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作者对于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的选择和对真理与真相的寻求。
分析:
作者在《大王庙》中,通过对自己曾经在大王庙小学求学时的所见所谓的描写,表达作者对于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的选择和对真理与真相的寻求。其实作者并非就是故意地特立独行,与众人唱反调,而是对于那种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事物的一种不屑和对自我选择的肯定。当别人都在做反常的事情,那么作者在做正确的选择时自然会被人说成是不正常。因此作者便说自己“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大王庙》的作者是杨绛。
杨绛,本名杨季康,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赏析一:
此词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南宋时,主战派势力总居下风,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辛弃疾都在江西乡下赋闲,不得重用。后来,宰相韩倔胄用事,重新起用辛弃疾。但这位裙带宰相是有目的的,就是急于北伐,起用主战派,以期通过打败金兵而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在朝势力。精通兵法的辛弃疾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他派人去北方侦察后,认为战机未成熟,主张暂时不要草率行事。哪知,韩倪胄却猜疑他,贬之为镇江知府。北固亭是京口(镇江)名楼,登楼可望已属金国的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可以想像,辛弃疾在京口期间,肯定不止一次登楼,登楼之时,定有几多感慨存诸心中,蓄积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之为是词。
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于接受。
赏析二: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这当然首先决定于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也因为它代表辛词在语言艺术上特殊的成就,典故运用得非常恰到好处;通过一连串典故的暗示和启发作用,丰富了作品的形象,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词以“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题。京口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设置的重镇,并一度为都城,也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生长的地方。面对锦绣江山,缅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正是像辛弃疾这样的英雄志士登临应有之情,题中应有之意,词正是从这里着笔的。
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是在贫寒、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句话里。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他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作者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百战中开创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词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还比较轩豁呈露,那么,在下片里,作者通过典故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感慨,就更加意深而味隐了。
这首词的下片共十二句,有三层意思。峰回路转,愈转愈深。被组织在词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血脉动荡,和词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给作品造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深宏博大的意境。
“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现实,尖锐地提出一个历史教训。这是第一层。 史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见《资治通鉴宋纪》)。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后一次,失败得更惨。用兵之前,他听取彭城太守王玄谟陈北伐之策,非常激动,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见《宋书王玄谟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霍去病各统大军分道出塞与匈奴战,皆大胜,霍去病于是“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封、禅,谓积土为坛于山上,祭天曰封,祭地曰禅,报天地之功,为战胜也。“有封狼居胥意”谓有北伐必胜的信心。当时分据在北中国的元魏,并非无隙可乘;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也并不占优势。倘能妥为筹画,虑而后动,虽未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然而收复一部分河南旧地,则是完全可能的。无如宋文帝急于事功,头脑发热,听不进老臣宿将的意见,轻启兵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弄得两淮残破,胡马饮江,国势一蹶而不振了①。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现实所提供的历史鉴戒,是发人深省的。辛弃疾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于草草从事,“封狼居胥”的壮举,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哀愁。
想到这里,稼轩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随着作者思绪的剧烈波动,词意不断深化,而转入了第二层。
