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古东门行原文：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安陵谁辨削砺功，韩国讵明深井里。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

古东门行翻译及注释

翻译 亚夫平叛，天兵发威；横扫千里，所向披靡。鸡鸣狗盗，雕虫小技；如蚁门客，貌合神离。少年刺客，杀人无忌；官兵捕快，丧失警惕。歹徒一吼，护卫逃逸；可怜冯敬，遇刺归西。凶手得逞，狞笑窃喜；文武噤声，惊若木鸡。魏王救赵，虚情假意；子西被害，可痛可惜。相如讽喻，车轼防断；吴起劝谏，修德第一。袁盎枉死，真凶难辨；聂政行侠，深井认尸。忠良殉国，人头落地；厚葬犹可，宠赠予谁？

注释 1古东门行：乐府旧题，多写时事。2汉家三十六将军：汉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纠合六个诸侯王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东方：本指吴楚等国，这里是藉以暗指叛将吴元济盘踞的淮西地区。吴元济叛乱后，朝廷下令削去其官爵，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一时战云密布，形势紧张。3鸡鸣函谷：《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时齐人孟尝君到秦为客卿，受到秦王的猜忌和扣留，后设法逃出，半夜潜至函谷关。按关法规定，要等鸡叫后才能开关放行。孟尝君的门客中有善为鸡鸣的，他一学鸡叫，引得周围的鸡跟着大叫起来，关吏打开关门，让孟尝君逃出了关口。客如雾：指当时过关的人很多。4貌同心异：指人群中的人虽然貌同常人，但各自怀有心事，有的心怀鬼胎。数：计算，这里转意为识别的意思。5赤丸：据《汉书·尹赏传》记载，长安城里有谋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雇用少年当刺客。行动前摸取弹丸分派任务，摸得红色弹丸者杀武官，摸得黑色弹丸者杀文官。夜语：指刺客夜间联系的暗号。飞电光：形容凶器闪闪发光。6徼（jiao）巡司隶：掌管京城巡逻和缉捕盗贼的官吏及其手下。7一叱（chi）：一声大吼。百吏走：护卫们四散逃跑。8冯敬：汉文帝时的御史大夫，因奏议淮南厉王谋叛，被刺客杀死。函：剑匣，这里用作动词，刺进的意思。这两句是暗指武元衡被害事件。9凶徒：指王承宗、李师道派出的刺客。侧耳：躲在一旁探听。潜惬心：心里暗暗高兴。十悍臣：强悍的大臣，指朝中有权势的文武官员。杜口：不敢开口说话。⑾「魏王」句：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载，公元前257年，秦国攻打赵国，魏王应赵国请求派晋鄙率十万兵马救赵，但魏王和晋鄙并不真心相救，屯兵不前。魏王之弟信陵君应赵国平原君的请求，听从侯嬴的计策，说动魏王的宠姬如姬，从魏王卧室窃得兵符，锥杀晋鄙，夺得魏军的指挥大权，解了赵围。⑿「子西」句：《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平王太子建为郑国所杀，其子胜为白公，数次向令尹（相当于宰相）子西请求伐郑，未行。后晋人伐郑，梦国前往相救，白公怒，遂于哀公十六年作乱攻打楚惠王，「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mei，衣袖）掩面而死」。⒀羌胡毂（gǔ）下：羌胡，是中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的泛称，统治者往往把他们看作威胁自己的危险势力。毂：车轮。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向皇帝上《谏猎疏》说，陛下喜欢打猎，难免遇上特殊的野兽，就会像胡人出现在车轮之下，羌人接触到车后的横木一样危险。一朝起：突然出现。⒁敌国舟中：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曾在同魏武侯乘舟游览时，在舟中劝说魏武侯：「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拟：比拟。⒂「安陵」句：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和《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汉景帝时，大臣袁盎向窦太后进言，不宜立景帝的弟弟梁王为储君，以免发生祸端。梁王便派刺客把袁盎杀死在安陵门外。事后，经磨制刀剑的工匠辨认刺客丢下的剑，查出了刺客及其幕后指使者。但景帝碍于窦太后的面子，不得不将梁王解脱，杀其宠臣羊胜、公孙诡等了事。削砺功：磨制刀剑的工匠。⒃「韩国」句：《史记·刺客列传》载，战国时期，韩国的刺客聂政，刺杀了相国侠累，为免累及亲人，毁面自杀，韩国的人分辨不出是谁，便暴尸于市。结果，刺客的姐姐前来认尸，才查出刺客是家住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深井里的聂政。讵（ju）：哪里。⒄绝胭断骨：割断咽喉，砍断骨头。胭，一作「咽」。那下补：哪能补救。下，一作「可」。

