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突然倒地,欧足联还不醒悟吗

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突然倒地,欧足联还不醒悟吗,第1张

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突然倒地,欧足联还不醒悟吗

 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突然倒地,欧足联还不醒悟吗,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埃里克森在没有和任何人肢体接触的情况下倒地,在他倒地的第一时间,梅勒和凯尔上前查看情况,大约在埃里克森倒地后的1分36秒,医护人员开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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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2020欧洲杯小组赛B组第一轮比赛,坐镇主场的丹麦队0比1不敌芬兰队。不过,本场比赛的结果早已不重要,比赛中丹麦球员埃里克森所经历的生死一幕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经过抢救和送医,埃里克森已经苏醒并且情况稳定,比赛也在延迟一段时间后重新进行,但埃里克森从突然倒地到被抬离出球场的短短十几分钟,却成为了足球场上最漫长的十几分钟。回想起这一幕,人们仍心有余悸。

 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埃里克森在没有和任何人肢体接触的情况下倒地,在他倒地的第一时间,梅勒和凯尔上前查看情况,据后来的消息称,凯尔在第一时间查看了埃里克森的舌头是否阻塞呼吸,并且查看了他身体其它位置是否异样。随后,队医和携带急救设施的医护人员先后抵达场地,丹麦球员自觉将空间留给急救人员,同时在事发地围成一圈,密切关注着队友的情况,将其遮挡进行保护。大约在埃里克森倒地后的1分36秒,医护人员开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此时的哥本哈根公园球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为埃里克森祈祷。埃里克森的家人也被允许来到场地,事发大约13分钟左右,埃里克森在医护人员和队友们的护送下被担架抬离场地,看台上的两队球迷用掌声为他送上了祝福,救护车将埃里克森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在确定埃里克森已经恢复清醒,经过商榷和征得双方队员同意之后,推迟了一个多小时的比赛重新开打。此时,对于亲眼目睹了这一生死时刻的人们来讲,结果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当双方球员重新回到比赛场地,芬兰队全队列队为丹麦队的球员们送上了掌声。现场的广播和大屏幕也在第一时间向人们通报了埃里克森的最新情况,当他已经苏醒的消息传来时,现场爆发了欢呼声。

 最终,丹麦队不敌对手,但是官方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评选为埃里克森,欧洲杯官方账号写道:“今晚的本场之星是埃里克森,希望你早日康复。”

 丹麦队队医默滕-博森在赛后表示,当他火速抵达埃里克森身边的时候,埃里克森正侧躺着,有呼吸也有脉搏,但是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便开始了紧急的心肺复苏抢救,“球场的医生和急救部门提供了非常快速的协助。通过这种合作,我们努力让埃里克森恢复意识,然后他跟我说了话。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丹麦队主帅尤尔曼也在赛后谈到了埃里克森倒地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都决定在得知埃里克森恢复意识并且情况稳定之前,什么都不做。比赛终止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尝试完成比赛,二是改到明天中午12点继续再踢,最终我们一致同意继续把比赛踢完。”尤勒曼说道。如果我们选择明天再踢完这场比赛,球员们今晚肯定都睡不好,明天还得一早来球场,那会比直接踢完这场比赛然后翻过这一页更困难。这是球员们一起做出的决定。”

 在尤尔曼看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自己的队员们能够走上比赛场,能够完成比赛,就已经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了。丹麦队的将帅在事发之后都和自己的家人进行了通话联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需要倾诉和情感上的`支撑,他们也都在为埃里克森默默祈祷。得知埃里克森平安之后,丹麦队的队员们一起做出了重回球场继续比赛的决定。好在,埃里克森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被送医之后,埃里克森还在电话中劝慰队友,并鼓励大家坚持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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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中超效力的比利时球员卡拉斯科说:“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能够出生在欧洲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的确,欧洲的足球环境和氛围无可比拟。

 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那些球员,着普通人几辈子甚至几十辈子赚不到的钱,享受着球场里万人的山呼海啸,拥有无数球迷的追捧和崇拜。在欧洲,在南美,他们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国内这些所谓的当红流量。

 可这一切都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辛苦换来的,年复一年高强度的比赛,轴转的赛程,本就让他们身心俱疲。因为疫情又压缩了各项赛事的密集度,好不容易熬到夏季休赛期,为了民族荣耀和国家荣誉,又要顶着酷暑继续透支着身体。

