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岁就嫁人，为什么古代女子结婚年龄那么早？

古代女子一般十三四岁就要嫁人，这事在现代人看来，确实很难理解。难道古代女子成熟早？实则不然，这和当时她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劳动关系有着很大关系，纯属时代产物，而和她本人心理是否成熟并无直接关联。

古代女子为何十三四岁就要嫁人？古代婚姻“法定”最大年龄 晚嫁很麻烦。在我国古代，虽然婚姻之事可以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裁定，但是结婚年龄却是二老甚至女子自己都无法作主的，因为它也有“法定”。

古代女子为何十三四岁就要嫁人？纵观历朝的适婚年龄，除了西周时期《周礼》记载的“男子三十而聚，女子二十而嫁。”规定的女子结婚年龄接近于我们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外，之后的历朝历代，对结婚年龄的规定都大大提前了。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提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

汉代《汉代婚丧礼俗考》又记载了结婚年龄男子在十五六岁，女子则是十三四岁；南北朝时，女子的结婚年龄又一再被提前至十二岁……再其后情况也大致如此，普遍在十五岁至十二岁之间。而且，这些法规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政权强制性，并不像我们现行对法定年龄的规定，只给出了下限而不约束上限。比如它规定姑娘你必须十五岁嫁人，而你却非要想等到十六岁，罚款！

在大汉朝，汉惠帝不就曾做了这么一条铁了心的规定，规定女子必须在十五岁前嫁人。如果做不到，就会给你增加5倍税收。这对一般农家人而言，纵然父母舍不得孩子过早嫁人，但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毕竟，苛税猛于虎！谁能担待得起呢？

古代女子为何十三四岁就要嫁人？战乱频繁的封建时代，征兵入伍需要大量的青壮年，人口的繁衍速度成为展现综合国力的一大重要指标，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都会十分重视人口的发展速度，而女子结婚年龄相对提前，人口的繁衍速度自然会加快。

传统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 男尊女卑思想不可逾越。在中国“男耕女织”的古时代，并不像后来的工业化社会，以及我们现在知识经济为上的时代，女孩子们可以和男孩子一样拥有平等的教有权、社会参与权，并拥有自力更生的经济能力。

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女子不能读书出将入相，自然没法靠知识赚钱，同时又由于体力所限，在农业劳动中自然无法代替并超越男子，此种社会形态便造就了中国古代女子在经济地位上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独立，同时加之农民大多生活困苦不堪，能讨到一房老婆实在不易，没有任何丈夫会冒着风险愿意自己的妻子成天在外抛头露面，万一丢了呢。

因此只能当成个人财富般被藏在家里不出门。也正如古人们常说的那样“好男人走州又过县，好女人不离锅台边”。另外，再加上古封建社会对女子本来的歧视，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根深蒂固，在一般家庭看来，谁家若生了女儿就等于是接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自然是越早嫁了越少赔，况且女儿早得夫家照顾，对二老来说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多了。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童养媳”的情况并不新鲜。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子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子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实际上，我国现代青年男女在26-28岁尚未谈婚论嫁的大有人在。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合法年龄是在18岁或者16岁，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女子的法定结婚年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在中国古代，女子却必须要在十五岁或十二岁就早早嫁人。不管怎么样，这样人想起来，自感还是中国现代女子幸福啊。可以有足够的年龄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充实自我，无偿不是一件非常令人幸福感满满的事啊。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朝代在改变，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否也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呢？我们准备从各个朝代的婚嫁习俗的变化入手，根据各个朝代遗留下来的诗歌、文章等资料，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的不同的发展历程及表现。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1．夏商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

2．周朝

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 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

3．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2．汉朝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说文》云：“妻者，齐也”。这可以说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一个格言。那时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门在外，那么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门户，包括迎接宾客、宴饮宾客、出送宾客等活动，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交往。《汉乐府·陇西行》中说：“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就是当时人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种评价。汉代的妇女观较之前代是进步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

