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你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你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你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你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你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我将以你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这种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精神发扬光大。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 家、文学家与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使 天下 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且提高了当时北宋的 军事 实力与经济实力，有一定成效。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王安石生平简介

　王安石于1021年出生，去世于1086年，享年65岁。王安石字介普，号半山，人称王荆公。王安石老家是抚州临川，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王安石从小就表现的与一般人不一样，有着惊人的 记忆力 ，其不仅天赋好后天也很努力，在良好的 教育 模式下，塑造的王安石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天才。

　王安石于1042年考中进士，此后也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王安石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没有好的职位他宁愿做地方官吏，直到被宋神宗任用后，期间他一直都在当一个小官吏，当过鄞县知县，当过舒州通判，当周常州知州等等多个地方官吏。直到1067年，新皇登基，王安石才得以重用，短短2年时间，王安石从一个知江宁府升到翰林学士再升到参知政事，最后升到宰相一职。

　1069年，王安石提出变法，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变法开始，王安石推行了数十项新法来解决一些列问题，其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经济改革，改善”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程度的损害了官僚集团和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强烈的反对，最终变法失败。

　熙宁九年，王安石辞去宰相之位，开始了隐居生活，纵情于山水间，写诗作画安享晚年，最后病死于江苏南京。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积贫积弱问题，北宋财政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与改善，但是由于诸多因素造成了变法失败。但是我们不得不否认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政绩。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自推行新法到变法失败，历时16年，这段期间王安石两次罢相，他不畏艰难，毅然推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与成效，劳心费神，最终变法失败，还给自己捞了个千古骂名。

　王安石变法一经推行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归于内因和外因的双重打击下，对外众多官僚集团统一战线联合反对，对内变法内部人员不断的产生内讧和矛盾，逐渐分裂成不同势力，本来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对新法有了怀疑与后顾之忧，朝廷内部两大太后纷纷哭诉给予皇帝压力，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新法无法推行，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这场风波并没有过去，王安石一开始推行新法是为了北宋的江山社稷和民生着想，但是后来新法在一群有异心的人身上变了味，通过新法大肆敛财，扰民，最终导致贪污腐败，整个朝政一片混乱。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除了内因和外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王安石本人。王安石的用人不当注定了变法的失败。纵观王安石用人策略，贯彻党同伐异的用人方针，嘴上说的好就行了，所以看拥护新法的一群人中，都是口头拥护新法，然后对于王安石是坚决拥护，只要有这份心，不论他是什么人品，他是什么品格，他是什么胸襟都没关系，只要有一颗拥护的心就行了。完全忽略了这群人的最终目的和最终动机，这部人中大部分都是为了政治投机，希望借这次变法自己能平步青云，家财万贯，绝不是真心拥护新法。而对于那些真才司马光，范仲淹等人驱逐出京城，最终导致了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和影响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由王安石倡导，宋神宗支持的社会改革运动，旨在改变北宋年间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从而抑制土地兼并，解决三冗问题。但是王安石变法由于内因外因的双重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对于王安石变法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变法有了一定的成效，有利有弊。下面来罗列下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一：积贫局面有了改善

　王安石推行的一些列新法，都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等均是 理财 措施 ，这些新法都很大程度上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上添了一大笔。自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新法推出后，国库充盈，资金充裕，其变革期间所增加的收入足够北宋近20年来的花销，足以看出其成效有多大了。

　二：积弱局面得到改善

　王安石推行了一些列的军事新法，从而让整个国家的兵力强盛，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从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北宋军力，不但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也提高了军队作战能力，采用保马法，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优质的战马，供战争使用。

　但是也有弊端，王安石上台后就对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很多新部门，如制置三司 条例 司，都提举市易司等等，当时北宋已经出现了冗官的现象，王安石还不断新开官僚机构，提拔大批人臣造成了机构重叠，问题加重。

　二：加重农民负担

　新法推行有利有弊，朝廷剥削官僚地主，地主剥削农民，变法没从根本上对症下药，最后导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与艰辛。

　三：变法变味

　王安石变法到后期被王安石培养的奸臣所利用，这些新起的官僚集团利用新法大肆敛财，扰民，本是为民的变法成为了扰民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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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安石简介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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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风 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怎样？“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芒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其中道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何以见得？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

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来去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爱情”两个字，人们常说：好辛苦！

这样的感情体验，到了纳兰性德笔下，获得了这样充满诗意的表述：”辛苦最怜天上月“！

不是吗？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等得好辛苦，盼得好辛苦！

人间夫妇，往往如此。

词人夫妇，更是如此。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菩萨蛮》）纳兰性德身为宫中一等侍卫，常要入值宫禁或随驾外出，所以尽管他与妻子卢氏结婚不久，伉俪情笃，但由于他的地位独特，身不由己，因此两人总是离别时多，团圆时少，夫妇二人都饱尝相思的煎熬。

