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生平有哪些介绍？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年)，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名小说家，生于世代为医的家庭，学过法律。他一直住在家乡卢昂从事创作。

福楼拜生活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即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由上升逐渐转向腐朽的阶段。他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感到憎恨和失望，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但也流露出他的悲观情绪。《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于1857年完成的。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随后他又创作了《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和《三故事》(1877)。福楼拜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细致入微和毫不留情著称，他在解剖人物和现实的同时，力求不流露自己的感情。福楼拜还是法国文学的语言巨匠，他的文字被看作法语的典范。他主张“用几句话就把一个人或一件事表现得特点分明”。为了锤炼语句，他总是苦心推敲，以达到洗炼、贴切。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被誉为“ 自然 主义文学的鼻祖”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等。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文学家福楼拜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学家福楼拜的简介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12月17日-1880年5月8日)，是十九世纪法国继司汤达、巴尔扎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居伊·德·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 教育 》、《三 故事 》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十分注重艺术和语言的完美。并且，他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福楼拜的文学风格

　1、在选材上，福楼拜对特殊的、奇特的事件不感 兴趣 ，他的作品都以日常生活故事或图景为内容，摹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态。平淡准确一如现实生活，没有人工的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绝的收煞取胜，而是以一种真实、自然的叙述艺术与描写艺术吸引人。由于作者观察精细、善于开掘，却深刻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和社会的本质。篇幅虽短，蕴含极深，平淡小事，意义不凡。给人以以小见大的艺术享受。

　2、情节并不复杂，但构思布局非常精妙，别具一格。

　在有的作品中，他甚至不用情节作为支架与线路，他总以十分纤细、十分隐蔽、几乎看不见的线索将一些可信的小事巧妙地串联起来，聪明而不着痕迹地利用最恰当的结构上的组合，把主要者突出出来并导向结局。情节淡化与生活图景自然化，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点。有的采取矛盾“层递法”，通篇小说起伏跌宕，或一开始就造成极大的悬念，然后出人意料的急剧转折。多姿多彩、生动有趣。

　3、在表现形式上，福楼拜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段，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人物众多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根本没有人物的。在描述的时序上，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在描述的角度上，有客观描述的，也有主观描述的，有时描述者有明确的身份，有时又身份不明。描述方式的多样化与富于变化，提高了叙述艺术的水平，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描述方式。4、采用自然朴素的白描手法，写景状物能抓住神髓，细致，准确传神。

　5、人物形象的自然化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境况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的心理与性格真实。不回避英雄人物身上的可笑之处与缺点错误。人物性格都是通过情节开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很少斧凿痕迹。

　6、语言规范、优美，清晰、简洁、准确、生动。

　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语言大师，注重思想与语言的统一。他认为：“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 成语 言的准确。”又说：“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因此，他经常苦心磨练，惨淡经营，注意锤炼语言和 句子 。他的作品语言精练、准确、铿锵有力，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模范散文”之作。

福楼拜的文学影响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继司汤达、巴尔扎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又被誉为现代主义"鼻祖"。他提倡的"客观化写作"为现代主义叙述中零焦聚的使用提供了范例，出于对现实和 历史 的厌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其作品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一种日常化的趋势。这一创作手法也给现代主义作家很大启发，并最终导致了"淡化情节"这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出现。文章以客观化写作、情节的日常化为切入点。福楼拜的“客观的描写”不仅有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又有自然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特点，尤其是，他对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文体风格的推崇，已经包涵了某些后现代意识。新小说作家极力推崇福楼拜对现实主义的创新，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已呈现出后现代文学特有的“崇无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小说作家正是继承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才可能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晚年，他曾悉心指导居伊·德·莫泊桑写作。

　　福楼拜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家。童年在父亲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福楼拜在中学时就热爱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早期习作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攻读法律，期间结识雨果。1843年放弃法律，专心文学。1846年，回卢昂，结识女诗人路易丝·柯莱，随后有近十年的交往。定居卢昂期间，他埋头写作，偶尔拜会文艺界朋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晚年，他曾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

　　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但作品受到当局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毁谤宗教。此后，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作，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朗波》。但18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仍然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居谢》、剧本《竞选人》（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小说集中的《一颗简单的心》，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他短篇中的杰作。

