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是什么？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屈原是谁？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是几千年来对他爱国主义情怀的肯定，这是几十代炎黄子孙对他爱国主义精神的崇敬，当然是“爱国”，难道还能因为几个人说是“愚忠”，就能改变得了的吗？！第一，屈原的对楚国的忠爱情怀，连楚国的对手秦国都是认可的！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秦国非常害怕和痛恨屈原，秦国深知不把屈原扳倒，要消灭楚国是很难的，秦国人收买了楚王身边的奸臣，玩计谋耍阴谋，使屈原失宠，结果是楚国被秦国打得惨不忍睹！后来，秦始皇灭了六国，也包括灭了楚国，按一般人的理解，秦国肯定不会允许人民纪念屈原，但是真正的强者是尊重强的对手的！秦始皇统一后的中国，依然在允许民众纪念屈原！因为这已经不是在纪念他个人，而是在崇敬一种名叫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屈原用投江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已经得到中华儿女几千年的崇敬！

不管是哪个朝代，大家都会选择农历五月初五这天纪念屈原，弘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个传统的节日，不管天南地北，也不管男女老幼，都会纪念屈原的精神！

这是中华民族对爱国主义的渴望，更是对爱国主义的崇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为了纪念一个人像屈原这样而专门安排一个端午节法定节日吧！

第三，屈原这种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不只是中国人崇敬屈原的爱国主义，全世界都是崇敬屈原这种爱国主义的！

这个世界虽然很大，但是又有哪个地方不需要爱国主义呢，又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崇敬爱国主义呢！？

一、屈原你高声吟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举，让我十分感动。

二、屈原，你爱国之情洋溢字里行间，那道唯美的心墙，寄托着你高雅的灵魂。

三、屈原，我们会永远热爱祖国。永远继承屈原的遗志，将你的爱国精神永远记在我们心中，发扬光大。

四、汩罗江水流倘不息，屈原，你的正义之气也能够在天地之间永存！

五、楚王的昏庸最终葬送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屈原你，成了亡国之臣，抱着对政治理想的坚持走向死亡，我们会学习你的这种爱国精神。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分类：

屈原，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名字。还有《离骚》，一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著作。汨罗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里成了屈原最后的归宿，但汨罗没有吞噬屈原的《离骚》，以及通过《离骚》所传达出来的屈原人格和艺术精神等等许多东西，这也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同价值之所在。

《离骚》是屈原所有著作中最突出的一本，一直是作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着、被传送着，但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离骚》享此地位，而不是《天问》或者《九章》？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离骚》的内容，其关于屈原一切人格、精神等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阐释，这丰富与全面的特征是其他几部著作所不可及的。

谈到屈原的人格，谈他的艺术精神，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称个性）在心理学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等在内的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的心理特征。这是心理学上的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人格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用人格来指称道德品质，比如说“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这些都是人格在现代社会被人加以的定义，那么在屈原那个时代，虽然心理学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地位，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但关于心理描述的词语是一直就有的，因此我们这里说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可以参照现代心理学对人格的理解的。从屈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难以统一的，因此其社会生活中的人格是说不通的。但是，心理学毕竟只是个参照，而道德品质的解读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我们这里谈屈原的人格，主要还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当然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也应该是包括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关于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艺术精神。艺术是形式的，但不是空壳子似的那样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形式里蕴含了意义，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是抽象的，那么艺术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来填充。它来自人的心灵，人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有心灵，就因为人类的心灵能创造出形式，创造形式就是“人的心灵为自然立法”。那么艺术精神，也就来源于人们对待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了。中国人倾向于实用，因此在中国圣人看来：“艺术”则是一种治术。但艺术精神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对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只是这个艺术形式的内容构成有所差异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了。

按照心理学和道德的理解，我们对人格的理解应该从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这么几个基本方面开始。

谈到屈原，我们首先看到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主义伟大诗人”，确实，屈原是爱国的。在《离骚》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美政，这是与腐朽的贵族统治观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将《离骚》说成是屈原发泄不满，发泄满腹牢骚的一个媒介。其实，这些愤怒或者是抱怨之词，都不过是不足挂齿之词，真正的含义，应该像鲁迅对于旧社会中国民众的评价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而遗憾和抱怨是绝对不同的两种态度和看法，屈原的爱国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什么抱有怨恨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屡次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而最后将自己馈赠给汨罗江。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这一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动摇的。