古东门行创作背景

　元和九年（814）闰八月，割据淮西的藩镇军阀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四十余日，自领军务。元和十年（815）正月，朝廷发兵征讨。吴元济纵叛军侵扰，直到东都洛阳郊外。河北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山东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遥相呼应，上表请赦吴元济不果，便暗中派遣刺客，于六月三日清晨在靖安坊东门将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杀死于上朝途中，力主讨藩的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被歹徒刺成重伤。事件发生后，朝野哗然，一些当权的朝官畏惧强藩势力，不敢追捕凶犯，有的竟上疏请求不予穷究，只以宠赠厚葬了事。而另一些主战的官员如许孟容、白居易等，则坚决要求缉捕罪犯，追查首恶。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唐宪宗则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刚到柳州上任的柳宗元得知这一情况，无比悲愤。他一向反对藩镇割据，但由于此时诗人身处逆境，官微言轻，不能直抒己见，于是用乐府旧题《古东门行》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古东门行鉴赏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同心异」，潜伏著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 唐代 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同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诗词作品： 古东门行 诗词作者： 唐代 柳宗元 诗词归类： 借古讽今、讽刺

　　出东门,不顾归①。来入门,怅欲悲②。盎中无斗米储③,还视架上无悬衣④。拔剑东门去⑤,舍中儿母牵衣啼⑥:“他家但愿富贵⑦,贱妾与君共哺糜⑧。上用仓浪天故⑨,下当用此黄口儿⑩。今非⑾!”“咄⑿！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⒀。”

　　注释①顾:思,念。 ②怅:失意貌。 ③盎(àng昂):肚大口小的瓦罐。 ④架:晋乐所奏作“衍(háng杭)”,衣架。 ⑤这句是说男主人公决定再次出走。 ⑥舍中儿母:指主人公的妻子。 ⑦他家:别家。 ⑧哺:吃。糜:粥。 ⑨用:因。仓浪天:苍天。仓浪,乃叠韵连绵字,青苍色。 ⑩黄口儿:幼儿。这二句是妻子用天道、人情劝说丈夫安贫守法。 ⑾今非:是说今去铤而走险不对。 ⑿咄(duō多):指丈夫因妻子一再劝阻而发出的埋怨声。 ⒀这四句是说我要走了！我现在出门都已经晚了！我头上的白发已不时地脱落,实难再在家久待了！

　　

　　赏析

　　《东门行》属相和歌瑟调曲。

　　

