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蛙》的主题是什么？

你好，莫言小说《蛙》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懦弱。

莫言说“蛙”其实是一个图腾，是作为繁衍的象征。小说中，“蛙”和“娃”有着许多关联。

《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节金熊奖。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2013年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7年11月，莫言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凭借作品《天下太平》，获“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的短篇小说奖。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乡村春事，乡村题材的都市情感小说，作者农村闲汉。男人是头牛，女人是块地，权欲就是催化剂。千顷肥沃田地一张犁，小村春事风月无边！且看吊儿郎当龙小宝如何翻云覆雨，情感乱缠，演绎极品权欲人生。

乡情如画

读李建学短篇小说《两姊妹》

（杨凌作家杨柳岸，原名杨晖，被称为“陕西文学守望者”，有《守望家园》等评论集出版。）

如果要用很简短的话，来概括李建学的短篇小说《两姊妹》（原载于《飞天》2015年二期）的故事情节，只能说——小说写了姐妹俩作为“留守妇女”一年里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并且，这两个姐妹共享一个情人。再简单地说，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感情。

“留守妇女”一词所指的，是近些年中国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人群，如这篇小说中所写的：“男人们一窝蜂进城挣钱去了，果园和庄稼就顺顺儿的压在女人身上。”妇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随丈夫一同出去打工，只好留在农村家里。如此女人和丈夫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一年中往往只有一次短短地相聚时光，这就是春节时全中国特有的打工者回家过年。这篇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域，应该是陕西甘肃两省、渭河上游、陇海铁路沿线一带的农村，如小说中姐姐金菊感叹的：“你没看电视上的，好多村庄都空了。我们这算是河道里，靠在铁路边，多少还有点人气儿”。再加之作者李建学的故乡在那里，按常理，他们农裔城籍作家写农村故事，往往都会以自己熟悉的家乡为背景，那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之一种。

这姊妹俩，金菊和银菊，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都是有儿有女，在子女生育上她们已无遗憾。她们各自的家在相邻不远的两个村子，相互走动很容易。由于她们和娘家弟媳都难相处，所以相互走动就更勤些，“几天不见，免不了惦记”，“平时，都是姐妹之间来来往往，相帮着过日子。看见的人都会羡慕地说，看人家姊妹亲热的。”金菊成熟稳重些，而银菊由于以前也在大城市打工多年，见多识广，心眼活些。所以姐妹俩也算在性格上有些互补。 她们的丈夫都在千里万里之外不同的城市打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要操心照顾，而田地里的农活，更是让她们成了最主要劳力，经常是在农忙时需要相互帮忙，忙完你家忙我家。农村，靠庄稼吃饭，田地里的活儿是头等大事，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农活。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主要写了姐妹俩一年之中在农活上的辛劳。这决定了这篇小说没有太明显的惯常所见的故事情节，所以这篇小说并没有以情节的发展为线索，而是以自然时间为顺序，平淡的故事情节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缓缓推动。所以各种农作物、那些果树庄稼也成了小说叙事的主角，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具。劳动的程序和劳动本身，似乎也成了小说要表达的对象。小说在一些自然段或章节前，错落有着这样一些表示季节变幻时间流动、农作物和相对应节令的描写语句——“三月间，给果树疏花的时候，福生来帮的忙。”“两亩苹果，要套六七万个袋子，一个人每天最多套两千多，忙得人连饭都吃不到嘴里。”——这应该是六月的事。“花椒红了，河道里到处弥漫着麻麻的香气。”——这应该是七月的事。“往城里送新玉米的时候，银菊把掰下来的嫩棒子跟福生家的装在一车，让他一个人拉着去卖。”——这应该是七、八月份的事。“暑假过后，镇上的中学才开学，金菊的儿子闯了祸。”——这事虽不是农事，却也是小说故事的一个线索，这一小事的解决也为金菊与福生的接近埋下伏笔。“秋天来了，渭河二岸瓜果飘香。”——简单一句，如诗如画，透露着一年丰收的喜悦。“七月十五，河道里的村庄大多都要杀羊，敬神，过会。”——这里的七月十五，是指的农历，民间有过中元节一习俗。“二十四个秋老虎，也就是中午有点老虎的样子。”——这是写时间节气，不过联系下文写金菊与福生的性事，民间有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说，读者要如此相关联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腊月二十一，妹夫回来了。”——小说临近尾声，姐妹俩各自的丈夫回家过年，他们俩在旅途中时，也是“春运”众多旅客中之一二。小说结尾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好日子总是很短暂。元宵节还没有过，山西那边就来了电话，催丈夫动身。”“正月一出来，一切都回到原来的路上了。” “二月二，炒豆豆。”“三月三，苦菜芽芽打搅团。”“一阵阵春分暖暖地轻抚过来，渭河二岸的桃花、杏花、梨花、苹果花、李子花次第开放。” “天热起来，单薄的衣裳穿上身，姐姐和妹妹都察觉了对方悄悄露出的几分风骚。”

