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藏不住求婚是哪章

第193章和第194章。

晋江文学城竹已原著的《偷偷藏不住》原文中，桑稚和段嘉许的婚礼是在第193章和194章。

第193章，桑稚和段嘉许两个人去拍了婚纱照。

第194章，就是桑稚和段嘉许的婚礼现场了。

哈哈，其实他们两个结婚，本来是段嘉许想求婚的，没想到桑稚抢先和段嘉许求婚了。

有人说最长情的告白是一生的陪伴，也有人说想要一生陪伴，每天就要过得像是在热恋期中，可以尝试着定期地给地方写情书。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也不过是有那么一个人以你为原型，写下一本小说，里面全都是对你的爱意，一本书就是一封情书。被誉为最长情书的《奥兰多》让我有安利的欲望，希望这部最长情书能够让你们喜欢。　　

被誉为最长情书的外国文学

《奥兰多》世上最动人的情书 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亲密的女朋友离家出走而备感思念，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伍尔芙便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被称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传奇小说《奥兰多》。

内容梗概

奥兰多原是一位贵族英俊少年，受伊丽莎白女王宠信进宫，在詹姆斯王统治期间失宠，隐居乡间大宅，醉心文学。后成为政绩卓著的土耳其特使，在君士坦丁堡发生叛乱当晚，与一舞女共度一夜，沉睡数日，醒来后竟变成女性之身——尽管容貌没有丝毫改变。她遂脱离官职，混迹于吉普赛人之中，返回英国后跻身上流社会，与蒲伯、艾迪生等文豪结识，随后嫁给一位船长，怀孕生子。人到中年，她的诗作获奖，文学理念与写作技巧日臻成熟，精神也趋向完满。从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到一九二八年，奥兰多的人生历时了四百年。

作品赏析

主题

法国女性主义评论盛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注重语言哲学的研究，认为无穷的可能性藏匿在“虚无”“缺席”“边缘”“外围”与“被压抑”中。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男与女是二元对立的，男性代表正面价值，女性则被排除于中心之外，是用于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男性为了保持父权制的统治体系，竭力维护二元对立，强调其中一方优于另一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彻底批判了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试图粉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

奥兰多奇异的人生轨迹凸显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小说的第一句话已经体现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文风。叙述者用含糊、戏谑的口吻写道：“他，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别，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正朝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颅劈刺过去。”少年奥兰多正在进行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男性年轻贵族的典型进攻行为，然而，“虽说”引出的下一句话又似乎给他的男性气质投下几分质疑，预示了整篇小说的模糊特质。小说在许多性别身份问题上采取了解构的策略，对传统的性别归类法进行了嘲弄。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着男女两种特点，性别差异不再明显，甚至变得可疑。男性奥兰多是一个多愁善感、富于幻想、热衷文学，带有诗人气质的人，成为女性后，男女两性特点的混合更为明显，她坦率大度，喜欢冒险，厌恶家务，勇敢活跃，然而又没有男性的权力欲，善解人意，富于怜悯，容易落泪。

首先，从文化角度来说，性别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塑造。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固定在二元性别中的一方面，按照成规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作为一种意旨实践，并不是要主体控制语言，而是使主体处于其权力网络之中。主体无法固定化，不单是分裂的，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体既指过程，发展，又指试验。主体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总是在其存在的语境中经受检验。流动的主体拒绝任何固定性别模式和身份。奥兰多正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主体，其社会性别随着语境的交替而变化。与爱人谢尔相遇后，她庆幸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流泪，还怀孕生子;但着男装时，她便成为“某爵士”，与人决斗，当船长，甚至被传闻与某女士私奔。在回英国的船上，她发现两性都有着域外视野缺陷，头脑中的两性特质轮番交锋，最后，在特定的语境下——极具男子气概的船长的殷勤陪伴，返乡的心潮澎湃，她女性的一面暂时占了上风。奥兰多的女性身份，在随后的社交活动如贵族聚会、晚餐及听取男性的求婚这一系列行为中逐步确立。主体在适应环境，同时也在接受环境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适宜当下环境的因素被压抑和覆盖了。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语境对主体的塑造作用。

强调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抹煞自然的因素。女性主义者一直争论身体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试图得到一个二选一式的答案。尽管她们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只能重新陷入陈旧的父权制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事实上世界不可能如此理想化地分为相反的两极。说话的主体游离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机之间，既有自然特性，又有文化烙印，因此，对于意义的构建，意识与无意识，头脑与身体，文化与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因素。