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四）隋唐时期——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敦煌有些唐朝民间遗留下来的“放妻书”，具有普遍意义。过去，我们印象中有“七去之条”，写离婚书的时候，男人通常写一严正声明，就把妻子休了。但这里将“去妻”改为“放妻”，范本饱含深情，说感情不谐没办法维持，只好痛苦分手，现在把你放飞，希望以后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这个事实证明男性已经放弃了俯视的姿态，两性关系趋于平等。

（五）宋元时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1．宋朝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2．元朝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

（六）明清时代——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愈发严厉和实际生活中再婚现象仍然存在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但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

 

五、心得体会

从漫长的古代妇女地位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母系社会中妇女地位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敬。但随着孔子男尊女卑思想的确立，儒家思想提出及妇女在婚嫁上的“三从四德”，到了其后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人们的重男轻女现象的日益严重。从一夫可多妻的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和孀妇再嫁这一问题却屡屡收到社会的舆论相对比，妇女地位一再地受到压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封建社会专制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妇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地位提高的渴望。无论是儒家思想的提出，还是民间世俗的缘故，妇女地位低下随着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脱离了低级的封建社会和对妇女的歧视，这体现在现代妇女的做为上，现代女性中出现了许多科学界、领导界的风云人物。

那么，造成女性不平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想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在经济上是不能独立的，也就是说，女性不能自力更生，需要依靠男性。所以男性对女性提出的不平等要求，女性不能反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跟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有关。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女性由于体力所限，是不能有有效贡献的；此外在农业社会，农民大多并不富裕，娶老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娶了老婆就当作财产关在家里，生怕“丢失”。而进入现代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解放女性生产力，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缩小了男女生产力差距。所以女性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才有今天的男女平等。

我们认为，现代的男女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一起构建和谐的社会，一起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女性应当自强自立、自尊自爱，扬长避短，用知识充实自己，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建设。

《礼记》是孔子编订的，大致反映了以前的社会风俗，其规定是“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即可婚娶，还有秦之前的宽容风尚，没有硬性规定。到了后来，秦汉模式的农业-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就开始干涉个人生活了，女子超过年龄不嫁者，罚。一开始还有男权社会的范儿，到了后来，专制集权压过一切，干脆连男女都罚。有些王朝又没有规定。这个是不确定的。有规定的王朝估计都是当朝君主的财政、军政压力过大，朝廷要人去背锅当炮灰，总不能让贵族士大夫们去吧？

另外，从古代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出发，不像现在有福利制度，所以古代中央集权专制的王朝里，一族人虽然不用像春秋战国时那样担心族内人丁不足，抢水、抢地抢女人的时候，打不过其他部落。但是，古代农民市井，为了晚年有保障，必须提早生子，才能多生子，才能有晚年的保障。但实际上，生子过多，财产不多，多子不和，更不要说让他们给古代老人养老了，所以古代民间文学的说唱里多有咒骂子女不孝、反而外人更孝顺的段子。古代王朝为了社会稳定，也以教化万民为题，提倡儒家的忠孝，但仍未从经济与社会保障方面解决问题。因为毕竟是古代封建农业社会，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与明清同期的英国，因为人口不多，人地关系不紧张，人吃羊的圈地运动又尚未出现，英国农民早就勉强过上小康生活了，个个胖乎乎。欧洲二战魔幻文学名作《魔戒》里的霍尔特人的原型，就是那个时期（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民，生活得逍遥自在。而同期的明清农民，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尤其在康熙一朝彻底解开人头税之后。为什么，康熙要解人头税的束缚，因为康熙年间连年征战，三藩之乱、征沙俄冒险队、征准噶尔汗国、打郑家水师，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这个锅就顺利交给为消去人头税而开心雀跃的百姓们了……

此外，被儒家称之为蛮夷的游牧民族，女子结婚更早，甚至有12岁就出嫁的习惯，目标也很明确，早生孩子生得多……但是游牧民族毕竟比儒家的繁文缛节少，不结婚，最多被族人看成是性格怪异，不会被朝廷惩罚，也不会被族人唾弃。游牧族人女子出嫁早，甚至12岁就出嫁，为的就是生孩子多，部族强大，不被其他部族欺负，还处于中国秦朝之前的社会政治状态之中。

