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感情经历？

说到沈从文，大多数人会想到中学课本上的《边城》，想到《边城》里湘西凤凰淳朴的风土人情和那个大山深处湘水河边善良美丽的翠翠。除此之外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获两次诺奖提名，最后一次提名，沈从文进入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并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但不幸的是1988年沈从文离世，因为诺奖不授予已去世的人，沈从文与诺奖失之交臂。

沈从文除了《边城》让人耳熟能详外，恐怕最出名的就是他写给张兆和的情话了。诸如：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之列数不胜数，试想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写着好看的钢笔字，用心的在信纸上倾诉对心上人的爱意，而这爱意的表达形式又恰恰浪漫的要死，试问，有几个女同志能招架得住？沈从文便靠着动人的情话，锲而不舍的精神追到了“合肥四女”之一的张兆和。

然而好景不长，婚后仅一年，沈从文便出轨了诗人高青子，而此时妻子张兆和正怀着沈从文的第一个孩子沈龙朱。可能大家很奇怪，为何千辛万苦追来的女神，婚后不到一年就弃之如敝履？这也许还得从沈从文的出生说起。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1902年的凤凰可不是如今灯红酒绿商业化严重的凤凰古城，彼时的凤凰民风淳朴但也是出了名的穷。迫于生计，14岁的沈从文仅仅只读过小学便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直到1922年，20岁的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沈从文有一个大学梦，但是只有小学学历的他，考上大学无疑是艰难的。

少年沈从文

他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遗憾落榜，便一直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在《晨报》等报纸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本以为沈从文的一生会像一些“京漂”一般，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最终在北京扎根，平淡的度过自己的一生。但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你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沈从文的惊喜发生在1929年，那年沈从文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女学生—张兆和。

张兆和可是不折不扣的“金凤凰”，其父张吉友是安徽有名的富商，除了家财万贯，更是热心于结交像蔡元培这样的名人才子，同时也是才貌双全包括张兆和在内的“合肥四女”的父亲。张兆和从小就是父亲捧在掌心里的明珠，锦衣玉食，18岁的时候还曾在中国公学拿下女子全能第一名，这要放在现在，张兆和就是才貌俱佳，家境又好，同时还兼学霸的全民女神。若要说女神最不缺的是什么，最不缺的当然就是追求者。

张兆和的追求者当然不少，沈从文是其中最不起眼同时也是最特别的一个。说他不起眼，是因为在张兆和的众多追求者中，一个穿的土气，个子又矮年纪还大的穷酸书生实在没啥竞争力，就好像张兆和把她的追求者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而她的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而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这大概是最疯狂的师生恋了吧……

沈从文出身农村，面对大**张兆和，内心是自卑敏感的，但是他仍然勇敢的寄出了他的第一封情书，而这一寄就一发不可收拾。沈从文曾说：我不是天才，只是耐烦。这也许只是他的写作心得，但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沈从文追张兆和的过程—只是耐烦。

沈从文不厌其烦的给张兆和写情书，搞的张兆和不胜其烦，还跑去校长胡适那告状，但是不料胡适“开明”的不得了，抓着沈从文一顿猛夸，此时沈从文还是名不见经传，胡适就把他称为“中国小说界的天才”。不得不说，胡适的眼光确实毒辣，但当时张大**可不吃这一套，只觉得老师校长狼匪一窝，合着伙欺负人，但又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没啥办法，无奈之下只得冷处理—不管不顾。

但人终究是有好奇心的，若有一个人天天给你写信，恐怕你也是经不住要去拆开看的。但这一看，就坏事儿啦。只见沈从文的情书写的用情至深，浪漫至极，还肉麻的要命。试想哪个正当最好年华的女孩看到情书上用清秀端正的钢笔字写着“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样的句子还不向往爱情呢？张大**终于被沈从文打动，并于1933年修成正果，迈入婚姻的殿堂。

婚时，沈从文家徒四壁，但仍然拒绝了张家的嫁妆。婚后，沈从文渐渐有了名气，日子也正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但也就在就在这时，沈从文出轨了。为什么要出轨呢？是得到了就不珍惜，还是有名了就抛妻弃子呢？先说第一个问题，拒绝张家的彩礼，张兆和以为是沈从文作为一名文人清高不受，视金钱如粪土，但是真是这样吗？

晚年的夫妻俩

也许是有的，但更多的我相信是沈从文骨子里的自卑，或者说，骨气？穷人的，乡下人的骨气。这点对于之后的婚姻生活影响巨大，尽管张兆和勤俭持家，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子终究过的越来越“俗”了。

沈从文喜欢的是张兆和作为富家千金的优雅美丽，喜欢她时髦的衣裙，靓丽的装扮，可是张兆和操持家务以来，长发剪了，衣裙也脏了，这迅速引起了沈从文的不满：怎么娶回来的女神变味儿了呢？女神为什么“变味儿”自己心里没数吗？可惜，沈从文真没数儿，他只觉得张兆和不懂风情也不浪漫了，甚至越来越俗气了。

要说沈从文出轨的理由，我觉得可能是沈从文把生活过成了童话吧，因为童话里的公主是不用吃喝拉撒的，她们十指不沾阳春水，只负责把自己装扮的美丽动人就好了。本来也没啥问题，然而沈从文是童话里的王子吗？简陋的新房可不像传说中的城堡。

那为什么有了名气之后生活好转了依旧出轨呢？也许，是厌倦了张兆和的“俗气”，也可能是，男人有了名，有了钱，多数都会变坏的吧。讽刺的是，沈从文与他的出轨对象高青子暧昧了八年之久却始终没有结果，而与张兆和也是夫妻离心，但也一同生活了55年之久。