伍尔芙认为，双性同体是女性艺术创作的最佳心理状态。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男性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该发挥作用，女性也应该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两种力量和谐共处才是正常和理想的状态。“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伍尔芙意识到了性别本质论的局限性，挑战了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单一价值标准，但她对女性的理解依旧是传统二元分类中男性的对立面，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进一步将“女性”看成了虚构的范畴。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创作《奥兰多》时在日记中写下：“我差不多正用一种嘲讽的风格清晰明了地写作《奥兰多》，……但是必须小心地处理真实与异想的平衡。”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奥兰多慢慢找到生活的节拍， 走向双性同体的最好的状态。我们无从猜度，弗吉尼亚设定奥兰多的女性意识是从后天加以完善还是来自于天性。但是他身上的这种性别同合，男人的意识和女人的意识一定是在奥兰多的大脑中挣扎地融合和斗争过，时而此弱彼强，时而此强彼弱。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收获的过程，按照神话传说，不管是男女是被一剑劈开，还是男性腹腔中的一块肋骨，他们终于在奥兰多身上找到了彼此，合二为一。也只有如此，男性与女性终于可以停止了压迫、误解、偏见和斗争。

小说中奥兰多的成功，是弗吉尼亚推崇的“双性同体”理论的体现。《奥兰多》的特殊性在于通过人物性别变换中的体验来体现着这样的思想。主人公作为同一主体而经历性别变化，从而体验了男女两种不同的性别意识，也可以这么说，主人公先从男性意识出发体验女性意识， 后来又从女性意识出发体验男性意识。除此之外，《奥兰多》中相当多的情节和性别融合思想还与她的文学以及美学认识紧密联系着。弗吉尼亚数次强调单一的性别意识是阻碍艺术升华的大敌， 正是因为男性或者女性都分别由过多的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占据着，没有办法完整地全面地揭示心灵感知，所以才阻碍了艺术进入更高的一种境界。

手法

标题

《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之一就是文类的模糊性。它究竟属于传记还是小说这个问题自作品出版之后，就一直是评论家争论的话题。就伍尔夫本人来说，她曾提到自己“只是因为好玩才称之为传记”。因此当书商将 《奥兰多》作为传记销售时，伍尔夫曾担心这会影响该书的销量，而觉得“为一时的好玩付出的代价太大”。尽管如此，伍尔夫也没有把《奥兰多》看作是一部小说。她在1928年的日记中谈到 《奥兰多》时这样写道：“不管怎样，这次总算摆脱了写‘小说’的嫌疑，希望以后不会再受到此类指责。”看来在《奥兰多》的文类归属问题上，如果伍尔夫不是在故意混淆视听，那么，就连她自己也很难、或者不愿意对这部作品的文类进行明确的界定。

伍尔夫在日记中曾经提到，她构思 《奥兰多》时打算 “在这部作品中有机地融入虚构成分”，言下之意就是她最初的打算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她在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并在作品的标题、体例和叙事角度等方面给读者一种“纪实”的假象。伍尔夫用 《一部传记》作为副标题，在作品中让叙述者从传记作家的视角讲述奥兰多的生平。这种特殊的视角使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即作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伍尔夫一本正经地在作品前面加上“序言”部分，乍看之下颇像是学术研究论文前的致谢词，感谢家人和朋友对她的帮助，并说明笛福、斯特恩、艾米莉·勃朗特等前辈作家对她的影响。书中还有脚注、附有八幅插图，书后还附上了只有学术著述中才有的索引，像模像样地编纂了近百条条目。这些手法都使《奥兰多》看起来像一部真正的传记，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以为这是一部以纪实和严谨的研究为依据的作品，似乎拥有了 “真实性中最坚硬、最结实的一种，是只有在大英博物馆才能找到的真实性，是经过研究的战车重重碾过、使所有谬误的烟尘销声匿迹之后的真实性”。

叙述

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还一再强调“事实”的重要性，比如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叙述已知的事实”，“我们只须陈述简单的事实”等等。传统的传记写作和那些“书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笛福、斯威夫特、特罗普等人一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比例适中的世界”，作者在写作时都小心翼翼，一环套一环，惟恐读者起疑心。可是伍尔夫却借着传记的名义在 《奥兰多》中蓄意歪曲、并玩笑般地打破了这个比例，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跨越性别、跨越时空的人物。作为传主的奥兰多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这一点就足以推翻伍尔夫用种种手段建构起来的“真实”幻象，体例、格式上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形似和戏仿而已。通过这种模糊文类属性、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和并置的手法，伍尔夫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手法进行反思，并对传记所崇尚的真实进行了解构。通过写实性叙事和自我反思性叙事这两重声音的交叉和并置，伍尔夫揭示了传记叙事的内在矛盾，使读者既认识到作品中的很多材料基于史实，又同时意识到作品的虚构性和叙事性质，既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有所了解，又对其局限性进行思考。这种手法给读者带来了富有张力的阅读体验，而这种自我反思性以及对写作活动本身的关注也使 《奥兰多》带有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点。

写实

作品也一反伍尔夫以往钟情的意识流手法，而对外部细节的写实非常注意，并且在对奥兰多这个人物的刻画上十分注重可信性。如果撇开性别和时间因素，奥兰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说人物，在生活中遭遇种种挫折，但最终克服这些挫折，实现自我。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刻画手段也给读者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是传统的传记写作和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手法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影响