相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之后再打打仗折腾一下就是工业革命了，西方就进入现代化时期了），可以发现欧洲城市居民逐渐集中，而且结婚年龄普遍低于中东、游牧民族、东欧农业社会与明清封建集权王朝。在现代西方学者分析看来，这无疑促进了欧洲居民财富的集中，解决了之前的人地关系紧张（之前欧洲的人地关系紧张，导致了十字军东征、维京入侵，到处都在死人）。然后喜欢对比现代化之前的中西方社会经济转型差别的汉学家发现，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口激增，人均财富下降，欧洲反而开始走向富足的生活。随着明清负重难返，自然就与现代化进程无缘了。为什么明清不控制人口反而刺激人口增加呢？（加之哥伦布发现北美，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东亚）因为古代的封建中央集权需要人多，人多，则下用匮乏，上以税有多人之米，然只给（ji）一二人，下则乱，若十给其四，则得米者不言，十给其半，则得米者安，若十给其六，则其六可 斗无米可得者，是为下民之内斗，其上之食肉者（春秋语）可以无忧矣。这就是古代君主的智慧，古代一切财政、军政负担 都可以显性、隐性地转锅给傻乎乎生孩子玩的百姓。

然而，造化弄人，明清专制，害人终害己，随着明清民穷国强模式 ，与 西欧民富国强模式遭遇，西方人把灾难强加给了中国，但最终倒霉的还是百姓……

这就是古代社会的状态，早婚、早生子女，则生子女多。在于游牧部族，是为了壮大部落，战胜其他部落立足草原；而在于古代封建专制集权之苛政视角，如《孟子梁惠王》之言，是谓“罔民”。

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我还是一个很识时务的人，也就无聊写写。平时还是一个很识时务的人。时至今日，看着习俗流传至今，熙熙攘攘，不知其利已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际剥削规则，就建立在这些亚非拉人口数字之上。人失去了人为人的意义，没有对ta的情感描述……剩下的，只是一些用作各种统计的人口数字。那些喷懂历史的、喷懂经济学的志愿者喷子，是一盘很大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且是弃子。

古代女子会在13~17岁之间出嫁，而男子会在15岁~20岁之间结婚。因为古代奉行的是先成家后立业的道理，男子会在20岁的时候举行加观礼，所以说男子就会在20岁之前结婚。这个时候男子就会和13~17岁的女子结婚，所以说古代女子的出嫁年龄和现代是不一样的。

古代女子多大出嫁呢？

小编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资料，发现每个朝代对于女子出嫁年龄的规定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部分都在13~17岁之间。所以说很多女孩子在10岁之后就会开始定亲，然后等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会出嫁。这种过早的结婚，也会导致很多女孩子在生产的时候出现难产的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女孩子的身体并没有发育完善，盆骨也是很少的，就会特别难生育。

和现代女子的出嫁时间是不一样的。

古代女子的出嫁时间和现代女子的出嫁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现代女子会在18周岁的时候成年，然后在20周岁的时候才能够领结婚证。所以说现在女子大部分会在20到30周岁之间结婚，会比古代女子晚十几年。但这个时候女子的身体已经发育完善了，在生产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难产的现象。即使难产了，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比如说剖腹产将孩子生下来的也能够挽救孕妇的生命，不会让孕妇失去生命。所以小编认为古代女子的生命是非常坎坷的，他们过早的结婚就会过早的生育孩子，就会给身体留下不可磨灭的痛苦。

总结

我们一定要感谢国家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我们女孩子才能够这么晚结婚，并且女孩子的地位也慢慢变高了，不再像古代那么的卑微。所以女孩子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这样才能够完全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1、“方龄”应为“芳龄”，通常是指16岁的少女，古时对每一个年龄都有一个称呼（如豆蔻年华、双十年华等等），16岁也称芳龄二八，用以形容青春动人的少女。

2、古时男人一般20左右、女16左右结婚。

古代男人什么时候结婚

古代成婚的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春秋时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 即可结婚;又谓“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为不失时。《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中国古代早婚的现象也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后汉书·班昭传》中就记载：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汉书·上官皇后传》中甚至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在20岁前后。