 即便如此,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这些贪婪的最高权力者却还在想方设法压榨他们。欧冠扩军、世界杯扩军、世界杯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还有一堆无谓的比赛。近几个赛季到了赛季中期 哪个球队不是伤病名单满满。

 他们正在扼杀美丽足球,足球比赛不应该以牺牲球员的健康为代价,这违背了体育的初衷。不想讨论欧超联赛是否合理,也不谈论皇萨文的革命到底能否成功。可至少埃里克森的事件应该给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敲响警钟,球员也是人,不是他们敛财的工具。

 足球没有篮球的暂停和无限次换人规则来关照球员的状态,希望当权者能够多从这些方面来思考和改进这项运动,制定适合足球发展的规则,而不是变相削短球员的运动寿命,让C罗梅西们也能够在场上继续多踢两年。

 毕竟,足球真的不高于生死,它应该是一项充满人文关怀的伟大运动。最后,祝福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即便以后你不能再踢球,但至少你幸运地活过来了。

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 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迷茫。

《哈姆雷特》讲述了青年王子哈姆雷特为父亲复仇,最后与仇人同归于尽的故事。这部剧作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它把西方对于不可抗拒的命运与个人追求之间的冲突推向了极至,可以说是达到了文艺复兴文学创作的最高峰,同时几乎也是其终点。

被命运控制着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同时又感无力反抗,哈姆雷特在剧中处处体现了这种悲剧精神。

剧目一开始,三道打击就同时落到了主人翁哈姆雷特身上:父王的猝死,母亲的改嫁,王位的丢失。一下把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梦想的年轻王子置于一个不堪的现实,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白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的衾被。。。”

由于现实的打击,哈姆雷特一下想到了死亡,但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欧洲,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相背的,所以在他死亡的念头一逝而过后开始诅咒这个不公的世界,本来美好的世界现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这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继而觉得这世界是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就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开始有了变化,对他原本童话般成长的地方他说出了“整个世界就一个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房” 这样的话。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冥冥中感到了一种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将伴随其一生,直至其死亡。

诅咒完世界,我们从哈姆雷特的独白中可以看到,对其打击最大的不是父王的死去,也不是王位的丢失,而是母亲的改嫁。哈的这段独白中有一半以上是对母亲改嫁而发出的愤慨,看得出这件事比另外两件更难以接受,为什么呢?300多年后的心理学分析专家弗洛伊德提出了种“俄狄浦斯情结”,即世上的男孩内心都有杀父娶母,女孩都有杀母嫁父的情结。但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并不可靠,首先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行为,是命运的安排,并不是受内心的欲望驱使,怎能说这是人普遍存在的内在情结?至少我是没有这种情结。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某些观点无可辩驳,母亲是世上最亲的人,父母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但给另一个男人占有则令人心理有种特殊的刺激,实在忍无可忍,人人都是如此。所以哈姆雷特的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哈姆雷特这独白里还有一句名言:“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这句话几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诠释,的确男女因为生理构造上的差异,在心理上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依赖性,对待事物上也没有男性坚定,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暂且打住。

