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
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
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
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
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
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
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
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
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
。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
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
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
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
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
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
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
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
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
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
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
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
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
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
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
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
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
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
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
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
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
,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
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
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
。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
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
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
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
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
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
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
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
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
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
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
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
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
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但“二十一条”的签定,无论如何,是中国的国耻。对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
统,袁世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向国民公开
发表了许多相当于“社论”的文章,要求全国官民不忘国耻,痛定思痛,把国家建设
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让这样的国耻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在一次。“干部(百僚)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说的透彻和
痛心。他说: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
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
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披不之
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
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
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
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
曰军械定数向日本来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
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
,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
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
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
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戈。
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所在。
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疑;对内则抚缉人民,勿令自扰
,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
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兔,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疾首痈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
但有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
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
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
,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
此谕。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其实袁世凯做错了一件天大的事遥记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哈哈大笑对左右手下说:这小子想让我到火炉上去烤袁世凯却没有这样的睿智,他为权力而生亦为权力而毁他若不称帝可以依靠自己的态势在不同派别中合纵连横保其大位,在不济下台后也能学学段祺瑞,曹锟他们做做寓公但他却选择了称帝刹那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汇聚到他身上他那些羽翼以成的手下不想被削兵权为求自保只有中立或反袁;西南军阀们不想被袁统一只有抗起反袁大旗;革命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将矛头对准了他;康梁保皇派彻底对他失望开始与西南军阀联合;杨度的筹安会开始动摇;
值的一题的是日本的态度;日本一开始大力赞同洪宪帝制,但在发现袁不愿做傀儡后便立刻抛弃了他,转而支持革命党和西南军阀反袁日本的目的很明确,要吗灭亡全中国,要吗让中国四分五裂各自为敌,他好各个击破
袁世凯可曾后悔据其子袁克文的回忆录透露出在袁世凯最后的日子里袁对称帝这一举动后悔不已即如此何必当初。
袁世凯称帝支迟他的是欧美帝国主以而非日本,所以综上文我们可得知袁世凯是反日的,当然原因是欧美与日本利移上的冲突,日本写的研究中国史书上对老袁的评价也还算客观,除了专门研究近代史的书,其它都对老袁一代而过。提到他的那点和中学历史书上的差不多,也有的书上说他是跳梁小丑,就他称帝那点来说也是。
参考资料: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参议院一般较众议院及众议员更具威望。参议员任期较长、人数较少、且(多数情况下)较众议员代表更多的选民。 众议院会议厅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南翼。参议院在同一建筑物的北翼开会。
众议员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项,众议院以各州人民每二年所选举之议员组成,各州选举人应具该州议会人数最多之一院之选举人所需具之资格。 年龄未满二十五岁,为合众国公民未满七年,及当选时非其选出州之居民者,不得为众议院议员。
参议员,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项 合众国参议院议员由各州州议会选举,每州选举参议员二人,任期六年,参议员各有一票表决权。 参议员于第一次选举揭晓集合后应即尽量平均分为三组,第一组参议员任期应于第二年年末终了,第二组参议员任期于第四年年末终了,第三组参议员任期于第六年年末终了,俾参议员总数三分之一得于每二年改选一次;在任何一州议会休会期间,如因参议员辞职或其他缘由致产生缺额时,该州行政长官得于州议会召开下次会议补选前,任命临时参议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未对设立省民意机关作出筹划。直到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不断有参政员对此提出意见,国民参政会并正式作出决议,国民政府才决定各省设立省临时参议会,于同年9月26日公布了《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须具有下列两种资格之一:甲、具有本省籍贯并曾在省内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乙、曾在省内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两年以上著有信望者。
各省临时参议员名额不等,多者五十名,少者二十名,在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中有规定。省临时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各县可在本县居民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甲项,按规定名额遴选出候选人交省政府。省政府与省党部可在本省文化团体和行政团体中根据前述两种资格中的乙项,按规定名额的一倍遴选出候选人。各省政府将上述两种候选人名单呈报行政院,转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国防最高委员会也可在省呈报的名单以外提名,但这种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该省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二。名单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最后审定,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省临时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一人,由行政院从参议员中提名,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由上述参议员的产生方法可见,政府遴选的省临时参政会必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
1937至1945年(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撤销或变更了根据地革命政权的称谓或性质,改为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相同的名称,在军、政两方面接受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中共中央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于1939年1月15日,召开陕甘宁边区第1届第1次参议员大会,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为代议制机关。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案,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会议员和边区政府、法院的负责人。1949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政权建设指示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参议会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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