《奥兰多》以诙谐讽刺的笔调，贯彻了伍尔芙的女性主义观点，备受后世女性主义评论家的关注。 通过《奥兰多》的创作，伍尔芙得以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自我蔑视中解放出来，并在男性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确立了女性作家的信心。她同时还认识到了单一性别牢笼的局限，这也促使她寻求男女两性的共同解放。

可以说，《奥兰多》体现了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上的超前意识，其创作理念在几十年后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奥兰多》在文类上模糊了小说和传记之间的界限，在传记写作中融入伍尔夫一贯的实验手法，为传记写作带来了变革。这种将传记和小说创作融为一体的手法在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1981年出版的 《开普勒》(Kepler)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奥兰多》中那个诙谐、超脱、带有偏见、又不断自我反思的叙述声音则是对19 世纪小说中那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戏仿，这一手法数十年后在约翰·福尔斯(John Fowls，1926-2005)的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中得到了叙述者的呼应。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伍尔芙，英国女作家，被誉为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

公元十二世纪初叶，那场残酷的金蒙战争，曾经造成了“白骨中原如卧麻”的惨景，剽悍的蒙古骑兵，给金国官民带来多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苦况。但是，那可怕的声声鼙鼓，却也意外地成就了王瑞兰和蒋世隆一桩奇特的姻缘。与《西厢记》齐名的《拜月亭》系列作品就敷演了这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患难夫妻婚宴巧遇

元代关汉卿杂剧本《闺怨佳人拜月亭》是现存叙《拜月亭》故事最早的作品。这是一个残本，只剩曲词和少量科白，但主要的情节和场面仍完整清晰，主要的人物形象也生动感人。

杂剧《拜月亭》写的是金国大臣王镇因蒙兵犯界，边境危急，奉旨赴边探察敌情。临行，其女瑞兰掩泪敬酒，嘱老父鞍马上多加小心，此去挂念着妻儿，就及早回家。

敌兵逼近金国京城中都(今北京)，金宣宗南迁汴梁，中都官民纷纷逃亡。王瑞兰和她的母亲匆匆随驾而行。她们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经受着异常的艰难困苦，这就是通常被称为《走雨》的一场戏。这场戏中王瑞兰所唱《油葫芦》一曲脍炙人口：

[油葫芦]分明是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两间一行凄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百忙里一步一撒;索与他一步一提。这一对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稠紧紧粘软软带着淤泥。(《全元戏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段曲词抓住人物“一步一撒”、“一步一提”的动作和绣鞋沾泥的细节，运用白描手法，充分抒写了王氏母女的困窘和愁苦。语言明白自然，好像信手拈来，其实是经过推敲的。不但把雨水、风声与泪水、吁声对应起来是巧妙的，而且有意强调后者：雨仅一点，泪却成行;风才一阵，吁气却长，从而造成鲜明的形象。可以想见，这段动作性很强的词经过演员演唱，配以优美的身段，是富有感染力的。北杂剧重唱，情节比较简略，所以北杂剧曲词除用于抒情外，往往借助细节描写人物。关汉卿尤其擅长于此，上述[油葫芦]曲便是一例。

《走雨》之后，王瑞兰与其母被一支马队冲散，邂逅书生蒋世隆。世隆与妹瑞莲一起逃难，也在乱中失散。瑞兰单身无靠，大动乱之中，当她听说那书生与他的妹子也不幸离散，便顾不得羞耻，要和他认做兄妹同行。这位千金**往常几曾同陌生男子单独相处如今实出无奈，只得陪笑搭话。蒋世隆说明当时逃难的妇女有丈夫在一起的，不至于被乱军掳掠，身边没有丈夫的便要吃亏。瑞兰踌躇再三，不得不应允与蒋世隆在人前权称夫妻。王瑞兰性格的变化即始于这场《奇逢》，这是人物所处的环境使然。

与此同时，母女失散的王夫人与兄妹失散的蒋瑞莲相遇，也结成同伴，王夫人认瑞莲为义女。

瑞兰与世隆相伴而行，路遇虎头山强盗，两人被劫上山寨。正在惊慌之际，山大王陀满兴福认出了蒋世隆，为他们摆酒压惊。原来书生与山大王竟然是结义兄弟。王瑞兰惊讶了，以为书生和强盗一伙，责备他打错了主意：“嫌这攀蟾折桂做官迟，为那笔尖上发禄晚，见这刀刃上变钱疾”。经蒋世隆解释，方知陀满兴福原是忠良之后，因受奸臣陷害，被逼上山寨。他当初逃亡时，曾经得到蒋世隆救助，两人义结金兰。陀满挽留蒋，瑞兰却催促他及早告辞下山。

《虎寨》正面写蒋世隆救拔弱女于龙潭虎窘之中，情节起伏跌宕，有强烈的悬念和紧张的场面。它在布局上承上启下，表明王瑞兰此前寻求蒋世隆保护是明智的，识人的;这段同生共死的经历又成为此后两人自主成亲的基础。《虎寨》不仅写了事又写了人，它处处围绕王瑞兰落笔，写如遇盗时的惊怕，弟兄相认时的惊讶，及如何“佯做个一家一计，即假称夫妻，伺机脱身，都活灵活现。

