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费奥多罗夫简介是什么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阿·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73—1936)：俄国儿童文学作家。提要：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是俄罗斯以及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这一转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 [1] 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和做法，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而且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危机，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国际上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经济学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些分析与评述。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俄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休克”与危机

　　迄今为止，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俄罗斯等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及其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2]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大幅下滑与陷入深刻衰退。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的资本积累。俄罗斯前10年的转轨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得非法掠夺成为可能。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一个数字，当时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

　　(2) 强制性。也被称为“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无一地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被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权、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在俄罗斯社会，这种由暴富者与权利阶层所推进的改革，它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并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和利益阶层。因而，俄罗斯激进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中小企业界与一些政党的反对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 oligarch）经济，也称“垄断性”。随着俄罗斯快速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官僚垄断集团。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作“强力阶级或强力集团”。伴随着这种官僚垄断集团的出现，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集团一方面与权势勾结；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资本垄断的特征也很明显，私人资本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中的高利润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其中，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罗斯人”，他们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团所构成的拥有来自权力财产的群体所构成。[3] 少数寡头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经济权力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寡头在投机和暴富的过程中，将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割的极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数民众普遍贫困化。

　　(4)政治性。俄罗斯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

　　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

　　俄罗斯前10年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疗法”的一般内容中，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在大多数转轨国家中，“转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首要目的的过程，它伴随着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包括要实现多党民主政体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在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开始，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之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 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由一些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的主张和派别。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中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这一派的看法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不佳与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的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及其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三．“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说的负面作用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

　　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学说。这样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一种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别提发展中国家”。[4] 国际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学者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当时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5]

　　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论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即指要全面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改革。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其市场经济所必循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联系。

　　在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当时执政的民主派政府则主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调节经济，以此替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所导出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了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和非货币交易的盛行，这种长期紧缩货币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的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状况是：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6]。这导致俄政府在90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就其实质看，它是一种“政府危机”。

　　3，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们、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8]（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9] 但是，俄国***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英勇无敌 情

2021年4月10日，阔别两年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回归。这次论坛以”2021年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为主题，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这次论坛中碳中和的话题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也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谈起碳中和，我相信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碳中和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碳中和”有些深远影响。

首先，“碳中和”能够加强国内环境的保护。这些年，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类最关心的气候问题。人类活动的提升导致了二氧化化碳排放量增多，这些都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碳中和”的提出能够加强国内环境的保护，植树造林，不仅仅是口头的宣传，也已经落实到了实践中去，植树造林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保护环境。另外，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来代替燃油汽车，这样也可以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与此同时，我们也加强了环境的治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其次，“碳中和”有利于我国行业的转型。以前我国的许多制造业都依赖于煤炭等能源，这样加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利于环境的保护。随着“碳中和”的提出，我国许多行业正在向新能源转变，化工行业越来越关注绿色消费新材料。新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降低我国许多行业的运转成本，还可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碳中和”不仅对我国有着深远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许多法律法规来促进“碳中和”，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争取早一天实线“碳中和”。

　“仅运用基本面或技术面分析交易情况是不够全面的，基本面分析可以跟踪推动市场的力量，技术分析是基于对图表的剖析。”假如你曾出席过世界级的金融研讨大会，那么这个奠定Abe Cofnas在货币交易和全球指数领域世界级****的经典论段可能会不经意间从他的演讲中一语带过。

　华尔街资深交易员导师、研讨会领袖、世界著名的演讲家，出过5本经济类专著，曾同担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学家的知名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坎南一起进修……这位头衔显著，经历丰富的大师，现在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交易培训市场。Abe认为，以记账、货币基金交易等为代表的、普遍的理财行为预示着中国人理财意识正在觉醒，系统性学习交易专业技能在未来可以更好的规避风险。

　我大学的时候并不是经济学出身，而是学习的政治学。1968年到1976年这8年期间，我分别在美国的布鲁克林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学学院、公共政策学院获得了我的政治学学士学位、政治学硕士学位及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毕业后，有幸被纽约立法机关任命，从事政府项目效率和有效性评估工作，后来做战略规划咨询。