后人也对他们的这段夫妻感情猜测不已，莫衷一是。

童话故事也并不都是喜剧结尾的，至少沈从文的不是。

　　 导读： 而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 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两个「极端顽固」的灵魂 >　　1928年， 经徐志摩介绍，进上海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在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女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公认她为校花。张兆和的美貌和沉静，强烈地摇动着 ，令他目眩神迷。然而口齿木讷的他，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于是他只得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      可是张兆和收到情书时，谨守教养的她，却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她听任一封封情书而置之不理。但这下却把沈从文急坏了，他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事很快在校园传开。张兆和的几位女友劝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事的时候。」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没想到胡适却微笑着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此时，张兆和不免有些尴尬，言不及义地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自此以后，张兆和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何干的态度。而早已知情的胡适，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只好无奈地叹道：「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然而沈从文却凭着他那乡下人特有的韧劲，在长达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锲而不舍地追求他的爱，他相信，「她现在不感到生活的痛苦，也许将来她会要我，我愿意等她，等她老了，到三十岁。」两个「极端顽固」的灵魂，终于结出完美的爱情果实。1933年夏，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京，这时他俩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成熟的阶段。9月9日，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沈从文和张兆和>　 半路杀出个高青子 >　　早在金介甫写《沈从文传》时，就认为沈从文的散文《水云》是写他婚外恋情的作品。只是该文写得扑朔迷离，甚难穷尽原旨。金介甫的推断没错，这个外遇的对象是后来出过集子的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高两人具体认识的时间难以确认，学者刘洪涛认为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据沈从文《水云》文中观之，高青子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香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高青子是看过他的小说的，她的装束就是模仿他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的装扮。当沈从文把这点秘密看破，而高青子亦察觉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略有尴尬和不安，但随即有所会心，他们开始交往了。由此可知高青子是个慧心的文艺少女，据笔者访问高龄95岁的同时代女诗人徐芳，她表示高青子是福建人，当时只是高中毕业，但对于文艺颇为喜好，后来她的写作与沈从文的鼓励和提拔有极大的关系。>　　高青子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第13卷4期的小说《紫》，与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符合的。故事从主人公的八妹角度观之，叙述主人公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已有未婚妻珊的情况下，又「偶然」遇到并爱上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璇青(沈从文常用笔名「璇若」，「璇青」的灵感来自「璇若」+高青子)，于是主人公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 与克制、逃避与牵挂，营造出矛盾又凄美的心灵风景。故事的八妹，实际上就是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沈从文后来在《水云》中曾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过文字，应该就是高青子的《紫》这一篇，而且《紫》又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发表的。高青子后来还有一篇《灰》，也是发表在《国闻周报》。另外《毕业与就业》则是发表在同为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02期(1936年3月1日);《黄》则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2期(1936年8月23日)，都和沈从文有极大的关系。>　　学者刘洪涛在1997年时曾就高青子之事，访问过张兆和女士，张兆和对该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亲友们曾居中劝解，有人甚至要给高青子介绍对象，以了结她和沈从文的关系。其中翻译家罗念生，就是「对像」中的人选，但此事并没结果，后来罗念生在1935年冬，与擅长青衣的马宛颐结婚了。>沈从文和张兆和>　 半路杀出个高青子 >　　早在金介甫写《沈从文传》时，就认为沈从文的散文《水云》是写他婚外恋情的作品。只是该文写得扑朔迷离，甚难穷尽原旨。金介甫的推断没错，这个外遇的对象是后来出过集子的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高两人具体认识的时间难以确认，学者刘洪涛认为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据沈从文《水云》文中观之，高青子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香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高青子是看过他的小说的，她的装束就是模仿他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的装扮。当沈从文把这点秘密看破，而高青子亦察觉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略有尴尬和不安，但随即有所会心，他们开始交往了。由此可知高青子是个慧心的文艺少女，据笔者访问高龄95岁的同时代女诗人徐芳，她表示高青子是福建人，当时只是高中毕业，但对于文艺颇为喜好，后来她的写作与沈从文的鼓励和提拔有极大的关系。>　　高青子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第13卷4期的小说《紫》，与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符合的。故事从主人公的八妹角度观之，叙述主人公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已有未婚妻珊的情况下，又「偶然」遇到并爱上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璇青(沈从文常用笔名「璇若」，「璇青」的灵感来自「璇若」+高青子)，于是主人公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 与克制、逃避与牵挂，营造出矛盾又凄美的心灵风景。故事的八妹，实际上就是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沈从文后来在《水云》中曾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过文字，应该就是高青子的《紫》这一篇，而且《紫》又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发表的。高青子后来还有一篇《灰》，也是发表在《国闻周报》。另外《毕业与就业》则是发表在同为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02期(1936年3月1日);《黄》则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2期(1936年8月23日)，都和沈从文有极大的关系。>　　学者刘洪涛在1997年时曾就高青子之事，访问过张兆和女士，张兆和对该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亲友们曾居中劝解，有人甚至要给高青子介绍对象，以了结她和沈从文的关系。其中翻译家罗念生，就是「对像」中的人选，但此事并没结果，后来罗念生在1935年冬，与擅长青衣的马宛颐结婚了。>　　 破译《看虹录》 >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12日，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而当时张兆和刚产下次子虎雏，身体虚弱，并没有与沈从文同行。>　　1938年，诗人徐芳也来到昆明，据她说她当时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她和张敬**住一间房，而高青子和熊瑜(熊希龄的侄女)住一间房，她们共享一间客厅。>　　1939年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决议：「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自下学年起聘。」而高青子因沈从文的推荐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我们从教职员名录中查到：「图书馆员高韵秀，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在昆明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他们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徐芳在访谈中表示当时对他们两人的往来，流言是颇多的，主要在于沈从文早已有家室了。而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他又说：『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他对于女人有些经验，他对我说的是善意的，我复述也并无恶意，虽然我并不同意。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篇小说，《看虹摘星录》，完全是模拟劳伦斯的，文字再美又有何用几位对他要好的朋友，都为了这篇小说向他表示关心的谴责。他诚恳地接受，没有再写第二篇类似的东西。」>　　沈从文在1941年7月写成小说《看虹录》，后来在1943年3月重新改写，并发表于同年7月15日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故事叙述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在深夜去探访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早已相通的两人，在这愉悦的气氛中放纵了自己，他们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插入大量抽像的抒情与议论来体现沈从文的独特思索，他进行多种文本的实验，既有隐喻的语言模式，又有转喻式的多种故事结构方式，再加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过多的技巧实验，压垮故事的情感叙述，再加上沈从文刻意要把这段婚外情，写得隐晦，因此这小说是晦涩难懂的。「一篇锦瑟解人难」，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大家没有找到小说的本事，而把它解释成哲学上的形象思维，那真是有点「痴人说梦」了。而左翼批评家则交相指责他写色情，后来郭沫若甚至直接给他贴上「桃红色」作家的标签。>　　「虹」是美的象征，沈从文的「看虹」，可解释为对美好女性的追求。它指向的正是高青子，何况高青子的小说集，不正是名为「虹霓」吗金介甫也认为《看虹录》的女主角，正是《水云》里的「偶然」。他说：「我曾写信问过沈从文夫妇，打听《水云》中的偶然到底是谁沈在1985年3月9日回信中只简单说了一句『的确有过这样的人』。据作家金堤说，《看虹录》里写的那个房间他很熟悉，写的正是昆明的沈家。1982年金堤向沈从文夫妇打听过这件事。张兆和说，沈当时不让她读《看虹录》。金堤问到这篇小说的真实性时，沈只是笑而不答。「但他的笑说明，小说中必定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　　其实更直接而权威的说明，是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他在《看虹录》中的「屈服」是：「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　　美丽的虹彩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婚外恋情，也总不敌长久的婚姻，于是「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高青子最后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时间大约是1942年。于是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那个故事，也就是高青子的《紫》，那是高青子写她和沈从文的婚外恋的故事，故事结尾是女主角最后像流星般地划过天际，不知所终，而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倏然飘隐，听说后来跟一位工程师结婚了。>

