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元的婚礼习俗演变历程

　　一、契丹、女真等东北各族

　　在东北各族中，以契丹与女真最具代表性，两者的婚姻制度与习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一）契丹

　　辽朝建立前，契丹实行群婚与外婚（注：参看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1）； 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1）。）。《隋书》卷84 《北狄传》称：契丹“其俗*”。所谓“*”，换言之，即群婚。契丹“婚嫁不拘地里”（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并有此一说：“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 》。）婚姻对象是否在本部落不受限制，但应在本氏族外。《东斋记事》卷5 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从而形成契丹八部落。传说中的这对契丹始祖，其住地相距甚远，不仅不同氏族，而且不同部落，可见契丹早已实行外婚制。辽朝建立后，辽太祖及其后继者就婚姻问题颁布过一系列法令。《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对这些法令有简要概括：“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其主要内容有三：

　　（1）实行王族、后族两姓世婚制，并且不计辈分， 以致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现象较普遍。如太祖淳钦皇后之弟萧室鲁娶淳钦皇后之女为妻，系舅舅与外甥女结为夫妻；世宗是太祖淳钦皇后之孙，其怀节皇后竟是淳钦皇后胞弟阿古只之女，系外甥与姨姨成为配偶。

　　（2）王族、后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由皇帝决定，不一概禁止。 圣宗在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规定王族显贵“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辽朝推行和亲政策，和亲高丽、大食、回鹘各1起、吐蕃2起。西夏更是其主要和亲对象，多达3起。

　　（3）对于民间族际通婚，朝廷一般不干预。余靖《武溪集》卷 18《契丹官仪》称：“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所谓“四姓”，专指契丹、奚、汉、渤海四族，泛指辽朝辖区各族。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太宗“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 听与汉人婚姻”（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其实并不限于授汉官者。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六月，下令“禁边民与蕃部为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 道宗纪五》。）。 时值辽朝末年，禁令难以执行。

　　辽朝建立后，虽实行聘娶婚，但仍有群婚制残留，以下两种现象即是其例证。

　　（1）叔接嫂。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利和义务接续其嫂子为妻， 又称收继或转房。《辽史》卷65《公主表》载，道宗第二女乣里丈夫死后，夫弟讹都斡依照习俗，将收继乣里为妻。讹都斡不久因犯法被处死，此事未遂。圣宗定要耶律宗政收继其继母秦晋国王妃，宗政“辞以违卜，不即奉诏”（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 卷9。）。秦晋国王妃死时，仍以夫妻名义，与宗政合葬。

　　（2）妹续姊。群婚时代，兄弟共妻，姊妹亦共夫。 辽朝建立之初，演变为“姊亡妹续之法”，即丈夫在妻子死后必须娶妻子的未婚姊妹。《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载，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十一月，太宗“除姊亡妹续之法”。然而这一习俗并未消亡。由《萧仅墓志铭》（注：《阜新发现辽代萧仅墓志铭》，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 （2）。）可知，他的两位夫人系亲姊妹。《萧裕鲁墓志铭》（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卷9。）载，他在其第二位夫人死后，娶夫人之妹为妻。当时有姊妹共夫利于生子之说，道宗将萧思坦立为皇后，又把其妹妹斡特懒纳入宫中。天祚帝的皇后萧夺里懒与元妃萧贵哥也是亲姊妹。