　实际上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正是来源于我在政治学方面的兴趣。政治学是关于社会权力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目标的学科。经济学则是关于人们社会行为、社会生产以及比如购买行为产生的动力分析。因为均涉及资源分配、流动的问题，两者融通性较高。加上我在研究生时期曾进修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诸多见识广博、建树颇丰的同学们一起交流学习，比如曾担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学家的知名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坎南，所以后来在转型研究经济问题时非常顺利。

　1990年，我辞掉政府战略规划咨询的工作，作为期货交易员，正式进入金融市场，并担任纽约Dean Witter副总裁。1年后创建自己的首家大宗商品交易公司Strategic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从期货交易员到股票经纪人，再到创建自己的公司，我几乎经历了这几十年华尔街所有大大小小的风云变化。但是时代的发展却给我印象最为深刻。记得最初从事交易时还没有互联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关心投资理财，他们如果想要得到这方面的建议，需要专门跑到金融机构面对面交流。那时的投资者也非常尊敬和信任经纪人，因为他们掌握着最专业的知识，最新的市场消息，对市场也最为了解。

　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对于投资理财市场有了广泛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投资大流中。他们从网上学习理财知识，脱离经纪人自主交易。但全球性的股灾、惊人的旁氏骗局不断出现，恰恰证明在决定交易之前，人们仍然需要接受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出于这样的考虑，2000年我创建了佛罗里达奥兰多Learn4xcom 有限公司，提供专业高端交易培训。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应用经济学、行为科学及交易方面工作了30余年，也出版了5本关于经济、交易方面的书籍。其中Wiley出版社出版的“Sentiment Indicator”(《投资情绪指标》)在2012年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当时我受邀来到北京演讲。

　那次北京之行让我对中国交易市场有了新的看法。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正在日益开放，金融交易会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中国人自身对交易非常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投资技巧时也非常积极，从交易培训方面来讲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机会。于是我有了和中国交易员一起工作的初步想法。

　2014年，我受邀在上海举行市场基本面的演讲，恰巧遇到了富瑞登金融交易学院的高层。我发现他们的经营模式很吸引人，他们面向交易员进行培训，能够让专业的交易员更加专业，交易更加成熟有利。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决定加盟富瑞登，定期为交易员提供高端的跨市场分析培训，并分享我这些年对于市场情绪影响交易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在富瑞登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随手记这个团队。美国的记账理财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随手记依托巨大的用户流量成为金融理财的重要入口，这种模式我非常看好。也很高兴能够做客随手记精彩人生分享我这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

　最后我想跟广大投资者说，现在系统学习交易的专业技能正当其时。中国向世界开放，影响了全球市场，中国交易员就处在了全球市场的中心，备受瞩目。接下来我也希望能跟中国的交易员们更多的沟通对话，共同见证世界经济的发展。

　嘉宾介绍：

　Abe Cofnas，货币交易和全球指数领域世界级****，拥有政治学和公共政治两个硕士学位，并曾同曾担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学家的知名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坎南一起进修。

　基于30年的应用经济学、行为科学以及交易经验，Mr Cofnas已在市场如何体现情感和情绪方面有了独到的见解。他主要贡献是得出运用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交易情况是不够全面的，基本面分析可以跟踪推动市场的力量，技术分析是基于对图表的剖析。Mr Cofnas认为市场心理学和群体行为是找准市场趋势和时机的关键因素。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经济学专著。

　同时，作为研讨会领袖以及世界著名的演讲家，他最近成立了首个二元期权全球通讯(BinaryDimensionscom)。Mr Cofnas认为“二元期权”是交易者最为理想的交易工具。

主要经历：

　1968—72 年：在布鲁克林学院学习，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

　1973—74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学院学习，于 1974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1974—7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学习，于1976年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1976—87 年：被纽约立法机关任命，对政府项目进行效率和有效性评估;

　1987—1990年：战略规划咨询;

　1990—1994年：纽约Dean Witter 副总裁;

　1995—2000年：Strategic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创始人和大宗商品交易商;

　2000—至今：佛罗里达奥兰多 Learn4xcom 有限公司创始人，提供专业外汇交易培训;

　2010—至今：Agro Financial编者，成立Fear and Greed trader focused on forex ale专栏;

　2011—至今：Quicksilver Concepts Inc创始人兼总裁 wwwquicksilveralgoscom，得到风险投资开发算法交易，监督交易行为、预测市场方向;