我们对于屈原的评价不仅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政治家。的确，屈原最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绝对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的：认识到楚国既有争雄天下的潜力、又存在被秦国吞灭的危险。这样的远见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预见到的，我们之所以肯定说那些小人没有预见到，是因为如果他们预见到，肯定也会直承谏言的，在屈原预见到这一历史性的结局时，局势还是光明的，并非后来不可逆转情况下那些小人选择卖国。而我们称之为小人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一定卖国，谁都不天生是个卖国贼，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度，以及尸位素餐的行为。然而，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一定就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为什么纪晓岚可以在有和绅这样的大贪官而且拥有一派人脉的奸佞里长存，而且发挥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一个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应该是远见卓识与手段兼备的人，或许这样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原则性，但无疑，历史证明，没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长久，不能长久就意味着他政治抱负的不完全实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横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时，既压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或许这远见卓识实施的比较慢，但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亦可“积跬步至千里”。这是中庸的方法，但绝对是权衡利弊下最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屈原的人生结束于汨罗一定意义上也就说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明确自己的目标，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做一棵“香草”，放弃一切也不会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所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九死其犹未变兮”。这种高洁的品质是难求的，这种坚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纵观屈原的《离骚》，对于屈原的性格，还有个不是特别深刻的感觉，那就是自恋，贯穿前后的无数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时代已经消逝很多年，我们也无法亲历去考证。但是香草的美誉传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一再的将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恋的嫌疑呢？不过是也不要紧，人无完人，这样的小缺陷，怎么也抹杀不了屈子几千年来在中华儿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关于屈原的艺术精神，我们先看看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我们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知道，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样是纷纷扰扰，太平盛世是难以企及的。那么，庄子为什么在理想的生存环境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依旧快乐的生存呢？那时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指我们周围的涉及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心理环境。类似于在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下，我们选择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但又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无欲无求，是一种得道的境界。屈原没有向庄子那样选择乱世中快乐的生存，是因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们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却正是这个“欲求”，屈原丧生于汨罗，而庄子逍遥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庄子那样无欲无求而带来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说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为它确实太难实现了。除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成“庄子”，否则，这个社会就永远会被“理想”修饰。而且，进一步说，我们都是社会人，我们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罢，都牵扯着社会，因此，如果让我在屈原的艺术精神和庄子的艺术精神中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屈原的艺术精神：一种为了公共的社会事业而奋斗的欲求，并且甘愿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对于屈原的评价，有完美论者，贬低论者以及异化论者，总之是五花八门，都有所欠缺，正确的应该是折中论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却也的确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读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 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 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怀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无能, 不能体察他的忠诚, 反而听信谗言, 任用佞臣, 不仅对屈原的治国方案不予采纳，反而将他疏远、流放。屈原遭到君王的疏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执著和独立不迁的个性，势必使得屈原不甘于被疏、被逐，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政治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诗人心灵的抗争不会停止。