如此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淡淡的故事情节，是和一年四季节令农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小说中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泥土气息，似乎可闻到淡淡的瓜果的甜味。情节发展中透着劳动的汗水之味，也有着丰收的喜悦之气。小说作者似乎对农事很熟悉，对农村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比如写“两亩苹果，要套六七万个袋子”这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不懂农村生活，就很难写出。小说写姐妹俩的对话时，同时写到她们是在家里院子里打油菜籽，使用的农具是“顺手操起连枷”和“摸起一把木叉”。而在花椒红了采摘花椒这个农活时，金菊的公公怕刚会走路的孙子如果也跟着金菊去山上采摘花椒，担心“让花椒把娃娃的眼睛蛰了”。这一点小细节，非外行所能写得出。并且如此小细节贯穿全篇，可以说字里行间透着清新的乡村田园之气，并没有大段的风景描写，却从这些小细节中让人眼前油然浮现出相应的画面。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一幅乡村风情画。从一对姐妹的日常生活中，描写了乡村田园风光，小说有田园诗的品质，轻快，透露着一种淡淡的喜悦之气。但小说并没有回避与掩饰当下农村生活中许多现实情况，如农村留守妇女田间劳动负担过重，付出的劳动与经济收入并不平等，农村劳力缺乏是普遍现象，农村个别老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赡养，等等。而特别尖锐的是，小说写出了一个很现实，也很似乎让一些人难以启齿的问题，这也是这篇小说一个主要情节，那就是，留守妇女她们的感情生活，她们的生理需要如何解决？

小说中，当金菊在妹妹家帮忙干农活时，见有个男人和妹妹关系比较暧昧，一次姐妹二人说知心话，妹妹银菊向姐姐说了她和情人福生好上的经过。福生因为妻子瘫痪而长期不能过夫妻生活主，导致他和银菊好上后却“不行了”，可能是心理因素的缘故，他自杀的心思都有了，但银菊不嫌弃他的性无能，给他爱心，经过半年多时间和银菊亲密接触，他的“病”好了，又成为一个男人了。得知了妹妹的秘密，姐姐先是难以接受，她替妹妹担心，担心她的名声，担心她的婚姻家庭。而妹妹银菊因为早早地就到大城市打工多年，所以见识广，思想开放，她不以为然，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要把她的情人“匀给”姐姐，缓解一下姐姐守活寡的痛苦。而相对传统一点的姐姐金菊自然开始是难以接受的。而金菊的性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金菊“她也有把蔫茄子当男人使的羞耻，说不出口。”“这些年不是没有人打她的注意。先是吃饱了没事干的村干部，动不动就往她跟前凑，村主任在果园里还想硬上，满嘴的烟臭都喷到她脸上了，终是让她给骂散火了。金菊这一房在庄里家口多，势大，公公婆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人，也就没人太明目张胆。偶尔夜里有来摸门子的，公公灵性得很，咳嗽一声足以下破色胆。当然，主要是她本人不愿意。一方面是担心名声，担心贪恋一时的放纵给家庭带来的灾祸。另一方面，也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些年，庄里能拿得出手的男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吃父母耍钱的懒汉二流子，这些人躲都躲不及，哪里还敢纠缠。”这里的“也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也透露出她微妙的内心：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她，长年没有男人，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其痛苦只能是个人难以启齿的秘密。如妹妹猜想的，说不定姐夫也在外有人了呢？当然这话是妹妹也是怂恿姐姐不要太折磨自己，在对待自己身体需要求方面，放开一点。但也不能排除姐夫在外边就真的没有什么。妹妹在向姐姐坦白了自己的情事后，深有感触地说：“姐啊，我真操心男人在外面困久了，落下病根子。男人啥难事都能顶，那事不行了，精神就顶不住了，就会想到死。有一天他们真要跟别的女人有点那啥，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人活几十年，好日子才几天啊？姐你可记牢了，这是我多年想明白的道理，城里的大教授未必想得出来”。这是银菊从她自身经验得出来的，她说这话，也有一种自豪感：她给了福生性爱，是她挽救了一个男人。她的话朴素，却也达观，性自由，自然，不必太刻意，朴素的人道主义。她之所以把她的情人要“匀给”姐姐，也正是这种达观思想作基础的，她也并没有把福生看作是自己的固定情人，性治疗，性慰藉，娱乐，精神生活，她把自己的性爱快乐要与姐姐分享，“人活几十年，好日子才几天啊？”性快乐，是天伦之乐，要及时行乐。妹妹这话之所以说得好，表达了要及时行乐的思想态度，却并没有滑向绝纵欲，是她话说得有分寸感，是替别人着想，是假设姐夫偶有出轨行为，让姐姐宽容对待。她虽然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但她说出了一个很深的伦理思想：爱情和婚姻是两个概念，性的自然需求和家庭社会伦理也是两个概念，既然是两个概念，如果不能完美统一时，不可强求，顺其自然为好。