　2012—至今：二元期权交易公司(wwwbinarydimensionscom)顾问;

　目前：富瑞登金融交易学院(wwwfrd18com)培训师和货币市场策略研究员。

中国经济这驾疾驰30年的马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结构长期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现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专家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希望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也要抓住这次机遇，完成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扩展资料：

（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经济结构

摘 要：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功不可没，它使中国经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产业和技术水平，中国平均每年8%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再维持20年，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至少与美国相当。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瞩目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就达到了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4倍左右。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我个人也有不少切身体会。1987年我从芝加哥学成回国，当时为了吸引在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按照优惠政策，我可以免税带“八大件”回来，“八大件”的内容是什么呢？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当时在国内是紧俏的东西），之外我又带了一个热水器，还有四个电风扇，因为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个，当时根本不敢想象像现在这样每个房间都有空调。这些年不仅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全国上下包括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银行有一个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按此标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它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希望在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比1990年减少一半。其实，中国一个国家就使得联合国这一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得以实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当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够缓过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周边经济出现竞争性贬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启动内需和外需。东亚经济一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其产品与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互竞争，在危机冲击之下要想复苏，就要增加国内需求，但对它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币贬值，中国的产品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就会占领它们的市场，它们为了提高竞争力，就可能相继贬值，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加剧经济动荡，对大家都不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没有让人民币贬值，避免了出现竞争性贬值的不良后果。同时，在1998~2002年那段时间里，中国维持了当时全世界最高的8%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动了东亚经济复苏。东亚经济在危机之后的两年就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贡献最大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这是自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而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中国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而且维持9%~10%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同样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拉动力，这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预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9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里、飞机场的书摊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但未减反而加快了：在1978~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2010年是105%。这样的成绩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没想到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经济20年翻两番。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长多少。那时没有电脑，只能用手算。我花了整整一下午算出来，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外，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当时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要把目标定高一点，才能鼓舞全国上下努力为那个目标去奋斗，即使没有达到7%，达到5%或6%也不错。但现在发现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持续了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每年平均增长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太大，但是三十多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速度增长，32年后跟1978年比只能增长92倍，现在是每年增长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我想探讨的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行改革开放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跟1978年相比，中国确实是进步了很多，但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5万美元，中国还只有其1/10，就算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不过是其20%，所以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才能赶上发达国家，那么，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维持多久？

作者简介：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中国经济为何能持续快速发展

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三十多年以99%的速度增长？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要用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那时其实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当时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不过三四十岁，就是活七八十岁，也看不到任何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每年只有005%变成每年1%，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这样的速度，只要7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说，在19世纪，如果一个人比较幸运能活到70岁的话，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比小时候翻了一番。进入20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从每年只有1%变成每年2%，这样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为35年。到20世纪，西方国家一般人的预期寿命可以达到70岁，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两番了。从1400年变成35年，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使技术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价值高的制造业、服务业。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最主要的驱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100年的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其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但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优势的，这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100项投入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实际上只有一项。也就是说，投入100项，到最后真正能对生产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打了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因为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使用的技术比现有的技术好，生产率高，进入的产业比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高。但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现在所用要好的技术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因为这些技术有很多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即使还在保护期内，只要超过10年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和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并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其中的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一直都存在，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呢？这跟发展战略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推翻了满清政府，经过了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而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是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当时的重工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专利费，更重要的是那些先进的产业普遍被认为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你愿意付钱买，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卖，因此，必须自己搞研发，付出的成本至少跟发达国家一样甚至更高，因为它们的基础比较好。第二，这些产业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价格按照市场来定比较高，而这种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资本）的价格。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这些企业没法跟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企业竞争，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以低利率和汇率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且重工业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国家，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广大的农村，剩余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来动员，以投资于重工业。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它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出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应该说，中国当时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得不到资金来用于发展，这就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产品非常短缺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发展战略，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世界工厂”。比如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极端密集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和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利用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快的原因，那为什么其他转型中国家，如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很多非洲国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呢？它们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在相对落后的机制下发展现代产业。所以它们的计划配置产生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是相同的。