而今，仅仅是婚后三年，卢氏年仅二十一岁芳龄，竟然离纳兰性德而去了，这更是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终生痛苦与遗憾！

特别是因为，卢氏不仅与纳兰性德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他们更是胸襟、志趣都非常投合。纳兰性德的同年、平湖词人叶舒崇有文云：“抗情尘表，则视若浮云；抚操闺中，则志寸流水。于其殁也，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由此足见纳兰性德与其亡妻深具的琴瑟音通的心谊。

在难以消释的痛苦中，纳兰性德心中的爱妻逐渐化作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词人在《沁园春》序言中写道：“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能复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

这是一个凄切的梦，也是一个美丽的梦。纳兰性德希望这个梦真的能够实现，希望妻子真的能向一轮明月，用温柔的、皎洁的月光时刻陪伴着自己。他还想：如果高处不胜寒，我一定不辞冰雪霜霰，用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去温暖爱妻的身、爱妻的心。

人们不会忘记《世说新语》中那段凄恻动人的故事：“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荀奉倩就是荀彧之子，其妻曹氏，是曹洪的女儿。荀奉倩为伤悼爱妻而亡，死时年仅二十九岁。荀奉倩与纳兰性德的感情经历说明，夫妇之间的冷暖本来就是相通的。不论是同在人间，还是已有人天之隔。由此我们想到，纳兰性德将自己的词集名由〈侧帽〉改为〈饮水〉，虽是去〈五灯会元〉道明禅师答卢行者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语意，但其情感内涵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吧。

尽管有美丽的梦，但那终归是梦。尘世因缘毕竟已经断绝，令人徒唤奈何。

惟有堂前燕，依然软踏帘钩，呢喃絮语，仿佛在追忆这画堂深处昔日洋溢的那一段甜蜜与温馨……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贺〈秋来〉）泉下之人悲情不已，后死之人愁恨未歇。来年春日，那烂漫花丛中形影相随、双栖双飞的彩蝶，一定是词人与爱妻的精灵所化……

蝶恋花·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悼亡伤逝之词哀感顽艳，令人不忍卒读，边塞行吟之篇则清怨苍凉，另是一番风味；但一个“情”字却是共同的。谢章铤说：“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坨、迦陵、容若乎。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赌棋山庄词话〉）而读这首词，深知谢氏此言不虚。

这首出塞词，当为纳兰性德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奉命与副都统郎谈等出塞远赴梭龙途中所作，那时他二十九岁。

“今古河山无定据”，是一句断语，也是词人的感叹。它横空出世，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慨。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的深沉，哲学家的睿智，以及文学家的深情。

情语之后，紧接以景语：“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词人挥舞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充满动感的边塞景物图。这既是眼前的实景，又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的一幕幕活剧。这里有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有“汉家自失李将军，单于公然来牧马”；……等等，等等。画角声声，牧马频骤，这不正是“今古河山无定据”的形象写照吗？

岁月倏忽，往事已矣。今天，当词人风尘仆仆，奔走在边塞道路上的时候，只间满目荒凉，惟有如火如血的片片枫叶在萧瑟西风中飘摇，似乎在诉说着无穷的幽怨……

词人仿佛听见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呐喊，也仿佛听见了“出师为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仰天长叹……

词人仿佛看见了“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美人身影，也仿佛听见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哀伤旋律……