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的爱情，一直广为流传。多年来，外界对两人的婚姻认知，以童话开始，以美满结束。然而，殊不知，表面之下，掩埋了太多的真相。

1928年，沈从文来到中国公学任教，爱上了女学生张兆和，那年，他26岁，她18岁。一开始，出身于名门大家闺秀的张兆和，对沈从文并没有一丝好感和喜爱。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张兆和

但是，沈从文却没管那么多，凭着一腔热血，凭着自己那擅长写文抒情的优势，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兆和不堪忍受，拿着情书跑到了校长胡适跟前告状。结果，不曾想到，校长胡适不仅没有批评处理沈从文，还对他写情书的文采大为赞赏，并劝张兆和接纳他：“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倔强地回了一句：“我顽固地不爱他。”

尽管张兆和拒绝了，沈从文还是一如既往地写情书，甚至找各种理由跑到了张家，给送礼物，给她弟弟妹妹讲故事，陪聊天。最后，情书一写写了4年，他的真诚和热忱感动了张家所有的人。最终，张兆和同意了沈从文的求婚。

沈从文与张兆和

回过头看，一路走来，可想沈从文有多艰辛。在那份感情的追逐中，他已经将自己放到了极低的位置，谦卑到了极点，正如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写的那样：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如此一场苦情的追逐，最后终于获得了“回报”，看似皆大欢喜，沈从文也苦尽甘来。但是，遗憾的是，那只是想象中的美好。

沈从文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而张兆和却是理性务实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两人的三观、性格存在较大的差异。

结婚初始，两人过得比较幸福快乐。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沈从文写下了著名的《边城》小说，而小说中的翠翠，一度被认为张兆和是其原型。

之后，抗战爆发，两人的生活变得更为拮据，张兆和每天关注的是吃穿用度，已然成为了一名实干型的家庭主妇。而沈从文是追求浪漫的人。

张兆和常常抱怨沈从文，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充当绅士”，更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倾尽家产也要收藏古董瓷器，丝毫没有预留些积蓄。她曾在日记中写道：

“家里谁都不节俭，事情要我问，我不省怎么办？”

在同一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也常常是不一致：

沈从文许诺让妻子能做一个“富太太”，穿好吃好，让张兆和烫头发，穿高跟鞋。

而张兆和根本无法理解沈从文的浪漫，她曾写信对沈从文说：

“不要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为怕我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将就，能活下去已经是造化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去了昆明，张兆和没有随从而去，只因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战火纷飞的年代，相隔千里，两人只能通过书写对话。乱世让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那时候，当张兆和每天为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而责骂沈从文的时候，沈从文还沉溺在感情生活里。张兆和抱怨钱不够用，沈从文抱怨她不够爱他……

那时两人的书信对话，几乎等同于鸡同鸭讲。

沈从文不理解张兆和的抱怨，一度认为张兆和是移情别恋，他甚至想出了一个假想敌，然后又莫名生气起来。

沈从文是一个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每天沉浸在对异地恋的思念和忧虑中，让他患得患失。因为张兆和的“不理解”，沈从文在遇到了高青子后，便一见“倾心”于那个文青女人。

在和张兆和的婚姻关系里，沈从文始终将自己放得很低，把张兆和敬仰起来，而遇到高青子后，沈从文终于找到了些做男人的地位和尊严，因为高青子对沈从文是崇拜的。当然，更是因为两人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

两人的感情，被亲友得知后，朋友希望两人能了结这段不明不白的关系。最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这段感情纠葛，持续到了1941年，以高青子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而终结。毕竟，沈从文爱到骨髓深处的那人是张兆和。

然而，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爱是不懂的，因为她无法理解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所以，即便是沈从文精神出轨了，她也依旧也是无法理解，只有耿耿于怀的“记恨”。

张兆和是一个不懂诗意的女人，她想要的婚姻，是务实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偏偏她嫁给的是一个浪漫的文人。张兆和读不懂沈从文文字中对她的爱，她甚至不喜欢沈从文的文字，还常常忍不住去修改里面的语法。

沈从文一直是孤独的，因为她不懂他。正如之后胡适对他所言“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沈从文去世之后，晚年的张兆和编写《沈从文家书》，在整理回看沈从文的书稿文字时，才渐渐对这个爱了她多年的男人有所理解，她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只是遗憾，一切都太晚了，因为错过了终究都成了遗憾。

所以，之所以张兆和为什么说她一生都弄不懂沈从文，那是因为她确实不懂他，不对等的情感观， 让爱的付出，也是不对等的。他爱她多一些，而她却始终未感到幸福。

1980年，年已76岁的女作家丁玲竟在《诗刊》上发文炮轰自己昔日密友沈从文，文中，她指出，沈从文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记胡也频》都是瞎编乱造。

完了之后，她还毫不客气地大骂沈从文，说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事发后，沈从文并未公开与丁玲辩驳什么，但在他给好友徐迟的信里，他声讨了自己对丁玲指责的极大不满，他说：

随着这些言论的被刊发，沈从文与丁玲这对曾经亲如手足的密友便就此恩断义绝。

在他们未决裂的50多年前，即1925年，当丁玲、沈从文还只是普通北漂青年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曾经长期共租一个公寓。

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共同的遭际，加上同是湘西老乡的缘故，丁玲与沈从文在相识不久后便成了极好的朋友。

而彼时，丁玲已是其好友胡也频的女友。

自古能成为好友者，自然免不了互相欣赏，丁玲觉得沈从文待人极为谦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从容淡然的风度。丁玲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通过沈从文本人的文人气质及恬淡的性情，想象他笔下的风物。