　　本篇写一个为贫穷所迫,铤而走险的人。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这早不在虑中),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岂知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本篇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时清,不可为非。”①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罪恶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乐府，本来是指汉代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把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又《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从上述记载可知，正式乐府机关设立从武帝始；制乐配诗可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文人创作的颂诗歌辞，一是从民间采集的歌谣，而且采集民间歌诗是乐府机关的重要职责。所以，乐府诗即指乐府机关所采集、创作而合乐的诗。乐府采集的民歌，汉时称“歌诗”，六朝以后称为“乐府”，从此便由机关转称为诗体的名称了。 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的精华，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形式是新创的，情感是丰富的，文字是质朴的，题材郡是现实的”，代表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所采集的民歌有138篇，但现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存四十余首，而且大部分又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待集》中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里。 汉代乐府民歌，是民间口头创作。虽在乐府采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乐工的加工、润色，但它基本上与《诗经》中的民歌一样，仍保存了民间创作的本色，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充分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情感。 从其内容观之，最醒目的是那些表现民众苦难和自发反抗精神的诗篇。其作品如《妇病行》、《孤儿行》、 《东门行》、《平陵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妇病行》，可以说是汉代社会叙事诗的优秀之作，它描述了一个穷苦家庭的悲剧。诗中叙写了一个病妇临死前对丈夫一番令人悲痛、使人深思的嘱托：“届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上折摇，思复念之！”继写病妇死后，丈夫和孤儿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一派孤寒凄惨的景象：“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诗人选择了这些催人泪下的生活横断面，形象地展示出阶级剥削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情景。如果说《妇病行》是一篇民众苦难生活的控诉，那么在《东门行》一诗中，鲜明地呼喊出“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为生活所迫，走上自发反抗的呼声。《十五从军征》记叙一位老兵“少小从征，暮年还乡”，最后落得个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全篇无一字一句反对战争，但其间蕴含着对穷兵黩武的诅咒。像《十五从军征》、《战城南》一类诗篇，无疑是乐府民歌中控诉连年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这类主题的优秀代表作。在乐府民歌中，很重要的内容还有反映民间婚姻与爱情生活的诗篇。《上邪》是一首民间恋歌。诗中真率地表达出一位少女对爱情追求的炽热与忠贞：“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竭”，紧接着以一连串想象奇特的比喻，“重叠言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倾诉了她极质朴、极热烈的情感，新颖的构思使抒发之情感更为强烈。胡应麟《诗薮》中说：“《上邪》言情，短章神品。”《有所思》也是一首情诗，此诗写出女主人公对初恋时甜蜜生活的回亿，更写了听说她所爱的入有“他心”后，表现出的决心：“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直吐胸中极强烈的情感！而诗的结尾又透露出决绝与依恋之情的矛盾心理。全诗情感起伏迭宕。《上邪》、《有所思》可称得上乐府民歌中情诗的上乘之作。在婚姻生活的诗作中，大都是反映婚姻悲剧的弃妇诗。这类诗其作品如《怨歌行》、《白头吟》、《塘上行》、《上山采蘼芜》。从这些诗中可以深刻体味到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她们更为深重的苦难。这类诗比起《诗经》中类似篇章，其批判意义则更为深刻；而在诗歌形式上，采用对话体，新鲜活泼，更利于叙述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在反映婚姻生活的创作中，以其对封建礼教批判的深度和艺术表现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乃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标志着汉代乐府民歌思想艺术的最高峰。 汉代乐府民歌是从《诗经》风诗发展而来的。在艺术风格上和《诗经》中的民歌有共通之处，“刚健清新”，语言素朴自然。同时，汉代乐府民歌在艺术创新上又有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生动的叙事性是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中，虽不乏抒情、说理一类诗歌，但其优秀代表作，当为《妇病行》、《东门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诗歌。班固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好概括了这类诗的特征。像《妇病行》中的妻子临终嘱托、父子为生活所迫的煎熬；《东门行》中叙写丈夫的毅然出走；《十五从军征》中叙写老兵归乡、所见、所思，无一不是在叙写他们的苦难生活中，展现现实生活的广阔图景中，抒发出诗人的强烈爱憎情感。所以，可以说，《诗经》中的民歌大都是主观抒情，西汉乐府民歌乃是重在客观的、社会的叙事。正因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最后才产生了如《孔雀东南飞》那样伟大的叙事名篇。第二，初具规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乐府民歌中，刻画人物往往通过对话、独白、人物的行动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妇病行》、《东门行》、《陌上桑》都用了对话的表现手法。《陌上桑》中采桑女罗敷的机智勇敢、反抗太守调笑的那种不可凌犯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女主人公罗敷夸夫拒婚的“对话”完成的。而《十五从军征》中又是在叙写“舂谷持作饣卡，采葵持作羹。羹订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的人物盲目举动中，深刻揭示了这位“八十始得归”的老兵内心的孤独、悲凉和愤慨。当然，汉乐府民歌中人物性格的描写，从总体上看，还是粗线条的。但比起《诗经》中这类作品，已有明显进步，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歌的一大发展。第三、自由的诗歌形式和生活气息浓重的语言特色。汉乐府民歌基本上由两类灵活的形式组成，一是杂言体，一是五言诗。其语言素朴且又不俗，耐人咀嚼与回味。明人胡应鳞《诗薮》曾评论说：“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 汉代乐府民歌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已形成了一种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直接影响了建安诗歌的创作。唐代初期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主要就是提倡诗歌要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道路。李白以乐府旧题写古诗近百篇，杜甫所说“上承风骚，下继汉魏”，都可见受乐府影响，而至白居易提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更是发扬了乐府民歌的“缘事而发”的传统。乐府民歌中的优秀的五言诗体对东汉文人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至汉末建安时期，更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创作局面，自此以后，五言诗一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你好，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意思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哀或快乐，是源自于具体的事件而发出的感慨。出自《汉书·艺文志》，班固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译文：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风谣，于是有了代赵国的民歌，秦国楚国的风采，它们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有所感触，为抒发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而产生的。