金菊经过了思想上的斗争，还是接受了妹妹的“好意”，在妹妹的安排下，经过了一点好事多磨的曲折，金菊终于享受到了久违的男人的爱抚，“这回福生没有客气，卯足了劲给金菊下了一场透雨，干裂的土地欢欣鼓舞的承受了。金菊软软地躺在福生身边回味的时候，清楚的想起来，从正月初九丈夫出门前那一回到现在，已经是八月二十六，她才正儿八经的做了一回女人。”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在写完那段精彩的性爱描写后，有一句画龙点睛之笔：“一个女人诞生了！”对于这篇小说《两姊妹》中金菊和福生的性爱结束后，也可以说：“一个女人复活了！”小说结尾处，姐妹二人，在各自丈夫不在身边时共事一夫，她们相互之间多少会产生一点醋意，这也在人之常情范围内，人有享受自己性快乐的权利，但也不是完全放纵欲望。性，在生活中很重要，但也并非是唯一，生活，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乡间有一俗语：“关起门来过日子”，就是说家庭的私生活的私密性给予充分考虑，在人性高度上给予关注。生活中就是因为有秘密，生活才是有内涵的，丰富的。写人性，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主题。许多文学作品之大胆地所以揭示那些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从人性的高度上保护那些秘密，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人性化，更为人道主义。小说的基调是明快的，清新的，是散发着泥土香味，小说中人们相互帮助关心，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小说中银菊也时常去照顾福生瘫痪的妻子，帮助其擦身子；福生也是善良的勤劳的，他没有抛弃自己患病的妻子，即使不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他后来有两个女人主动投怀送抱，你情我愿，艳福不浅，那也是他好人有好报的结果。如果有人要说，男人福生是这姐妹俩共同的性伴侣，有性需求时招之既来，没有感情的性关系是不道德的。这应该是过时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事实上，也不能说姐妹俩各自和福生就没有感情，只是他们各自的感情是复杂的，难以用既定的称谓来说，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的。

性，是生命的火焰。如山上的花要开放，如田野里的庄稼要生长，如田园的生活要样如诗如画。这篇流淌着田园诗般情感的小说，也如沈从文那篇同样有着田园诗般的小说《边城》一样，也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有一点姐妹俩谁也说不好，这样的日子，哪一天会是个头？会是个啥样子的头？两个人都不敢想，也不愿想。忙了，也顾不上仔细想。先这么过吧。”——顺其自然。

2015/3/15

游荡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灵魂——张爱民小说《丽娜》所感

如果一定要给这部温馨的小说一个归类，它大概可被称为“乡土小说”，但这只是它的一面，也就是说“乡土小说”所具有的含义不能完全涵盖这部小说的多向度哲学意蕴，显然张爱民试图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乡愁的诗意世界，他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村庄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在反思主体对平庸自我的逃离意义。

从《丽娜》的第一卷来看，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村女性，不甘心生活在农村，她向往着城市，但她无法摆脱亲情的缠绕，她无法抛弃爱她的亲人。所以在进城三年之后她又回到了乡村。而回来以后她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充满着矛盾，她不甘心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下去，并试图再次出走。除了丽娜的归来——出走这条线索，还有一条与之并驾齐驱的线索——丈夫来贵对妻子的等待，以及丽娜对爱情的无奈放弃。

故事呈现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下语境下，在偏远的西北小村庄中，一个灵魂的苦苦挣扎。

在中国以往的小说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主体，他们通过逃离现有的生存语境而试图建构新的自我，如鲁迅《故乡》中的“我”，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但他们的逃离初衷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性，这种目的背后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或向革命道路而去，或向启蒙运动而去。张爱民小说中的丽娜，她的逃离却是迷茫的、孤独的，她清晰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和愚昧，她困惑的是逃离后的自我还有什么？虽然试图远离的平凡对自我的吞噬，却无法拒绝这片平凡土地上的温暖。