稼轩是四十三年前,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的。正如他在《鹧鸪天》一词中所说的那样:“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朴姑。”那沸腾的战斗岁月,是他英雄事业的发轫之始。当时,宋军在采石矶击破南犯的金兵,完颜亮为部下所杀,人心振奋,北方义军纷起,动摇了女真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形势是大有可为的。刚即位的宋孝宗也颇有恢复之志,起用主战派首领张浚,积极进行北伐。可是符离败退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于是主和派重新得势,再一次与金国通使议和。从此,南北分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辛弃疾的鸿鹄之志也就无从施展,“只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同上词)了。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四十三年后,重新经营恢复中原的事业,民心士气,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当然要困难得多。“烽火扬州”和“佛狸祠下”的今昔对照所展示的历史图景,正唱出了稼轩四顾苍茫,百感交集,不堪回首忆当年的感慨心声。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所庙宇,南宋时犹存。词中提到佛狸祠,似乎和元魏南侵有关,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种种歧异。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在古代,迎神赛会,是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和农村生产劳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在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农民祈晴祈雨,以及种种生活愿望的祈祷,都离不开神。利用社日的迎神赛会,歌舞作乐,一方面酬神娱神,一方面大家欢聚一番。在农民看来,只要是神,就会管生产和生活中的事,就会给他们以福佑。有庙宇的地方,就会有“神鸦社鼓”的祭祀活动。至于这一座庙宇供奉的是什么神,对农民说来,是无关宏旨的。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只把佛狸当作一位神祗来奉祀,而决不会审查这神的来历,更不会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当前金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因而,“神鸦社鼓”所揭示的客观意义,只不过是农村生活的一种环境气氛而已,没有必要再多加研究。然而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稼轩曾不止一次地以佛狸影射完颜亮。例如在《水调歌头》词中说:“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词中的佛狸,就是指完颜亮,正好作为此词的解释。佛狸祠在这里是象征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迹。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景象,全无战斗气氛。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那么,辛弃疾是不是就认为良机已经错过,事情已无法挽救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对于这次北伐,他是赞成的,但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为自己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选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非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升沉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作者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广,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岳珂在《桯史稼轩论词》中说:他提出《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之后,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人们往往从这一段记载引出这样一条结论:辛弃疾词用典多,是个缺点,但他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创作态度可谓严肃认真。而这条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条重要消息却被人们所忽视:以稼轩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想改而终于改动不了呢?这不恰恰说明,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能代替的。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不是辛弃疾的缺点,而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赏析三:
上片追念起于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坐镇江东,北响抗衡。刘裕北伐一战而复青州,再战而复关中,辛弃疾都深为仰慕。
下片“元嘉草草” 数句针对韩侂正在策划的北伐行动。冒险轻敌,必然招致失败,结果反让佛狸饮马长江,血食至今。次年韩侂胄伐金败绩,果为辛弃疾不幸言中。辛弃疾这年六十六岁了,篇末以廉颇自比,感叹弃置不用。这首词怀古抚今,以词论政,是其特色。词中提到几次南北战争,全是几万、几十万人的大战,都不过用了三四句,或正面铺张(金戈铁马),或反面衬托(仓皇北顾),或用亲身经历(烽火扬州路),或借前代遗迹(佛狸祠),境界全出而色彩各异,象一幕幕历史场景在我们面前轮转变换。
全词情调回旋起伏。上片怀念孙权,惋惜时光的流逝,又赞美功业的不灭。下片回顾历史创伤和个人处境,热切的期待又为无可奈何的悲愤。有人认为此词用典太多。但作为怀古词不能不涉及众多史事。陈廷焯谓其“以浩气行之”,“不嫌其堆垛”。以廉颇自比,这个典就用得很贴切,既表现了他老当益壮、临阵思战的凌云壮志,又点明了他屡遭谗毁、投闲置散的实际遭遇,同他的心情、身份都有一致之处,含义也就更加深刻了。明代杨慎说这首《永遇乐》为稼轩词中第一,殆非虚语。
赏析四:
这是《稼轩词》中突出的爱国篇章之一。它的思想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写作者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二、写作者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六十四岁时,被召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这以前,辛弃疾被迫退居江西乡间已有十多年了。起用他的是执掌大权的韩侂胄。因为那时蒙古已经崛起在金政权的后方,金政权日益衰败,并且起了内乱。韩侂胄要立一场伐金的大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起用了辛弃疾作为号召北伐的旗帜。第二年(1204),任他作镇江知府。镇江在那时濒临抗战前线。辛弃疾初到镇江,努力作北伐的准备。他明确断言金政权必乱必亡。他又认为:南宋要取得对金作战的胜利,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曾对宋宁宗和韩侂胄提出了这些意见,并建议应把对金用兵这件大事委托给元老重臣。这无疑是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可是韩侂胄一伙人不但不能采纳,反而有所疑忌不满,他们借口一件小事故,给他一个降官的处分。开禧元年(1205)索性把他调离镇江,不许他参加北伐大计。辛弃疾二十三岁从山东起义南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在南方呆了四十三年,开始遭到投降派的排挤,现在又遭到韩侂胄一伙人的打击,他那施展雄才大略来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落空了。这就是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一开头就从镇江的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说起。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皇帝,他在南京建立吴国的首都,并且能够打垮来自北方的侵犯者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怀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孙仲谋(即孙权),只是现在已无处可寻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字。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平定叛乱。“想当年”三句,颂刘裕率领兵强马壮的北伐军,驰骋中原,气吞胡虏。作者借这些京口当地的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隐约地表达自己的抗敌救国的心情。
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几句也是用历史事实。“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儿子。他不能继承父业,好大喜功,听信王玄谟的北伐之策,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一败涂地。封狼居胥是用汉朝霍去病战胜匈奴,在狼居胥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祭天大礼的故事。宋文帝听了王玄谟的大话,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辛弃疾用宋文帝“草草”(草率的意思)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从事的深切鉴戒。“仓皇北顾”,是看到北方追来的敌人张皇失色的意思,宋文帝战败时有“北顾涕交流”的诗句。韩侂胄于开禧二年北伐战败,次年被诛,正中了辛弃疾的“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四十三年”三句,由今忆昔,有屈赋的“美人迟暮”的感慨。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至开禧元年在京口任上写这首《永遇乐》词,正好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两句,是说在京口北固亭北望,记得四十三年前自己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斗争。(“路”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后来渡淮南归,原想凭借国力,恢复中原,不期南宋朝廷昏聩无能,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如今过了四十三年,自己已成了老人,而壮志依然难酬。辛弃疾追思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佛狸祠下”三句,从上文缅怀往事回到眼前现实,使辛弃疾感到惊心,长江北岸瓜步山上有个佛狸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留下的历史遗迹。拓跋焘小字佛狸,属鲜卑族。他击败王玄谟的军队后,率追兵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宫,这就是后来的佛狸祠。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神鸦”是吃祭品的乌鸦,“社鼓”是祭神的鼓声。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三句,表示自己的隐忧:如今江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这正和陆游的《北望》诗所谓:“中原堕胡尘,北望但榛莽。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彼此意思相同。
辛弃疾这首词最后用廉颇事作结,是作者到老而爱国之心不衰的明证。廉颇虽老,还想为赵王所用。他在赵王使者面前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作的饭、十斤肉、又披甲上马,表示自己尚有余勇。辛弃疾在这词末了以廉颇自比,也正表示自己不服老、还希望能为国效力的耿耿忠心。
辛弃疾词的创作方法,有一点和他以前的词人有明显的不同,就是多用典故。如这首词就用了这许多历史故事。有人因此说他的词缺点是好“掉书袋”。岳飞的孙子岳珂著《桯史》,就说“用事多”是这首词的毛病,这是不确当的批评。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辛弃疾原有许多词是不免过度贪用典故的,但这首词却并不如此。它所用的故事,除末了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眼前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应有的内容,和一般辞章家用典故不同。况且他用这些故事,都和这词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就艺术手法论,环绕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用许多史事,以加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宋词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这首词的长处。杨慎《词品》谓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是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语。(夏承焘)
