有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人们选择做出某种行为之后，心中肯定会有很多评量、分析和判断。无论放弃何种美好的事物，人们内心都会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心理学上常说的“失调感”，而这种“失调感”总会促使人们去纠正自己先前的分析、判断和选择。这就像经常抽烟的人一样，内心往往会有一种不安，而这种不安，又使其必须合理化自己抽烟这种不健康的行为，从而导致很多人会改变自己对抽烟的认识，认为自己不会遇到别人所想的那些危险。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

根据心理学研究，一个对自己身体满意的人往往拥有更高的自尊、更高的自我评价，而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人则会有更大的情绪压力和沮丧感受。同时，对自己身材满意的人，有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嗅觉很容易和我们的情感和记忆关联，从而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一个人的成就、获得和收益到底有多大，与他的幸福没有完全的正比关系，反而是和他的认识和判断有相当大的关系。

看了但是没有看见，心理学叫无意视盲

情绪耗竭是指由于过度工作或者过度压力而导致身体与情感被过度消耗的疲劳反应状态。这是由于心理疲惫而表现出自控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很多人在发生情绪耗竭之后，往往会引发多种逃避的行为:如抑制自己的同情心与同理心，或者认为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人的未来与自己毫无关系、不需要给予任何的帮助。对他人的悲惨遭遇冷眼旁观，不愿意伸出援手，有可能是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在了解他人的遭遇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以“避免情绪耗竭”。

海德根据这一现象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受到两种基本需求的驱动:第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一种一致性需求，就是希望世界的运动依照我们的信仰、理念、态度、经验、预期来行动，即使现实与我们自身的预期不一致，我们也要改变外在的证据来使它符合我们内在的期望;第二，人类需要对外在环境产生一种控制感，我们不希望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无所适从，我们需要找到某种自己能够理解、控制、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可能性。

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

信念固执主要指人们对某一类事物、人群和组织机构形成客观印象之后，我们很愿意将所有有关它们的信息组织成有系统、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新的信息一定会组织成与已经存在的信念相一致的方式——所以，相信转基因是阴谋的人很容易也会相信马航飞机失联也是阴谋，同时这些阴谋可能也是由共济会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类造成的。面对冲突、模糊和不确定性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自己期望和理解的范围之内选择符合我们理念、态度和经验的各种信息。这种心理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危害，它使我们人变得自信、自尊和有控制感，但问题是，当新的证据和我们的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偏见就会让我们有意识地排除、忽视、篡改真实的信息。而且如果我们的理念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坚守错误的、不真实的理念，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很有可能引发由于偏见而造成的不正当的行动。

《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社会信任度偏低容易产生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即敌意归因。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逆反期，不管大人说什么，他都偏要反着来。 逆反到了极致就是敌意归因，特别平常的事情也会被认为有恶意、有 敌意。不幸的是，敌意归因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表现 得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比较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阴谋论，如“总有 人想害我”。

幸福不是虚幻的概念，幸福有物质的、生理的基础。幸福的感受 源自我们大脑里一些区域（包括边缘系统、杏仁核、快乐中枢等）的 活动，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

很多人一说起意义，就把它上升到一种哲学的、形而上的高度。 其实，意义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产物，是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创造的感受，它也来自各种神经机理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会有意无意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呢？ 

在进化史上，远古人类为了规避风险、活得更久并成功繁衍，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就是从属于某一集体。他们通过不断将自己和部 族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保护自己不被集体排斥：我这样做是否合适 ？ 我是否达到了别人的预期 ？ 我的贡献够大吗 ？别人喜欢我吗？……直到今天，人类大脑依然沿用过往的模式，通过跟其他人比较来向自己发出“受欢迎”或“被排斥”的信号。

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主要原因。

与愉悦感有关的神经递质主要有四种：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 和血清素。

第一种能引发愉悦感的神经递质是多巴胺，它能激发我们的欲望。换句话说，当你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完成某件事情、做出某种行为时，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大量多巴胺，驱使你继续追寻欲望，并在此过程中给你带来快乐与满足。

那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激发大脑释放多巴胺呢？我的建议是去做那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激情、有动力的事。

促使内啡肽生成的因素很独特——身体的疼痛。当然，疼痛无法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但是内啡肽可以。内啡肽可以帮你“隐藏”身体的痛苦，让你坚持完成某个任务或者做出某种行为。 如果你经常跑步，那你就一定可以体会到运动给人带来的快感。 你在不断地推动自己超越自我极限，咬牙坚持多跑一百米后得到的快感就是内啡肽带给你的。

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呢？答案是：保持定期的、有规律的运动。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但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不下来。

第三种与愉悦感有关的神经递质是催产素，它又称“爱的激 素”。

男女均可分泌催产素。催产素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减少人体内的肾上腺酮等压力激素的水平，降低血压等，它能有效抑制负面情 绪的加工，降低个体防御和恐惧的感受，增进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 任何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和信任感的人际互动行为，都会促使大脑分泌催产素，让我们感到快乐幸福。这种人际互动行为包括 温暖的拥抱，富有同理心的对话，温情的陪伴，与他人的联系，与支持自己的家人、爱人或者朋友待在一起。特别是每天来自爱人的拥抱可以促使催产素形成，能对抗抑郁症。

当我们对生活有自主性、掌控感，在人际关系中能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时，这都会激发大脑中血清素的产生