　　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语言大师，注重思想与语言的统一。他认为：“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成语言的准确。”又说：“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因此，他经常苦心磨练，惨淡经营，注意锤炼语言和句子。他的作品语言精练、准确、铿锵有力，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模范散文”之作。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

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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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生于1821年12月17日。他的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他的幼年是在医院里度过。青年时他在巴黎学法律，23岁时因病中断学习。父亲在1844年去世，留下田产，平分给他和他的哥哥。福楼拜之所以能有相当安定的写作生涯，显然是依靠他的地主收入。父亲死后，他陪他的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一直住到母亲去世和本人去世。福楼拜终生过着独身生活，曾教养过晚辈作家莫泊桑。

福楼拜一生经历了复辟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帝国、普法之战、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国，于1880年5月8日去世。福楼拜于185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包法利夫人》时，已经35岁。他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推敲每一个字句。他朗诵他的文章，要求抑扬顿挫。他认为声调不谐和，“就会压抑胸口，妨碍心跳，因而落在生命的条件以外”（福楼拜为布耶的《遗诗》所写的序）。他认为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内容，“在所有的表现、形体、样式中间，只有一个表现、一个样式和一个形体表现我的意思”（莫泊桑的《福楼拜》）。他认为写作的才分只在于如何选择用词。他重视细心观察，随时收集资料。他不许自己对事物下结论：“生命是永久的，历史也是永久的，人类总是不断进步，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下过结论，没有一本伟大的书下过结论，一切从没有一个结束。”（1857年5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书）他反对给小说写序。

福楼拜不喜欢照相，因为照像的真实不是他所谓的艺术。艺术的性质和目的应当是“幻象”。幻象才是真正的真实。艺术家追求的典型意义应当在这里寻找。把自己看成中心，就是不虚心观察一切的表现。观察应当先从艺术家自身开始，他时刻分析自己，艺术家的性情就是他的存在的依据。真正的认识是不乱发议论。“当我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同代人的时候，就不许可这样错误地描绘社会。”（1862年7月致皆乃特夫人书）他惋惜雨果把才气用在人道主义上。

他认为艺术是展览，不是教诲，好和歹全要描述，这样的描述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公正的：“公正组成一切道德。”“慈悲、人道主义、情感、理想已经骗够了我们。”（1871年10月致乔治·桑书）正确的表现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他不在小说中露面，无我是一种美德，杰作的诀窍就在于作者的性情与主旨的一致。他的小说艺术见解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憎恨资产阶级；他喜爱人生的五颜六色；他认为世界在动乱中产生，然而他不了解工人运动。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1857年一出世，帝国法庭就向他提出诉讼，认为他诽谤宗教，败坏道德。官方的控告没有得逞，《包法利夫人》却受到评论家与读者的普遍的赞美。现实主义终于取得了胜利，福楼拜顿时成了文学巨人。作品详尽的心理分析，它的美不胜收的世态描绘，它的“外省风俗”（它的小标题）和人物的介绍，给作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者谴责了资产阶级在外省的一切作为，而自己又不出面嘲骂，只用笔墨写出无知的教堂，丑恶的高利贷商人，还有那些无耻的地主。但是最成功的还是包法利夫人的形象的塑造：一个农村少女，在修道院受过和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这是复辟时期）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嫁给一个无能的农村医生做续弦。她的环境迫使她成为*妇，在高利贷压榨与人情世故的冷落下，她终于自尽。小说的细节让人感到巴尔扎克复活了，作者的反复修改显然增加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把这部小说译成英文。

又经过5年的沉默，福楼拜发表了他的历史小说《萨朗宝》。批评家想不到这里是他们陌生的2000年前迦太基的内战历史，而且他仍然以现实主义者的手法，复活这场“最丑恶的，神人不道的战争……”（波利比奥斯的《通史》）。这是一场富商政权与它的雇佣军之间的残酷内战。福楼拜在这部历史小说上所下的功力，和他在当代生活小说上同样有声有色，恍如身临其境。他刻画元帅哈米加的忍耐与雇佣军司笛潘的狡诈，栩栩如生，全都统一在残忍之中。