不论是肝肠如火的英雄，还是色笑如花的美人，不论是彪炳青史的古贤，还是俯仰古今的来者，都笼罩在这一往深情之中。不信，请看那深山夕照，深秋烟雨……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不光指他以濡染汉文化未久的满洲贵介公子之身昂然屹立于清词坛坫，成为词之中兴期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更由于在如今学界和大众皆普遍漠视清词的大背景下，纳兰独能赢得广泛的青睐，获致超常的“礼遇”。据台湾黄文吉教授的统计，1912－1992八十年间计有清词研究成果1269项，其中纳兰独得171项，仅次于另外一个更大的“异数”王国维而屈居次席（详请参拙作《十年来的清词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1期）。其后的十几年来，关于纳兰的研究更是风起云涌，恐怕早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降而论之，在梁羽生名著《七剑下天山》中，纳兰曾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出现，金庸《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与乾隆皇帝首次对话引用的也都是纳兰词作。而据媒体报道，北京近年出现了规模很不小的“纳兰追星族”，甚至到了定期沙龙集会的程度。造成这种种令人惊讶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恐怕必须考虑，那就是在纳兰的文学创作成就之外，这个惊才绝艳的词人身上那种“不是人间富贵花”的神秘而凄美的情怀像磁石一般散发出的强劲而持久的吸引力。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以太子胤礽小字成哥，避讳改今名，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先世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族，明代末叶为建州女真所吞并。性德曾祖姑被努尔哈赤纳为妃子，生清太宗皇太极。纳兰家族属正黄旗，其父明珠，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傅，为康熙朝前期著名权相之一。性德十六岁（1670）以诸生贡入太学，次年举顺天乡试，再次年会试中式，以寒疾未应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性德正式成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清初制度，侍卫不仅是侍从武官，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纳兰深得康熙帝眷爱，如果不是早逝的话，其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就是这样富贵至极的家世，纳兰身上却非但毫无新贵的骄矜倨傲，反而情思抑郁，“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屡屡声称“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金缕曲》），甚而每当登临出塞，特多萧条凭吊之语如“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好事近》）之类。如此特殊的心迹，使他能够在清初满汉之大防非常严峻的时段获得很多世所称“落落难合”的“一时俊异”，如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等的友情。就中他与顾贞观尤其交称莫逆，并应贞观之请营救“科场案”名人吴兆骞，并生馆而死恤之，被普天下传为佳话。这些矛盾悖反的现象集于一身，使这位天才贵公子愈发显得迷离莫测，自然也引起了种种匪夷所思之猜度。有人说他因先世为爱新觉罗氏所灭，故怀隐恨于满清王朝，有孤臣孽子之心绪。有人则以为他奉有康熙帝“密旨”之类笼络监视汉族文人。凡此皆无根无凭，作为思路不妨事，引为实据则容易闹笑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五月，刚过而立之年的纳兰性德永远阖上了他英迈多情的双眼，令时人也令后人满掬同情惋惜之泪。其早逝的直接原因自然是纠葛缠绵了十余年的寒疾（参见李雷《纳兰性德与寒疾》，《文学遗产》2002年6期），可他因为官场倾轧、爱妻早丧所造成的双重凄苦心理也不应漠视。纳兰身后，其乡试座师徐乾学为刻《通志堂集》二十卷，内有赋一卷，诗、文、词、渌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可以觇见其经史文辞多方面的造诣。其中词集先后以《侧帽》、《饮水》名之，今存三百五十首左右，得名最盛，当时即有“远轶秦柳”、“传写遍于村校邮壁”之说（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文》）。纳兰于词不喜南宋诸家，好研习五代北宋之作，而最爱李后主，其《渌水亭杂识》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其自身情性气质、词风的幽艳真挚、令人不忍卒读的凄惋确也近乎李煜，而其实他并不自缚于南唐一家，某些篇章中特具的那种豪放苍茫绝非后主所能包举。此殆由时代升降之故，可也不必讳言天挺其才的罢。

就题材论，纳兰成就最高的无疑为爱情词，个中悼亡之作又为翘楚，足称“北宋以后，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余如塞外旅愁、友朋酬赠之作亦极有特色，在词发展史上作出了卓特的贡献，因而无愧于满洲第一大词人之地位论定，也无愧为整个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但这也就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有人出于偏好，对某些旧说不加审辨，竟直接谥之以“清代词坛第一人”，甚至“清初学人第一”，那就未免有点过分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夸张只能造成歪曲和混淆，并无助于认知纳兰的真实面目。

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年龄是这个先后顺序。先说政治地位。按几人最高的实际地位来算，则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与“上如一人”的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最；

宋哲宗年间守旧派领袖，废尽新法的司马光（尚书省左仆射）次之；

而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和欧阳修虽然都曾位居参知政事，但当时朝中还有其他如吕夷简、杜衍等一干重臣耆老坐镇，决然比不上王荆公、司马温公那般独断朝纲

至于苏轼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位置大概是中书舍人！主要负责写诏书这大概是王安石30岁的时候就干烦了的事情。其后虽然还履任兵部尚书，但这是个闲职，职能被枢府和吏部瓜分殆尽。再之后就一直遭贬，直到徽宗即位才召他回京，政治上苏轼无法与前四人相提并论。再说集团利益。其中，范仲淹和欧阳修算是一个集团，他们两个之间关系极好，范仲淹作为老大哥，对欧阳修多有照顾。

范仲淹是四人中最早位处宰相的，但在位不久便遭贬黜。（怪不得他，党争失败，杜衍都遭贬，何况范仲淹）庆历年间，范仲淹曾主持变法，号称“正本澄源”，其实根本未能触及深层次的问题，而且不到一年便作罢，意义实在不值一提，唯一能拿出来讲的，就是为日后王安石的变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而在杜衍、范仲淹先后被贬之后，欧阳修仍然不知进退，连续上书为其力争，最后也因“朋党”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最后还被设计（其实属实，更为可疑的还有他和他外甥女极为暧昧的关系），以“侵占外甥女财产”之罪出贬滁州。但在之后，欧阳修又在皇元年（1049年）回朝，之后起起落落，几番风雨，也未能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最后是相互关系。范仲淹与欧阳修哥俩好，也没啥好说的；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向韩琦举荐王安石。后期却因为政见不合，对新法多有抵触，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