哈姆雷特在通过与父亲灵魂的对话中知道了父亲的死因进而开始了其复仇的过程,在情节的一路发展过程中,哈姆雷特处处体现了他性格中孤独多虑的缺点,因过多的思考而缺乏果断的行动力,导致多次错失了杀死克劳狄斯的良机。他总在行动前思考一些与复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例如这段著名的独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对于类似敏感多虑的哈姆雷特性格的人来说,生活总是一成不变该多好,那样处于安全的状态下的他们,细腻的情感就是一种值得玩味的遐思,可以最大程度享受这种思维的快乐而不受其折磨。哈姆雷特这个小王子之前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丹麦童话之中。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赋予他的使命是他难以接受也是不愿接受同时又不得不接受的。“时代整个儿脱了节,啊,真糟,天生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真糟,这就是哈姆雷特的想法,在一个脱节的世界中,理智遇到了无比绝望,命运的驱使令其要扭曲自己的性格,伟大的使命落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灵魂身上,最终造成了悲剧的形成。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一再困扰着哈姆雷特,当然这里所述不仅仅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而是连带着每件事的价值评判,到底做还是不做,去还是不去,牺牲还是不牺牲?理性的思维能够指导行动,但是过多的思虑就会延误时机,多虑的人内心往往是懦弱的,对后果太多的顾虑导致其不愿作出重大决定。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哈姆雷特又一次的想到了死亡,但他立即对死亡产生了顾虑,想到死后“我”是否还存在,想到死去将要到达之地是否比这里更要痛苦,想到死后将不能再回来。这就是典型的哈姆雷特似的思维,对事物犹豫不前的惯性不仅存在于行动上,也存在于其思考当中。提出一个A命题,又用B命题推翻A,在B即将水落石出时又匆忙转向C命题。无论行事或思维,哈姆雷特就是这样徘徊不前,往往在即将触及本质的时候又能很油滑地闪开。于是“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戏剧的末尾是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雷欧提斯是莎士比亚在剧中引出的与哈姆雷特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他的行为全凭感性冲动的摆布。他在听到父亲死后马上就质问克劳狄斯: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被思考麻痹了情感理智压抑了意志的悲观主义者,雷欧提斯则是堂吉柯德似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受忠心、信誓、仁义道德等的约束,其所作为都是感性冲动使然。哈姆雷特多疑敏感,堂吉柯德热烈理想;哈姆雷特总是在思考,堂吉柯德总是在行动;在哈姆雷特有了麻烦却不能做决定又是装疯又是演戏时,堂吉柯德骑着瘦马架着一杆长枪就跟风车开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也是这两类人的一种,或是思考型的,或是行动型的,甚至在我们人格之中也是这两者的对立与统一体。如何将堂吉柯德的感性冲动与哈姆雷特的生命沉思统一起来,是人类一个长久的也是说不完的话题。

道不尽的人生悲喜,道不尽的哈姆雷特。

安徒生出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童年生活贫苦。父亲是鞋匠,母亲是佣人。早年在慈善学校读过书,当过学徒工。受父亲和民间口头文学影响,他从小爱文学。11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

为追求艺术,他14岁时只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17岁发表诗剧《阿尔芙索尔》,崭露才华。因此,被皇家艺术剧院送进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和赫尔辛欧学校免费就读。历时5年。1828年,升入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后始终无工作,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

1838年获得作家奖金——国家每年拨给他200元非公职津贴。安徒生文学生涯始于1822年的编写剧本。进入大学后,创作日趋成熟。

曾发表游记和歌舞喜剧,出版诗集和诗剧。1833年出版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为他赢得国际声誉,是他成人文学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

扩展资料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分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童话多充满绮丽的幻想、乐观的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作有《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皇帝的新衣》。

中期童话,幻想成分减弱,现实成分相对增强。在鞭挞丑恶、歌颂善良中,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也流露了缺乏信心的忧郁情绪。代表作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冰雪皇后》、《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演木偶戏的人》。

晚期童话比中期更加面对现实,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作品基调低沉。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

在国际赛事中,教练员竟然做出推搡对方教练的举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而国羽教练杨明作为当事人和受害人,也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需要罪魁祸首亲自出面道歉,而不是让没有任何关系的丹麦队主教练表达歉意。类似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匪夷所思的,最终也恐怕很难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毕竟涉事教练已经离开赛区,恐怕很难为了一个道歉而重返赛区,至于国羽方面,虽然立场坚定并且表达了鲜明态度,但最终可能也是不了了之。

当然,赛事组委会甚至世界羽联都会出面调解,甚至不排除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但教练员之间的推搡,在没有形成实质性伤害的情况下,官方恐怕也很难做出实质性的惩罚。不仅如此,丹麦羽毛球队不仅主教练亲自出面道歉,而且也在社交平台用中文表达了歉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羽联和2022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组委会也很难给予更加严厉的制裁,而中国羽毛球队最终则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

赛场上运动员之间难免会形成剑拔弩张的紧张情绪,但教练员的作用是及时调整和管控球员而避免发生实质性接触,而丹麦羽毛球队在比赛中,运动员没有过激行为,反倒是教练员做出了推搡对手教练员的龌龊行径,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接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教练员也表达了态度,接下来就看赛事组委会和世界羽联如何处理,最终解决方案也只有拭目以待,但国羽无论教练员还是运动员,都不应该受此影响而导致状态的起伏。