 

南北朝时期“剩男剩女”要受严惩“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在中国古代，女子婚龄标准，各朝多有变动。其中，上古周代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屡被提起。此说出自《周礼·地官·媒氏》篇中，如果照这么说，中国早期是实行晚婚晚育的国家。从史料来看，实际不然。这个婚龄杠杠，不是现代婚姻中的最低结婚年龄，而是成年男女必须结婚的年龄上限。

中国古代其实是“早婚国家”，特别是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通较低。早的11岁就结婚了。据《梁书·张缅传》和《周书·城冀传》，梁高祖第4个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11岁出嫁的。更早的还有在6岁就结婚的，汉昭帝八岁继承皇位，娶 “年甫六岁”的上官安女为皇后。

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标准是男20岁、女15岁。但各朝代有异，如唐代，“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明代，“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嫁娶。”

为解决人口出生和男子婚配问题，有不少朝代采取强制女性出嫁的手段。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就曾要求，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官府就要给她找老公，逼其强行嫁人。

先秦时期已有“官媒”晋代女性十七岁不嫁“使长吏配之”

在中国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就是给男女牵红线的介绍人，《说文》称，“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中间有一个红娘，这红娘就是媒人。

过去男女结婚，没有媒人是不成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请个形式上的媒人来说亲，叫“采媒”。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如《诗经·南山》的《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说明了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实。

后来不少朝代从法律上规定，结婚必有媒人，如果没有则违反当时的“婚姻法”。如《唐律·名例》疏：“嫁娶有媒”;《户婚》疏：“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到元代，这方面规定更详细了，《元典章·户部·礼婚》：“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意思是，媒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得由地方威信高的老人推荐，选诚实守信的已婚妇女报给官方，登记注册，统一管理。

这种媒人是民间性质的，属私媒。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剩男”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民政部门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某些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剩男”找老婆，给“剩女”找老公，指定某女嫁某男、某男娶某女，实是一种分配婚姻，纯是“拉女配”。《晋书·武帝纪》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孩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

官媒在先秦时代就存在，一直到清代都设有“官媒”。当时有大量“剩男”被发配到新疆，为了边疆的稳定，后继有人，曾设了不少官媒，方便给大量的光棍男找老婆。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妻女、灾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一“剩男”，让他们一起生活，繁衍后代。

唐代不反对女性“夫丧守志”亦提倡“夺而嫁之”

提倡寡妇再婚，也是古代解决单身男子配偶的一个手段。

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在这种迷信陋俗的影响下，让寡妇再嫁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与鼓励寡妇再嫁相对应的，是鼓励男人娶寡妇。在古代，一个未婚男人娶寡妇与寡妇再嫁一样，往往被人看不起。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男子娶二婚女亦不容易。

为此，古代不少朝代在婚姻上提倡移风易俗。在提倡寡妇再嫁的同时，也设置了再嫁的程序，强行让寡妇嫁人，如《唐律·户婚》之“夫丧守志”规定，丈夫去世后，如果妻子志愿守志不嫁人，别人是不能强行的，但祖父母、父母例外，可以让她强行嫁出去，即所谓“夺而嫁之”。

汉代严格限制富人娶妾 “庶人一夫一妇”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类男女性别比例是保持一定的，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有“剩男”或“剩女”。但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人都知道，过去不像现代这样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漫长时间内，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多妾制，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屡见不鲜。

这样便人为地造成了男多女少，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人。由于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不少朝代对男子娶小老婆都加以严格限制，即便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能娶多少个小老婆都是有规定的，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多娶。

蔡邕所著的《独断》中，记述过汉代的纳妾规定：“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代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到了元代，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小老婆。

周代办“仲春会”鼓励交友 “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造成适婚男子不能及时成家立业的原因很多，除了制度设计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原因外，很多情况下，是男女缺少谈恋爱的机会，从伦理上设置了“男女授受不亲”这类人为障碍。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觉得不合情理，于是变着法子突破之。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早期，男女交往是相当自由的。先秦时期做得最好，政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为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

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为单身男女的婚配也想尽了法子，这对解决“剩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