赏析五:
这首词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也是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历来备受后人传颂,有人甚至称此词为辛词之首。
此词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南宋时,主战派势力总居下风,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辛弃疾都在江西乡下赋闲,不得重用。后来,宰相韩倔胄用事,重新起用辛弃疾。但这位裙带宰相是有目的的,就是急于北伐,起用主战派,以期通过打败金兵而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在朝势力。精通兵法的辛弃疾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他派人去北方侦察后,认为战机未成熟,主张暂时不要草率行事。哪知,韩倪胄却猜疑他,贬之为镇江知府。北固亭是京口(镇江)名楼,登楼可望已属金国的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可以想像,辛弃疾在京口期间,肯定不止一次登楼,登楼之时,定有几多感慨存诸心中,蓄积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之为是词。
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于接受。
同属豪放派,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少了一份旷达、一份雄迈,多了几许悲凉、几许苍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何等豪迈,何等雄壮!这是辛弃疾做不到的。全词基调虽是豪放,却流淌着一股浓郁的悲凉、惆怅之情。上片“千古江山”,起句伟岸、挺拔,“英雄无觅”却笔锋一转,调子低了下来。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曾自诩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后来,孙权被曹操激赏为“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是而今风流余韵安在只剩下风雨之后,落红满地而已。一个“总”字,让人心头闷闷的。刘裕住处,已沧海桑田,易为寻常巷陌,堂前燕子可曾记得旧时主人斜斜的如血残阳给杂草茂树抹上了一层红晕,让人想哭。遥想刘裕当年壮举,令人徒唤奈何!下片起首“草草”二字,道尽刘义隆、王玄谟辈利令智昏,误国误民。词人从北归南,历时四十三载矣,人生能再有一个四十三载吗可自己的雄心壮志、抗金大业却一直难遂。此时,眺望江那边曾经战斗过的热土,老百姓依然在异族统治下苦苦挣扎,心中又苦恨相煎。拓跋焘庆功的场景,一想起来,就使人拊胸痛惜。廉颇虽老,赵王尚有起用之意,而自己此时却连遭贬斥,天子不闻不问,空怀老当益壮的爱国豪情,其幽怨、悲愤、郁闷之情溢于言表。
典妙而雅,情深而切,用典与抒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辛弃疾真不愧为个中高手!(语文月刊)
赏析六:
上片追念起于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坐镇江东,北响抗衡。刘裕北伐一战而复青州,再战而复关中,辛弃疾都深为仰慕。
下片“元嘉草草” 数句针对韩侂正在策划的北伐行动。冒险轻敌,必然招致失败,结果反让佛狸饮马长江,血食至今。次年韩侂胄伐金败绩,果为辛弃疾不幸言中。辛弃疾这年六十六岁了,篇末以廉颇自比,感叹弃置不用。这首词怀古抚今,以词论政,是其特色。词中提到几次南北战争,全是几万、几十万人的大战,都不过用了三四句,或正面铺张(金戈铁马),或反面衬托(仓皇北顾),或用亲身经历(烽火扬州路),或借前代遗迹(佛狸祠),境界全出而色彩各异,象一幕幕历史场景在我们面前轮转变换。
全词情调回旋起伏。上片怀念孙权,惋惜时光的流逝,又赞美功业的不灭。下片回顾历史创伤和个人处境,热切的期待又为无可奈何的悲愤。有人认为此词用典太多。但作为怀古词不能不涉及众多史事。陈廷焯谓其“以浩气行之”,“不嫌其堆垛”。以廉颇自比,这个典就用得很贴切,既表现了他老当益壮、临阵思战的凌云壮志,又点明了他屡遭谗毁、投闲置散的实际遭遇,同他的心情、身份都有一致之处,含义也就更加深刻了。明代杨慎说这首《永遇乐》为稼轩词中第一,殆非虚语。
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寺庙祈福时哭泣可能有多种原因,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1 情感释放:在寺庙祈福时,您可能想到了自己或亲人的疾病、失去的亲人、生活中的困难等,这些情感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导致您在祈福时哭泣。
2 精神压力:在寺庙祈福时,您可能感到精神上的压力,比如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家人的健康等,这些压力也可能导致您哭泣。
3 感动与感恩:在寺庙祈福时,您可能因为被祈福的场景、经文、佛像等所感动,或者因为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家人的陪伴等感到感激,从而流泪。
4 心理问题:如果您在寺庙祈福时经常哭泣,这可能是由于您的心理问题引起的,比如焦虑、抑郁等。
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哭泣,都不必过于担心或羞耻。在寺庙祈福时哭泣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您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感,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如果您经常在祈福时哭泣,可以尝试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来解决问题。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1
面对眼前的《文化苦旅》,我内心无法平静,历史的罪人,文化的悲哀,人类精神的凸显,无不让我想再细细回味一番。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如何的命运,随着作者的脚步和他一起走过了一段文化苦旅。