毋庸置疑,丹麦羽毛球队的涉事教练,在整件事情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在事件发酵以后,涉事教练也感受到了压力,因此才会像缩头乌龟一样不敢面对,而这也给事态发展造成了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影响世界羽联的最终决定。其实不管涉事教练是否逃避,国羽教练组都应该理性应对,在表达坚定态度的同时按部就班的准备接下来的比赛才是明智之举。

丹麦诗歌

从历史文物上的北欧古文字——“罗纳”的铭文可以看出,古代丹麦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诗歌形式十分熟悉,但丹麦英雄诗歌的原有形式却没有保留下来。萨克索·格拉玛蒂库斯曾用拉丁文的散文和六音步诗体,把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传统诗歌记录下来,并进一步把这些材料和非丹麦的成分融合在一起。这些经过改写的诗歌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气质,其主题一般是战争、爱情、忠诚等。《巴尔卡莫尔》是一部对话体的诗歌,对战争进行了气势磅礴的描写,其中的英雄人物在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威德西斯》和《贝奥武甫》中也曾出现。另一部叙事诗《印盖尔德》(约950)是一位年迈的武士的独白,他斥责在位的国王过于怯懦,未能给被谋杀的先父复仇。丹麦流行的是一种英雄体的短叙事诗,其内容比较简单,往往叙述单个情节,有限的几个人物出现后便立即进入 而收场。最常使用的诗节是吟唱诗格式,由8行组成,每行有两个重音节拍,每两行采取头韵法押韵。

在中世纪(1100—1500),丹麦诗歌吸收了欧洲宫廷诗歌的精神和形式。12世纪初,法国民谣传入丹麦,这是当时主要的不朽之作。而另一方面,丹麦民谣则呈现叙述明快的格式,它也保存了本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点。它像古代丹麦诗歌一样反映了贵族阶级的生活。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歌名篇是《丹麦韵文编年史》(约1495),它很可能出自教会修士尼尔斯之手。16世纪时,用丹麦语创作的诗歌仍然保持了中世纪的精神和形式,但是民歌和韵文编年史是主要文体形式,并显然受到日益增长的日耳曼影响。丹麦的戏剧作品发展较迟,第一位卓有贡献的诗剧作者是希伦尼玛斯·于斯提森·兰克(1537—1607),他的滑稽剧《吝啬的异教徒》是霍尔堡以前的丹麦戏剧杰作。该剧所采用的形式是双行四音节韵诗,即一种押韵的双行体,其间夹杂一些抒情诗的音律单元。

17世纪时,文艺复兴波及丹麦,诗人们致力于按照古典模式创作丹麦民族诗歌。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是安诺斯·阿勒博(1587—1637),他根据杜·巴尔塔斯的《那个星期》写了一首《六音步诗》(约1622),其中一部分使用六音步双韵体,另一部分使用亚历山大格。这种文体使用古典作品和神话中的意象,显得过分矫揉造作,除了一些描写自然景色的章节外,其他部分大多内容晦涩,令人费解。当时最著名的语法学家汉斯·米克尔森·拉夫恩(1610—1613)发展了一种丹麦的音律理论,为当时两位著名诗人伯尔丁和金果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诗律理论工具。

安诺斯·伯尔丁(1619—1677)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吟唱美酒、女人和诗歌,也创作歌颂大自然的优美抒情诗。偶尔他的古典主义倾向也会有损于诗歌的意境,他的《敞篷马车歌谣》一诗就有些瑕疵。他虽然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新的音律格式,使之成为诗意表达的精妙手段,但托马斯·金果(1634—1703)才是充分利用新音律各种格式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其主要作品是《圣歌集》第1、第2册(1674,1678),至今仍被传诵。金果的赞美诗主要受到《旧约》中希伯来先知们的启发,带有明显的巴罗克风格,主题对比强烈,比喻生动具体;但是有时不免有牵强附会、不合情理之处,在关于耶稣受难以及关于死亡的诗歌中尤其如此。金果最成功的作品是讴歌黎明和黄昏的歌曲,而在这些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则不是巴罗克风格。这些作品以质朴淳厚而又庄严有力的风格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