第四种能引发愉悦感受的神经递质叫血清素，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情绪的调节剂。我们常说的“寝食难安”，从生理角度而言，就是由于体内血清素水平比较低。血清素影响我们的胃口与情绪，提高血清素含量有助于增进食欲、改善睡眠、振奋心情，防止情绪低落和抑郁。

迈尔斯（1993年）指出，态度的机构涉及三个维度：情感、行为意向和认知。即态度的ABC机构。 海德的态度平衡理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态度转变中的作用。海德认为，在人们的态度系统中存在某些情感因素之间或评价因素之间趋于一致的压力，即如果出现不平衡，则向平衡转化。海德指出，人们在改变态度时，往往遵循“费力最小原则”，即个体尽可能少地改变情感因素而维持态度平衡。

奥斯古德的一致性理论，认为一致性原则支配人们的思维。人们总是通过改变态度来达到一致性，一旦产生不一致，马上就会产生心理压力，，从而在增加一致性的方向上改变对一个人的评价，然后再影响另一个人态度。例如：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

史密斯和卡兹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人们选择的是负荷特殊心理需要的态度，把态度和个体内在需要联系起来。人的态度是为心理功能服务的，人如何选择态度依赖于个体的利害关系。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态度改变是为了维持各项态度之间的一致。如果态度中有两种认知不一致，就会造成认知失调；如果失调认知的成分多于协调认知的成分，则会引起更大的失调；认知失调给个人造成心理压力使之处于不愉快的紧张状态。此时，个体就会产生清除失调、缓解紧张的动机，通过改变态度的某些认知成分，达到认知协调的平衡状态；费斯廷格认为，认知失调有四种原因：逻辑的矛盾、文化价值冲突、观念的矛盾以及新旧经验相悖。

其实关系的结束并非是从分手那刻开始的，而是一方有了离开的心思时，就已经悄悄开始了。同样地，说出分手也并不是关系的终结，我们和重要的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并不是分手之词一经讲出，对方就会化成空气消失。

所以做一个怎样的决定体现的是我们的「自我」发展，分或者不分可能都是自我成熟或不成熟的表现。结果不重要，如何实现一个结果是关键，我们一起来通过下面的三个步骤来找到属于你的实现方式。

找到决心晃动的根本原因

按理说，我们想分就分，不想分就不分，这样决定不就做完了吗？为什么会纠结呢？

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趋避模型的认知失调。

听起来有些专业，其实趋避模型很简单，让我们回忆一下你毫不犹豫做出的选择。比如，你现在特别饿，马上要吃饭。在吃与不吃之间，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吃，因为不吃就饿晕了，吃了就没有饥饿感了。这样的选择就是单趋模式，即只趋向某一个选择，完全不用考虑另外一个，这种时候我们不会纠结。

但是如果你在减肥期，现在又特别饿，那么在吃与不吃之间就不好选择了。吃吧，好不容易瘦下来的几斤又回去了；不吃吧，又不一定能撑到下班，可能会饿晕过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趋避模型，也就是每一个选项你都有选和不选的理由，这些理由之间好像也没有谁更胜一筹。

回到要不要分手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分或者不分，你都有选择和不选的理由，比如：

分，就能结束一段没有未来的感情，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但是，万一找不到更好的呢？

不分，也许我们还有机会磨合；但是，万一时间浪费了也没有结果呢？

每个人对分或者不分的理由都不尽相同，大家自己写写看，是不是在每一个选择上，都有理由选择或者不选呢？

如果是的话，那么说明你的确进入了趋避模式的怪圈中。

这个步骤开头提到，「我们遇到了趋避模型的认知失调」，这个认知失调的概念怎么讲呢？

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脑子有了分手的想法，而行动上又不能配合做出分手决定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内心会因为矛盾冲突而产生强烈的不适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因为一些冲动的因素做了决定，就很容易出现后悔的情况，或者没有预料到的强烈不适情绪。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认知失调呢？再深入地扒开这个问题来看的话，更本质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清楚那个可以指引人生方向的重要核心价值信念。

当我们陷在表面上的各种因素之间互相打架的时候，是无法分出胜负的，因为它们在你的意识中都属于表层的原因，权重水平都是相差无多的，谁也没有比谁更重要一些。

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的自我中，其实存在比这些原因更高一层级的核心价值信念，是不是就可以跳出原有层级的纠结呢？听起来有些复杂，我们来举个例子，表层无法分手的原因是，无法承受伤害对方带来的愧疚感，但你的核心价值信念是「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很显然，后者出现的时候，前者就会变成次要问题，因为二者并不在一个意识层面上。

所以总结一下，第一个步骤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现在之所以纠结在分手与否这个决定上，是因为你还没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价值信念。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从趋避模式进入单趋模式，做出不犹豫且不后悔的决定。

探索核心价信念

核心价值信念的探索方式并不是唯一固定的，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种「就地取材」的方式。

1公利（企业发展）与私利（个人信度）之间的矛盾，是张鹏心理纠结的根本原因。

2从你的表述来看，为了企业的发展和合理用人，张鹏应该启用张明，但对于张明的管理应该抓大放小，留有一定的空间让其发挥自我的聪明才智为企业服务。张鹏在正确把握企业宏观发展的前提下，应注意观察张明的工作动态，及时纠正其不利企业发展和集体凝聚力的言行，多投入情感与其沟通，让其能够理会和尊重张鹏在企业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