当我踏上一片沙漠,寻求敦煌的辉煌时,一个道士出现了。没错,他就是那个中国文化的罪人。可是,面对着他,我又无法说什么,难道把所有罪都推到他身上吗?这显然是不对的,一箱箱属于中国的文化结晶,竟被外国人用少量的钞票给换走了。那些为官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中国文化。看着外国人风餐露宿的身影,又看着官人们醉生梦死的样子,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算了,暂且搁下沉重的担子,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了都江堰。战国时期,一个名叫李冰的人造了这个惠及后代的浩大工程,于是他也被后人给赞颂。一眼望去,那水强烈的生命力给予了我一种震撼,就如作者所说,看水,别忘了都江堰。随着水流的脚步,三峡出现在了眼前。作者这次找到的文人便是李白了,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便是起点,带我走进了三峡,领略到了神女峰的神奇,以及一个惊人的王昭君。
如作者所述,文化需要在苦旅中才能有收获,但是曾经文人墨客向往的庐山,如今已是商铺连连,连上山都有汽车,再也没有一种苦意。于是,作者心中有了新的体会:当文化被鼓吹得过于响亮就会引来世俗的拥挤,那时,庐山便不再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因为失去了苦。这样更可以说服人们这个道理,那就是‘文人注定要和苦旅连在一起’。
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每个中国人都有华语情结,语言是我们中国人的精髓。然而,人言有着虚假性,人不能被其所封闭,就像现在我们正接受着外来的文化,别国的语言也要吸收,不是仅仅拥有白话文就够了,更不是被文言文所控。
在文化的旅程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作者的目的,但又要如何去完成这段苦旅呢?那就要有超脱的心态,以不同的眼光去感受,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也许路途遥远,也也许要风餐露宿。不过,在苦尽甘来之时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2在20xx年末,我读了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巧合的是,那时我也在旅途之中,这使我在感受文化之余体会苦旅,不觉有了很多认同感。
这是一本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大陆各名胜古迹旅游时记录下来的散文集。是一本最令人动容的散文集,敦煌莫高窟。都江堰。三峡。庐山……它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名胜古迹,写出了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同时也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描述出了中国深沉的文化,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
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写下了《那里真安静》、《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道士塔》、《酒公墓》、《华语情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许作为一个文人,杯水车薪,不愿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乏味的旅游观感之类文章。由此便决定了他的文化旅行成了种“苦旅”,浪迹天涯,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筋伤骨,这不可谓之不苦涩,再没有这般的创作魄力了,也可谓是真正的苦旅了。
然而,真正的苦旅,更是思想上的跌宕。是他对文化无休止的追思和探索,正因人生本是无休止的边界。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联,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我想,能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会不禁严肃起来。就像一群被流放的士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在书中说道:“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期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构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述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杯具味道。当这种感伤、杯具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
从那里,我几乎能够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皱着眉在慢慢地踱着,我也与这位哲人一齐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3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漂泊流浪的余秋雨先生越过山盘水座,踏雪飞鸿,在文化的苦苦旅途中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一种苦涩后的回味,一种焦虑后的会心,一种冥思后的放松,一种苍老后的年轻,一种文字激昂的大气,一场细致精巧气可吞天下的深刻评述。这便是《文化苦旅》,便是文化的苦旅。
从滚滚黄沙的沙漠边塞,到秀丽清澈的江南小镇,作者把每一个地方描绘的惟妙惟肖,同样也让我感受到中国源远流长的人为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从《道士塔》,《阳关雪》中,让我看到了黄河文明的兴衰,写出了历史的深邃苍凉。《江南小镇》开始的那一段描写,让我仿佛看到了那小桥流水的景象。凭借丰富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表现力,再现了匿藏于时间底端的深刻思考,开展了一场山水风物与历史精灵的远距对话。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联在一起。”我想这或许是这本书叫做《文化苦旅》的原因吧。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在他笔下,莫高窟,都江堰,藏书阁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在他笔下,那些过往的历史,就像是一幅凄美的画卷。“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出人生沦桑感。”每个人的一生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段历史,当我们走过一段路时,停下来回过头看看自己曾走过的足迹,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而我们也在这遗憾中,坎坷中寻找这人生的真谛,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真正读透这本书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静静地合上这本书,仿佛也有了一种想要游历山水的冲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想在山水之间寻觅着历史的足迹。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4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