王安石与司马光，则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但在私交上倒也过得去，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争”。但二人为政时可谓斗的不可开交，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司马光虽然明显落于下风，但他能够本着不屈不饶的革命精神，持之以恒的发挥台谏“风闻奏事”的先进作用，不断对新法进行阻扰，实在是可歌可泣。所以，王安石也称司马光为“流言宗主”虽然我们的司马光同志文采斐然，兢兢业业，但其业务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碌碌无为，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安心编撰《资治通鉴》去了。

这两人之争在历史上已成公案，利害争议颇多，千百年间朝野之上，江湖一下早已嚼的稀烂，这里就不多说了。楼主尽可以将其想象成北宋版的，湖人对凯尔特人吧

至于苏轼则是一朵奇葩在变法派反变法派，在守旧派反守旧派，两边不讨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说他：“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连宋神宗都说：苏轼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还能做什么呢这一点苏轼可就远不如他弟弟苏辙，看似木讷迂阔，实则明镜晓势。

当然，他和欧阳修确实情谊深厚，苏轼在1057年，被欧阳修钦点为榜眼，据说欧阳修当时还认为所阅之卷乃是弟子曾巩所做，故意排在了第二，哪知公榜才知自己多心，苏轼的状元就这么没了当然这是野史，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王安石生平：庆历二年登杨_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字号：字介甫号半山。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临川。出生时间：1021年12月18日。去世时间：1086年5月21日。别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主要作品：《梅花》《登飞来峰》《泊船瓜洲》《愍儒坑》《孤桐》等。主要成就：推行维新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收复五州。

关于王安石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王安石的诗词

《泊船瓜洲》、《梅花》、《伤仲永》、《元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书湖阳先生壁》、《桂枝香》、《雨过偶书》、《春夜》、《葛溪驿》、《出塞》、《游褒禅山记》、《谒金门》、《桂枝香》、《千秋岁引》、《南乡子》、《孤桐》、《北山》、《兼并》。

二、介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三、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_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四、文学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言简练明快笔力雄健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诗歌造诣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王荆公体“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文学主张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江西）人。封荆国公，谥文，又称王文公。他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

要100字左右，你们怎么都不认真看问题啊，一看就是抄的！

　宋朝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名相范仲淹，他虽然出身贫苦，自幼孤贫，却勤学苦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以真才实学成为著名的政治家，下面是我整理的范仲淹的励志故事，欢迎来参考！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1

　其实教育并不只存在学堂之中，生活中许多不经意的瞬间都会成为人们传道授教的机会。范仲淹在一次游览山水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好学的牧童，范仲淹借机给他们上了一课，牧童们也努力争取到了一次可以学习的机会。

　一天，范仲淹和他的好友滕子京游观天柱山。清晨，范仲淹见东方已露出鱼肚色，便独自一人出门去了。顺着弯曲大路，一路观赏，山清水秀，绿草如茵，他看得好不入迷。

　此时，范仲淹见一群牧童围着一个扎着朝天辫的小牧童一声不吭，不知在干些什么。他走上前去，只见这个扎着小辫的牧童手拿牛鞭，在地下一笔一划地 写着。仔细一看，原来这群牧童正在听小辫子讲课。鞭杆作笔，大地当纸，在地下写个“刁”字。写好以后，还十分神气地说：“你们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这个字 念‘刀’，砍柴的刀……”，小辫子还没说完，就听身后有人说：“不对，你教错了。”小辫子一惊，转身一看，呆住了。

　原来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个穿着十分讲究，气魄非凡的官人然后。牧童都呆呆地不敢作声，范仲淹笑了，上前拍拍小辫子的肩膀，和蔼地说：“你教错了。”

　小辫子见这官人满面慈祥，这才胆大了点，辩解说：“昨天在学堂门外，我见先生就是这么写得，先生说是‘刀’字。”

　范仲淹说道：“笔画你没看清，就是错了那么一点。”

　小辫子急问：“哪一点”范仲淹走上前去，说：“我写给你们看。”然后边说边将小辫子的牛鞭拿过来，在地下写着，还一边解释道：“一个是一撇，一个是一提。”

　小辫子不服气地说：“这两个字不都像‘刀’字吗”范仲淹继续耐心地解释说：“看来像，仔细看就不像，关键就在这一笔，一个上，一个下，朝上一提是‘刁’，朝下一撇是‘刀’字。”小辫子口里念着说：“刀刁刀刁，念快了和刀的音差不多呀!”