对乡村的情绪，丽娜是充满矛盾的。乡村中的亲人和乡村中的文化赋予了她生命，她热爱着乡村文化的生命力，那是一种质朴无华的感情（来自父辈的挽留），也是一种无法抛却的深情（丈夫来贵浓烈如酒的爱），更是一种血肉粘连的血缘关系（儿子门栓的依恋）。她的爱情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同李成仁之间的爱情关系）。可是，与此同时丽娜也深刻意识到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的浅薄和愚昧无知。她拒绝被这种落后的乡村文化同化，因而选择逃离，将城市当做一个方向和空间，试图靠近，因此，丽娜既依恋着乡村的温情又憎恨乡村的落后。她的矛盾左右着她一生的选择，也导致了她在文本中起始的回归和结尾再次出走。

张爱民的小说《丽娜》有着深厚的主题意蕴。首先，《丽娜》是一首乡村的牧歌。在中国，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作为现代工业文明覆盖下的边缘区域，它具有原始的劳动方式和质朴的人情社会关系。如果说，沈从文的《边城》呈现了乡村世界的人性和神性的和谐共存，那么《丽娜》则展示了人性和神性的张裂。在《边城》中纯洁的翠翠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乡村世界中，而《丽娜》中丽娜却对这个世界充满怀疑。怀疑它的平凡、庸常会限制自我，剥夺自我生命的多种可能，因此丽娜不同于翠翠的单纯守望，她选择了逃离，通过逃离来重构一个对乡村的他者有所超越的自我。悖论的是，她在这种背离中屡屡回首，因为乡村世界有她熟悉的、留恋的乡土气息。

张爱民的《丽娜》用充满温情和悲悯的心绪书写了大西北黄土高原人们的生活，“黄土高原”同莫言的“红高粱”世界一样呈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赋予他们一种神奇的存在。同那绵延起伏的大山对照的是人性的淳朴，这是一种正在逐渐失落的乡村文化品格：近乎原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下的一个神话性的遥远存在。回顾他建构的乡村世界，我们发现这一切同城市的高楼大厦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仿佛海市蜃楼一般屹立在遥远而广袤的大西北。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丽娜》中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劳作方式是一种古老的文明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它却揭示了城市同乡村之间文化、经济、教育等断裂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现状。面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持续拉开的巨大反差，游走在这个断裂带之间的中国社会个体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之痛？这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正是《丽娜》所竭力呈现的主题。丽娜们已经无法如从前那样心安理得继续生活在原有的土地上，因为经过城市的经历后，他们的视野开阔，她们受到了城市的现代性文明启蒙，他们已经不再认同父辈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然而，他们未必会彻底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城市也未必会真正接纳他们，给予他们在乡村才能获得的那种踏实安心的存在感。在选择离开乡村时，其实他们内心无法彻底割舍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不舍，最终，只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徘徊奔波。这与当下的中国大批的外乡打工者在城市获得经济资本，而后又回到乡村完成资本消费的现实不谋而合，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社会个体成为了大地上的异乡人，成了远离故土的漂浮者。张爱民的《丽娜》试图正视这一社会现实，并揭示出这种矛盾给个体造成的精神之痛，因此《丽娜》在反思揭示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被大多数当代作家回避或忽略的社会批判主题之一。

《丽娜》以一种牧歌式的抒情方式书写了乡村的生活，并未渲染笼罩在那种悲悯情绪下，日夜劳作的农人们不堪厚重的一面。面对现代性诸多变化，作者并未一味揭示现代性城市符号化的存在形式（二十一世纪的乡土小说中出现的现代性符号化的元素并未在张爱民小说中以量化的、密集的形式出现）他将城市的存在巧妙化为一种隐含性的精神存在（如在丽娜的心中城市意味着知识、先进、开放等等），他将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矛盾纳入了丽娜这个个体的形象中，让城市和乡村的文化、经济矛盾在丽娜的灵魂内发酵、爆发。

其次，《丽娜》是一个社会个体灵魂的挣扎。丽娜不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三年前的出走，三年后的回归，以及回归后的再次出走，内在的原因令人心痛，究其根本是现代城市和乡村文化断裂、经济落差给个体造成的深刻精神之痛、灵魂之痛。《丽娜》深切道出了出自乡村的个体面对城市和乡村断裂时灵魂的痛苦。

除此之外，丽娜试图逃离的还是一种平庸、凡俗、琐屑的真实生活，她不做家务，也不喜欢现实中人物的庸俗可笑，而在城市这一切就会完全消除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她向往的城市其实也意味着一种诗意的梦。逃离意味着对现实的躲避，而逃离后这种现实并未改变丝毫。所以，丽娜出走三年，回来以后，在家中度过一段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活以后依然选择了再度出走，而出走是再度逃避。她并未选择和丈夫来贵快刀斩乱麻地离婚，在纠结中准备就这样离开。这种不彻底的逃离暗示了丽娜对乡村世界的一切无法割舍的情愫。丽娜的性格应该是勇敢的、果断的，即使这样一个性格果断的人却在同来贵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犹疑，可见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之剧烈、深刻。