而沈从文则也丁玲也很是欣赏，他在提及对她的初印象时说：

当时，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经常一起畅谈，谈话内容从文学诗歌到时事现状，几乎无所不谈。偶尔，丁玲和沈从文还会用湘西方言谈论，他们甚至经常说到停不下来。

相识不久后，三人经济窘迫的年轻人还索性合住在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这是一个非常破烂的小公寓，但这在当时已经是他们的钱数能租到的最好住所了。

此后，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他们也毫不理会。

胡也频和丁玲每次有争执时，年长他们几岁的沈从文总是跳出来当“和事佬”。有时候，两口子吵架后，沈从文和丁玲便用方言说个不停，因为听不懂，胡也频总急得抓耳挠腮，丁玲见了便忍不住大笑，如此，之前他们因争执而置的气便也瞬间烟消云散了。

合住的那段时日里，他们在顾生活的同时还要筹钱办刊物《红黑》，这种情境下，他们的生活自然会非常艰难。冬天时，他们的指头经常冻得提不起笔来。因为没钱买煤，他们竟为了取暖不得不烧旧书。

后来，他们甚至因为没钱缴房租，而沦落到只能整天在北京街上瞎逛胡走，直到夜深了，房东睡着了，他们才敢偷偷地溜回家。

那段时日里，苦难和共同奋斗的事业让三人非常团结，他们经常一起走路。从北京东城走到西城，从市中心走到郊外。有一阵子，他们因为厌倦北京的喧嚣和高房租，干脆搬到西山。此间，他们经常步行到城里，一趟就要好几个小时。

这些，都被完整记录在了沈从文的文字里。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岁月满满都是怀念。而他对胡也频和丁玲的友谊，也可用“深厚”二字形容。

若非因为那段时日里他们情谊深厚，沈从文也不会在胡也频遇难后对他们倾力相助。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此时，正在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的沈从文听说后，立马写信给胡适、蔡元培等好友请求援助。

为了不让丁玲母亲担心，沈从文还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为了救人，沈从文甚至特地赶到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疏通。但因为局势紧张，沈从文的奔走最终无果。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遇害。此时，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此后，沈从文一直尽心照顾着丁玲母子。

得知丁玲已无力交付房租后，沈从文又把丁玲安置在了妹妹的住所。考虑到丁玲处境危险，沈从文又把他们母子安全护送到了湖南常德老家，并将孩子交给了他的外婆。

为了帮助他们一家，沈从文的教学工作暂时被搁置了。从此可见，他对丁玲等的感情之深厚，也足见他之重情重义。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沈从文得知后再次倾力营救，可不久后，外界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得知消息后，沈从文等一度以为她已经遇害。正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沈从文提笔写下了《记丁玲》、《记胡也频》。

沈从文写下这些文章，自然是为了表达对当局迫害胡也频、丁玲的不满，为其鸣不平。后来，国民党之迫于压力释放丁玲，多少也是因为这些文章所引发的巨大反响。

可谁也没想到，50多年后，看到这些作品的丁玲竟会因为沈从文的这些著作而对他产生极大反感，她甚至因此而不惜与沈从文彻底决裂。

根据后来陈漱渝的统计，丁玲在这本香港版的《记丁玲》一书中，共写下了眉批、旁注127条，其中大部分为反驳之辞。

丁玲这些反驳意见中，最突出的有两条，其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以旁观者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其二是：她认为沈从文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述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

但实际上，第一条显然是她身为政治家的说辞，多少是出于“为找理由而找理由”。

丁玲对沈从文《记丁玲》之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乃是第二条，后来，丁玲对后来的丈夫陈明也说了实话，她说：“我最讨厌他（沈从文）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

具体，沈从文看生活是怎样用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呢？这点，丁玲没有明说，但这些让丁玲不满的所谓“他的眼光和趣味”，很容易通过丁玲的批注被找寻到踪迹——

在《记丁玲》的第65页，沈从文有一段描述是这样的：

在这一段文字的空白处，丁玲的批注是：“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而在《记丁玲》的83页，沈从文在讲到丁玲和胡也频同居时，则这样记叙道：

丁玲在这一段空白处的批注则是两个字：“混蛋！”

单纯从今天这个时代看过去，若一个男性这样去描述一个女子的私生活，定然也会招致女性的反感。因为，这样的描述，多少让人联想到单纯的肉欲。这样的描述彻底惹怒丁玲，她后来气愤地直接将它定义为“瞎编乱造”，似乎是情理之中。

陈漱渝在《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里曾就此事做过评价，他说：“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述成了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无二致的女人，把她和胡也频的结合写成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在做这些评价时，丁玲似乎忘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里，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恋爱几成热潮，她的这种种行为恰是那个时代之先锋代表。如此，沈从文将这些用艺术的方式讲述出来，似乎无可厚非。

只是，沈从文当时并没有想到，50多年后，当时代更加往前发展时，中国却会突然进入一个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的年代。这个年代，正是丁玲看到这本《记丁玲》的八九十年代。

在这个年代里，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都被认为是不正当。就算你和异性在家里跳跳舞也可能遭到邻居的举报，你还很有可能会因此被判刑。80年代风靡的那首《铁窗泪》，正是一个因为流氓罪而被判刑的歌手迟志强的独白。

一句话：沈从文所记叙的那些，本没有什么，只是，时代终究不同了。

所以，当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开放丁玲”被拿到80年代时，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何况， 此时的丁玲已是全国最知名的女作家，彼时，她还刚刚被平反。

这点，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也深以为然，他曾在谈到父亲与丁玲恩怨时说:

沈龙朱认为，丁玲看了父亲写的《记丁玲》后有那样的反应，很可以理解。

极为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丁玲怎样否定沈从文《记丁玲》里的相关，世人都坚信沈从文所记叙的都是事实。而这种“坚信”，在很大程度上与丁玲一生的无数段情事是分不开的。

在与胡也频同居期间，丁玲一直与另一个名叫冯雪峰的男子暧昧不清，在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同住期间，她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作家。

丁玲曾在写给冯雪峰却从未交给他的信中说：

这段感情，最终因冯雪峰的理性拒绝而终结。不久后，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与翻译冯达确定了男女关系。1931年11月，也就是胡也频牺牲几个月后，他们便同居到了一起。

1933年，丁玲与冯达一同入狱，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中，丁玲在狱中怀上了冯达的孩子。

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因为怀疑自己入狱是冯达出卖的缘故，丁玲在此后不久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入狱三年出狱后的1937年6月18日，在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男演员陈明。