不久，世隆外感风寒，病倒在一家客店。此时瑞兰已经与他结合。瑞兰为丈夫延医诊治，熬药煎汤，日夜侍候在病榻旁。王镇回朝复命，恰巧路过客店，意外遇见女儿，瑞兰向父亲哭诉别后情状，又含羞禀告父亲，房中病卧的那个秀才是他的女婿。王镇知女儿私自嫁人，不禁勃然大怒，紧紧揪住女儿衣衫，逼她立即随赴汴梁。瑞兰不曾料想父亲会这样做，她无可抗拒，“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在我眉尖上”。一对恩爱夫妻终于被“生扭散”，瑞兰凄惶地踏上驿路，世隆则困居客店。

这场《遇父拆鸾》写王瑞兰与封建家长的正面冲突，有情人自主成婚不能见容于封建礼教，以致拆散鸾凤。作者把拆鸾事件置于蒋世隆病榻之侧，从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出发，赞扬了瑞兰的知情知义，谴责了王镇的狠心。父女的行为形成强烈的对比：“见个人残生丧，一命亡，世人也惭惶。你不肯哀怜悯恤，我怎不感叹悲伤!”王镇陪衬并突出了王瑞兰。嘱别的曲词哀婉缠绵，尽情抒发了王瑞兰柔肠寸断的离情。”则明朝你索绮窗晓日闻鸡唱，我索立马西风数雁行。”她保证在汴梁等候着丈夫，“怕他待抑勒我别寻个家长，那话儿便休想”。大概蒋世隆担心她以富贵而忘贫贱之交。瑞兰明确表示“那玉砌珠帘与画堂，我可也觑得寻常。休想我为翠屏红烛流苏帐，忘了你这黄卷青灯映雪窗”。王瑞兰忠贞的品格和高尚的志趣获得诗意的表现，蒋世隆起了烘托的作用。

第三折，瑞兰被“横拖倒拽”带到汴梁新宅，与母亲及义妹瑞莲团聚，从此复入深闺，瑞兰片刻也没有忘记染病的世隆，而王镇只要一提起穷秀才便不喜欢。瑞兰渴望自己的夫婿早日折桂蟾宫，不再依靠“爷饭娘羹驷马车”。

好不容易捱过了残春，瑞兰一天天消瘦了。一次，她跟随妹子瑞莲到园中闲行散闷，瑞莲猜中了她的心事，她慌忙分辩，反而指责妹子“你个小鬼头春心动也”，并表示要去请求父亲为瑞莲择婿。瑞莲不要夫婿，姐姐也故作姿态，说“咱无那女婿呵快活，有女婿呵受苦”。

夜深人静，瑞兰命梅香安排香桌儿焚香拜月，诉说怨怀。兹录曲词三支如下。

[伴读书]你靠栏槛临台榭，我准备名香爇。心事悠悠凭谁说只除向金鼎焚龙麝。与你殷勤参拜遥天月，此意也无别。

[笑和尚]韵悠悠比及把角品绝，碧莹莹投至那灯儿灭，薄设设衾共枕空舒设;冷清清不恁迭，闲遥遥生枝节，闷恹恹怎捱他如年夜!

[倘秀才]天那!这一炷香，则愿削减了俺尊君狠切;这一炷香，则愿俺那抛闲下的男儿较些。那一个爷娘不间叠，不似俺忒唓嗻，劣缺。

[做拜月科] (云)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

[伴读书]一曲交代了拜月的环境。“靠栏槛临台榭”句写图景，“台榭”在此不妨作亭子解，据上下文，亭畔有花木假山之类供瑞莲藏身。“遥天月”是写月景。天之遥远，是天之清朗造成的感觉;天之清朗，更显出月之皎洁。这“遥天月”既照临园中思妇，同时照临着远方夫婿。所以此月景是瑞兰目中之景，心中之景。园景、月景都属自然环境，“心事悠悠凭谁说”一句则点出了瑞兰孤独的人间处境，即封建家庭环境。

[笑和尚]一曲进一步形象地抒写了瑞兰无可诉说的情景。等到韵悠悠的角声在远处消失，及至碧莹莹的灯火在眼前熄灭，又是孤栖枕、独眠衾的时候了。此时此景，怎不教人凄凉无聊，思绪纷繁!从白天捱到黄昏，从黄昏坐到深夜，在深夜盼着天明，这日子怎么过!作者为表现瑞兰的孤寂感，恰当地选用悲角、残灯、薄衾等特征性事物，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又准确地选用叠字，渲染低回惆怅的气氛和情调，随时间推移，叠现一个个画面，层层递进，以“怎捱他如年夜”作结，言尽意不尽。