来贵和成仁是两个和丽娜有着密切关系的男性，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爱人。同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丽娜的精神产生了严重错位，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之间发生了背离。她爱的人是自己的同学成仁，而和她结婚生子的却是来贵。前者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后者是美好灵魂的代表。丽娜虽然爱着同仁却永远无法同他真正结合，因为双方均有家室，在乡村想要逾越这样的道德伦理，为了爱情勇敢结合，对于丽娜来说无疑是无法完成的。丈夫来贵对她有着炽热的感情，他对丽娜的爱是包容的、放纵的，他给了丽娜充分的自由，即使她离开自己三年不归，来贵还是在等待丽娜，期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复合，因此来贵有着崇高而令人敬畏的精神世界。丽娜不舍丈夫对自己热烈的爱，因此而无法彻底抛弃丈夫赤诚，她懂他却不爱他。而她爱的教师成仁却无法同她结合，对于丽娜来说，爱情的对象成了一个无法真正占有、完全获取的存在，而她所建立的爱情对象只能成为她精神痛苦的另一个源头。丽娜的出走成了寻找自我灵魂的超脱之路，她要通过出走使自己摆脱对于爱情无法获得的现实，通过出走使自己获得升华，不再沉迷于现实的痛苦。她要通过出走逃避面对生活，面对痛苦的自我，然而丽娜真的能成功吗？作者为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

再次，《丽娜》是中国黄土高原风俗人情的真实刻画。黄土高原的黄河文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未像其他江浙文化、老北京、大上海的地域文化那样得到重视和挖掘，根据贝克尔的《艺术界》，文化艺术的产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工业机械生产的结果。因此，黄土高原的黄河文化并未得到同样的重视，这根本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这种文化的封闭状态又反过来制约着其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呈现黄河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和渠道也十分有限，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也因此受限，对黄河文化的精神意蕴的理解停留在一定的概念化表层（比如，对地貌、窑洞文化、剪纸艺术的重视，对其背后的精神的轻视。）而《丽娜》通过对黄土高原上人们古老的农耕文明进行再度呈现，为人们重新认识黄河文化精神提供了窗口。

黄河文化在《丽娜》中主要表现在一种淳朴、厚重的人情关系，近乎原始的农耕文明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父辈对土地、动物、家族等的深厚情感。

原始农耕文明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造对象，但是因为其地理条件的艰苦和偏僻，使得这种改造过程显得尤为艰辛，也正因为其改造的不易使其逐渐落后于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

原始的农耕文明在这种逐渐拉大的经济和文化差距的语境中存在着，它不紧不慢进行着自己的步骤，在缓慢的进程中显露出黄土高原上黄河文化的厚重和不易动摇的文化特性。

《丽娜》中的父辈们仍然选择在土地上劳动，获取食物，获取生存的基础。他们同土地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一旦被剥离这种关系，他们会陷入无根的惶惑中。

王雨顺、王富财、李金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对于土地有着极深的依恋之情，对于土地给予他们的一切都带有一种膜拜的心理。他们对土地充满感激和热爱，这就是为什么在文本伊始，王雨顺的婆姨将一些摆放在厨屋的瓶瓶罐罐用心清洗，在儿媳妇出走三年即将回来的前夕，他们老两口极尽所能做的事情竟然是擦洗这些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瓶瓶罐罐”。

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频繁更换日常使用物品。相反，一个瓶瓶罐罐可能伴随几代人的生命，陪同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因此，这些“瓶瓶罐罐”实际上寄托着父辈农人的深切感情，它们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和归属感的所在。对有限的物质资源他们不仅珍惜而且久而久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感情是生活在城市快速消费节奏中的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对有限的物质资源的崇拜也是一种黄河文化的精神。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瓶瓶罐罐”的存在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是农人们的财富象征符号，是他们精神富足的一种表征，甚至被赋予一种神性。这些“瓶瓶罐罐”本身承载着古老的黄河文化精神，农人们赋予它们以神性并且对其进行自觉膜拜，产生无法割裂的爱。