　范仲淹说：“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很多啊!别看‘刀’、‘刁’二字相似，然后音也相似，但刁比刀厉害得多，弄不好，还要杀头的。”

　牧童们听了，十分惊奇：“这么厉害，还要杀头”

　范仲淹说，不信，我说段故事给你们听听：

　过去山上有座破庙，庙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尼姑。这尼姑苦钻学问，长得又美，十分惹人喜爱。就是一点，不守清规戒律，喜欢结交朋友。一天，他遇到一 个很有学问的穷秀才，马上就与他成了朋友。于是穷秀才就邀请尼姑到他家作客，两人非常要好。后来，这个尼姑就经常跑到穷秀才家去串门。日久天长，你来我 往，朝夕与共，情同手足。有时候谈出兴致来，竟忘了吃饭，睡觉，连五更天都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很快就被传出去，人们纷纷议论。不久，传到财主吕员外的耳朵 里，他以为这样的事情有伤风化，进县衙就把小尼姑和穷秀才告了。这一状果然就告中了，衙役立刻把小尼姑压倒大堂上审问，小尼姑好像没事一样，冷笑不语。这 下县太爷气极了，命人抬上刑具。正要施刑，小尼姑赶忙说：‘不必动刑，小人招供。’衙役立刻递过纸笔，只见小尼姑提笔写道：‘刀刁相像，瓜爪难分，戊戍胸 中一点，斋齐足下分明。’小尼姑写好之后放在地上。差役忙吧供词呈上。县太爷一看供词，又大量了一下尼姑，怒容顿减，点头说：‘原来如此!’。便走下堂 来，然后朝小尼姑上下一看，接着禽兽扶起小尼姑，并向小尼姑施一大礼，送出衙门。”

　说道这里，范仲淹问牧童们：“你们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啊”

　牧童们都听迷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范仲淹说：“县太爷是有学问的人，看了招供，才知道小尼姑学问很深。所以，才下堂朝小尼姑反复大量，知道自己差点把案子断错了，只好向小尼姑赔礼，放回庙里。”

　牧童们齐问：“错在哪里呢”

　范仲淹说：“小尼姑不是说：‘斋齐组下分明吗足就是脚啊。”

　“脚”牧童们还是不解。

　“对，就是脚。”范仲淹接着说：“原来这个尼姑是个大脚，本身却是男子。他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住进破庙，研读经书。他和秀才是在一起研究学问， 所以往来密切。这个县太爷十分爱才，问明情况之后，还常去向他们请教，从此，他们三人成为了好友。然后你们看相形字中仅一点点区别，就有这样大的不同，一定不 能写错，念错，一个人作学问就讲‘认真’二字。”

　小辫子听到这里，扑通朝范仲淹跪下，恳求他说：“先生，你就做我们的先生，教我们认字吧。”牧童全都朝范仲淹跪下，异口同声地说：“好先生，求求你，你就教我们认字吧。”

　范仲淹被这样勤奋好学的牧童们所感动，恨不得将满肚子的学问都教给他们，只是在此不能久住。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滕子京找他来了，范仲 淹把此事简要地向滕子京说了。滕子京一直就有创办学校，开启民智的想法，也很喜欢这些好学的牧童们，然后便一口答应下来，兴办学堂。

　就这样，滕子京花钱在山上盖了座“范仲淹书堂”，牧童从此有了先生，也有了书堂，白天放牧，晚上识字。他们时时不忘范仲淹给他们讲的故事，认认真真，格外用功，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2

　北宋著名良吏范仲淹曾被王安石评为“一世之师”。然观其一生，亦无非寻常的“三板斧”而已，招数并不复杂，目下人人皆会，人人可会，不同之处唯在于，范仲淹不屈不挠地使了，且斧斧生猛，力道惊人。

　第一斧：划粥断齑，立志励志。

　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出身贫苦。由于母亲改嫁到富裕的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但他少有志向，存“天下之忧”，所以读书非常刻苦。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常常有意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寄宿寺庙，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吃完继续读书，赢得了划粥断齑的美誉。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下真功夫营养灵魂，下硬功夫陶冶精神，心地纯洁澄明，高尚品德随身附体，就站得稳，走得正，干得好。范仲淹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莫不与他注重磨炼身心有关。比如：他入仕以后，平日没有宾客登门，是不准上两样荤菜的。到了晚年，儿子准备为他修建大宅院，被他断然拒绝。有人要替他在洛阳买一座叫作“绿野堂”的园林，他照样不肯，并说：“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晚年，他还谆谆教诫子弟要节俭，家书中这样提醒：“老夫平生屡经风波，唯能忍穷，故得免祸。”