17世纪,丹麦诗歌主要受德国诗歌影响;18世纪,则主要受法国布洛瓦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这一转变是挪威人路兹维·霍尔堡积极推动的结果。他在挪威及丹麦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霍尔堡以写作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蜚声文坛,但是他的讽刺诗《彼德·鲍斯》(1719—1720)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首诗歌的风格酷似布瓦洛的《讽刺诗》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一首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讽刺诗作。霍尔堡在文学上的古今之争中,坚决拥护现代派的主张,而把荷马、维吉尔等的英雄体诗行用作表达普通人的感情的工具。他既抨击达官显贵的自命博学和狭隘心胸,也反对一般人的愚昧无知和盲目迷信。这首诗的发表,确立了霍尔堡作为丹麦文学史上第一位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地位。

18世纪前半叶,丹麦抒情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安布罗修斯·斯蒂布和汉斯·阿道夫·布罗松。斯蒂布(1705—1758)创作了包括从宗教抒情诗到饮酒歌的各类作品。其诗歌在形式上受意大利歌剧咏叹调的影响,语言简练优雅,描写生动细腻,具有罗珂珂式的风格。霍尔堡代表了理性主义思潮,而布罗松则表达了宗教虔诚。这种情感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统治时期(1730—1746)的丹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18世纪后半叶,在哥本哈根定居的挪威作家于1772年成立了“挪威协会”,继承了法国新古典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丹麦文学协会于1774年成立,约翰内斯—埃瓦尔任荣誉会员。这一流派注重情感与想象的表达。这样,丹麦文学中强调理性与注重情感的两种潮流,分别采取了更加系统的新形式。埃瓦尔(1743—1781)是丹麦浪漫主义前期的抒情诗人。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克洛卜施托克是德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根据北欧日耳曼传说创作的戏剧等作品,预示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到来。他曾把埃瓦尔介绍给萨克索·格拉马提卡斯。与此同时,埃瓦尔也阅读了麦克菲森的《莪相作品集》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重要诗剧是《鲍尔德之死》(1773)。这部剧作融合了法国古典主义与克洛卜施托克北欧悲剧的表达手法,采用阴性结尾的自由体格式。埃瓦尔首次把这种形式运用于丹麦诗歌创作。他最成熟的剧作是歌剧《渔民》(1780),这部作品以辉煌的文体表达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丹麦国歌就选自这部歌剧。18世纪后20年中惟一的重要诗人是延斯·巴格森(1764—1826)。他的创作没有固定形式,按照个人经历的趋向进行写作,不断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之间游移不定。

丹麦最卓越的诗人是阿达姆·欧伦施莱厄,他的诗作《黄金号角》(1802)宣告了丹麦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始。欧伦施莱厄的诗歌创作深受挪威作家亨里克·斯特芬斯的启迪和影响。斯特芬斯曾于1802年在哥本哈根阐述了谢林和施莱格尔两兄弟的美学理论,唤醒了欧伦施莱厄胸中沉睡的诗才。欧伦施莱厄的《黄金号角》一诗斥责了理性主义,赞美了天才,认为只有天才能够洞察自然与历史的奥秘,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这首诗歌采用的形式是经过改进的古代冰岛吟唱诗格式,是一首既有北欧地方特色,又具丹麦民族风格的新型诗歌,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欧伦施莱厄的作品包括叙事诗、抒情诗和诗剧等。他的传奇诗也很著名,取材于当地民谣,但其格式却采用八行体或意大利三韵句。他还仿照莎士比亚风格创作了抒情喜剧诗《仲夏夜之剧》(1803),该剧采用双行四重音诗体,以反语讥讽当时流行的诗学观点。欧伦施莱厄用无韵诗创作的神话剧《阿拉丁》(1805),表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哲学思想。这部诗剧富于莎士比亚式的对比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从崇高壮烈到平庸凡俗的各种情调。1806年以后,欧伦施莱厄转而崇拜歌德和席勒,在他们客观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主义风格。以后,他又赞同德国海德尔堡浪漫派振兴民族传统的主张,他的作品也从表现普遍性的感情转为表达民族感情。1807年,他发表了《北方诗集》,其中包括《善良的鲍尔德》《托尔出游记》和仿照席勒《华伦斯坦》创作的无韵体悲剧《哈肯·雅尔》。这些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为它们保存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古老的神话遗产;同时这些诗歌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德国的一些名篇。另一位启迪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格伦特维(1783—1872)。虽然他主要是一位文化领袖而不是诗人,但是他所创作的赞歌却为丹麦文学竖立了一座丰碑。这些赞歌描绘了丹麦山河的美景,记叙了北欧奇妙的神话,显示了他的独特诗才。