不久，丁玲主动追求了陈明，两人在不久后同居，而这段惊世骇俗的姐弟恋在当时也着实引发了很大的轰动。

可以说，丁玲一生的 情感 经历之丰富和惊世骇俗，在那个年代之绝无仅有。有这些客观事实存在，世人对沈从文《记丁玲》里所记载的一切坚信不疑，自然便是必然了。

世人越是毫不怀疑《记丁玲》的真实性，丁玲本人对沈从文的芥蒂便也越深。

其实，即便丁玲一辈子没有看到《记丁玲》一书，她和沈从文也绝不可能一直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因为，两人虽都是湖南凤凰人，虽都爱好文学，但两人的性格和立场却是完全不同。

沈从文内向，丁玲外向；沈从文一生的文学创作都和政治全无关系，他一生都在做纯粹的文学，而丁玲的创作总是和政治相关，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以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为背景。

人最难理解的，往往都是和自己相反的人，丁玲之不能理解沈从文，实是必然。在丁玲的世界里，文学创作应该有其价值，而这个价值的体现，丁玲将它归结为了实用。

实际上，丁玲的“以为”自有她的道理，比如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不同阶级不同的精神面状态，并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大道。这，就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在丁玲看来，沈从文的文学如《边城》等，则仅仅是文学而已，那些所谓“趣味”也多少是她所不屑的。

所以后来，当丁玲要沈从文参加革命遭拒绝时，丁玲也表示很不能理解。可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却非常懂父亲，他在后来写作的《沈从文家事》里说：

可这些，一心革命的丁玲自然不能理解，于是，她以此认为沈从文是“懦弱、怕死”的。也因为有这个刻板印象在，所以后来的丁玲才在自己被捕后轻易相信了一些“不实言论”。

这里的“不实言论”，是两个传言，第一个传言系丁玲从两个文学青年处获知，她说：

丁玲听信的第二个传言是从冯雪峰处获得的，关于这段，丁玲曾公开说道：

真实的沈从文自然并非如此，在好友胡适等的眼里，他绝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文人，因为他们都曾在丁玲被捕后，被沈从文求助过。胡适在被求助后曾在日记里不无遗憾地写道：“从文很着急，为之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丁玲与胡适等自然不会有来往，所以这些她都全不知情。实际，就算丁玲知道这些，她也未必会相信，因为她心里早已经认定：“沈从文胆小怕死”。

因为这些误解，丁玲出狱后一直与沈从文不冷不热。

1936年，沈从文护送妻子张兆和和儿子沈龙朱回苏州，这是沈从文新婚后第一次回丈人家。路过南京时，沈从文专门去苜蓿看望丁玲。半年后，沈从文去苏州接回张兆和母子时，又去南京看望了丁玲。

自此后，两人便没有了进一步往来。其原因，自然与丁玲对沈从文的冷淡有关。

再往后，两人之间的鸿沟便进一步拉大。1949年以后，丁玲成为文艺界领导，并成了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而此时的沈从文却由于被郭沫若批判而处境艰难。

一个周身满是光环，一个却正落魄。

可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丁玲到了北京后，沈从文还是带着儿子沈龙朱前去拜访了她。此时，沈龙朱年15岁。这次拜访后，沈从文便再也未曾拜访过丁玲。关于原因，沈龙朱的一段话似乎说明了真相，他在回忆这次拜访时说：

小小的沈龙朱能察觉出的，敏感的沈从文自然更能敏锐觉察到了。这大概也是沈从文从此对丁玲退避三舍的原因了。

但从49年一直到80年，沈从文与丁玲也一直只是不冷不热的状态，真正进入反目成仇模式，则是从丁玲看完《记丁玲》后写文炮轰沈从文开始。

与丁玲公开结怨后，沈从文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竟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中单单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

沈从文的割舍，多少带着血泪。不难想象，往后余生记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的那段青春岁月时，他心里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

力，从来是相互作用。这场恩怨纠葛后，丁玲自己也并不好受。她逝世之前，还曾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痛斥沈从文，可是，痛斥完了之后，她却突然笔锋一转，竟劝说自己试着原谅他。

回头看，沈从文与丁玲，他们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啊，都曾历经政治磨难、斗争，也同样备受 社会 巨变的摧折，且同样多病。可命途如此相似的两个曾经如手足般的朋友，却最终互相怨怼了一生，以至于到死前最后一刻还在为那恩怨纠结痛苦。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沈从文曾在1926年写过一首名叫《呈小莎》的诗歌，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小莎”就是丁玲，在这首诗歌里，沈从文写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

今天的世人都愿意相信这诗句是沈从文写给丁玲，因为，这首诗里的一切太过于像两人之间持续半生的恩怨了：都一样地，剪不断理还乱，都一样地，美丽得使人忧愁。

沈从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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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张允和《最后的闺秀》，张允和口述，叶稚珊整理《张家旧事》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从文家书》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原名沈岳焕，字崇文。从小在凤凰长大的他，似乎天生就爱四处闲逛游荡，小学毕业后便投身行伍，随着当地的土著部队浪迹于湘西周边。后来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于是就在北京大学旁听。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他，说着一口湘西土话，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天赋，最终在文坛展露头角。

         在吴淞上海公学任教期间，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不断的给张兆和写了无数封情书，都石沉大海。张兆和出身于合肥的名门望族，家里排行老三，因此沈从文在书信中称她为“三三”。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兆和的追求者众多，但张兆和从来都不予理睬，并且给自己的众多追求者排上了序号，沈从文都排到了“癞蛤蟆第十三号”。后来张兆和不堪其扰，将这些情书拿到当时的校长胡适面前，请求胡适帮忙。胡适说，他只是顽固的爱着你。张兆和却说，我顽固地不爱他。沈从文不断地给张兆和写炙热的书信，甚至跑到张兆和的苏州老家，每天去拜访转悠，给她的弟弟讲故事，赢得家人的好感。最终在沈从文死皮赖脸，锲而不舍的狂热追求下，张兆和终于接受了他。当时在青岛教学的沈从文给张兆和的去信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也是开明，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张兆和在二姐张允和的陪伴下，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只有一个字：“允”。后来张兆和不放心，又重新拟了一份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是一个黑壮朴实的女孩子，家里孩子众多，作为老三的她，与保姆相处的时间更长，性格上与其他姐妹相比，也较为内敛。从小就特别能吃，据说一餐能吃好几个馒头，充满健康活力之美。