以“瓶瓶罐罐”为代表的器物除了一种神性的存在，它本身也是一种黄河文化的质朴品格的象征。

综上，张爱民的小说通过对黄土高原上农人们的生活的描写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窥视西北风俗民情的窗口，揭示了现代城市的崛起过程中，处于农村和城市的断裂带上的社会个体痛苦撕裂的灵魂世界。张爱民以满怀悲悯的心理对自己所熟知的乡土进行书写，他对于乡土小说的探索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因此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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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人读着这本薄薄的诗集，仿佛扑面吹来浓重潮湿的气息，这气息是被哀牢山林间雾露沾濡浸润了的、滴沥着的，它同样犹如哀牢山间的雾露，带着忧郁、感伤、令人心底隐隐作痛的性质，同时，因为它出自一位血管中奔腾着滚烫血流的青春诗人之手，所以它又是躁动的，撩起我心灵深处的悸动与不安。    

一幅乡村生活的历史画卷——读王兴国长篇小说《黄河从咱身边过》

◎解怀福

经久不息的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流过咱身边，流过她腰际的长河湾，浸润并滋养着这片既荒疏又富饶的黄土地。

悠悠逝水，日月穿梭，时间的激流冲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农村体制改革和社会嬗变，蹚过村民的心灵，他们焦躁着、思谋着、盼望着、行动着，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复杂而丰富的活话剧。氤氲着烟火味的中国乡村历史，便由他们书写，哪怕是一个片段，一个章节。

我区农民作家王兴国，在宏大叙事和幽微洞悉的二维结构之间，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度”，于一个恰当的斜剖面上，将他熟悉而丰厚的乡村生活体验，将他钟情眷恋的父老乡亲们，灌注以创作主体深邃的思考和浓郁的情愫，并以此为原料，在淳厚温热的黄土地上，用他日趋成熟的艺术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乡村生活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是油画，基调是黄褐色的，主体是以吴阿旦为主的人物群像。这些形形 的人物，饱含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言语、行动、心灵、命运，以及较为复杂的关系和纷扰的底层日常生活，向读者转达了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气息。

赏读《黄河从咱身边过》，仿佛是咀嚼一碗白米干饭，甜软有味；品咂一个白馒头，结实耐饱；啜饮一杯谷米粥，香糯养胃。

在对这部长篇小说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我有以下几点阅读感受。

一是作品内容：“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呈现。

小说的题目，就是“文眼”，猛一看，读者的脑海里就会立马跳出这样的关键词：热土、村民、时间、历史、生存意志、生生不息。

的确，作品写了长河湾村近三十年（1980—2010）的历史。正如作家所说：“我没有刻意去标注时间，而是用事件和背景来揭示时间，让读者从阅读中去感知那些故事都是哪一年发生的。”作家深知文学是要靠形象、感性来表达的，通过对故事情节、日常生活的叙述，着力塑造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

作品中的“历史”自然是具体可感的，是一种“形而下”，否则就会堕入硬、玄、空的泥淖，乡村各种普通的小人物日常繁杂、琐碎的生活，像是一块混沌的海绵体，之中暗贮着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伦理、观念等汁液。如果一味地叙述自己熟悉感性的一地鸡毛式的生活，放弃了创作主体的观照和“意义”的思考，那便是文字，不是文学。作家很好地处理了意义与叙事、历史与人物、宏大与幽微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阅读中，不难梳理出长河湾村变迁史的三个阶段：第一是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是土地承包经营阶段，第三是土地流转阶段。这三个不同阶段，发生了许许多多能够承载人物的事件和故事。譬如：联产承包到户，分配生产资料；占田征地，土地承包，上访催要补偿款；大型农业、机械耕作，多种经营，农牧结合；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进城发展、外出打工，土地纠纷，科学种田；农销联社、建筑公司、木器家具厂之类的出现，乡镇企业的老板时常行进在乡村通向城市的路上。还有偷盗、造假、赌博、放贷、逼债、迷信活动等负面现象，有红白喜事，“花儿”吟唱，流行音乐、KTV歌舞厅……都是“向后看”早期乡村记忆中很活跃的因子。

村民们吃饱了肚子期望快富，一切向钱看；现实的变化促使观念的转变，村民憧憬城市生活；商品经济大潮的激浪涌动，荡起了他们心里的层层涟漪。作品虽属于乡土文学，但作家不多落笔于乡村自然风景和民风习俗，不注重宗教和民族心理的探秘，而是描写各种事件和故事中世态人物众生相，满足读者感性直观的审美需求。

作家善于把一个历史时期的乡村嬗变，浓缩到一个小社会里，在一派淳厚的西北乡土味中，以人物命运为经，以事件演变为纬，交错人生世相，演出儿女风情，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将乡村经济、历史、农民性格的矿藏挖掘到了一定的深度。