在二战以后，即使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根据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时发展经济学只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距，即发达国家占优势的产业是先进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落后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于是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它们出现的问题也跟中国一样，存在很多扭曲、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积极性受到抑制等等。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80年代纷纷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1980年及1980~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且出现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跟它们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与发展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建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思路雷同，“华盛顿共识”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化，资源由市场配置、价格由市场决定；稳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采用稳定的宏观政策，不应该再去补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前面提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的话，那些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里有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扭曲、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所花的更多。比如俄罗斯的重工业现在由8个寡头集团所掌握，而给这8个寡头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所花的钱，比没有推行90年代初的转型政策之前还多。

为什么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跟许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争论过，因为那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把它们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绝不会为了国家的强盛而自己掏腰包来补贴的。私人资本家只是逐利，不赚钱的事不干。私有化之后，私人资本家会以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为借口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当它还是国有财产的时候，不管是部级单位还是局级单位，经理人员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护补贴，但拿了钱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里的，否则就是贪污，是犯法。但是私有化以后，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

<DIV>里越多却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私有化以后的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时期的保护补贴还多。当时只是理论推导，而现在大量实践证明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能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等方式，只要经营得好，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对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得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也就非常快。有了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许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具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还能持续多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从前面的分析来看，这就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中国相对落后，但这也是一种资源。这个差距怎么衡量呢？一个比较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作跨国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21%，日本在1951年、中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也都是美国的21%。

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2%；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6%。它们都是发挥了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长，中国台湾地区可以维持83%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76%的速度，中国在2008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也就是说，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日本从美国的21%变成656%，中国台湾地区变成美国的542%，韩国也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还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就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低一点，以现在2：1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至少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与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中国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时候中国需要多一些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给分

峰会将进一步探讨区块链在与其它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之后，如何通过打造可信数字底座，保护数据隐私，挖掘数据价值，赋能和加速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峰会开始前，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团队围绕“区块链如何赋能数字化转型”这一问题，撰写系列行业研究报告，深度解读在新基建和数字化迁徙背景下，区块链如何与其它技术融合发展，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应有的作用。

本文作者：王普玉 校对：邹传伟

根据北京国信数字化转型技术研究院（国信院）与中关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盟（中信联）给出的定义，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 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不断深化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打造提升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能力，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传递并获取新价值，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围绕数字化转型，本文将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从企业层面，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第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数字化转型中有什么作用？第三、分布式认知工业互联网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能提供什么？

一

数字化转型发展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依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以及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来维持市场竞争力，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人力成本上涨，以及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及疫情影响导致的市场发展受阻，让企业原有竞争优势正在消失，处于价值链最底层的工业企业更是雪上加霜。该如何走出困境？目前主要从两方面破冰，第一种是降低运营成本继续保持价格优势；第二种是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扩大市场销售来提升利润。

在讨论运营成本前，我们引入两组概念，第一组是供应链模式：供给推动式和需求拉动式；第二组是四大利润源。

1、供应链模式

供给推动式是指企业根据市场预测数据进行产品设计、生产及销售；

而需求拉动式是指企业根据市场订单，按需进行快速响应，通过高效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来满足产品生产及供应。

2、四大利润源

市场永远在追求着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质量。在价格控制方面，如表1所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控制原材料成本、扩大规模效应获取利润。当第一利润源触及上限时，开始了第二利润源，通过精益管理提升企业内工作效率及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来降低用工成本。在新的利润源再次进入上限时，人们发现物流成本占据企业总运营成本的30%，因此，降低物流成本成为第三利润源。

表1 四大利润源对比

前三个利润源均是围绕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来增加收益，但当企业内部运营成本节省达到上限时，人们注意到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的运营管理问题。一个具备完整功能的产品进入市场前，需要供应链上多个公司的共同配合，其中任何一家企业的高运营成本都会导致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会使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竞争力。于是围绕着供应链信息集成及信息共享开始了新一轮的降成本浪潮，被称为第四利润源。

如表1所示，从第一到第四利润源，每一阶段都有各种系统在信息处理、存储和管理中的支撑，例如生产执行管理系统MES，企业资源管理ERP，仓储管理系统WMS，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等等。