　　（二）女真

　　女真群婚时代的情形，现存文献缺乏记载。《金史》卷1 《世纪》载，函普来自高丽，留居完颜部。完颜部“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函普应邀“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因而“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 （注：“六十之妇”， 《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苗耀《神麓记》作“室女年四十余”，比较接近事实。）函普“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此后生下二男一女，遂为完颜部人，并被尊为始祖。可见当时妻从夫居，世系及财产继承均以父系计算，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夫妻之间有固定称谓：“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注：《金志·婚姻》。）女真实行氏族外婚制，本氏族外，同姓也可婚配。金朝建立后，才加以禁止。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五月，太祖“诏自收宁江州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 太宗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所谓“合苏馆诸部”，即熟女真。 这两道诏令表明此前同姓为婚相当普遍。下面四种女真婚俗，系群婚制残留，但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烙印。（注：参看宋德金《金代的生活、婚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收继婚。《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金志·婚姻》说：“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如颇刺淑在胞弟劾者死后，娶弟媳加古氏为妻；熙宗在胞弟常胜死后，将弟媳撒卯纳入宫中，并准备立为皇后；睿宗死后，贞懿皇后李氏不肯听人收继，只得削发为尼。收继婚的盛行是造成一夫多妻较普遍的因素之一。范成大《揽辔录》称：“虏宫内多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这一婚俗影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金朝辖区各族，世宗在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正月规定：“汉人、渤海兄弟之妻，以礼续婚者，听。”（注：《金史》卷2 《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放偷日。《虏廷事实·放偷》载， 女真把每年正月十六日定为放偷日，“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那天夜里，既偷财物，又劫闺女。“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去。”一月后，男子“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往往并不是劫，而是自由结合，早已私订终身。《松漠记闻》卷上称：“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虽属群婚制的遗存，但“是日人皆严备”，人们对私有财产如此重视，表明个体家庭已形成。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

在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过，宋朝时“程朱理学”盛行，要求当时的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宣传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推行三纲五常。很多人认为在宋朝时，因为理学的束缚女性地位会进一步降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宋朝法律的规定，宋代女性不仅在婚姻中享有很多自由，能够选择离婚和改嫁，在家庭中也和男性一样拥有财产的管理权，并且还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因此宋代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词人。

崇文抑武，宋代文化繁荣、法律完善

宋朝女性地位并不如同大多数人认为的一样低下，相反，宋朝女性的地位较之前朝甚至有所提升。这与当时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宋朝的经济之繁荣不用多着笔墨，人尽皆知。宋代打破了“市”和“坊”的界限，有晓市和夜市，城市里到处可见商店，甚至还出现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经济的发展给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现实可能。

此外，宋朝统治者的治国之策是崇文抑武，宋太祖为子孙立下规矩，“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朝廷官员的选拔实行科举制，“学而优则仕”，所以文人在宋代有着极高的地位。文化教育的发展让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宋朝汇集，形成了一个文化多元、信仰多样的宽松社会氛围。而为人们熟知的理学，在宋朝虽然兴起，却并没有成为宋朝的主流思想，其观点也并不为世人所认同，社会影响实际有限。

文化教育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宋朝从最高统治者皇帝代士大夫都认为，读书不分性别，女性也应该多读经史典籍，提升素质和修养。所以宋代的女性获得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极大的提高了女性的文化素质，同时促进了女性自我认知的提升。宋朝出现了一批在诗词绘画等领域杰出的女性，且博古通今的知识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出现。一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女性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

宋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宋朝建立后，其法律形式和内容基本沿用唐律。唐代法律是我国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所以宋代建立之初，法律体系就已经比较健全了。宋太宗以后，宋朝法律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立法活动频繁，法律形式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宋朝法律的完善对于女性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关于女性的嫁妆权、离婚权、寡母对子女的监督权、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等内容。宋朝从法律上对女性的各项权利予以认可和保护，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且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官员必须通晓律例，在审判涉及女性的诉讼中，法官们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持家、理财，宋代女性在家庭中地位超然

我国古代女性的活动主要与家庭有关，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其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直观反映。宋代法律规定，女性在家庭中具有“母权”。母权是相对于父权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很多社会，一家之母都没有掌管家中事务的权力，一般由家中男性家长行使父权，如果家长过世，则由成年儿子或者旁系男性亲属代为管理家庭，家中大权一般不会落到母亲手上。