二是人物塑造：真实可感的普通人物群像。

鲁迅先生说：“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作家紧紧围绕人物叙述着，有滋有味地描写着，努力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鲜活起来。而那些生存于长河湾这片热土上各类村民的魂灵们，便以自己的行动轨迹，涂抹着各自性格的不同色彩；以世俗生活中相互交错的关系，向我们讲述着一段历史。

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吴阿旦，精明、强势的杨万，憨厚、迟疑的吴千，善良、感恩的桂花，有富有眼光的杨成刚，路途困顿的橛子，热心助人的陈新，还有有道德感的马二水，热情、开朗的王祖尔，沉稳、内秀的潘欣，暴发户梁国军，富婆素丫等。

下面对几个主要人物多说几句。

贫协主席吴千，身强体壮，不会动脑子，面对乡村突变，他陷入了犹豫和穷困中，既留恋过去的“大锅饭”，又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在杨万的开导、帮助下，他脱胎换骨、有了心劲，用五年时间开垦芦草沟荒地44块，为吴阿旦的创业、发展攒下了第一桶金。脑子活泛的牧羊人杨万，强势、有责任感，人品好、有威望，他赞成包产到户，依靠养羊致富，要以另外的方式活一回。他爱管“闲事”，帮衬桂花盖房子，给阿旦办土地证，到镇上要钱，支持阿旦的发展，都是值得肯定的。在与桂花发生了风雨事之后，他自掴、忏悔，心里十分矛盾痛苦。杨万这个人物的多面性，正反映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深。

小说文本的主人公吴阿旦，他的人生起点是偷盗、入狱劳改。而一个农家子弟血液里固有的对土地的依恋，使他放弃了农场职工的身份，毅然回到乡村成长、创业、发展，心智逐渐成熟。他学会了劳动和思索，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心，找回了人生的正确方向。在受到杨万等众多乡邻的帮助时，他将美好的乡村道德和宗教准则灌注于心于行：忏悔、感恩、仁义、友善；在与王祖尔、潘欣、橛子、杨成刚等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找回心灵丢失的东西，学会了付出与助人，诚信与坚守，也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他顺势而行，逐潮而动，于艰难和坎坷中不断探寻新出路。70多亩土地是他的底气，352万征地补偿款是他的资本，他富裕了，但和别的富裕农民的走向不同。他农牧业同步发展，改变种植结构；承包荒地，做起了大型的机械化农业（土地180亩），反对迷信活动，科学种田；他成立农销联社、接管华米公司烂摊子，把农业经济做得风生水起。阿旦的人生实践和方向，是历史的主潮流，作家通过他的形象，讴歌了积极向上、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顽强精神，凸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进程。

难缠的“刺儿头”王忆，是个万元户，爱显摆，有点“小人”的味道，嫉妒阿旦，紧盯领导，精于小算计，但难成大事。他抽烟喝酒，随心所欲，却没有冲破自己内心的底线，还两次搭救过他。“土皇上”潘文忠，处世玩权，厚黑行事，徇私发迹，大肆敛财，但没有走到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地步，仍然表面装“俭朴”，做事有“分寸”，能屈能伸，比如阿旦的大额补偿款最终还是全拿到手了。混混哈国军有自尊、讲义气。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件和矛盾大都能够得以和平、妥善的解决，最终是邪不压正，大道通行，以阿旦、杨万、杨成刚、潘欣为代表的正能量和人性的温暖，在长河湾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赵金贵，他为了能给孙子高考加分，上演了“见义勇为”悲喜剧——于心里矛盾中，把河滩边可能溺水的孩子哄走，失去见义勇为的机会；给金广钱夫妇拉架，惹了一 骚，挨了夏荷的拍砖。于幽默的轻喜剧的表演中，悲喜交加，令人心酸。

总之，《黄河从咱身边过》旨在塑造悠悠逝水中各色村民的魂灵，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震荡，反应中国乡村急遽变革的历史风貌，书写了一曲淳朴善良、人性温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颂歌。

三是艺术形式：精于设计及“花儿”的引入。

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作者是精于设计的。

从结构上看，由于是初次进行长篇创作，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仿佛是多个中短篇有机组合而成的。每小节集中两三个场景或事件，但又不均匀地挥洒笔墨，运用叙述、描写、插叙、补叙的方法，不断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跳跃穿梭，使人物“互见”相映。仔细审视，51个小节像是一捆捆横呈于长河湾这片黄土地的麦子，将13个章节的题目按时间顺序串起来，让主人公吴阿旦给捆起来，就不至于松散了，从而形成浑然统一的整体。