在经历了四个利润源后，未来新的利润源又在哪里？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都在尝试寻找答案，例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郝皓教授在2015年提出将逆向物流作为第五利润源，通过逆向物流实现产品再销售、再利用、再循环和再制造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有企业认为以需求拉动式为导向的个性化定制将成为第五利润源。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都不准确，本文认为，真正的第五利润源已经在路上，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过去十几年，技术的快速发展衍生出大量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新零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但上游工业领域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运作模式，无论是逆向物流发展带动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还是C2M定制化商业模式，都需要依赖于各环节的快速响应，对企业数字化管理要求高。因此，无论是企业对新利润源挖掘的需要，还是市场端的需求，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不同于前四个利润源的相互独立，第五利润源是应用新技术重新赋予第一、二、三、四利润源全新的生命，同时由数据驱动的创新商业模式将大量出现。因此，第五利润源不仅能够降低运营成本，也能够提高主动盈利能力。

二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

1、工业互联网平台之第一利润源

IT与OT的融合，实现人、机、物、料、法、环的数据实时采集及传输，能够做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再应用AI、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自动化智能巡检、智能质检、智能故障预测、智能参数调优、智能耗能优化、智能设备运维、智能盘点等，能提高生产作业效率、降低成本，从单机智能升级为系统智能。

2、工业互联网平台之第二利润源

传统制造业的管理一直围绕着人，产品从0到1的过程，依靠人力难以实现或实现效率低的工作，可以使用机械设备替代，而经过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影响，出现了大量节省人力的机械设备和操作系统（MRP、MRPII、MES等），让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成本降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有滞后数据可以作为参考，但其本质依然围绕人的经验和人的现场操作。而工业互联网能够赋予第二利润源全新的角色，从运营管理中解放人的执行任务，例如质检、故障排查等工作通过AI和大数据分析实现运营智能化管理。在执行人员减少后，企业需要更多创新者，让企业创新发展迭代速度更快。其次，随着人的经验积累转换为知识图谱，将经验和知识域可视化，指导人工智能算法迭代和决策制定。

3、工业互联网之第三利润源

在工业物联网领域，物流发展走在比较靠前，经历了人工物流、机械物流、自动化物流到现在智能物流，物流的管理效率和成本得到了极大改善。例如运输管理，从早期货物运输监控数据需要依赖于运输工具挂靠点的数据回传及汇总，到现在能够通过GPS、RFID、各类传感器，实时掌握运输途中货物的温湿度、地理位置和件数等信息，能够根据运输目的地和实时交通拥堵情况对运输线路规划等。受技术、资本等各方面影响，目前智能物流主要在第三方物流企业和电商企业发展迅速，而工业企业物流发展较为缓慢，大多仍处于机械物流和自动化物流阶段。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帮助工业企业实现快速升级转型，降低系统开发技术难度和成本，IaaS、PaaS、SaaS等平台能够减少系统从0到1开发时间，实现快速低成本数字化转型升级。

4、工业互联网之第四利润源

供应链集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合作、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库存牛鞭效应[1]，但无论企业内部供应链还是 社会 供应链，遗留了一个对多方协作卡脖子的问题，即数据孤岛问题。前面我们介绍第一到第四利润源，提到了MRP、MRPII、ERP、SAP、MES、SCM等系统，每个系统如同孤立的数据烟囱，对协作效率有着极大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现有EDI数据孤岛打通方案成本高，中小企业难以负担；第二、涉及供需多方协作时，彼此缺乏信任，不愿将企业内部数据共享给外部。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多种数据采集及处理解决方案，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无阻碍流转。在数据使用中，通过隐私计算保证数据安全，同时合理授权，让数据可用不可见，解决数据共享的后顾之忧。

5、工业互联网平台之第五利润源

在数字化10阶段，属于人适应系统；而进入数字化20阶段，适应公司现有作业模式的定制化软件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1：数字化转型10和20阶段的对比

因此，从技术角度，平台如何让企业快速及高效地完成定制化软件的开发，这将对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市场现有产品看，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能够让工业企业方便地利用平台提供商现成的低代码、甚至零代码工具完成系统开发，实现“人人都能做开发者”，即解决“技术人员不懂业务，业务人员不懂技术，开发的系统不好用”问题。未来低代码（或零代码）开发工具如同word、excel等办公软件，平台把各类接口做成图形界面，让不懂代码开发的人，通过图标拖拉的方式，开发自己需要的软件来减少低效率的重复工作。员工从原来被动执行者变为创新者，参与进从上到下的数字化改革中，用工具真正方便业务人员工作。