1830年左右,纯朴的浪漫主义诗潮变得更具有社会意识,更注重理智思考,结构上也更趋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约翰·卢兹维·海贝亚(1791—1860)。他擅长写作浪漫主义戏剧,这些轻松喜剧文笔优美,时而运用散文,时而运用诗歌,时而描写社会,时而进入梦幻,十分吸引读者,致使人们对欧伦施莱厄的作品失却了兴趣。他笔下的《七个懒人的一天》等作品虽然充满了对社会问题的嘲讽,但是他所讽刺的主要对象却是他在《死后的灵魂》(1841)中所描绘的愚昧荒诞的资产阶级。有钱人的灵魂已经习惯了“饫甘餍肥、麻木不仁的尘世生活”,自然毫无痛苦地适应了地狱的环境,因为在地狱中,从来不存在任何的思想意识。

早在19世纪20年代,斯泰恩·斯滕森·布利克(1782—1848)、保罗·M·默勒(1794—1838)已经发表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篇。布利克最优秀的作品是《编织室》(1842)。这是一部夹杂着诗歌及民谣的故事集,它不仅是丹麦地域诗歌的先河,也是丹麦现代诗歌中应用方言的首篇。弗雷泽里克·帕卢丹—缪勒(1809—1876)在诗坛上的地位仅次于欧伦施莱厄,他开创了丹麦的批判现实主义诗歌。他的创作具有严格的伦理哲学性。他早期受到拜伦《唐·璜》的启示而创作了抒情叙事诗《 》(1833)。这首诗仍然流露着唯美主义情调;它以意大利八行体写成,既十分凄楚动人,又不乏反语讽刺。在写出三部神话诗剧后,他又仿效拜伦的风格,完成了长达三卷的著名叙事诗《始祖亚当》,展现了一幅幅讽刺画面,批评了当时的丹麦文化。像海贝亚在《死后的灵魂》中所表述的一样,他发现丹麦文化缺乏理想主义,而由一种潜隐的折衷主义支配着一切。

在现实主义与讽刺作品流行的同时,浪漫主义仍然开放出绚丽的花朵,代表性的诗人有卢兹维·伯特克、埃米尔·奥勒斯楚普、克里斯蒂安·温特等。他们的诗歌主要表现了唯美主义的特色及丹麦民族在爱美、审美方面的天性。伯特克(1793—1874)和奥勒斯楚普(1806—1856)均以创 情诗歌著称,前者情调委婉、伤感、低沉,后者感情激越、轻快、欢畅。温特(1796—1876)是最优秀的丹麦抒情诗人之一。他往往将自然之美与爱情之美融为一体,表现更加曲折细密,如在《采樵》(1828)一诗中,他通过十个传奇故事描绘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温特的成功之作是爱情诗《致某人》(1843,1849)以及传奇诗《飞奔的鹿群》(1855)。这些中世纪式的田园诗歌采用了《尼贝龙根之歌》的诗节格式,但并不拘泥于其形式而有所变化;语言属于略带古丹麦语色彩的口语体。同挪威语及瑞典语相比,丹麦语的响度较低,起伏较小,谐音较少,声门塞音往往导致节奏的间歇。因此,丹麦语一般适宜于创作精巧亲昵的抒情诗、描述诗、沉思诗和讽刺诗。这正是霍尔堡直到现代丹麦文学的写作传统。温特的抒情诗歌,尤其是他所擅长的田园抒情诗,是丹麦抒情诗歌的楷模。