这部小说并未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福楼拜把他的科学态度用在一个和近代人不相干的远古战争的题材上。不久他改变题材，又用了5年时间，写出了和1848年二月革命相关的《情感教育》，发表的时间接近1870年，拿破仑三世就要向普鲁土宣战，人们没有关心这部小说。福楼拜一直为这部现代小说郁郁寡欢，也一直在寻找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是“透视的虚伪”，缺乏一个金字塔式的尖顶，他的心情是：“人家不懂这本书，我真不明白。”（1874年7月，致屠格涅夫书）这部小说的小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这个年轻人毛诺·福赖化芮克，他的性格象一张琴，人人可以弹出自己爱听的乐曲，然而和他本人无关。糟糕的是，他像一块软面，随人揉搓，还以为自己原来就是如此这般。读者对他不感兴趣。然而《情感教育》是一部巨著，一直写到第二帝国宣告成立为止。这一天正是街头屠杀的一天，书里唯一的正直人、一个小伙计、私生子杜萨笛耶却让叛变的工贼、帝国警官给开枪打死了。死前，他高声喊着：“共和国万岁！”我们的年轻人目睹了这场残酷的屠杀。

10年之后，赞誉这部小说之声开始响起，评论家邦维尔认为这是“没有小说化的小说”（邦维尔：《评论集》）。这部小说终于得到读者的认可。但作者在这里没有写到一个真正的工人，他更回避了6月血腥镇压。不过他让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怯懦与丑恶。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没有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在这一年，他第3次修改了《圣·安东的诱惑》。经过屠格涅夫和朋友们的催促，他决定在1872年发表。《三故事》是他最后成功的作品，每篇都代表一种格调，二种格调又建立在三种不同的题材上。

第一篇故事是《圣·玉连外传》是一个中世纪民间传说，有些类似古希腊的奥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样式。中世纪有两个特征，一是宗教蒙昧，一是崇拜武力；一方面民族动乱，一方面基督教全盛。福楼拜把玉连一生分为武士和教士前后两期。他先是杀人不眨眼，最后却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成了终日受良心谴责的人。福楼拜用科学和艺术手法描绘了这个故事。

第2篇故事《一颗简单的心》却深深地感动着读者。高尔基曾经问自己道：“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如像聋了和瞎了一样，……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毫无趣味的一生的小说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幼年的高尔基以为“这里一定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收在《论文学》一书中，1977年版）。这里没有什么“魔术”，而是他的朴素精到艺术：把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一生描写出来，语言平实，引人入胜。福楼拜总是同情那些“无知的下等人”，在《包法利夫人》的农业展览会中老妇人勒鲁领奖，和《情感教育》里私生子、共和主义者巷战殉难，就可看出来了。

第3篇故事《希罗底》（见于《新约》的《福音书》与《罗马人书》）和前面相反，写的是一天的事。这是一个忙乱、紧张的日子，他围绕约翰被杀的中心故事聚集所有可能聚集的事。泰纳写信给作者，称赞他说：“如今历史和小说不能分开，是的，不过小说要像你的写法那样写。”福楼拜在这里让艺术和科学依然密切结合，又使艺术成为艺术。

《布法与白居谢》是福楼拜最后的作品，他在去世之前，只差一章。他在这本书里，嘲笑资产阶级研究科学而无方法。他写了两个誊写生，有了钱，不誊写了，搞科学研究，最后什么也搞不成，仍然回去誊写。活跃在他想象中的不是事实，而是抽象的概念。他否定资产阶级活动的意义。这本书换一个题目，可以称为《理智教育》。

福楼拜尊重事实，他的隐居生活使他细细研究自己的作品，使其提高到一定地位。他曾说：“一切道德都是由公正组成的。”但福楼拜认为还有另一种置身于局外的公正。他以科学精神进入他所观察的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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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1821～1880）

Flanbert，Gustave

法国作家。1821年12月21日生于鲁昂，1880年5月8日卒于克鲁瓦塞。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9世纪60年代，法国国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福楼拜重又关注现实斗争。他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生活，致力于撰写《情感教育》。这部作品以4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一个思想平庸、性格懦弱的青年日益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时，尤其是1848年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作品的情节几乎都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这些重要事件构成了小说的社会背景。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也通过这些事件来表现。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它描绘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了解1851年以前的法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小说发表时并未引起很大关注，10年之后，才响起赞誉之声。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