扩展资料：

汉代乐府的职能，组织文人写词配曲，演习排练歌舞，供皇帝以及有关部门的需要。当时主要是把文人所作的歌功颂德的诗赋配上乐谱。组织人到各地采集民歌。这些民歌主要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是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这里说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民情，当然，也是为了宫廷娱乐。这在客观上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记录保存、流传后世。汉代采集的民歌，《艺文志》所著录的共138篇，这是西汉的民歌，东汉的尚不在内。采集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比周代采诗要广泛得多。

宋人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是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共100卷，辑录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分乐府诗为12类。 汉乐府民歌主要收录在"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枭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一、 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至于《诗经》民歌中的作品，则很少有可以被正经地称为叙事诗的。一些有一定叙事内容的作品，一般缺少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只有《氓》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可以说是初具规模的叙事诗。但叙事中，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不是主要由客观的叙述来表达主观的感情。所以我们说叙事诗在《诗经》民歌中还处在萌芽状态。如果说《诗经》民歌标志着我国抒情诗的成熟，那么，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就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中虽也有抒情诗，像《悲歌》、《古歌》、《白头吟》等，但占突出地位的还是叙事诗。

　　汉乐府本是“缘事而发”，因此，作品中多叙事。一般来说，叙事的情况可分两类，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场面叙事，另一个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前者可以《上山采蘼芜》为代表，后者则可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共同的特点是叙述得比较详细，情节比较完整。《上山采蘼芜》写的是“故人”在上山采蘼芜归来时与“故夫”相遇时一番问答。但却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的活动、言语。情节是完整的，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表现了叙事的高度技巧。至于《孔雀东南飞》，篇幅之长，叙事之纷繁，人物之众多都是古代叙事诗中无可比拟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正是肯定了它作为叙事诗的成就。作为叙事的基本方式，汉乐府民歌的特点是不用或少用作者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多用故事中的人物的说话、对话来开展故事情节。《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董娇娆》等都主要是依靠对话来开展故事、发展情节的。《十五从军征》虽基本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但其中安排有老兵和相逢的路人的对话。《孤儿行》一篇完全可以看作是孤儿控诉的话语。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语言生动而富于变化，避免了完全由第三者叙述可能产生的板滞的毛病。

　　总的来说，作为叙事诗的汉乐府民歌，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条理清楚，次序井然，是属于成熟时期的叙事诗。

　　3、汉乐府民歌的语言特点。

　　汉乐府民歌在语言句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汉乐府的语言完全突破《诗经》的四言句式，更呈现出杂言的形式，《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各种句式错杂纷呈于一诗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句式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于民间，保留着很多的民间口语。例如《东门行》中有“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的句子，连续四句中，句式起伏变化很大，当是人民口语的直录。值得注意的是汉乐府虽然有长短不齐的句式，但也有整齐的句式，《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就是整齐的五言句。还有一首《江南》，全首五言八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诗全用口语写出，描写生动，充满轻快活泼的情调。“鱼戏莲叶间”以下四句接连铺接，不厌其烦，正是汉乐府用语的古拙淳朴处。本诗的好处还在于诗中主要部分处处写鱼的活泼可爱，但却处处在写采莲人的欢欣愉快的心情。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盖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也。”杂言的，长短句错落参差，保留着当时口语的自然、真率的特点；五言的，句式整齐，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和音乐性。一般来说，早期的乐府民歌多呈杂言形式，而五言的则多是比较晚期的作品，这说明五言诗这种新诗体是在乐府民歌中逐渐孕育产生起来的4、汉乐府寓言体的运用

