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的联姻有哪些，如何看待？

　　“满蒙联姻”与“备指额驸”制度

　　清代满洲皇室和贵胄与蒙古王公实行的世代“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清王朝柔服蒙古部落、巩固统治的羁縻措施之一，在清史中占有重要一页。所谓“北不断亲”是为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姻戚关系延续不断。
　　“满蒙联姻”的涵义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清朝皇室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为妃。二是皇室公主和宗室格格下嫁蒙古王公贵族。道光初年，清王朝又制定了“备指额驸”制度。在漠南蒙古早期归附清朝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7部王公子弟和下嫁的公主、格格的子孙内，从15岁以上到20岁以下，择聪明英俊者注册，呈报清廷理藩院，以备额驸（满语，意为女婿）之选。年节时由父兄带到京城朝觐后，留在宫内教养，备作公主、格格的额驸。这一制度，加强了清朝统治者更好地控制蒙古各部。
　　公主、格格们的身份不同，额驸相应称作不同等级的额驸。一般皇后所生之女，是为固伦公主，其夫婿称固伦额驸；皇妃所生或宫中养女，是为和硕公主，夫婿称和硕额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所生之女，是为格格，其夫婿分别称郡主额驸、多罗额驸、郡君额驸、县君（固山）额驸、乡君额驸五个等级。公主和格格们下嫁时，皇室按照身份的高低，分别赏赐不同数量的俸银和俸缎，对不同级别的额驸和在朝为官的额驸，都要赐给为数可观的俸银，享受优厚待遇，以拢络蒙古王公。
　　据史料统计，清代皇帝的蒙古后、妃数为：努尔哈赤2位，均为科尔沁部；皇太极7位，为科尔沁、扎鲁特、察哈尔和阿巴嘎部；顺治9位，为科尔沁、阿巴嘎、浩齐特部；康熙2位，乾隆1位，均为科尔沁部；道光1位、同治2位，均为八旗蒙古王公之女。漠北、漠西蒙古没有。皇室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共48人，其中公主为32人（下嫁给科左中旗蒙古王公的公主就有7人），占总数的667%。各朝所选的额驸也以科尔沁等漠南蒙古7部为主，皇帝赐嫁漠北、漠西蒙古王公的公主、格格只是个别现象，完全是出于巩固边疆之目的。
　　建州女真（满洲）与科尔沁等部联姻结盟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叶赫、科尔沁等九部联合攻打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虽然取胜，但对九部中勇猛善战、不屈不挠的科尔沁部深感敬畏。因而对被俘的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莽古斯及部众20多人，非但不杀，还赠送锦衣、战马相送，以表友好姿态。这样感动了科尔沁部，第二年，科尔沁部首领之一明安率先遣使，带战马百匹、驼十峰等献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以盔甲、弓箭等兵器回赠。此后，两部开始修好。
　　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遣使前往科尔沁部求婚，明安贝勒将次女嫁给努尔哈赤为福晋（满语，意为贵族正妻），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娶了明安弟洪果尔贝勒之女为侧福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蒙古福晋升为皇后，蒙古侧福晋立为妃。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娶明安兄莽古斯贝勒之女哲哲为大福晋。14年后皇太极登极，年号崇德，哲哲册封为五宫之首中宫孝端文皇后。这样，在短短的5年里，科尔沁首领明安弟兄3人各有一女嫁与清王朝最早的两位皇帝。之后还有努尔哈赤的大贝勒代善娶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之女；三贝勒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内齐贝勒之妹；努尔哈赤十子德格类也娶了扎鲁特部额尔济格之女。从此后金皇室与科尔沁等部蒙古贵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婚媾关系，为清王朝的“满蒙政治联盟”奠定了基础。
　　以后“满蒙联姻”有了进一步发展，仅皇太极的一后四妃中有三位是科尔沁部贵族姑娘。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皇太极又娶莽古斯之子斋桑之女布木布泰为侧福晋，登极后册封为庄妃。她12岁入宫，历经四帝，躬助三朝、两扶幼主，成为手握皇权50多年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其子福临继位后的孝庄文皇太后。崇德八年1634年）十月，庄妃的姐姐海兰珠26岁时也嫁给了皇太极，被册封为宸妃。后金期间，还有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滚、皇太极之子肃亲王豪格等均娶科尔沁部蒙古姑娘为福晋。
　　满洲皇家贵族也将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为争取蒙古喀尔喀诸部归附后金，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下嫁喀尔喀巴约特部恩格德尔为福晋，恩格德尔成为满洲贵族的第一个蒙古额驸。天命九年（1624年）二月，科尔沁部台吉奥巴因不满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强霸，率科尔沁、扎鲁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归附后金。努尔哈赤将公主赐嫁奥巴。天命十一年五月，奥巴率部属并带貂裘、驼马等厚礼，前往盛京（今沈阳），感谢努尔哈赤去年帮助他击退林丹汗。努尔哈赤亲迎，又将侄孙女肫哲配嫁奥巴，受封图什业图汗。
　　皇太极继位后，将宫中抚养视为已女的克勤郡王岳托的长女指嫁给庄妃之四哥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并封为和硕额驸；将四女固伦雍穆公主赐嫁庄妃之大哥乌克善之子弼尔塔哈尔、三女固伦端靖公主下嫁科左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奇塔特。皇太极还将其弟阿巴泰贝勒的格格嫁给科左中旗绰尔济台吉等等。