在宋朝则大大不同。百善孝为先，孝道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孝之人会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人。宋代继承了传统的孝道，在《宋刑统》中详细规定了不孝行为要遭受的惩罚，政府则对孝行做出褒奖。宋代孝道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无论是亲母还是继母，都是子孙尽孝的对象。宋朝女子离婚或者改嫁之后，子女一般都归男方抚养，但律法规定，无论子女归属如何，生养之情都不会改变。

因此，无论是生母还是继母，在家庭中都拥有管教权，也就是进行对后辈以及仆从的教育、命令、监督和惩罚。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从此条可知母亲是有管教子女的权力。母亲的子女的管教，既包括道德人品，读书学习，也包括光宗耀祖，忠君爱国。司马光在《家范》里说“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为不肖，陷于大恶”，可见宋朝人认为母亲的管教对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作用。

宋朝女性地位的提升还体现在女性在家中拥有财产管理权。对于家庭财产，我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是“子妇无私产，无私蓄，无私器”，即女性和家中子女不能存私房钱，家中一切财产由家长全权负责。但是，宋朝因妻子对随嫁妆奁享有很大的支配权，她们可以以此资助夫家；同时宋朝女性善于经营家务，对家庭财产有管理权，掌握家庭的经济命脉。

宋朝婚姻盛行厚嫁，女儿出嫁，娘家陪送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金银首饰、绸缎衣裳、田地房屋等等珍贵物品。根据《宋刑统》规定，妻子的嫁妆并不属于夫家，而是登记在女子自己名下，可以由妻子自由支配。这就决定了女性在夫家拥有一定地位，因为如果夫家对嫁过来的女子不好，她完全可以携带大量财产再嫁。

不仅拥有财产支配权，宋代女性还拥有家庭管理经营权。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苏洵，他的妻子程氏本是富家之女，嫁给家境一般的苏洵之后，苏洵先是游山玩水，后又发奋苦读，不理家事，家庭经营全靠程氏。程氏治家有方、经营有道，通过做生意赚了钱，让苏家成为了富裕家庭。而苏洵也因此能够专心致志学习，终成一方大儒。后来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成才做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程氏的经营有方，让丈夫儿子都能全心全意读书治学。

宋代施行以文治国，社会各阶层的文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在朝中任职，因此宋朝的学风气息浓厚，且去教育发展繁荣，各地的官学、私学众多。深受这种宽松教育环境的影响，宋代女性的受教育权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

自古以来女性受教育的内容一般是与妇德相关的女子的德言容功，如汉代班昭的《女戒》，唐代的《女则》《女论语》等。但宋代的女性拥有的受教育权范围要广很多，不仅包括妇容妇德，还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因为宋代人认为家庭的兴衰与妇女的德贤有很大关系，因此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

宋代女性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家庭内部教育，主要由父母从幼儿时期口授言传《诗》《书》《礼》等经典。此外宋代私学发达，一些女子可以进入私学求学。在接受了基础教育之后，宋代女子会在文史、诗词、琴棋书画等各方面有所侧重，进行深造。

婚姻不幸，改嫁不难，宋代女性享有婚姻自主权

改嫁主要可以分为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在宋代之前，女子连离婚都成问题，更别说离婚再嫁了。而一般丈夫因故亡去，历朝历代也都要求妇女守寡，甚至还为守寡的女子树立贞节牌坊。在宋代，女性在改嫁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士大夫贞节观变化导致的。贞节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贞节观。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以法令奖励贞节，以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来教育女性，强调男尊女卑，将顺从当成妇德。

而在宋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流传后世，让人们普遍认为宋朝贞节观念甚为严厉，但事实上，宋朝士大夫们对于守贞之事还真不提倡。宋代士大夫一般不极力主张妇女守贞，他们对于女性再嫁也没有非议，甚至持支持态度。宋仁宗嘉佑四年，汝南郡赵允就上疏认为“宗妇少丧夫，然无子不许改嫁，非人情，请除其例，使有所归”，此为士大夫主动请求准许寡妇改嫁。还有的士大夫因未及时帮助寡妇改嫁而被政敌攻击，如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就因弟媳久寡没有改嫁而被诬告。