这书里写的,不仅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还有漂泊一生的落魄文人;不仅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还有淳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不仅有莫高窟的玄秘与圣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美与娇艳,还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这些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侧面,令人为之汗颜。
随心所欲地慢慢翻阅,啜饮着文化的甘泉,印刻着行旅的记忆。只要顺从他的牵引,脑中便是紊然不乱的条理;只需跟随他的脚印,一路上都是幻美绝伦的风景——-虬曲苍劲的腊梅、飘渺冷艳的西湖、狂暴雄大的庐山瀑布。余秋雨鄙弃陈词滥调,细腻又不失大气的笔触下描画着一幅苍健浑厚的山水画,书写着一首抑扬顿挫的诗歌,哼唱着一支轻柔婉转的小夜曲。那使人感同身受的旅行心情,直锲人心的历史感怀,用悠长的歌谣谱写出心中的悸动。
四壁的文字间,可以让我感知到怎样咆哮的狂风在我指间游走,怎样绵长的细雨带给旅人无尽的乡愁,怎样回旋的流水唱着抑扬有致的'曲调。的确,余秋雨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余秋雨是怀着侠士般的情怀和心胸去旅行,孤独地在敦煌、阳关、柳祠、三峡、西湖、天一阁?在江边、在大漠、在高山上行走,在历史的脉博上行走,在责任与道德的正中心行走。带我们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又不忘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揉入其中,呈现给我们的除了令人痴迷的风景,令人好奇的人文现象,还使读者对文化产生某种反思,与此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
人的一生是一段历史。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下的足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因为无论你拥有多么辉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作者在山水之间跋涉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活中跋涉则是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沦桑感。”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人都可以像余秋雨这样勇敢地去走,但,只有他可以这样冷静而痛苦地揭露,历史留给我们的大多都是疼痛和伤疤,即使有时光这样的良药,也难以痊愈。有些人可以把时光当成忘忧草,有些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那份苦涩,而这份苦涩还会一代一代地遗传。
没有周遭的闲言碎语,走向比现实更高的殿堂,继续新的轮回。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地在前人的墓碑前伫立上几分钟,感叹沧海桑田的变迁,悟一会儿人生之真谛,因为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历史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过去才能上升为寓言。
山重水复,无言的大地上,总有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走走止止,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回忆渗入了笔墨之中。也许《文化苦旅》就是面前的一杯浓茶,入口时苦涩,但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5看了余秋雨的这些散文我感触颇深,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带给我一次心灵的洗礼,很是震撼,但最让我喜爱的还是他的>这篇文章,它里面的话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在极大数的人都认为完整才是美的时代。他却提出了一个能够说是另类的想法——废墟也是一种美,也许嫩绿的叶子象征着期望,但是谁又能否定飘落的秋叶就不是一次生命的轮回吗,就不是另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落叶是人们心中“废墟”的代表,但是它却赋予着别样的精彩,难道不是吗?
圆明园曾代表着皇家高贵的身份和无尽的财富,但是此刻当我们再回首过去时,看见的又是些什么呢?是一幅残缺破烂不堪的景象,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它以前拥有过的那些光辉岁月。当有人提出修复圆明园的时候,有些人却站出来否定了,正因即使修复了它原有的容貌又能怎样样呢?那些以前遭受过的屈辱历史就能消失在历史的记录里吗?答案是当然不会了,残缺的圆明园,一个废墟一般的存在,也是一种美,另类的一种美,正因这个残缺般的废墟的存在才让我们更加牢记了历史惨痛的教训和惨象,废墟是一种美,残酷而真实存在的美。它是不会正因它的不完整而被世人所遗弃,相反的,人们只会更加记得它,它将会永远的被人们珍藏在心中最深的那个角落。
在《文化化苦旅》中我能感受到余秋雨那深厚的文字功底,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上,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才子,他的文章并不是最华丽最优美最感人肺腑的,但却是令我感触最深的,他的文章教会了我许多的哲理,我也能感受到来自他内心深处的真切想法,看完这本书,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那纯朴简单的文字是我思想上的一次撼动,是我精神上的愉悦,更是我心灵上的一次完美震撼。成功人士的特点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6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文化苦旅庙宇读后感7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然而读《文化苦旅》,当茶余饭后咀嚼着其中优美的文字,欣赏古代历史人物的零碎故事,都能让人有所感、有所动。