　　皇太极与漠南蒙古的联姻，指定额驸是以蒙古各部与后金的关系亲疏来决定的。科尔沁两翼最早归附，为建立后金立过大功，理当作为首选。皇太极对归降的其他各部也及时在他们中间选择额驸，以巩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在敖汉部归顺半年后，他就将哈达公主下嫁给旗扎萨克琐诺木杜棱；七年后，又将其长女固伦端敏公主下嫁琐诺木杜棱之子班第郡王。期间后金皇室之女也相继嫁与蒙古各部王公。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把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格格下嫁喀喇沁部郡王喇斯喀布。还有苏尼特部腾机思贝勒、阿鲁科尔沁部穆璋贝勒等也都成了皇室的额驸。
　　皇太极在与蒙古各部联姻中，还尽量选择在蒙古各部有影响的王公为额驸。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战弃地而逃。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途中病死于大草滩地。次年，林丹汗之子额哲降金。因林丹汗是蒙古大汗，地位显赫，皇太极就毅然将二女固伦温庄公主马喀塔赐嫁，额哲荣成固伦额驸，拉近了与察哈尔部的关系。
　　据《清实录》统计，清朝入关前，是皇室与漠南蒙古诸部双方联姻的鼎盛时期，仅与科尔沁部多达33桩，居二十四部之首，其中娶蒙古王公21女，下嫁公主、格格12人。
　　清皇室与蒙古各部一直维系“北不断亲”
　　崇德元年（1636年），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聚会盛京，尊皇太极为“博克多彻辰汗”，改国号后金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继续与蒙古各部维系“北不断亲”的联姻关系。孝庄文皇太后对自己皇儿的婚事忠实地执行“满蒙联婚”国策，于顺治八年（1651年），她将自己的侄女、国舅乌克善的女儿与顺治大婚，册封为皇后，3年后黜为静妃。第二年六月，孝庄文皇太后又将娘家两个侄孙女、二哥的儿子绰尔济贝勒的两女同时召入宫，姐姐被册封为孝惠章皇后，妹妹被册封为淑慧妃。此前，绰尔济的另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简亲王杜度以及阿巴泰亲王的两个孙子。这样，仅顺治一朝，绰尔济贝勒的五个女儿全部嫁给皇室。孝庄文皇太后的四哥满珠习礼的两个女儿，一个幼年入宫准备做顺治帝的妃子，未嫁先死，一个做了顺治帝之弟博果尔的福晋。这些联姻都是在孝庄文皇太后的力主下促成的。
　　康熙帝的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姑娘。一位是科左前旗郡王洪果尔之孙的女儿，幼年入宫，不幸早逝，康熙追封为慧妃。另一位是科左中旗亲王满珠习礼的孙女，册封为宣妃。
　　从顺治初年到乾隆中后期，已经进据中原，逐渐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统治秩序。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完成统一基业，清皇室与蒙古各部的联姻，重点转向皇室的公主、格格下嫁，选择蒙古额驸范围除了在漠南蒙古重点选驸外，逐渐扩及到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
　　顺治朝，先后将皇太极的七公主下嫁扎鲁特部铿吉格尔贝勒；十一公主下嫁阿巴嘎部贝勒；五公主下嫁巴林右旗色布腾郡王；八公主下嫁科右中旗雅斯祜朗亲王。顺治帝宫中的两个和硕公主均下嫁科尔沁部郡王、贝勒；还有科尔沁的四位蒙古王公成为额驸。
　　康熙朝，有康熙帝的三公主下嫁巴林部乌尔衮郡王；五公主下嫁喀喇沁部噶尔臧郡王；四女静宜公主下嫁漠北喀尔喀四部之首土谢图汗部葛尔旦多尔济郡王，因公主不愿北去，遂在归化城北建了公主府第长期居住。自公主下嫁后，漠北喀尔喀四部一直臣服清朝，保持了200多年的和平安定。康熙帝还将十公主赐嫁漠北赛音诺颜部策凌亲王；十三公主赐嫁翁牛特部仓津郡王；十五公主及帝弟恭亲王之女均赐嫁科尔沁部台吉。
　　雍正朝，有帝兄理亲王之六女、帝弟庄亲王之长女都下嫁科尔沁部郡王；帝弟怡亲王之四女下嫁喀尔喀部亲王。
　　乾隆朝中后期，有三公主、四公主均下嫁科尔沁部两亲王；七公主下嫁漠北拉旺多尔济亲王。帝弟和亲王之女下嫁巴林部辅国公。
　　嘉庆帝将三公主赐嫁科左后旗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四公主赐嫁土默特部玛尼巴达拉郡王。
　　道光帝的四公主下嫁奈曼旗德穆楚克扎布多罗郡王。光绪朝，肃亲王善耆之妹是喀喇沁部贡桑诺尔布亲王的福晋；慈禧太后娘家侄女成为巴林部扎噶尔王爷的福晋。
　　清入关以后至乾隆朝中后期的联姻开始从漠南蒙古向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发展，所有蒙古额驸都为清王朝奔走效力，从而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从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由于康熙平定了漠北噶尔丹蒙古，解决了准噶尔部叛乱之后，对蒙古各部的统治更加巩固，蒙古王公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与蒙古王公的关系变得疏远。与蒙古王公的姻亲，表现为皇室选择蒙古额驸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备指额驸”也把选额驸范围限制在漠南蒙古的7部13旗。
　　清代实行“满蒙联姻”和“备指额驸”政策，是清王朝怀柔蒙古各部的重要举措。满蒙两族通过婚姻亲情关系的建立，形成了政治联盟，安定了北部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和清朝的统治。清朝皇室贵胄和蒙古王公的血统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蒙两民族之间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两族有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社会进步。如努尔哈赤在学习蒙古语文的基础上，主持创制了满文，才有许多“满文老档”以及后来创造的“新满文”书记的大量文献流传于今，成为研究清史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