焚起香来，这位闺中 首先祝愿“削减尊君狠切”，父亲太厉害太凶恶了，他不但像一般家长那样阻碍婚姻自由，而且粗暴对待一个染病的恩人，这是女儿尤其不能容忍的。“尊君”原是对他人父亲的敬称，用于已父，有敬而远之的意味，作者遗词造句的精微于此可见。她接着祝愿抛撇在客店的夫君病体痊愈，与自己早日团圆。“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一语表达 推己及人的宽广胸怀，与《西厢记》剧终“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同样是作家点题之笔。

瑞兰虔诚祝祷，被藏身花底的瑞莲潜至她身后，推推搡搡地踩着她的鞋儿，急急匆匆地拉着她的裙儿。少女特有的小动作充分流露了瑞莲听到瑞兰内心隐秘后那股得意劲儿。瑞兰羞得两腮发热，只得从头叙述她与蒋世隆相遇、结合的隐情。瑞莲得知姐夫正是自己的哥哥，悲从中来。瑞兰惊问：“我怨感我合哽咽，你啼哭你为甚迭你莫不原是俺男儿的旧妻妾”前两句节奏短促，恰好表现瑞兰惊疑的神态和急切的心情。至于她疑及瑞莲是自己夫君的旧妻妾，是磨难造成了她的自卫心态，不能容忍再有什么人来侵犯她珍惜的爱情了。经解释彼此认了姑嫂，两人越发疼热。“你又是我妹妹姑姑，我又是你嫂嫂姐姐”，反复强调彼此的双重身份，狂喜之情溢于言表。而瑞兰宁可以姑嫂相称而不以姐妹相称，透露了她对夫家的挚爱，对丈夫的深情，对娘家的厌恶。此处显示了作家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和把握，李卓吾在南戏《幽闺记》上风趣地批曰：“‘更着疼热’也只为老公面上耳。到底是疼热老公，不是疼热妹子。”原来关剧中有丰富的潜台词。

此后瑞兰叙述与世隆分别时惨痛的情景，痛快淋漓地诅咒了父亲的恶行，结语夸张有力：“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结揽绝!”最后再写瑞兰思夫，既从正面写她相思情状，又写瑞兰想象夫君如何思念自己，被烦恼忧愁送了命，更深一层地描写瑞兰的相思，类似杜甫“今夜鄜卅月，闺中只独看”的诗意。

《拜月》一折叙事和抒情俱佳，舞台气氛悲喜交集，在保密与揭密的喜剧性冲突中反映悲剧性社会矛盾，成为全剧的 场面，走向剧终大团圆的情节转折点。王瑞兰坚持自主婚姻的坚强意志得到了有力的描写，她孤独凄苦的心境始终不能尽释。此折戏情真意切，意境悠远，恰如近人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所评论的：“如果拿它和《西厢记》的《拜月》一折相比，那么虽没有《西厢》那样的典丽，而其恻恻动人的深刻，则非《西厢》所能企及。”

第四折是结局部分。蒋世隆病愈来京赴考，高中文状元。陀满兴福也离开山寨晋京应试，同时高中武状元。王镇强把两女许配文武状元。夫妻在婚宴巧遇，瑞兰质问丈夫从新弃旧，居然应允了婚事：“一投得官也接了丝鞭。”世隆则责备妻子忘了当初的言言。瑞莲见过哥哥，并为嫂子的忠诚作证，患难夫妻终获和解。瑞莲与兴福也奉旨完婚。

虽然已到结局，冲突不止，波澜迭起。作者把本剧自主婚姻与封建礼教的基本矛盾贯串到大团圆的结局中，不但夫妻互相怨恨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而且瑞莲拒嫁武状元于前，奉旨完婚于后，是一件十足的包办婚姻，同样反映了基本矛盾，实乃匠心独运。瑞兰至此认识到封建家长的自私，他们信奉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从中谋取私利而扼杀子女幸福。瑞兰控诉道：“他则图今生贵，岂问咱夙世缘;违着孩儿心，只要遂他家愿。”战争把这位贵族少女从幽闺兰堂抛向旷野荒郊，使她历经磨折，终于变得成熟了。作者准确地描写她在特定环境里必然产生的心理和行动，有层次地描写她的性格随着环境和遭遇的变化而获得的必然发展。关汉卿笔下王瑞兰是戏曲史上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南北《拜月》结局各异

在北杂剧《拜月亭》之后，出现了它的南戏改编本，相传为元人施惠(君美)所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论定南戏“《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由此可见南戏本保留了杂剧本主要的人物、情节和场面;同时以其宽松灵活的体制，丰富了原著旖旎的爱情故事，刻画人物细微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完成了一个悲欢离合的长篇巨制。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优秀改编本，历来都有高度评价。沈德符《顾曲杂言》曾把它与王《西厢》并提，谓“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李贽则盛赞此剧“以配《西厢》，不妨相追逐也”(《拜月亭序》)。由于关汉卿《拜月亭》只剩残本，施惠本的价值就更高了。前述关剧情节，就是参照了施本的。