　秉真持正，不以妄心害真心，不当腐官、庸官、懒官、昏官，坚守廉洁从政、为国为民的精神家园，才干必会大放异彩。

　第二斧：死磕权贵，遏制歪风。

　范仲淹为官30多年，四次被贬，前三次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说真话引起的。

　宋仁宗年幼时，刘太后“垂帘听政”。后来仁宗满了20岁，刘太后仍然不放权。对此，朝内大小官员都不敢吭声，唯独范仲淹站了出来，上奏折要求刘太后按祖制让位给仁宗。迷恋权力的刘太后看了折子大怒，立即下旨，把范仲淹贬到一个边远小县做通判。

　刘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此时，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范仲淹又开始跟吕夷简死磕，他经过深入调查，绘制了一幅《百官图》送给皇上，具体揭露了吕夷简安插亲信的种种罪行。不料吕夷简倚仗权势，恶毒反诬。最终，范仲淹未能把作恶多端的吕夷简扳倒，自己反而再次被贬，到睦州做了知州。

　他在京城做右司谏时，有一年江淮灾情严重，数路饥馑，朝廷派他视察灾情，安抚江淮，他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令江淮数郡“开仓廪，赈乏绝”，并且把饥民吃的“乌昧草”带回京师，让仁宗皇帝及大臣看，恳请皇帝和朝中大臣减盛宴、去奢华，节衣缩食，体恤灾民。

　范仲淹一生始终坚持正义立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在一首题为《灵鸟赋》的词中，抒发自己绝不退却的激愤心情，有一句话掷地有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意思是说，他宁愿为正义呼声而死，绝不默默地苟且偷生。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

　第三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范仲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不管自己升官降官，每到一地，总要千方百计兴利除弊，做出几桩惠及地方的事情来。

　早年在泰州做盐仓监官，无聊到极点，他曾写诗自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样下去不行，既然做官，就要给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儿。于是，那几年，他为苏北人民留下了“范公堤”。

　他谪贬睦州，不到半年，就倡导修建“严子陵钓台”，向世人高扬“使贪夫廉，懦夫立”的钓台之风；做苏州太守时，他买下南园，创办学府，为国育才。对那些不称职的下属官吏，一旦查清，他便毫不留情地将其姓名从官吏名册上画掉。即使达官显宦，亲朋好友从中劝说，他也坚持到底，不为所动。“一笔勾销”的佳话，至今流传。他发动的庆历新政，几乎触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但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敢于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奏。

　大道若简，至理也，放诸四海皆准。

　范仲淹的“三板斧”，其史鉴价值在于：修剪冗枝，去残枝败叶，除疯枝病桠，大树才能茁壮生长，成参天之材；不攀比、不折腾、不摆阔、不奢靡，走正道，官员才会有底蕴和政声。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3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不仅自己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也极其严格。范仲淹一生历任高官，但范家一直清贫俭约家风纯朴。

　天圣三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负责治理水患。许多前任都是简单地修修堤坝应付而已，范仲淹却亲自去海边，与当地居民商讨良策。民工们开始修堤筑坝时，范仲淹不是坐在高堂之上而是现场指挥。

　有一次，白天刚修好的堤坝，晚上就被海浪冲毁。民工们怨声载道，不肯再修坝，有的则偷偷溜掉。范仲淹来到施工现场，不仅劝勉民工们要同心同德将坝修好，还将自己的薪俸拿出来，为民工们改善生活。民工们深受感动，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

　范仲淹淡泊名利轻财重义，子女们也深受影响。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

　在丹阳停留时，范纯仁偶遇文学家石曼卿，当时石曼卿家中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离世，他想安葬亲人之后再回乡，因为没有盘缠而寸步难行。范纯仁不加思索地将整船麦子送给了石曼卿，但石曼卿还是愁眉紧锁，范纯仁就问：“石先生若还有为难之事，不妨说来”。石曼卿眼里含泪满面羞愧地说：“两个女儿已经找了婆家，奈何没有嫁妆无法出门”。范纯仁爽快地说：“石先生不必忧虑，只需将船只卖掉，嫁妆也就有了”。石曼卿连连道谢，范纯仁则两手空空回了家。范家兄弟的善行，一直为百姓们所推崇。

　范仲淹为政清廉，世称范文正公，而他的言传身教，也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家风，从而有口皆碑代代相传，为后世人所敬仰。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4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带发生了旱灾。时任左司谏之职的范仲淹，闻听灾情，痛心疾首，立刻毛遂自荐，奏请宋仁宗愿前往江淮一带赈灾。刚刚亲政的宋仁宗，听说灾情严重，马上调拨了大批的赈灾物资，钦点范仲淹为赈灾大臣，前往江淮一带赈灾。