　　乐府民歌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言体的运用。汉乐府里出现了几首寓言诗，这些诗比拟奇特，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调。寓言诗在《诗经》民歌中偶有运用，但只限于个别作品。像《豳风鸱鴞》，可以说是最早的禽言诗。到汉乐府时，这种形式已经较多运用了。在汉乐府民歌中禽鸟鱼虫都被写入诗中，作为寓言诗的题材，如《雉子班》、《乌生》、《艳歌何尝行》都以鸟喻人，《蛱蝶行》以蝴蝶和鸟喻人，《枯鱼过河泣》以鱼喻人。有的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的是表现爱情，但奇特的形式、奇特的内容，却获得了奇特的艺术效果。我们看《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百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最后两句是乐府中的套语，是配乐演唱时所加，与原诗内容没有关联。前面全是托鸟言来比喻人间夫妻“生别离”的悲剧，这种夫妻不能相顾的惨剧，正是当时社会迫使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真实写照。托禽鸟的遭遇来写人，构思奇特。这几首禽言诗，虫言诗或鱼言诗不仅构思奇特，而且描写生动。《蛱蝶行》写蝴蝶被燕子捉住去喂小燕，写吃食之前的小燕见到蝴蝶时是“摇头鼓翼”，《雉子斑》写小雉被王孙所捕，老雉绕车追行，反复叫喊“雉子”，悲鸣之声动人心魄。这些都是劳动人民遭迫害情形的寓言化。还有两首诗虽是寓言体，却是以树木喻人的，这就是《艳歌行》（“南山石嵬嵬”）和《豫章行》，也是想像颇为奇特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揭露社会现实的，但却是寓言的形式，表现了汉乐府中带有丰富想像的浪漫主义情调的风格。

　汉乐府民歌是自《诗经》民歌之后，我国诗史上民间文学创作的一丰硕成果，它对后代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是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了后代诗人。他们拟写古题乐府，多数能反映社会现实，这是汉乐府民歌精神的继承。到唐代，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诗经》民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光大。其次，汉乐府叙事诗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技巧和手法也影响了后代叙事诗的创作。沈德潜就说杜诗中的“三吏”、“三别”的叙事诗是“运以古乐府神理”（《唐诗别裁集》卷二）。白居易、元稹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是继承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另外，汉乐府的形式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则表现在五言诗的创立上，因为五言诗实际上源于汉乐府民歌。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所谓古诗，这里是专指《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

　　现在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时。其作者，根据诗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感情来分析，应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文人。总之，《古诗十九首》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的一些中下层文人的作品，当然其中有少数也可能是民歌，或者是由民歌改写的。这从它常套用乐府民歌的句子可以看出。

　　《古诗十九首》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这几乎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这里面的一些评语，特别是古人的一些评语，对其成就都是承认的。它确实在我国文学史上把抒情诗推进到新的高度。

　　1、《古诗十九首》极善于塑造优美动人的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作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一种鲜明、具体、生动的艺术画面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具体地说，意境就是作者所描写的画面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情绪的密切无间的结合，是情与景的水乳交融，是一种能浸透人心灵的艺术效果。