但是施惠原本已不复见，现在较古的版本为明万历年问世德堂《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原本与其后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局，“《拜月亭》自《拜月》之后，皆非施君美原本”(凌蒙初《南音三籁》)。“《拜月亭》后小半，已为俗工删改，非复旧本矣”(《顾曲杂言》)。结局如何各异原本结局当仿杂剧本，小夫妻双双违誓屈婚，在婚宴意外巧遇而团圆。后世通行的改本《幽闺记》则强调王瑞兰和蒋世隆对于包办婚姻的抗争。王镇奉旨招赘状元，瑞兰芳心里只有一个蒋世隆，她斩钉截铁地宣称“孩儿已有丈夫，不敢从命”。什么荣华富贵在所不论，君恩父命在所不顾。她还敢于向媒婆表示自己是有夫之妇，誓不再嫁。瑞兰不忘穷丈夫，世隆也不愿攀高门，“石可转，吾心到底坚”。正当观众为主人公双双守约拒婚所显示的“贞心一片”所感动，又为他们即将失去重逢机会而惋惜时，作者巧妙地利用媒婆传话，使王镇心中明白今日文状元就是昔日穷女婿了。于是宴请蒋世隆以求和解，瑞莲隔帘认出哥哥，兄妹重聚。瑞兰又请出嫂嫂，瑞兰、世隆夫妻相见，疑在梦中。

南戏改本加强主人公反抗性格不是任意而为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在流传民间的长时期中受到人民群众生活理想和审美要求的影响逐渐演变而成的。我们今天从世德堂本还可以看到这种演变的痕迹。此本中世隆开始不允婚事，终因“宣命不敢有违”才受了丝鞭。瑞兰则坚决辞赘。幸王镇听说文状元与客店穷秀才同名同姓，特邀文武状元赴宴，安排姐妹隔帘认看。世隆听到帘后妻、妹的吟唱，“沉吟下泪”，夫妻兄妹喜庆团圆。从施惠原本经世德堂本到《幽闺记》，经过“俗工”的不断“删改”，王瑞兰和蒋世隆的形象渐趋理想化，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浪漫主义成分。这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但是我们不能贬低关氏原著。衡量一个文艺作品价值的主要依据不是其中个别人物品格的高低，而是作家对人物的主观评价，是作品形象地反映生活达到何种真实和深刻的程度。作家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以及怎样塑造人物，是服从于主题的需要的。关氏让他笔下的小夫妻违誓屈婚，正是为了暴露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其实这对夫妻也并非是真的忘情，不但王瑞兰出于“狠毒爷强匹配”，就是蒋世隆也自有其苦衷。他是在目睹岳父的专横，自己被“撇在个没人的店房”后才不得已放弃重圆的希望的。因此两人重逢后很快地谅解了。这样看来，主人公的性格前后也是统一的。《拜月亭》杂剧不失为一个现实主义杰作，它有助于帮助今人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

南北《拜月》都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肯定以男女相互了解为基础的真挚爱情;否定以门第、利益为基础的包办的婚姻观。但杂剧本通过礼教压倒爱情的情节侧重于对封建婚姻观的批判;南戏本则通过爱情冲破礼教藩篱的情节侧重于对自由婚姻的歌颂。

“喜动离怀，笑生愁脸”

《幽闺记》要让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自主婚姻在舞台上实现，要让王瑞兰、蒋世隆所代表的弱小而正义的力量取得胜利，于是使男女主人公在战乱中相逢和结合，又赋予他们以坚贞不屈的品格，最后以巧合完成大团圆，生、旦合唱“喜动离怀，笑生愁脸”。剧情有悲有喜，其中喜剧因素是主要的，悲剧情节起着映衬铺垫喜剧情节的作用。如有了《抱恙离鸾》中王镇的绝情和小夫妻的悲愤，才有《天凑姻缘》中王镇的窘迫和小夫妻的解气。所以《幽闺记》是个喜剧。由于《幽闺记》的主要情节和场而同于关氏原著，如《拜月》一出“大抵本于关剧第三折”(《宋元戏曲考》)，而其喜剧性比关剧更浓厚，所以我们就从分析喜剧性入手论及其人物塑造。

此剧的喜剧性表现在作者善于用误会巧合的手法构成生动的喜剧情节，而误会巧合是以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生活等作为依据的。战争打乱了金国的封建秩序，使贵族和平民都加入了难民的行列，这些难民都从中都向汴梁移动，走的同一条路线，有可能发生种种巧遇，这是大环境的设计。小环境和情节还有细致的安排。如蒋氏兄妹和王氏母女失散又错合，蒋世隆唤“瑞莲”，王瑞兰应声，王夫人唤“瑞兰”，蒋瑞莲应声，是“莲”、“兰”声同韵近之故。《驿会》的地点选得好，馆驿是官员驻节之处，所以王镇会携女到此，王夫人则是不得已与瑞莲上门求宿。进门之后，王夫人若在回廊底下悄悄过夜，明日早散，阖家仍不团聚。终于因王夫人等的哭声惊动了王镇、查问下来才得以见面。经过如许曲折，不由人不信。