         婚后的张兆和抛下**的身段，缩减开支，不穿衣打扮，精心打理家庭。再美好的爱情，也经受不了柴米油盐的侵蚀。沈从文是一个较为好面子的人，在吃穿用度上也不太会算计过日。婚后的他依然出去应酬，收集喜爱古玩字画，从小刻在骨子里散漫、浪漫的性格与张兆和婚后的踏实勤俭似乎格格不入，两人经常为“钱”发生争执。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二人都逐渐渐行渐远。

        那时的沈从文，也是林徽因家“太太的客厅”的常客之一。一天，他苦恼的告诉林徽因，自己精神出轨了，爱上了一个叫高青子的女人，并且他还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一气之下，直接带孩子奔回了娘家。有一天，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高青子当时是熊希龄的家庭老师，熊不在家，高来接待他的。高青子原名高韵秀，笔名高青子，也是一名作家，热爱文学，而且和沈从文还是同乡，二人聊生活、聊文学，无话不谈，渐生情愫。

         这种“横溢的情感”在林徽因和金岳霖的劝导下似乎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后来沈从文去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张兆和不愿同去，留在北京照顾子女。而高青子竟也在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任职，二人的情感纠葛成了西南联大的谈资。第二年，张兆和才带着孩子来到昆明和沈从文团聚，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和沈从文一起住在西南联大，二人在昆明处于分居状态。最终高青子认识到沈从文不可能和张兆和离婚的，因而她选择了退出，终于结束了这段感情纠葛。感情一旦出现了缝隙，就再也回不去了。张兆和始终心里有个结，无法原谅沈从文。二人直到沈从文去世，一直过着貌合神离的分居生活。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开始着手整理沈从文的文稿，直到这时，她才似乎渐渐去理解沈从。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中，她说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张充和女士为沈从文撰联道：“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可谓是沈从文一生的最佳概括了。文人大抵是感情丰富，充满浪漫幻想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这段感情毫无疑问是真挚的，却也是现实的。爱情和婚姻究竟是不一样的，婚姻是要扎根到现实生活的土壤里，接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礼。沈从文的日常生活起居在张兆和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安放，然而那颗文人的心，却一直没有得到妻子的理解与懂得。

　　我知道的范曾和沈从文

　　□范世民

　　去年十月，北京某杂志登载了陈徒手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披露了沈从文和范曾在“文革”中的一段纠葛。因为我是沈从文和范

　　曾当年在历博的同事，范曾的情形我最了解，沈从文的境况也都详知，

　　因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应该说，陈徒手先生的文章，叙述范曾与沈从文的关系，都是不

　　确的。他主要讲了三件事：1．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

　　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

　　小说，开**舞会。”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

　　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2．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沈从文

　　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

　　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

　　来。”3．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范

　　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

　　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

　　的，你靠边站吧。”于是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后来不再提

　　范的名字。”

　　这第一件事，陈先生所言看似有据，实则未必。他分别引了范曾

　　和沈从文的两张大字报，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张大字报，以我

　　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之久，“文革”中大事小情都可谓目见、耳闻、身

　　历，竟全然没有见过；而且不单我没见过，历博的很多“文革”见证

　　者（他们都还健在），像王宏钧（原副馆长）李俊臣（研究员）余庠

　　（研究员）邱关鑫（副研究员）诸先生，也包括陈文反复提及的史树

　　青先生，他们都没见过这两张大字报。我向他们谈及此事，也都感到

　　莫名惊诧。那神态，倒可以用“巨大震动”来比附。关于范曾写沈从

　　文的大字报，我的记忆中是有过的，但唯有一张，因此不是“最多”，

　　而是“最少”；并且不是“揭发”，只是“表态”。这是一定要澄清

　　的事实。至于说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范曾的好友、诗人寒碧曾拿

　　全文给我看过，印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的《沈从文自传》

　　里，文中确有陈文所引那番话。但寒碧拿给我看时，顺便提出几个意

　　见非常好，他讲：第一，由别人编“自传”，说不通；别人编的“自

　　传”不能代表传主本人的自识，所以此书不可采信。第二，文章来源

　　未必可靠。沈的《一张大字报稿》取自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版的《沈

　　从文别集》，“别集”不同于“自选”，它未经沈从文自订，那时沈

　　从文已经谢世了。本来“别集”的含义应是与“总集”相对，即汇录

　　一人著作成为一书，但此书的“别”字，是“另外”的意思，即“别

　　有用心”那个“别”，它是将沈从文的文集中不曾收录的文章辑存，

　　另刊一本做文集的补充，以此称“别集”，这在目录学上似无先例，

　　也属没道理可讲。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张“大字报槁”本身，为什么沈

　　先生生前没有拿出？原稿是谁替他保存的？现今在哪里存放？这些都

　　还是疑问，都需要实证。第三，这张“大字报稿”写得过于夸张，而

　　且前后矛盾，未必真的出自沈从文笔下。比如，文中先讲“诸同志”

　　“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深深感谢”，

　　大有“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的虚怀，转而又突然“十分痛苦”

　　“巨大震动”地愤怒起来，说是“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我们

　　不禁要问，究竟是一个“几百条”，还是两个“几百条”呢？如果是

　　一个“几百条”，“诸同志”就包括了范曾，那么“几百条”就不能

　　说是“范曾竟一下子写了”。如果是两个“几百条”——假定范曾在

　　“诸同志”的“几百条”之外，又雪上加霜、另行编造出“几百条”，

　　这仍然不能不使人疑心，根据时间、地点、条件、何人、何事的供述

　　原则，如果每条罪状用五十字可以叙述清楚的话，几百条需要多少字

　　呢？究竟是几百条呢？姑且算五百条吧，仅此就需要二万五千言才能

　　完成，把二万五千言抄成大字报，这是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张大字报

　　按一百字计，至少要抄二百五十张。除非把历史博物馆搬到故宫去，

　　这些大字报才可能有足够的墙壁可供张贴。退一步讲，我特别注意到

　　该文说范曾的“几百条”是“一下子”写的，也就是讲，是一次性完

　　成的。让他“一下子”讲出别人做的几百件事，怕也难上加难吧？平

　　心静气想一想，是非真假是很容易辨别的。第四，范曾确曾写过沈从

　　文的大字报，这个事实不容抹煞，范曾本人也没有隐瞒此事的打算，

　　而早在一九八四年，他已在《范曾自述》一书中公开忏悔过了。

　　寒碧对我讲，他的上述看法也正要写成长文，但不是针对某人某

　　事，而是借题发挥，反省“文革”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国文人精神上的

　　恶化，作为文人——如今叫“知识阶层”中人，有着怎样的灵魂状态。

　　他断言对“文革”的反省、包括对沈从文的纪念，如果不从人的精神

　　状况、总的环境条件着眼，那么这种反省和纪念本身的正确性就值得

　　怀疑。首先要理清“真实的情况”和“所知的情况”的界线，其次是

　　不抹煞旧账——并非为了“秋后算账”，而是为了真正的忏悔，把它

　　作为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对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他认为这些人表面