19世纪70年代,在批评家格奥尔格·布兰代斯的引导下,丹麦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布兰代斯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创作要“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受到这一理论影响的主要作家有延斯·彼得·雅各布森(1847—1885)、霍尔格·德拉克曼(1840—1908)、卡尔·吉勒鲁普(1857—1919)等。雅各布森从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中得到启发,采用自由诗体,写作萦回曲折的独白诗,他称之为“蔓藤花纹体”。这些诗歌色彩强烈,音调朦胧,显示出其来源于潜意识的特色。德拉克曼1872年在《诗歌》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者》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表明自己是布兰代斯派的诗人。但是后来他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抛弃了激进派的观点,转而采取新浪漫主义派的立场。他的戏剧作品,如《往昔》(1885),多取材于中世纪的神话故事,也反映了他这种浪漫主义立场。他的诗剧《韦兰·史密斯》(1894)在风格上受到莎士比亚和瓦格纳的影响,再次表明他是一位 洋溢的抒情诗人。在德拉克曼的最佳诗集《大海之歌》(1877)中,他心驰神往,表现了大海澎湃咆哮、倏忽万变的景象,也发现了他自己在心智上像海神般变幻不定。他创造了一种灵活流畅的诗体,诗句长短参差多变,节奏自由不拘一格,既有流畅的诗意,又有优美的格律。德拉克曼的诗歌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无疑是丹麦诗坛上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19世纪90年代,新浪漫主义运动兴起,自然主义逐渐隐没。约翰内斯·约恩森(1866—1956)、维戈·斯图肯贝尔(1863—1905)和索弗斯·克劳森(1865—1931)共同创办了《塔楼》月刊(1893—1894),为这一运动发表了纲领。约恩森任月刊主编。他的《情怀》(1892)一诗,将法国象征主义的梦想与远见引入丹麦文学。他后来的作品多为反思诗作,反映了其1896年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变化。斯图肯贝尔的抒情诗主要是爱情诗歌,色彩淡雅,音调沉郁,犹如娓娓倾诉个人的衷情。克劳森的诗歌富有独创性。他不仅在美学理论上,而且在玄学观点上都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象征主义者。这一点在他的爱情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诗歌表现的主题下,可以看出一种本体的格式,矛盾的两者互相对立,不可弥合。在他杰出的六音步诗《原子的反抗》(1925)中也充满了二元论观点。这篇作品预示了原子时代的到来。其他两位新浪漫主义诗人是黑尔厄·罗泽(1870—1937)和卢兹维·赫尔斯泰因(1864—1943)。罗泽的抒情诗歌轻盈飘逸。他的佳作《阿丽埃尔》(1914)既表现出优雅的风格,又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人联想起雪莱的诗歌。赫尔斯泰因没有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他坚持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创作了优美纯朴的抒情诗歌。

由于国际潮流和社会政治的影响,20世纪的丹麦诗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潮与风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丹麦诗人摒弃了19世纪90年代那种以探索灵魂为特色的象征主义抒情诗歌。这是日德兰半岛地区诗歌占据主导地位的十年,主要诗人有耶伯·奥凯(1860—1930)和约翰内斯·威廉·延森(1873—1950)。奥凯是布利克和罗伯特·彭斯的追随者。他是一位第四阶层的诗人,曾用雄健有力的诗篇,嘹亮地抒发过本阶层的感受,但是他的后期作品却包容了全民的感情,表现了他们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延森诗歌的内容广泛,涉及了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各种问题。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迪,创作了一篇关于“从朱特人到英国人再到美国人”这样一个种族进步的奇异神话,并在探险家哥伦布身上看到了这个种族的缩影。因此,他的诗歌主要是以生命力和愿望为主题,与这些主题交替出现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延森的用语显示了一种富于奇想的现实主义与华丽的美感的不协调的结合,诗人力求在无穷的变化中,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现实世界。这种用语对现代丹麦诗歌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位多产的诗人是瓦尔德马·勒达姆(1872—1946)。他的诗歌在刚健雄浑方面,可以与德拉克曼的作品媲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年代末,丹麦诗歌再度复兴。在延森的作品及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埃米尔·邦内里克(1893—1953)和汤姆·克里斯藤森(生于1893)发展了一种革命性的美学理论,旨在创造新的美感形式和社会风尚。克里斯藤森的《海盗之梦》(1920),突出刻画了爵士乐时代的狂躁精神,表达了人类本能的粗野爆发;这部作品声情并茂,极富 性。与此形成奇妙对照的是奥托·盖尔斯台德(生于1888)的诗歌风格,他的《演艺船》(1922)使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他是延森的崇拜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仍然坚持丹麦诗歌激进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还有驰骋于20世纪30年代诗坛的尼斯·彼得森(1897—1943)和保罗·拉·库尔(1902—1956)。彼得森在《欧洲在燃烧》(1933)一诗中,以阴郁的笔调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担忧。拉·库尔受克劳森及现代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等人的影响,在强调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用诗歌探索个人新生之路。还有两位重要的个性诗人:佩尔·朗厄(生于1901)和延斯·奥古斯特·沙德(生于1903)。朗厄的碑铭体诗歌表现了极高的艺术技巧。沙德是一位富于哲理的幽默诗人,擅长以超现实主义观点剖析世事人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的占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激发了丹麦诗歌的创作活力。这一时期最动人的诗篇是古斯塔夫·芒克·彼得森(1912—1938)的作品。他是一位现代派的叛逆作家,在西班牙参加了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诗人战士的典范。另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诗人是莫登·尼尔森(1922—1944),他以沉重坚忍、不加修饰的形式表达了对生活及自由的酷爱与向往。他参加了地下抗德运动,1944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和以上两位诗人关系密切的有哈尔弗丹·拉斯穆森(生于1915)与埃里克·克努德森(生于1922)。丹麦年轻诗人的第二个群体最初是以期刊《赫雷提卡》为论坛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作品具有宗教性的倾向。奥勒·萨维(生于1921)和欧勒·韦沃尔(生于1921),采取基督教象征主义手法,在诗歌中刻画出世界经历大灾难、大荒芜之后,人类获得重生的景象。但是在写作风格上,萨维更接近于抽象派绘画的表现手法;韦沃尔则更接近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受里尔克影响的还有托基尔·布约恩维(生于1918),他是新一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应当提及的诗人还有:约恩·纳什(生于1920),他师承芒克·彼得森的风格;托弗·迪特勒夫森(生于1918),她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欧弗·阿比尔高(生于1916),他的诗歌带有前浪漫主义的巴罗克风格;弗朗克·耶耀(生于1926),他师承沙德的幽默笔法;罗伯特·科里登(生于1924),他的客观主义自然诗意象别具一格。虽然20世纪50年代,散文重新在丹麦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上述诗人和略早于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却为丹麦诗歌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家庭