　　《离骚》诗人虚拟了女须对他的劝告，“鲧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鲧的悻直主要是不听帝命，窃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杀死于羽郊。鲧的行为与悲壮结局，颇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间的光明窃取火种的壮举，而鲧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物。女须在这里举鲧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对于屈原来说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因为他们都是正义的代表。但他不顾女须的劝告，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价值得到确正，故远征阮湘，陈辞重华。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然而天上地下一样的浑浊，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坚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到寻求希望。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但是诗人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在诗人的追求过程中毫无《诗经》中如《周南关雎》、《秦风兼葭》、等一些爱情诗所表现的虽有追求的痛苦、艰难却仍然流露出丝丝希望。诗人三次“求女”，要么因“信美而无礼”，要么因“理弱而媒拙”，诗人的愿望无法实现。世无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这种失望与希望的情感冲突、失败与追求轮番交替，最为本质地凸显出诗人的精神追求的艰难， 上叩帝阍与三次求女的失败，象征着诗人于楚国寻求实现理想、确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败，而屈原执著不迁的个性和他对楚国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势必使诗人继续追求下去，尚有一丝希望可以使诗人的理想得到实现。诗人以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过与灵氛、巫咸的对话，继续显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蕴涵的精神追求。灵氛、巫咸劝他去国求君，如果说去国求女诗人尚可勉之，那么，去国求君则要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精神抉择了。所以诗人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诗人“犹豫而狐疑”的与其说是对去国求君的吉凶的怀疑，不如说是去国求君触及到了诗人最为本质的精神基点――对楚国真挚而有深沉的爱，诗人将自我所投住的社会是诗人自我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楚国，而诗人远逝自疏求君，无疑说是变了相的改变了诗人的精神追求。所以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不肯离开楚国一步。始终以祖国的兴旺、人民的疾苦为念，屈原在放逐中叹息道：“哀吾生之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愿离开楚国的怀抱，他时时依恋着故土，频频回首，殷切的怀念故都，“黄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淮兮，蜷局顾而不行。”他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屈原在寻求理想的途径上，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始终把改革楚政，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心系怀王”“冀兴君之一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而且，他始终坚持“独立不迁”，坚持他的那一种人格完善意识。这一种蕴积强大人格力量的执着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沙场上，有时就变味成了“执迷不悟”。因为执着，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纵横家们那样“朝秦暮楚”，择国而仕，不能象庄子那样游悠物外，不论是非，他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从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钉子”；更不能象他的后人如陶渊明，顿悟入菊园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气，从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苏轼，有佛老之心，贬杭州就修苏堤，到岭南就品荔枝。他不是试着消解忧愤，而是永远用高涨的激情去面对溷浊的现实，从而把忧愤推向了极致。因为执着，他崇圣，认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爱国，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要振兴他的国家；他恋君，把希望都错搭在了昏庸无能的楚王这辆破车上。因为执着，他认为，修美治善定能改变现实，且始终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姿态苦苦奋斗，他纯真至美的眼眸让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怀疑，于是，他不停地批判，攻击来时，他又死不肯改悔。他不能见容于那个特定的黑暗社会，而且，因为自身认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心灵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诃德”，他遭受着“世溷浊而莫余知”。《涉江》）的苦闷，也品尝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孤寂。到头来，正象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那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终宣告了他的悲剧结局，自投汨罗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是一个的诗人、政治家、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首诗，诗歌几乎全以问句组成，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地理的结构到人事历史的兴亡的命运，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历史陈说，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执著的求索精神。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问》所为作也。”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的愤闷。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于弄清答案。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另一方面看，《天问》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采纳，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无人理解。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将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可是，这些人才大多蜕化变质了。诗人感到苦闷和无奈，所以他要仰天发问，希望“天”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天”并不通人情，没有应答，“天”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情结的体现（天、地、君、亲、师），天毋庸问，儒家的“天”既聋又哑，问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却非要问天？问天不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发生危机？不就意味着对天命论和历史王道的怀疑？“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天问》）上天既授命于夏，为什么伊尹能够助汤将桀流放？“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天问》）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为什么又遭灭亡？但怀疑并不代表放弃和改变，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没有放弃君子人格，也没有忘记先圣先贤耳提面命式的遗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他把希望仍寄托于“天”，寄托于国君，尽管时政日下， 国君只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举贤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实现。屈原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坚持其理想和节操，是因为他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自豪，称之为“内美”，同时又重视对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强修养而抵御世风世俗，称之为“外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就在其“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所以《天问》这首时不仅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就如一条小飞蛾，他永远有对光明的追求之愿，就是在受到排挤，被放逐之后，依然无怨无悔，忧国忧民。以屈原的智慧，应该对当时的形势判断的很清楚，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达到其顶点，而楚国国势衰弱，老态龙钟，实际上已经成了秦国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国的统一趋势，实在很难，况且还要与国内的妥协投降派相斗。众人皆浊，而唯其独清，终究被一群污浊小人打败。其实后人多所赞扬的是屈原身处逆境而不改变志向的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这一点正如小飞蛾对光明的追求，后人有很多人受其影响，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屈原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有人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个人生，那么我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段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无数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动了华夏文明史，也凸显出不屈的民族精神。辛弃疾挥剑折胡虏，陆游心老在天山，林则徐虎门销烟 无数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诗句作为书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从此来鼓舞自己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当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经过深沉的思考。路很长，有时地上还没有路，鲁迅先生做的便是开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荆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样，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夕，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达的这种“求索”精神表现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国家兴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后辈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它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这种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会绵绵不绝，延绵不绝地传下去。

屈原，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即后来的湖北秭归，他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爱国诗人。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

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楚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楚怀王疏远了屈原。

公元前304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当年农历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离骚》是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国诗篇。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篇。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

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叙身世、经历、品质、理想，以及自身的不幸遭遇。他认为自己是黄帝家族的苗裔，而且品质非凡，理想高远；然而看到楚国现实政治黑暗之后又深为忧虑。

第二部分运用充分的想象继续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与失望。

第三部分写他在天门不开、陈志无路、求女不成、知己难遇的情况下，曾经产生出去国远逝的幻想。

《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诗。这首才气纵横，感情起伏的长诗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救国无门的痛苦与忧伤。

长诗表现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表现出深厚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爱国者形象。

它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的特征是运用幻想的方法去表现精神与激情。它是现实在理想中的变形与升华，可以产生强烈的感染效果。

《离骚》结构宏伟，长于抒情，成为后世抒情诗的楷模。《离骚》在诗句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吸收了散文的铺陈形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容量，又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总之，在《离骚》中，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