　范仲淹的赈灾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灾情带来的严重后果，江淮一带的灾民纷纷重返家园，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奉命回京。在朝廷上，范仲淹陈述了这次赈灾的过程，并说给皇上带回了“礼物”。宋仁宗大喜，心里暗暗道，好个范仲淹，赈灾的活儿做得不错，还不忘给我带回个礼物。“礼物”搬上来后，宋仁宗不觉皱起了眉头，竟然是几麻袋的树皮草根。范仲淹解释说：“启奏皇上，这些树皮和草根，都是灾区灾民充饥的食物。臣把这些树皮草根拿回来，希望朝廷的文武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体验民间百姓的疾苦。”

　听完范仲淹的一番话，宋仁宗这才体会到了“礼物”背后的良苦用心，当即号令每一位大臣下朝后，都要领一些树皮草根回去充饥。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的奢靡之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臣们再也不敢奢侈攀比、铺张浪费了。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5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范仲淹未入学，母亲和继父就对他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讲述了许多古圣先贤如何立志、如何读书、如何成就大事业的故事。每次他都认真聆听，默记在心。听后，他又总爱安静地独立思考。

　商周时代，有国学、乡学。秦汉以后，只重国学，乡学多由民间自办。州县普遍兴学，还是仁宗朝由范仲淹等先贤倡导的。范仲淹青少年时代，长山没有官办的县学，有的只是富贵人家自办的塾学，或民间筹办的学宫。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母亲便送范仲淹到长山城东南隅一所民办学宫读书。后人怀念他，金代泰和年间在范仲淹当年读书之处创建怀范楼，元元贞元年（1295年）县尹安惟洪修葺。这是后话。

　范仲淹进长山学宫读书后的一天中午，学宫旁边一座庙宇前，涌满了男女老幼许多人，说某某神显灵了，人们虔诚地前来烧香磕头，求签问卦，神可以断吉凶祸福，可以问前程未来。少年学子出于好奇，随人流也进了庙宇。看到都在争先恐后地求签问卜，范仲淹郑重地走到一个相士面前，抽出一签，询问道：“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相士回答说“不能”。周围的人听到这一问一答，不由得愣了，惊疑的目光投向了他。范仲淹又问：“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怎么样？”相士愣了，无言以对。旁边一位老者十分叹赏这位貌不出众却志向非凡的少年，便仔细询问了范仲淹的情况。在范仲淹看来，“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 。用吴曾转述范仲淹的话来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职位最高。除了皇帝，当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居高位，最能为民造福的，当属宰相；在民间，最能为民造福的就是良医。良相良医，尽管职位高低不同，在为天下人造福方面却是一致的。

　很显然，范仲淹早年的志向不存在升官发财之念，其意向鲜明地表达了利泽生民的思想。这个少年时代愿为良相良医的人，在经过数十年宦海生涯之后，暮年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6

　孝水省亲

　范仲淹继父朱文翰，字苑文，端拱二年中进士任平江府推官，不久京都召试馆职，他便应试入馆，授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编校。宋真宗赵恒继位后，朱文翰得到信任，升为户部郎中。郎中为皇帝的侍卫和随从，地位较高。朱文翰为人耿介刚直，敢于直言朝政，得罪了权贵高官，受到诽谤中伤，景德初年被贬出京城，任淄州长史。

　母亲先去淄州的秋谷口照料继父，范仲淹仍在长山读书。秋谷口简称秋口，位于今淄博市博山城东荆山之麓。这里群山怀抱，孝水中流，泉水绕城，景色幽美。长山至秋口，相距百余里，中间由孝水联结起来。孝水，又称笼水，俗称孝妇河。孝水发源博山颜神镇，北流经淄川入长山县境，绕长山城南，鱼子沟水汇入，经城西北吕家庄，向西流经原梁邹县城（今邹平旧口）西北，与济水汇合，东流入海。范仲淹随母迁居长山以后，与孝水结下不解之缘。读书余暇，每每邀同学少年，到孝水玩耍戏水，好不畅快。孝妇河的传说，听父老乡亲讲了一遍又一遍：

　颜文姜自丈夫死后，侍奉婆母特别周到细心。她每天到10里之外的山泉挑一担甜水，供婆母饮用。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间寒暑，无怨无悔。这事感动了神灵，水缸处冒出一灵泉，甜水随用随长。文姜便用一个编织的笼子罩住泉眼，从此免除了她天天担水之苦。久而久之，婆母产生疑惑，乘文姜外出，婆母发现了水缸旁的笼子，用力一掀，灾难降临，大水涌出，淹没了房舍街巷，婆母也被淹死。文姜归来，夺过婆母手中握着的笼子，向北一指，滔滔洪水北去，流成了一条河，这便是笼水，也就是孝妇河。孝妇河岸边长大的人，谁不为颜文姜的孝道感动呢！

