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角度和道德层次分析许霆案

法律的规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最低底线。

法官在做判决的时候肯定会加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只要他是个人就会讲求人情味，很多法律只规定了一个判决的范围，需要运用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做出最终的判决。

“许霆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利用银行ATM机出错取了十几万，一审判了他无期徒刑，二审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这个就是根据实际情节量刑过重，法律讲求人情味的典型案例。

扩展资料：

法院改判，许霆由无期徒刑减到五年徒刑，减刑幅度很大，但大多数人仍不认可这个结果。

面对这样的反馈，如果说“司法和民意、舆论都没胜利”，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司法方面，做出来的判决而不被主流民意承认，总会有点不尴不尬的意味，昭示着司法与社会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分歧或“撕裂”状态。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案件似乎已经产生了“多赢”的实效。许霆个人和家庭不再面临随“酷刑”而来的悲怆境遇；司法面对舆论的汹涌冲击大步“后撤”，也赢得了“正视民意”、“表现出人性化”和“灵活性”等正面肯定之辞；

还有另外的类似案件，已被重判的服刑人可能因此案的“类推”而获益；因“技术故障”而涉案的后来者，将从此案后免遭灭顶之灾。如果以“无罪诉求”不被法庭接受论，民意的确没获大胜，但承认面对司法民意有所小胜，这一点还是客观的。

所谓的“胜败”都是相对的，讨论“谁胜谁败”的意义并不大。民意、媒体和司法、法律在“博弈”，这个博弈过程的产生和发展才具有重要价值。

曾有一种声音这样教训媒体和民众：舆论不得“干预司法”；“司法不应屈从民意”…而如今，许霆案的议论者告诉全体国民：国民就该“教训”司法，司法与法律最值得大家来教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启迪。不被国民教训的司法和立法，即不属于国民所有；罔顾民意民智的法律，害怕舆论的法庭，那算什么东西。如果国民只有被司法整治、教训的份儿，它只是强加于国民之身的破烂而已。

今后，“事外人”必得更积极地通过媒体和各种舆论渠道去“干预司法”，这种干预将逐步使司法摆脱和避免“私法”的性质而成为属于国民的“公法”。

许霆是网络时代的幸运儿。此案放在前些年，被这样多的人关注、研究、议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司法独立”，即无所顾忌地草菅人命、滥施酷刑而不被大众了解和批评。

技术进步的确在改良我们的社会生活，改变了许多人的厄运---如果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现有技术运用于民主与法治，我们将聆听更多更强的福音。

更有一种不曾挖掘的深层含义：国民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并空前活泼灵动。当年一个“国家利益”大词就能令社会全体噤若寒蝉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人们，当听到“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财产”等强势话语时，不再立马就像遭了霜的茄子，他们立刻就联想到可以和强势话语“分庭抗礼”的理由，将重要概念涉及的事物放倒新标的天平上度量一番。

在和“国家”、“财产”相对的那一端，他们摆上的是生命、自由、和社会正义。从悄然无息到民意汹涌，到重新度量，一种称得起“革命”的状况发生了。

不仅如此，中国公众还在“议案”中还表现出了理性与精致。道德提醒与道德谴责---民事纠纷与民事责任---刑法应用与刑法面前平等，“主流民意”竟然对此认定的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参考资料：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作用与功能是各不相同的，否则它们就没有必要作为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而存在了。如果说道德在本质上属于自律性规范，其功能重在“扬善”，那么法律在本质上属于他律性规范，其功能重在“抑恶”（当然，这样界定并非要否定法律的扬善功能及道德的抑恶功能，而是强调其各自功能的侧重点之所在）。道德作用的发挥最终靠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道德观念和良知，即道德只对讲道德。信奉道德的人起作用，而对那些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人则很难发挥作用，一个无任何羞耻心。良知感、善恶现的人，即使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遣责仍会我行我素。因为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能强迫人们遵从道德，更不会采取外在强制措施去惩罚违反道德的人，所以道德只能约束具有善良意志的“善人”，而对那些没有任何道德意识、恶贯满盈、良知丧失殆尽的“恶人”是很难起到规范作用的。法律作用的发挥最终靠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最突出差别就是因其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征；法律的产生和存

在是与国家紧密相伴的，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当国家的法律得不到守法主体的遵从时，国家就会动用各种强制措施乃至开动国家暴力机器去对付各种违法犯罪主体，让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保障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正因为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所以守法对公民来说是无条件的。

我们批判“人之初，性本善”，也不赞成“人性本恶”；唯物主义者主张人一生下来时人性非善非恶，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性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人的善与恶是后天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由于在当今现实社会中，善与恶两种行为模式。两种观念均客观地存在着，因此在社会中存在的人在其一生中都会受到善与恶两种行为倾向及观念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实生活中的人，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可能有恶的倾向，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单靠道德不足以抑恶，单靠法律不足以扬善，只有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两种行为规范的功能与作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符合社会中人性状况的客观现实，符合现代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的消亡，法律也将走向消亡，其功能与作用终将为道德及善良习俗所取代。但这必须以人类素质的普遍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与国家的消亡为前提，是十分遥远的事。所以法治与德治并重为目前治国所必需。

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还在于统治阶级的法律与道德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双向互动。功能互补的。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更是如此。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伦理基础，任何良法都是以一定的美好道德价值判断为依托的；同时，良法的运行更有赖于“良吏”，司法与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准及职业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法能否从“书本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另一方面，法律所调整和维护的秩序。净化的环境又成为道德生成的深厚土壤；当社会的主流化道德及其原则为法律所肯定。吸纳并予以施行时，法律活动与道德生活也就融为一体了。