另外，一些士大夫还争娶改嫁之妇，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他们对妇女贞节观要求不严格。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陆游和唐婉两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因陆母不喜欢唐婉而被迫离婚，唐婉离婚后改嫁南宋宗室赵士诚，后来沈园相见，双方还一起饮酒。可见士大夫对于女性再嫁没有表示反对，且还愿意娶改嫁女，这都表明了宋代士大夫的贞节观淡薄。

结语

宋朝的女性被不是和人们想象中一样被程朱理学限制在后院之中，相反，她们不仅肩负着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对于子女有管教权，对于家庭有经营管理权，还普遍接受文化教育，在文学艺术科技各方面都有杰出表现。

而宋朝女性与其他朝代相比，最大的变化应是女性财产权的扩大，女性的财产权不仅限于家庭经营中的财产，还有继承夫家父家的财产，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您好，权贵。一般来说，在宋朝之前，皇子一般跟武官结婚，这样可以拉拢武官，使得军队效忠皇帝。或者取其他国家的公主，这样形成联盟，盛行于秦朝以前的诸侯国。宋朝开始，一般跟有功的大臣女儿结婚，这样使得让人知道皇族懂得知恩图报。

今天，边肖将向你介绍宋代娶妻的礼仪。希望这能帮到你。

虽然《李周》明确规定：‘凡结婚生子的男子，只许有不超过五十两的纯丝。’这就意味着，婚姻中的男女不应该给嫁妆或价值超过五块黑丝的嫁妆。但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代的社会富裕程度和礼仪不同，已婚妇女的家庭条件和地位也不同，因此妇女的嫁妆金额并不完全符合李周的要求。

自古以来，婚姻就是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必须合法有礼。什么礼仪？结婚的六种仪式。这种婚礼是从周朝开始制定和实施的。后来到了宋代简化了，只保留了三项，分别是收礼、受礼、迎亲。

既然结婚仪式是从宋代开始简化的，那我们就以宋代为例，看看宋代到底有多少嫁妆女出嫁。

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首先，政府对嫁妆进行立法，用法律武器限制和规定嫁妆的数额。其次，嫁妆实际上是要征税的，而且非常典型的是与女性的财产权、继承权等权利挂钩。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代刑法典中有关嫁妆的规定。以后家里没有嫁出去的女人，家里除了殡仪馆，就有三分一分的财，容身，搜身。如果没有已婚妇女，已婚的嫂子和侄子给一分。如果死者在日本，其亲属与丈夫、老实人、陪伴其母的男子一起生活、做生意，且死者已死亡且在船上三年，则二支的住宅、财产、农田优先。如果没有结婚的姑姑、姐姐、侄子，都住在一起。

宋代女子分为嫁女、嫁女、嫁女，嫁妆是她们能从父母那里拿走的最大财产。到了宋代，出现了粗婚的流行趋势。普通家庭会尽最大努力给女儿买嫁妆。宋人普遍有一种心态：“养女本该早些攒下衣服、被子、嫁妆，没费多大力气就嫁出去了。如果不问，但说到临时，你会怎么做？但暂鲁而不仁子之耻也”。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很成熟。社会上的男人都喜欢嫁给父母家的有钱人。这是一种社会氛围。高门家的女儿出嫁越多，陪伴她们的时间就越长。在宋代，一个公主结婚通常需要几万块银子，而一个富人娶一个女人通常需要几百甚至更多。所以在很多地方，生男的会带来快乐，生女的会带来悲伤，甚至还有很多女婴溺水的案例。

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家庭贫困，到了适婚年龄，仍然没有男人来求婚，甚至失去了一生，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在一些求高额嫁妆的地方，当地政府甚至会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干预和管理，规定适合当地经济的嫁妆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政府就会动用经济杠杆进行惩罚。