　　《古诗十九首》是情景交融的优美抒情诗。《明月皎夜光》一首，前面八句看似纯然写景，但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一系列的意象是明月、促织、星、白露、野草、蝉、玄鸟，勾勒成一个悲凉枯寂的深秋的意境。“时节忽复易”是主观感受，其作用是使景物与情绪浑然一体，并且很自然地转入对“同门友”的怨恨和伤时失志的悲哀的抒发。《回车驾言迈》更是情景交融的例证：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前四句写的是春景，有东风，有百草，本是东风劲吹，百草繁茂，万象更新的景象。但诗人用了几个饱含萧索情调的词——“悠悠”、“长道”、“茫茫”、“摇”，把可以写成欣欣向荣的春景写得悲意盎然。仅仅读这四句，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那“涉长道”驾车回乡的游子的颓唐空虚和寂寞的心境，自然而然地由“东风摇百草”的景物引起“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慨叹，“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悔恨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悲哀。这四句真可以说是写景的绝唱。

　　《古诗十九首》的即景抒情，情景交融，与后世的一些山水诗（如谢灵运的一些诗）的先写景后抒情、说理和写景割裂的手法具有天渊之别。

　　2、《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能造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全诗虽然是抒思妇游子的相思之情，但却全用比喻，用天上比喻人间，用牵牛、织女比喻游子、思妇。比喻本身就有隐约曲折的艺术效果，而且诗人在描写牛、女悲剧的时候，也很注意构思和立意。诗里重点写两情阻隔的悲哀，但对阻隔他们的河汉，却一再点明“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仿佛他们的阻隔的困难并不难于克服，实际上这就暗示了阻隔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清且浅”的“河汉”，还有其他的原因。读者也可以由天上的“河汉”想到人间的“河汉”，而且牛、女尚且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这人间的阻隔就更非是天上的“河汉”可比了。诗人把很多感情隐在言外，让读者得之于想像之外。另外《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写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真正是委婉含蓄、余味无穷。　3、《古诗十九首》善于塑造人物形象。

　　《古诗十九首》还特别善于塑造形象。它不是叙事诗，但人物的形象却极为鲜明。有时只简略的几笔，人物却栩栩如生。《迢迢牵牛星》主要写织女的形象。先写织女纤纤素手，札札机声，泣涕如雨，最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则把这个形象点活了，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美丽**含情脉脉隔河相望的情景。描写思妇形象最为突出的是《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

　　“盈盈”四句极力写出这个女子的容颜之美和她所处的浓春烟景的环境。画龙点睛之笔是“空床难独守”，把人物的感情，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很符合“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子的身分。形象极为鲜明　4、语言自然混成而韵味悠长。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自然浑成，毫无斧凿雕琢的痕迹。《四溟诗话》说它“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固然道出了其语言平淡自然的现象，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寻找出其语言特点。其语言特点在于用自然的语言表达真切的感情。语言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关键更在于能真切地表情达意。《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可贵之处正在此！下面的一些句子都是极平常的家常话：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构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这种口语的运用，使读者感到亲切，加上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中都浸透着深情，则更使读者感到真切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和《驱车上东门》“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我们理解之所以“不隔”，就是因为以极平淡自然的语言而能作深挚情感的抒发。其实《古诗十九首》中几乎篇篇都是如此“不隔”的。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文人创作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五言诗。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五言诗已进入成熟的阶段。从此，五言诗体正式进入诗坛，并且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唐代，它的地位才被七言诗体所代替，但仍然与七言诗一起，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种主要的诗歌模式。

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下面我们选析《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诗，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学到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至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同学们可以犹不同的看法。

　　其一“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统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古来就有分歧的看法，现在多数的文学史家认为这些诗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作者是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文士。《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这些文士伤时失志的悲哀、离别相思的痛苦和人生无常的慨叹。

　　《行行重行行》篇是《十九首》的第一首。诗以思妇的口气写出，写女子对丈夫的无限思念的深情。全诗十六句，可分四层。

开篇二句开门见山地交代本诗相思离别情绪的起因，皆由丈夫出门远行，夫妻别离而来。“行行重行行”是说丈夫行而又行，行行不止，终使夫妻“生别离”。“生别离”出自《楚辞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是生离作死别之意。“行行”二句既有空间上的相去渐远之意，为下文“相去”二句伏笔；又包含有时间上的岁月流逝之感，亦为下文“思君”二句作一伏笔，可谓有一举两得之妙。“相去万里余，各在天一涯”是申言前二句，正因“行行重行行”，所以才相去万里，人各天涯。第一句是因，后三句是果，因果交代清楚。