从人物关系上看，作者设计了与吴、杨、王、潘四家相关联的一些重要人物，但又没有陷入家族纷争的漩涡，因为作品的重点不在这里。另外，吴阿旦、王祖儿、潘欣三角关系的确立，加之杨芳作为“丑角”的插科打诨，为作家营造故事情节和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凤霞商店的设计也很机智，令我们想到了老舍的《茶馆》、鲁迅《药》里的茶馆。的确，茶馆、小商店、麻将馆、南墙根等都是人群杂聚和乱窜的地方，也是易于产生矛盾和故事的处所，作家看中了它们，往往用来作为发酵故事和情节的“面盆子”。王兴国也不例外，深谙此道。

小说的语言，我是非常喜欢的。作者叙述的语言是朴实、形象、生动、有味的，包括在人物的对话中，作者使用了乡村俗语、谚语、歇后语、“花儿”，使文学语言鲜活有味道了，让读者读起来获得了一种轻松的审美愉悦。例如：

俗话说，心里头有计养十口，肩膀上有劲养一口。意思是人仅有一身蛮力气是不够的，还得有心计。

杨万说：“丑婆姨强过孤鬼，烂裤子强过光腿，听过吗？”

最终，他屈服了，投降了，他就像磨道里听话的驴，无论转多少圈，还是转不出那个圆。

看来这小子是绱鞋的不拿锥子——真（针）行呢。

下面就“花儿”的引入，多说几句。

作者设计了牧羊人杨万和杨成孝父子俩唱“花儿”，甚至杨成孝成长为“花儿”民歌王，这为作品平添了亮丽的一笔。以杨成孝为主唱的10段“花儿”，分别插入到各章节中间，针对不同的场景和人物，或叙述、描写，或议论、抒情，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满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叙述中，一路飘荡着优美情深的“花儿”歌声，既渲染了西北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黏稠的艺术氛围，又使作品浸润了一种诗意和空灵的情调。这让我们自然想起了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

譬如作品第7节中杨万唱的“花儿”：

哎——哎嗨哟——火红的太阳每天从黄沙骨朵出呢/好日子谁给的让人感激得哭呢/金饭碗银饭碗还是泥饭碗最真/要什么给什么恩典胜过古今/走大路有奔头从此种田的放心/边迈步边唱歌咱们永远年轻/哎嗨哟……

包括第5节杨万吟唱的两段“花儿”，也表达了面临农村体制变革和新政策的实施，村民非常高兴的心情以及对党和 的信任，对未来的幸福充满了自信。

再如第23节开首杨成孝唱的一段“花儿”：

穷养儿娃富养女，鸡窝里抱出个金凤凰/心疼着放不下，拿二寸板板子贡上/野外的风刮进川里，把咱的空气染脏/哎！主啊，害怕着哪还像回回的家乡……

该段唱词借杨成孝之口，述说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加上正确教育的缺失，王祖儿的学坏，引起人们对淳朴洁净的乡俗民风和传统美德可能受到污染的担忧。

又如第31节开首杨成孝唱道：

哎——哎——嗨哟——芦花花逢秋顶着个稍稍子黄呢/蒲公英甩籽顺着风风子扬呢/稻穗子灌浆它就快变成粮了/庄户人高兴是日子比往年强了/夏花儿开过了/雁翘织天上/美丽的河湾迷人的秋哎/正在变模样——哎嗨嗨哟——

“花儿”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遍地金黄的秋天的赞美和丰收在望的喜悦心情。

总之，作者将自己多年的乡村生活体验和丰厚的创作素材，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们。可敬的是在20万字之多的叙事中，作者的叙事节奏平静、沉稳，快慢、详略的把握上也比较恰当。

在主人公吴阿旦的形象塑造与阿旦、祖尔、潘欣的三角关系上，作者尽量做足文章；对于杨万、吴千、王忆、杨成刚、潘文忠等主要人物，作者也设法为他们提供较多出场的机会。譬如，在第7和第8节中，作者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杨万和桂花的故事，以及杨万忏悔的心理。在第27、第28和第33、第34节中，细腻地描写了阿旦、祖尔、潘欣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心理，还细致地叙述了阿旦与橛子的友好相处，表现了男女之间的恋情与友谊。在第47节中，细写了索丫觊觎婚外恋、要从经济上支持杨成刚干大事的复杂情绪等。

处于文学艺术审美理想上的考虑，我们希望作者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设计上，还可以更加集中些，有的次要人物或许能够合并。我们也希望在面对纷繁事件和诸多素材的处理上，作者更多地捕捉那些以一当十的细节，精细地描绘并注重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

但愿王兴国继续创作出更为优秀的文学作品！

解怀福，永宁县教育体育局干部，宁夏作协会员，银川市作协、书协会员，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作品40余篇。2013年9月，文学作品集《仰望星空》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