在宋代，女子的嫁妆数额和嫁妆项目都写在婚书上。男女谈婚论嫁，男方一定要在邀请函上写清楚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情况。女性还必须写下自己的年龄和随行财产。除了现金、珠宝和日常用品，这些列出的嫁妆还应该包括土地、房产等。

宋代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就是有钱人家有女儿，特别喜欢把女儿嫁给名人。当然，这位著名学者并没有特别提到进士。毕竟进士是稀罕物。甚至学者也是婚姻市场上很吃香的高手。到了考后的放榜日期，很多有女儿的家长都会早早地来个尾大不掉，拖着一些年轻未婚的新进士回家。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拍马屁”趋势。

总之，宋代女性的嫁妆是历代最重的。不仅有衣服、珠宝、家庭必需品，还有土地、房产或不动产等大件物品。至于数量，也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差异很大。但是，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偏向于厚婚的。

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嫁妆？其实里面是有文章的。男女双方互赠一些贴纸后，男方会把聘礼送到女方家。嫁妆基本符合男女双方家庭的地位和身份。这些彩礼一般都是女方家作为嫁妆，她带着女儿回男方家。当然，女人应该在男人的嫁妆中增加一些财产。

在宋朝，活着的女人也有自己的财产。这种可以嫁到婆家的财产，叫做“棺材财产”。这是女方以嫁妆的名义从父家分得的财产，可以随女方出嫁带入婆家。还规定，女人的棺材不归婆家所有，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以后夫妻离婚，女方可以签个证明，把棺材全部带走。

还有一种情况是女方家境不太好，父母经济不富裕，想嫁的男方家境不太好，嫁妆也不太多，所以结婚时嫁妆太少，会很难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宋法》，如果妇女有一个成年的兄弟，这个兄弟也有义务为他们的姐妹筹集嫁妆。这是宋朝的特殊规定。其他朝代，女子出嫁，如果父母健在，嫁妆由父母定，哥哥不用出嫁妆。这完全符合当时盛行的婚俗，也是为了减轻多女家庭的负担。

女子无父无兄，“孤男寡女”的，政府承担一部分嫁妆。这就是宋代特有的“嫁妆制度”，又称“婚姻辅助制度”。政府承担的嫁妆数额是“已婚妇女将有30盎司的钱，再婚妇女将有20盎司的钱。”想娶女人，二十两银子都买不起。这种人性化的规定，无疑解决了很多单亲家庭女儿的嫁妆负担，是一种对人民的人文关怀。

有些地方，女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将劳动所得作为自己未来的嫁妆。这种为自己保留嫁妆的行为被称为“个体户嫁衣”，在南方一些地区相当流行。当然，由于古代人的早婚，女性在娘家挣钱的时间很短，女性挣钱的途径很窄，所以这个嫁妆是有限的。

宋代女子的嫁妆决定了她在婆家的地位。从法律上讲，嫁妆是女人对家庭财产的继承。嫁妆属于女方本人。只有她有权支配和拥有嫁妆，嫁妆不属于男人的共同财产。当然，如果女方愿意纳入夫妻共同财产，政府也不会干预。

女人嫁妆的独立性体现在她与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任何关系。到了宋代，两兄弟离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不能分享。即使嫁妆是一大片良田，也只能是女方自己所有，或者是她和丈夫共有。老公的哥哥不能碰。

如果夫妻生活有困难，丈夫要卖掉妻子的嫁妆，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规定有多少真正落实了，很难统计。妻子不同意的证明。丈夫无权处理妻子的私有财产，这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关于妇女财产权的具体规定。从法律上看，这一规定也是宋代女性地位的体现。

如果丈夫去世，妻子没有再婚，她自然会和丈夫一起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这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妻子想再婚，她有权将嫁妆带到新的家庭，前夫的家庭不得阻止她。

宋代对女性结婚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甚至法律也对嫁妆的数额、融资和所有权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家庭婚姻观念的变化给女性带来的权利。这也是女性的一种自由。因为这种权利和自由，宋代女性比其他朝代拥有更多的财产权。保护女性的结婚权也起到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