　　“道路阻且长”以下四句是诉说对丈夫的相思和幽怨。四句分从夫妻双方说起。前二句是说思妇自己。“道路”句用《诗秦风蒹葭》“道阻且长”成句，表达思妇不能追从丈夫的痛苦心情。“阻且长”恐怕不仅是指道路之远险，当也包括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阻隔。如此，则“会面安可知”更何况，丈夫仍在“行行重行行”，此情此景，她如何不怨“胡马”二句是对丈夫说的，是思妇的怨望之辞。朱自清先生说“是希望游子不忘故乡”，但希望中含有怨情在内，只是很委婉，就为“浮云”二句的怨中含怒做了铺垫。

所以清人方东树说：“‘胡马’二句，忽纵笔横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摄下‘游子不返’，非徒设色也。”（《昭昧詹言》卷二）非仅如此，“胡马”二句还在文章上承接上一句“会面安可知”，并申足其意。承上启下，故确是“振起一篇奇警”。

　　“相去”四句是第三层。前二句袭《古乐府歌》成句“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但略加变化，意思更明了。前一句主要从空间角度言，仍遥接“行行重行行”句。后一句用象征手法暗指人的日渐消瘦，带缓是果，人瘦是因，言果而显因，语气委婉纡徐，含蓄蕴藉。如果说以上都委婉含蓄，怨而不怒的话，则“浮云”二句则直有怨而怒的情绪了。“浮云”、“白日”是比喻。古代常以日喻君，夫妻和君臣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互换的，隐喻君王的“白日”可以喻指丈夫。而“浮云”则是指迷惑丈夫（“白日”）的客观情景。正是这“浮云”使得“白日”（丈夫）“不顾反”。设身揣度思妇的心情，这“浮云”当是喻指丈夫在外的另有所爱之人。前人说本诗的所谓“昏君”、“佞臣”之说可以休矣。

“不顾反”就是不念返，不想返家，是什么使得他不想家呢？就思妇想来，首先她想到的，且可能性最大的当然是另有所爱。作此揣想，此二句怨中带怒是意中必然。语意承“胡马”二句的怨而不怒，感情上则更进一层，由怨而怒了。

　　“思君”四句是第四层，再转回写思妇自己。“思君令人老”承“衣带”句，不过“衣带”句仅言日渐消瘦，“思君”句则从瘦进一层，由瘦而至颜容的憔悴，意蕴更广。“岁月”句则双承“行行”和“思君”二句，既点醒“行行”句包含的时间流逝之感，又强化了“思君”句青春不再之叹：时光飞逝，岁月已晚，青春不再，容颜凋零，丈夫不归，人何以堪!古人有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之说，此二句足可当之。“弃捐”二句解说多有分歧，一种认为是思妇对丈夫的祝愿，有《诗卫风君子于役》末二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之意。另一种认为是思妇自我劝慰之辞。她在劝说自己：不要再说他了，还是自己努力加餐吧!从上文“衣带”句、“思君”句，以及思妇的怨怒情形看，作自我劝慰之辞更好，符合诗中思妇感情的发展逻辑!

她已经一怨丈夫与自己的“生别离”，再怨道路的“阻且长”，三怨丈夫的不如“胡马”、“越鸟”，四怨其因“浮云”所遮而“不顾反”，使自己体瘦人老；如此由怨转怒，自然容易产生自怜自慰的心情。故此二句绕回作收结，自作宽解，复作自爱。语意含蓄，情味无穷；笔转意换，骋意无尽。

　　大批评家刘勰评《古诗十九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直而不野”是说它语言直率朴素，而又富有文采；“婉转附物”是说它托物寓意，比兴贴切，文辞委婉，蓄意无穷；“怊怅切情”是说它意绪悲惋惆怅，抒情自然而不做作。“行行重行行”一首足当此评。另外，本诗语言在意思上颇有重复之处，反复所言，只是“思君”，回还复沓固是民歌本色，就本诗而言，更是抒情的需要。非如此反复不能尽情尽意，这已不仅是民歌本色的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