　　是纪念沈从文、同情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理解沈从文，而是意

　　在制造一个新的沈从文。他嘱我行文时带上这番话，并讲明文责自负，

　　我尊其意引出，并愿意与他共负此责。

　　陈文的第二点，特别指出了据“知情者”介绍，不知其为何许人。

　　但此人肯定是“不知情”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一望而知

　　用了夸张的手段。“天天”者，每天不断之谓，以此推想，沈从文怕

　　是来不及回复的，你“天天”来不及回复，我“天天”有时间写来，

　　这真是神经失常的表现。我的印象中，范曾不曾有过这种病史。至若

　　说范曾从天津赶来敲沈的家门，则更是不可信了。彼时范曾人在北京，

　　何以从天津赶来？要知道，范曾是在八四年才去天津的，一下子竟提

　　前了二十年。表面看来，此为小事一桩，大可不必澄清。给沈从文写

　　信也好，探望他也罢，无论如何也不是罪过。但编造者既然如此叙来，

　　想必有他的深意，我还是找到范曾对此事进行核实。范曾说：我只给

　　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即求职信，他很高兴，接收了我，事情就这么简

　　单。他们为什么将之复杂化呢？原因不明白了，此事虽不构成我范曾

　　迫害沈从文的罪状，却专欲刻画我范曾的“小人嘴脸”——不择手段、

　　装模作样、背恩负义、翻脸不认人。这真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

　　者，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也是怛恻的。

　　举两例，一是“文革”中“劳动改造”这类事，对于沈从文这类人是

　　必须的。陈文中叙及清扫厕所、拔草等等也是常例。范曾即曾多次找

　　我商量，想办法让他去做抄抄写写的工作，以释去他不能消受的繁重

　　的体力活。另一是文革末期，沈先生在湖北干校劳动，我有机会代表

　　历博的下放员工前去探望包括他在内的那帮“牛鬼蛇神”，范曾专门

　　托我对沈先生慰以远情。他又鼓动当时美术组的青年人一同去找历史

　　博物馆的领导，请求把沈先生调回北京，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而

　　沈先生呢，他也认为自己能从湖北回来，只有依靠美术组中最可信赖

　　的人李之檀和范曾，在湖北农场，沈先生跟我聊天，就中几次问起范

　　曾。当他得知范曾已从干校调回北京时，显得非常欣慰。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看到、听到、了解到的两个相互关爱

　　的同事、师生、忘年交，怎么“一下子”、竟被写成一对怨敌？我真

　　是百思难解。

　　陈文的第三点，是黄能馥、陈娟娟夫妇的采访记录，寒碧看后大

　　笑，他对我说，这就叫“伪纪实”，事实被语言涂抹过了。范曾画一

　　幅画，沈从文给他“善意”地提意见。为这件小事范曾就把“党中央”

　　搬出来，可信吗？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犯得上吗？我怀疑这

　　夫妇俩的记忆出了毛病，他们讲的不是范曾和沈从文的故事，而是编

　　造的小品或相声。只一件小事，说法不同、语调稍异、用点儿推想、

　　辅以加工，真实情况便扭曲了。黄陈夫妇所吐纳，充分体现了语言摆

　　脱实在之后的暴力，想说的是历史，说出来的则是小说了，惜乎这部

　　“小说”在贬损范曾的同时也丑化了沈从文。

　　史树青先生的反应则不似寒碧的语言过激，他讲得非常明确：黄

　　能馥那天谈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我在场，一言未发。他根本不了解历史

　　博物馆文革时的情况，不知有什么人在后边唆使他如此做。我是历史

　　博物馆“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我从来没有听

　　到他讲过这些。范曾对沈从文一向很好，说他写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

　　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范曾在文革中写什么画什么我都记得，没有

　　乱扣政治大帽子，同时轻松调侃，反而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范曾

　　今后可以回答这些人，我完全可以作证。

　　“我完全可以作证”。史树青先生如是说。王宏钧、李俊臣、邱

　　关鑫、余庠诸先生也如是说，我因此感到某种释然。

谈到民国往事，往往能让人想起一种复古的典雅之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旗袍女子手持卷，念得春花秋叶乱。看看民国时的照片，读一读民国时各个大师的感情纠葛，仿佛令人回到了那个黑白而又激昂的年代。

沈从文先生除了他的《边城》之美，他与“黑凤凰”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个曾经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文艺爱好者，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他靠着自己的名气和才气，当上了大学教师。当这个乡巴佬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时，他居然站了一节课，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讲就离开了。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当时的校花张兆和先生映入了他的眼睑。在随后的教育生涯里他对自己的这位女学生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他被这个女孩排名为癞蛤蟆13号。

她不乏追求者，更是名门闺秀。他把老师的这种行为告到了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称赞沈从文情书写得漂亮。然而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是豪门大家，一个是穷酸书生。张兆和的父亲和家人，却很热情地接纳了沈从文。并出资成全了这对经历过一波三折的热恋男女，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又会如何呢？至于后来沈从文和才女高青子的红颜相忘，也成了民国文艺界的一段江湖佳话。

江湖上都称呼他为“铁骨铮铮”的郭某人，仅仅正大光明地娶了三个老婆，还有若干幕后异性服务者。即使在解放后，这三位女士也同时都是他的合法夫妻。一位日本女子，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一位老家的发妻，还有后来周某人给他介绍的漂亮美女。而且这位美女的姐姐在日本自杀而死，当时死时已怀有身孕。郭某人一身才气，是一个文人，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个人，记住他一生所做的事情，记住他的感情世界，记住他的伟大创作……

什么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就看看胡适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们可谓是金婚完美，白头到老。当胡适第一次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时，他迎来的是菜刀和追杀。从此胡适先生，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了。然而胡适先生和曹诚英女士的感情世界，却被徐志摩先生这样形容：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大师不愧为大师，居然能够把这种事情，写得如此优美而又感人。