斯嘉丽出生于纽约市,父亲卡斯滕·约翰逊(Karsten Johansson)是一名建筑师,爷爷埃纳尔·约翰逊(EjnerJohansson)则是一名编剧与导演;母亲梅拉尼·斯隆 (Melanie Sloan)是来自于布朗克斯的犹太裔制作人。约翰逊的双亲在丹麦相遇并同居。约翰逊拥有一个姐姐瓦内萨·约翰逊(Vanessa Johansson),同样也是一名演员;一个哥哥亚德里安·约翰逊(Adrian Johansson)、一个孪生弟弟亨特·约翰逊 (Hunter Johansson),以及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Christian Johansson。

感情

2004年,斯嘉丽公开承认男友是演员兼摇滚歌手杰瑞德·莱托。两人交往不到一年,因“工作太忙”分手。在两人交往期间,因为“狼人”本尼西奥·德尔·托罗的大嘴,导致坊间盛传他与斯嘉丽在当年的奥斯卡典礼之后,同乘电梯时难耐激情,大玩“梯震”,一时成为小报头条。对比本尼西奥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当时20岁的斯嘉丽则坚决否认。

2005年4月,斯嘉丽与乔什·哈奈特因拍摄《黑色大丽花》一见钟情,可订婚后不久便分道扬镳。2008年9月,23岁的斯嘉丽与当时还没有当上“绿灯侠”的瑞安·雷诺兹在温哥华的一个度假胜地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但这段婚姻维持了两年后,二人以“性格不合”离婚。

2011年,斯嘉丽与西恩·潘的“父女恋”也只维持了三个月便宣告结束。

2012年2月初,斯嘉丽被与38岁的内特·内勒在夏威夷海上度过两人的第一个情人节。7月9日,斯嘉丽跟内特·内勒来到意大利度假胜地Taormina。8月20日,斯嘉丽·约翰逊和男友内特·内勒出现在法国巴黎市区的卢森堡公园。10月,斯嘉丽与交往近一年的内特分手。

2012年10月,媒体首次曝光斯嘉丽与罗曼-达瑞克(Romain Dauriac)在巴黎和纽约同行照片。11月,两人公开恋情。

2013年9月,斯嘉丽亮相威尼斯**节时手上的戒指格外闪耀,随后经纪人承认斯嘉丽与Romain已订婚。

2014年9月,两人的女儿罗斯(Rose)降生。几个星期后,斯嘉丽与罗曼结为夫妇。

2017年斯嘉丽-约翰逊正式提起离婚诉讼,选择与丈夫罗曼-达瑞克通过法律程序和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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