　范仲淹特别孝顺，母亲的冷暖苦乐，时时挂在他心上。母亲刚去秋口之时，他天天想念母亲，寝食不安。一天，他请假要到秋口探望母亲，老师与同窗担心他路径不熟悉。他说：这孝水不就是引路的吗！他独自一人沿着孝水河岸，溯流而上，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村又一村，大半天的光景，终于从孝水下游到了孝水上游岸边的秋口。母子相见，泪流满面。一段时间里，他常常从长山步行百里到秋口省亲，母亲也常常顺着孝水流去的方向张望。后来，继父在秋口寻到一所学宫，把范仲淹接到秋口读书。有时母亲回长山朱家料理家务，时间稍长，范仲淹便又从秋口沿着孝水到长山探望母亲。潺潺孝水，便成了连接范仲淹与母亲的一条亲情河。

　范仲淹孝水省亲的故事，感动了周围的父老乡亲，人们赞不绝口，到处传颂。范仲淹晚年知青州之时，他赈灾救荒、掘井汲水、折钱纳税等惠民政绩，感动了青州的父老乡亲。青州的艺人回忆起范仲淹孝水省亲的往事，编写了一段唱词，唱词中借用了初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改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口至长山一百。”63岁的范仲淹听罢唱词，不禁潸然泪下。请君试问孝妇水，思绪与之谁短长！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7

　借读醴泉寺

　范仲淹从关中游学东归长山之后，胸襟宽了，眼光高了，读书求知的愿望更强烈了。再到哪里去读书求学？哪里有名师大儒呢？询来问去，范仲淹终于做出了选择。寻根溯源，要从五代说起。早在五代时期，邹平人田敏，少通春秋，笃于经学，后梁贞明年间登科，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太常博士、太常卿等高级文教职务。后唐时朝廷任命他为详勘官，校勘雕印九经。历经22年，终于完成一代伟业，周世宗褒扬他为“儒学之宗师”。显德五年（958年），80岁的田敏告老还乡。他身体特别健壮，耄耋（mào dié）之年不须拄拐仗，徒步往来于街巷和山野小道，讲学于长白山中，每天亲自为众多学子讲授经典，求学者纷至沓来。前后12年，田敏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一时间，邹平学风大盛。与田敏同时，历城人田诰在长白山西南麓的明水讲学。因此，长白山一带成为北宋初期讲学成风儒学昌盛的地方。古时，许多佛寺的法师高僧几乎都是饱学之士，有的是当地著名的儒学大师。地处长白山腹地的醴泉寺内，当时聚集着一批颇具儒学造诣的和尚，寺院的住持就是远近闻名的儒学大师。

　范仲淹到醴泉寺借读的主意，先跟母亲商议妥当后，整理了一下简单的书籍衣物，背上包裹，便直奔相距50多里路的醴泉寺而来。醴泉寺是济东的大佛寺，唐朝时期日本僧人曾来此求法拜佛。相传南朝宋齐之间，由庄严法师所创建。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成之日，东山岩石间有泉水涌出，掬而引之，味甘芳，唐中宗特赐名“醴泉寺”。范仲淹来醴泉寺，拜高僧为师，学习儒学经典，寄居寺内，故曰“借读”。寺院住持高僧与范仲淹见面叙谈后，深感这青年为人诚恳，求学心切，而且心志高远，便欣然收留了范仲淹这个儒学徒弟，给予学习及住宿的种种方便。初始，住持每天单独为范仲淹讲授一个时辰，其余时间由仲淹自学。自学中遇到的疑难，第二天请教师父。师父根据仲淹提出的问题，即题讲解，并且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层探究。范仲淹暗自叹服，师父讲得透彻。每次讲授，都使范仲淹觉得心地敞亮，识见大增，一天一个新的境界。

范仲淹的励志故事 篇8

　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继父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齑划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后来至应天府学院读书时，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天天吃粥和不出去观驾的情况，回家告诉了家父。家父让儿子带上官府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的儿子去看范仲淹，发现他送的饭菜一点没动，都发了霉。留守的儿子异常不悦地说：“我家大人听说你生活清苦，特意让我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没有吃，难道是玷污了你，有过错吗？”范仲淹匆忙地表示歉意解释说：“家父大人和你的一片深情厚谊，让我十分感动。但我长久吃粥已经成了习惯，今突然吃了您的如此丰盛的美味佳肴，以后我怎么能再安于吃粥呢？”留守的儿子听罢，既感动，又惊讶：范仲淹所思所为，异乎寻常。

　他读书的时候，白天晚上很用功。五年中，他没有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就用凉水浇在脸上。他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一直提醒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