而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故事，是整个民国男女之情的高潮。对于这位名满京城的高贵才女，徐志摩可以为她生，为她死，为她节约，为她抒情。而陆小曼和胡适的通信，全部都用英语书写。他们包间听戏，戏里戏外横趣丛生，让人流连忘返。而对陆小曼这个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徐志摩是心知肚明的，他依然爱得如此炙热和真切，仿佛飞蛾扑火，心甘情愿。他写给陆小曼的诗，也是他一生之中最优美的创作。

　　摘 要：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希望用古老的湘西文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种蓬勃的原始生命力；然而，他还发现，湘西文化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但真正的价值，是他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中的城市和偏远农村的又爱又恨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的沉浮和沉重，这就导致了沈从文深刻的矛盾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社会理想矛盾

一、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出生在传说中的风景如画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奔流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的血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还有少数民族遭受长期压迫和堆积在心里沉重的悲伤和痛苦。十几岁的沈从文经常会目睹家乡饥荒、骚乱、杀害和抢劫现象，他产生了一种人类的天性:人道主义以及产生到大城市去找到理想的想法。沈从文离家的导火线是本地的几个绅士财主，想纳他作女婿，这其实是一种策略，那些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人，以联姻的方式，能建立和巩固上层社会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但是独立性较强的沈从文拒绝做他们的女婿，拒绝做乡村绅士，他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初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并深信她也爱着自己。沈从文的思想和《边城》中傩送的思想是相同的，他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活动,想出去,不愿意遵循固有的乡村绅士的路混沌的走下去。沈从文最终毅然走出了湘西，思考着更为严肃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

沈从文从乡村到大城市，见证了堕落的上流社会生活，对城里人庸俗、卑鄙、自私有着一种莫名的厌恶。,这引发了他的乡愁,让他对自己家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了诚实的民风十分向往。回到故乡的所见又令他十分失望。在《长河》的题记中，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渲染湘西人的简单的风格，作品中有很多章节用显式或隐式批评湘西社会隐患和丑陋和那些美丽的田园的图画经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从文离开茶峒后，接触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感受深刻的世俗观念和真实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他感触到的社会现象 ，全是“黑暗”和“邪恶”，但在邪恶的后面,却又有为“人”的东西，还有着耀眼的光。他发现了湘西豪侠、仗义、慷慨、雄健、粗犷等民风中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湘西人自然不做作、葆有真性情的自然人性。在社会生活中，沈从文强调城市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人性和伦理的失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传统的道德和封闭、保守的粘连，所以他在对“乡下人”的弱点的思考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去进行新的竞争问题。沈从文反思湘西文化，觉得湘西的人们对自然妥协，表面更加人性化，更自然，但结果却是不能适应潮流，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沈从文对家乡的情感是爱与恨交织，希望与失望兼有。

《边城》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民国初年湘西小城茶峒，外公与翠翠在渡口摆渡，翠翠的婚事成为老船夫最大的心事，老船夫唯一的心事就是要将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船总有四条船的家业且有两个儿子，大佬天宝天性淳厚却木讷寡言，二佬傩送眉目清秀活泼善良。翠翠年方十五，情窦初开，于端午节邂逅傩送，心里产生异样，在二佬面前却躲躲闪闪，这让老船夫很苦恼。船总家派人来给大佬提亲，老船夫为难。兄弟俩将话说明，相约山头唱情歌，翠翠听到情歌喉心有所动，老船夫喜极将此事告知大佬，半个月老船夫在未听到过山歌，却得天宝遇难噩耗，天宝一家将天宝的死怪罪于老船夫求亲时的躲闪。时间久了，老船夫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遇到傩送他招待傩送却被报以冷眼，老船夫不甘，亲自去船总家提亲遭拒。王团总给女儿提亲以碾坊为嫁妆，船总答应了，傩送以出去闯闯为由出门。老船夫心力交瘁，死于雷电交加的晚上。经历了这件事后，翠翠有所成长，常年摆渡守候傩送。在《边城》中的沈从文不是实际存在的时间描绘30年代的湘西社会，而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试图重建他的脑海里对过去湘西的渴望和萌生出的痴迷的感情。沈从文严肃的思考着社会的未来，把握我们民族所有问题的症结，了解民族的人生观的弱点，徒劳的迷信，懒惰和由于历史的不良影响，已有的报应。并且在作品里足以告诫人们，千万不能再糊涂愚昧下去了，否则，会出现更悲惨的场面。作者在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

《边城》中作者在浪漫的氛围下，写他的精神积累,难以忘记的一段感情。这是一个既荒凉又有梦想的歌,但是作者也总是关注社会改变,希望找到变革民族精神的良药。可在原始湘西文化中又存在着一些人性的阴暗面，例如迷信、愚昧、笃信因果报应等，而且湘西已不像过去那样纯净，它正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内心深处产生了维实维利的价值观。这些使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中有着深刻的矛盾。

二、沈从文的美学追求的矛盾

《边城》是一个著名的讴歌人性美，人情美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却经历了最不人道的，最缺乏人性的事情。一对真正爱的人——翠翠的父母：一个茶峒士兵和湘西的女人手牵手走进死亡。其实逃去不好吗？为什么要选择结束生命？逃去就毁了一个军人的名誉了吗？直到翠翠长大后，她的祖父仍然自卑和自责交织在一起，当有月老来为翠翠提亲时，爷爷看出了翠翠的心思，作者写道：“他还记得那可怜的母亲的过去，有一点点痛在心里，却带着微笑。”他们的死是不负责任的，是一种逃避，根本没有敢爱敢恨的豪爽。他们对对方的爱没有大于对虚无荣誉的爱和对刻板规则的恐惧。他们的爱是真的，互相吸引的，并有一个结晶，他们应该建立婚姻，是因为他们是在有婚礼之前就怀上了孩子，就让他们失去三条生命？

这并不是美好人性，也并不是对于死的无所畏惧的伟大。

另外在《边城》中对妓女极其宽容，显得茶峒人男女之情的淳朴、真挚。“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在一个女人身体上的贸易，因为民风的诚实，当事人不感到羞耻。这可能表明，沈从文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拒绝了这个没有道德约束的，开放的性，但又这种感觉是原始人的本质而加以褒扬。 《边城》中的生和死的自然，爱恨自然，但这种自然只是因为湘西一直经历着动荡的社会，长期不接受新的观点，人们的观念是继承了长辈的，没有什么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激烈冲突，认为这一切是正确的。沈从文在描述这个生死爱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浪漫，诗意的风格，是远观，田园情调。给人感觉是一幅画，与自然完美融合，那里发生的真实生活的故事远离我们的边境小镇，所以这平静的残酷背后将很难让人感到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