打开一本好书,迎面扑鼻的是清香而深邃的气息,仿佛是那新翻耕的泥土散发出馨香。在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中,我们能够随意想象,想象自己是蓝天,一望无际;想象自己是月夜,寂静美丽;想象自己是海浪,澎湃不息;读小说,我们会随着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或喜或悲;读抒情的散文诗歌,我们会在作者淡淡的忧郁中品味他们对生命、生活、自然的态度;翻阅简单诙谐的书,我们能够尽情地放声大笑,把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读《文化苦旅》,让人变得深沉达观。
任何物体都有承载它的器皿,唯有知识无垠无度。文化的承载,不只是书籍,就像余秋雨所言,历史文化的沧桑,散布于历史的古迹中,需要人慢慢去探索、挖掘。托尔斯泰曾坦言: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恰恰罗素·罗兰又说:“智慧,友谊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倘若没有钥匙,如何打开智慧之门,又何谈放射光芒?文化苦旅这本书,昭示古代历史,人类告别愚昧混沌,从事文化探寻的历程与辛酸。文化,看似平凡,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优秀文化,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沉溺纸醉金迷的世界,让我们远离了文化的正面熏陶。读《文化苦旅》,不但能改变人的气质,还能使人树立更为健康人生观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辜负苍天赋予的生命,成为沧海中不可缺少的一粟。这对于人生的回答,对于国家的培养,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对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读《文化苦旅》,是一种陶冶,是一种享受。
在茫茫人海生芸芸众生中,不以荣辱待己,不论成败待人。不热衷追名逐利,使自己超凡脱俗,你会仰头看天,蓝天澄清,白云悠悠,释怀心里的郁结,应对现实,笑对人生。在物欲横流的日子里,品味古人谈的“知足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教诲,会注入一股清醒剂,快乐地生活着。当我因辛勤工作而收获甚微感到牢骚满腹时,书会告诉我要笑对生活,这时我会浑身充满工作的激情;当我遇到困难,想打退鼓堂时,我想起了嵇康,他是如何退出浑浊的官场,如何独善其身,激励我,鼓起勇气继续发奋;当我志得意满时,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兴衰荣辱告诉我盛极则衰……
《文化苦旅》让我体会”怦然心跳“的共鸣,有一种“莫名感动”;《文化苦旅》让我进行自我审视,也曾感叹人生百态。我只愿情绪伴书平和而宁静,灵魂伴书纯洁而超然。有时候读书不是一种消遣,而是提高自己的学识,开阔自己的眼界,聆受文化的熏陶,畅想无暇的梦想。
崇敬和仰慕之情。《武侯庙》的主旨:《武侯庙》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和仰慕之情,同时诗人也指出了蜀汉事业最终失败是因为刘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表示哀惋。武侯庙亦称武侯祠或昭烈庙,在今四川成都市区南武侯祠大街北侧,为祭祀诸葛亮的庙宇。
尽管我羞于承认,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初读余文恍若发现了新大陆:浓郁的文化气息,或壮丽、或隽永、或苍凉、或迤逦的景观,各路秦汉雄魄,唐宋风范,明清居士,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角度,俯瞰,仰视中国文化,或高屋建瓴,或精雕细刻地谈论中国文化”。初出茅庐的我旋即被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打动,被他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识、旁征博引所折服,被他奢华的文字,巨大的闻所未闻的词汇量,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或豪迈或柔情或悲凉的笔调以及他所征服,抑或是蛊惑。
后年岁渐长,对余文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相较于文化散文,余文更接近于媚俗文学。“媚俗”这个字眼用于评价散文或许有些刻薄,但不乏其道理。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公安在一位**的手袋中发现了三件东西,口红、安全套和《文化苦旅》。当然,每个人都有阅读的自由,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但余文被冠上“文化口红”,“文化安全套”也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文化散文”其实质更接近一种速食文化,功用文学。其速食程度之深,功用之大足以让一名性工作者在上班时依然带着它。
其实“文化苦旅”最开始是上海《收获》杂志上的一个栏目,在受到读者好评,又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集结出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身处在一个“精英不再引领大众,反而是大众支配‘精英’”的时代,余文更像是一种充分熟练掌握了大众口味的快餐,或者说是能够犀利地洞悉、追踪大众趣味和市场走向的猎狗。对余而言,媚俗不再是一个刺耳的贬义词,反而是一种文化营销策略,可以从大众口袋中赚个盆满钵溢,赢个德艺双馨的好名声。
除此之外《文化苦旅 》的媚俗之处还体现在何处答曰:过度的煽情。可以说余是一个合格的文匠,但绝不是一个思想者。过度的渲染夸张让余文的思想性支离破碎,而生搬硬套的博闻强识让余文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性。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都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腾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余秋雨在自序里如此写道。 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文弱多情的余秋雨,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 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行状:我就这样边走边想,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出去…… 我想,古人读书时所崇尚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境界,也定然会使他心旌神摇、羡慕不已。 