三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认知工业互联网

社会 经济分为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中心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使用数字化技术替代信息化技术解决的是生产领域问题，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认知工业互联网，解决的是流通领域的数据信任问题，但流通领域数据又会影响到生产领域的产品研发、产品质量管理等。

1、降低信任成本

商业模式正在从单边（规模效应）走向双边（网络效应），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走向多边平台（生态效应）。中心化方式似乎也能够解决信任问题，但中心化模式下的信任主要依靠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背书，这种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例如，国际贸易买卖双方不信任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背书使用信用证服务解决付款问题；为满足银行要求，双方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明来满足信用证条款，效率非常低下且成本高昂。但如果使用区块链技术，将真实数据从源头上链，保证数据安全、可信以及不可篡改。交易前，买卖双方拥有彼此过往真实的交易记录，以及产品的生产信息，这些信息是否会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撮合成本？在交易过程中，通过智能合约的应用，一旦达成某个约定即可自动完成付款，这将会极大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尤其进入多边平台，如果仍然使用中心化的信用证明体系，将无法构筑生态建设的护城河——信任。

2、重新定义协作关系

供应链多方合作，中心化的共识机制和治理方案更多体现在合同层面，但无法将彼此的利益真正绑定，较难促进生态的良性发展。但在去中心化解决方案中，参与方将资产以token或积分形式置于链上，从技术上实现多方利益绑定，一旦任何一方做出有损生态建设的行为，将会影响token或积分价值，这会影响联盟链上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在分布式认知工业互联网平台中，联盟中每个参与者都会积极维护生态利益，因为这也等同于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3、可信数据流转

在产品研发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中，流通数据需要工业企业从下游多个合作商处获取。而传统技术下难以保证数据真实性和安全性，在分布认知工业互联网中，隐私计算能够做到多方数据可用不可见，保证数据安全及合规。此外，根据数据贡献量给与合作商token或积分奖励，鼓励多方数据共享及流转。未来数据交易市场可能会出现更多合规的形式，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信托、数据银行等模式。

4、保证数据安全

传统模式下，工业企业依靠于物理隔离实现厂内数据与外界的隔离，但在OT与IT融合下物理隔离屏障被打破，如何保证数据出本地后的安全则需要依靠多方共同努力。在设备通信中，需要做好设备身份认证管理，防止数据被攻击，而分布式认知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设备公私钥实现匿名管理，有效降低攻击风险。在数据存储中，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即使单点攻击也无法让攻击者获取完整数据。

5、赋能商业模式创新

可信数据将开启全新的商业模式创新时代，每个组织的商业角色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下（供给推动模式），信息是非常碎片化的，供应链上不同参与者都拥有一部分产品相关的碎片数据，用这些不完整的数据去做产品升级、客户服务，难以达到最佳目的。但技术发展的今天，市场开始根据消费习惯、消费特征等因素挖掘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制造方式也从M2C进入C2M时代，这些都需要有更多完整、可信、合规的数据，例如，电动 汽车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1000km续航的电池，通过区块链技术，用户授权驾驶数据给电动 汽车 公司，为其配置最合适、性价比最优的电池。再比如， 汽车 保险不再以车辆价值、出险次数等作为保险费用收取的单一指标，未来可能会基于可信里程数据进行保险费用收取。除商业模式的变化，每个组织的商业角色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电动 汽车 生产厂商，角色也将从生产商转变为服务商，以蔚来 汽车 为例的车电分离模式，以租代售模式，让 汽车 生产厂商的业务延展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中，这些模式创新仅仅是数字化时代的开始。

鄢建人是一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他于1985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到1999年期间在美国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Ohio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于1999年回国后进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所长助理、所长，2013-2014年时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推广中心主任。2014年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鄢建人致力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曾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物理学会朱李月华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等。他还是多个科研机构和科学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除了在学术领域的成就，鄢建人也深度参与了科普教育和社会服务。他曾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推广中心任职，致力于推广科学知识和挖掘青少年的科学潜能。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为国家社会发展和农业科技的创新做出了贡献。总之，鄢建人是一名全面发展并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科学家。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和影响力，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