在实施法治与德治方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及功能，妥善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反对以下几种错误倾向：一是要反对法律万能论。我们不能认为什么事都“一法就灵”。二是要反对道德万能论。我们也不能认为什么事都“一德就灵”。三是要反对将德治等同于人治。人治是一种重视并无限夸大个人作用、为集权与专制制度服务的治国主张，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同民主与法治的治国主张相对立。因此，那种认为提倡德治。重视道德。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人治，就是排斥民主与法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极端错误的。“良好的法律”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法律。同时，有了良法还不够，还必须有“良吏”，法律的适用和执行离不开民众的基本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另一方面，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因为弘扬道德需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及社会风气，需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及伸张正义；同时，法律实施的过程也是向世人昭示、传播法律中所蕴涵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过程。

（原载《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

之前看到过一则新闻，一位穷困潦倒的父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跑去超市里偷奶粉，最终被发现找来了警察，就算是那位父亲跪在地上，恳求大家宽容她，不要让他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外面，但是，法律面前是公正和无情的，最后他还是被带走了。这种行为在道德层面看来是可以宽容的，毕竟是因为没有办法，但是在法律看来属于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惩罚。

现代：马家爵事件，说实在的，如果在武侠小说里，马家爵杀人简直就是维护自身尊严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法律面前，他没权杀人，于是他被判死刑。还有一个哪个市的市长，我忘了，他用公家的钱帮助贫苦百姓（就是偷拿公家的钱送给贫困老百姓），道德上行的过去，法律上判他贪污罪。

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

前面，我们谈论到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法律与道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表现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历史性，它们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与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国为例，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一般比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统治者，然而在暴乱的年代，统治者会更多的采用法律手段来镇压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会秩序紊乱，导致道德沦丧，反之，如果法律公正严明，平等，同样也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法律对道德的实施也起到辅助作用，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保证法律的遵守，同时也可促进司法和执法的公正。道德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则是事后的惩罚，道德教育的宣传也可减少犯罪率。一般来讲，违法犯罪的人，有的虽然法律观念不强，但更多的是道德沦丧如杀人，抢劫，纵火等犯罪，大多没有人权观念。盗窃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劳而获，而贪污，渎职等是没有社会责任心或职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前面，已经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前面论述到的商业中发不正当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样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犯罪行为，不能总是以法盲来解释犯罪的原因，大多数犯罪更是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反过来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出售假冒伪劣商品，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种商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当然，在调整人与自然的法律中，如环保法，并非完全与道德无关，由于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对自然的态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问题。如乱砍滥伐，大气污染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为道德舆论所谴责。总之法律和道德都随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发展，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后果不同，违法道德无非引起两种后果，一是惩罚，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风俗习惯，原始社会人们自然部落都会形成一些禁忌，他们视违反禁忌为罪，对违反者往往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如忏悔，驱逐。二是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压力，每个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不存在这种良心，甚至无视社会舆论，那么道德规范自然无效。例如，面对一个落水者，一个人有能力抢救而不去实施抢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那么道德对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时候个人的良心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则不同，它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当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必考虑违法主体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据准则适用法律，做出评价而已，违反法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并非完全在强制力的有无，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借助社会无形的压力，迫使人民履行道德义务。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保障法律实施的强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充，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与道德两种机制加以调整，以形成和维护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爱的社会生活方式[4]。

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个人违反了法律也就违反了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固然有许多相同点，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受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最强烈之处就是二者的价值冲突。

从中国历史上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表现尤为剧烈，而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往往是法律屈从与道德，在《后汉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桥元任齐国丞相时，一孝子为父亲报仇而杀了人，被囚与狱中，桥元得知此事，为其孝行所感动，欲将其释放，但尚未办理此事，主管此案的县令，路芝依法论罪把杀人犯处死了。桥元一气之下便把县令杀了，理由是县令为官酷暴，此案实在耐人寻味，依法办案的县官成了罪犯，被处以死刑，而杀人犯却成了应受宽恕的孝子，受到同情。在道德与法律的天平上，人民明显的把情感的砝码加到了道德的一边。还有一案，在民国时期，烈女施剑翘的父亲参加直奉战争，不幸被孙传芳所俘，孙传芳残忍的杀害了他。时年，二十岁的文弱女子施剑翘立志报仇，精心策划，终于于1935年在天津将孙传芳击毙，然后从容自首。当时的社会舆论无不同情她的行动，一些社会名流如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法院赦免她的罪行。看来道德高于法律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根深蒂固。今天有关“大义灭亲”的案例也反应了道德的冲突。而在古代，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法律是不允许大义灭亲的，即使这样，大义灭亲往往是法官量刑时酌定从轻的情节。

而在西方有时候却恰恰相反，人民追求法律的正当性高于道德，而走向极端。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所有的证据和杀人动机都能证明是辛普森干的，就是因为警方取证不合法，违法程序法，而且现场所发现的凶手的作案手套与辛普森的手的型号不一样，法庭判辛无罪，虽然“合法”但却为社会道德所不容。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必然的，它受多方面影响，有时社会也发展的同时，道德亦随之发展，但法律却相对滞后，容易产生冲突。再者，一国移植他国法律，造成现在法与原来的社会道德相冲突，但归根到底，我认为法律与道德之所以会冲突，就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固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法律与道德就会没有区别，就像前面所讲，法典会变成道德法典，社会没有强制力的约束，陷入混乱。

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是必然的，虽然不能完全消灭这种冲突，但尽量应将这种冲突降至最低。首先，道德的建设应与法律的建设同步进行，在立法改革中考虑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离道德主流。其次，在移植法律过程中，注意与本民族国情相结合。再次加强法制宣传使民众的思维从道德层面升至法律层面。

因此，怎样是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才是最关键的。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为人民所遵守，才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最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