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 他写下了《道士塔》、《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酒公墓》、《家住龙华》、《华语情结》、《这里真安静》。 至此,《文化苦旅》真正诞生了。 《文化苦旅》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它有着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有着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有着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 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 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 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了猎奇,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 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 余秋雨的远行不愿意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市面上充斥的旅游观感的文章,他觉得,那种扬旗排队的队伍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 由此,便决定了他这次的文化旅行活动成了一种“苦旅”。 当他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访“人文山水”,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 然而,书名所隐含的深层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观照人体生命,余秋雨这一旅程,是他本人对于人类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问题,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历程,这历程相当辛苦,故谓之“文化苦旅”。 再观照中国文化的生命,这是辛苦的旅程,不再是作者的旅程,而是中国文化的旅程,我们中国文化,在时间的长途中,已跋涉了上千年的路,其间所见证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而数千年所累积下来的包袱,变得如此沉重难荷,今后还走得下去吗?…… 故又谓之“文化苦旅”。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更能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与回忆,其实中华文化并不像当时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它确实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深刻冲突。 历史意示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的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自于此。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形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 当这种感伤、悲剧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 我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地踱着,我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他厌倦了戏剧研究之后的产物,然而,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事实是,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制造出惊险曲折、绚丽多变的剧场效果。 “我不是天才,因此,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断闪光。” 余秋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是天才,他缺乏如郭沫苦那样汪洋恣肆的才情,他也不十分深刻,缺乏如鲁迅那样入木三分的眼光,但他那片断闪光的灵感,通过生命潜藏的唤醒,倒不愧为一种创作散文极佳的境界。 我读《文化苦旅》,是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然而脑海里闪现出的却是不同画面的剪辑,好像自己置身于一个个时空交错的舞台之中。
试想一下,如果余秋雨没有在戏剧方面的长期积累和薰陶,便不可能有《文化苦旅》中如此的写法,他也就不可能于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兴趣盎然。 余秋雨放弃了戏剧,然而他不曾料到,戏剧却不自觉地成就了他的文学。
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的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
在《五城记》中他如此描写广州: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锚出发。” 对于远处南疆的广州市来说,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真是既准确又极富想象力。
如果没有阔大的胸襟,如果没有游历过祖国的大山大川、名城重镇,如何能写得出这样的奇句。 而在《西湖梦》中,作者则是如此点染苏小小的心灵世界: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无需寻寻觅觅,在《文化苦旅》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精雕细琢的文字,既有特定的历史氛围作为烘托,又有类似小说情节的剧场效果作为主干,因而,其中配以雍容、典雅而又抒情的文字的描写,并不会让读者有过于雕琢之感,反而会让文章增添一些诗意,增强一份艺术的魅力。
悠远的历史便如一条缆索,余秋雨便是这样依稀走来,又于秋风秋雨中渐行渐远,虽征程漫漫,寒窗数载,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
庙",庙为方体建筑,长12米,宽7米,巨木为梁,青砖为墙,墙中嵌有四根立柱;上、下共三层,现顶部已毁。天山庙扼丝路北新道的咽喉要冲,它的历史上可上溯至汉唐,天山庙与汉、唐、清三代经营西域的历史都有重大关系,原庙中存"联额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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