剧中的喜剧性又表现在对王镇辛辣的讽刺上。王镇自以为严父，其实是个势利小人。当蒋世隆是个穷秀才时，他不讲恩义，翻脸不认婿;当蒋世隆成为新状元时，他不顾羞惭，也要招为婿。作者为王镇安排的是一个冤家路窄、自取其辱的下场。这个情节很有特点。蒋世隆并不知道主人就是自己的岳父，王镇是知道客人就是女婿的，所以蒋不是有意讽刺王，他在叙述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就陷王镇于窘境了。

剧中的喜剧性还来自作者善于以幽默的态度揭示人物内心的秘密和矛盾，并把这种描写置于喜剧情势之中。

在《旷野奇逢》一出戏中，王瑞兰为脱离灾危，鼓足勇气请求蒋秀才携带同行。秀才引逗对方回过头来，惊喜地发现原来是一个“千娇百媚”的“佳人”，顿生爱慕之心。但是秀才没有马上同意，借口寻妹故作冷淡，并提出男女同行需要有个名义。瑞兰无奈答应“路中若挡拦，可怜做兄妹”，蒋还不满足，终于促使王羞羞答答地提议“权说是夫妻”。这段戏双方都有积极行动——向对方提出要求，形成有趣的冲突。瑞兰克服少女羞涩的障碍，冲破男女大防的界限，从幼稚天真变为大胆果敢。蒋的故作冷淡甚至刁难实际上是一种爱情的表达和试探，从而刻画了蒋机智而风趣又稍带狡黠的性格。作者是把他写成一个喜剧人物的。

有人不喜欢蒋世隆此时对王瑞兰产生爱情，希望他纯粹出于仗义的动机。如果那样写就离开了爱情主题。何况蒋已有过救助陀满兴福的仗义行为。蒋此时萌发爱情是必然的。本剧开宗明义，蒋有三件心事，第三件即是“亲事未谐”。如今一位佳人正站在自己面前主动热切地请求同行，两人又是患难相交，他怎能不动心表现蒋在爱情上的勇敢追求正是作者的本意。

也有人不喜欢蒋的故作冷淡。但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去要求古人，而且蒋表达和试探爱情的曲折方式不是随意编造的。从人物关系看，他与王是萍水相逢，不便谈情说爱;从人物处境看，两个青年男女同行是会招惹是非的，需要保持某种关系以避人耳目，而假夫妻的关系是最适当的。这是他俩都能理解的。

还有人指责蒋“乘人之危”，更是一种误解。两句下场诗“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固然表达了王瑞兰迫于情势不得不然的心情，但她另有“今日得君提掇起，免使一身在污泥”的欣慰之感。而且从情理推测，王瑞兰既然愿意权称夫妻，恐怕不能排除爱慕蒋的成分。因为即使是“权说”，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对于一个簪缨之家的千金更是如此。说不定这正是她对蒋的曲折示爱方式所作出的含蓄反应呢。果然，后来瑞兰承认自己有过“侍枕”的心愿。总之，由于王对蒋也生爱慕之心，就谈不上蒋乘人之危。

王瑞兰身在危途，奇逢蒋世隆，不但找到了保护人，又意外地找到了爱情。”因祸得福”，这是一个喜剧情势。在这个喜剧情势中，揭示了人物间微妙的关系：秀才钟情而故作冷淡，**无奈又暗自庆幸。语言也是很好的喜剧语言，问答切合人物身份而且巧妙。“路中不挡拦”一段唱念相间，蒋紧紧追问，步步进逼，王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有很强的内心动作和喜剧气氛，人物神态跃然纸上。“权说是夫妻”的约定，透露了王瑞兰内心的隐秘。从字面看无所允诺，在礼法上没有过分越轨;从字背看似乎又有所允诺，蒋世隆能心领神会。正由于这句话可作不同解释，后来引出两人一番争执，遂有《招生谐偶》一出。

蒋、王二人历经风险，到达广阳镇招商店。兵火平息，心神略定，蒋的求婚是适时之举，也符合观众的愿望。《招商谐偶》就写了他们由假夫妻发展为真夫妻的曲折过程。

蒋世隆殷勤劝酒，王瑞兰婉辞。决定留宿，蒋只租一房一床，遭到王的反对。关于房间、床铺、枕头、马子、尿鳖之争的科诨虽然不够高雅，倒也合乎情理，构成冲突，揭示人物不同的心理，加强喜剧气氛。蒋的举动实际上是求婚，所以王警觉戒备。当蒋两次请王就寝，王明确表示各人自睡后，小两口的一场口角就不可避免了。此处对白妙语连珠：

(生)我和你有缘千里能相会，(旦)我只是无缘对面不相逢。(生)娘子，你怎么把言语都说远了，你敢是忘了 (旦)奴家不曾忘了什么。(生)既不曾忘，可记得林榔中的言语来(旦)林榔中曾与秀才说兄妹同行。(生)这也有来，我说面貌不同，语言各别，娘子又怎么说(旦)奴家再不曾说什么。(生)正是贵人多忘事。娘子再想。(旦)奴家想起来了，说怕有人盘问，权说做夫妻。(生)却又来!别的便好权，做夫妻可是权得的我也不问娘子别的，可晓得仁、义、礼、智、信不要说仁、义、礼、智，只说一个信字。(旦)信字怎么说(生)天若爽信，云雾不生;地若爽信，草木不长。为人可失得信么 (旦)奴家也不曾失信与秀才。(生)既不失信，如何不依林榔中的言语 (旦)秀才，你送我回去，多多将些金银谢你罢。(生)岂不闻书中自有黄金屋，要你那金银何用 (旦)也罢，你送我回去，我与爹爹说，与你个官儿做罢。(生)呀!官是朝廷的，是你家的我一路来，倒不曾问得娘子，不知娘子是何等人家(旦)秀才，你不问起也罢，若问我家中事情，不要说与你同行同坐，就是立站的去处，也没有你的。(生)韩景阳大来头，你却是何等人家愿闻。(旦)奴家祖公是王和，父亲见任兵部王镇尚书，母亲是王太国夫人，是何等人家奴家是守节操的千金**。(生)既是千金**，怎么随着个穷秀才走(旦)不知你妹子随着那个哩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段对白生动传神，充满喜剧情趣。蒋世隆从当初相约“权说是夫妻”破题，责备王瑞兰失信，要求她履行做夫妻的诺言。瑞兰先是假装健忘，后又许酬以金银官职，都是违心之言，曲意推托。从而引出蒋的嘲讽：“呀!官是朝廷的，是你家的”口吻毕肖。虽然王家大不过朝廷，毕竟有值得炫耀的显赫家史。但这并不表明王瑞兰有严重的门第观念，她只是为了抵挡蒋的进逼。烩耀家史可能使蒋无可对答，不料蒋的抢白竟然出奇制胜，而且使话题回到了现实中来，迫使王不得不用跪辩法进行反击。如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令人忍俊不禁。对白的喜剧性在于蒋对王的误解，以为她无情和失信，所以满腹委屈。而王瑞兰既非无情亦非爽信，而是自有其难处：“礼法所制，人非土木，待说也难道。”在了解底细的观众看来，误解一方愈认真，被误解一分愈敷衍，就愈有趣。而且，世隆的热切追求与他在《奇逢》中的故作冷淡适成对照，瑞兰的回避态度与她在《奇逢》中的主动态度也造成对照，两两相映成趣。

王**的苦衷得不到蒋秀才的谅解，以致发展到蒋击桌而起。早在隔壁偷听的店家——黄公夫妇登场了，老人软硬兼施，自荐主婚，终于解除了瑞兰的顾虑，玉成其事。店家夫妇一扮红脸，一扮白脸，带来了浓重的喜剧气氛，他们也是喜剧人物。试看：冷僻幽静的村店，善良风趣的店家，天高皇帝远，偕偶佳话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封建思想控制不那么牢固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野外”的具体环境，“芳葩并蒂开”怕是不可能的吧。

王瑞兰内心充满着情与礼的矛盾，但她到底以情为重，又一次鼓足勇气，与蒋郎“匆匆遽成人道”。但是王瑞兰实行自主婚姻是不自觉的，她不否定父命媒言，还要有冰人主婚。一边解脱着礼教束缚，一边依旧披上一件薄薄的礼教外衣，这就是王瑞兰之所以为王瑞兰，这就是作品的真实深刻之处。

蒋世隆以粗暴的态度热切追求爱情，正是他的叛逆精神的表现、王是爱蒋的，她的推诿是违心的，蒋的追求是帮助她争取自身幸福的力量。“才郎意坚牢，贱妾难推调”是大好事。对于蒋的粗暴，由店主作轻微的批评也就够了。当然，蒋对王温存些会使人觉得可爱，但那个人就不是蒋世隆了，冲突也就取消了，这场好戏也就没有了。

《招商谐偶》是刻画王瑞兰性格发展、体现主题和喜剧风格的重要场子。南戏作者增写这出戏，表明他具备巨大的创作才能。

《幽闺记》在《拜月》之后，随着姐妹冲突的消除，父女矛盾又突出起来，这就是上文所论的结局。王瑞兰面对强大的压力，以反抗代替悲愁，以泼辣代替含蓄，她的性格再度变化。当然她的斗争方式难免受着时代的局限，她是借用儒家的贞节观作为武器的：“通观书史，只有守贞守节之道，那有重婚重嫁之理”剧本至此完成了这个勇敢地冲破礼教藩篱实行婚姻自主的贵族妇女形象的创造。

后世的改编上演

南戏《拜月亭》是场上元曲，“盖南词全本可上弦索者唯此耳”(《顾曲杂言》) 。后世昆曲常演《走雨》、《踏伞》、《虎寨》等出。川剧高腔和湘剧高腔也常演单出。莆仙戏《瑞兰走雨》有独特的伞舞表演。多种地方戏都曾改编全本演出，其中湘剧《拜月记》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