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什么叫“猪仔”？

　　猪仔
　　清未明初，大批中国人被卖到国外做苦力，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运到国外，鬻为人奴，及开矿等苦工，终身无回国之望。
　　为何契约劳动被称为“猪仔”？
　　根据1918年林有壬为的《南洋实地调查录（第一辑）》“契约劳动，即世所谓猪仔，因受利诱而入猪圈，由猪犯率至南洋各地，专卖于各公司。契约由公司拟订，条件至为严酷。猪仔不通洋文，不知契约上所写何物，猪犯造作甘言以惑之。及至华民政务司签字，司官循例向其愿否，有受惑者而对以愿者，有临时觉悟，露不愿意。因问官系西人，对答用西语，嗫嗫不得尽其辞，猪犯恐失利权，即代为答应，强其画押。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至于水土之合宜安否，尤无人过问，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染病不死，而赢弱不堪工作，则驱逐出外，怅怅无之，或葬身沟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犯之名所由来也”
　　除了饱受不人道的剥削之外，他们的住所当然也跟猪圈没两样。
　　被拐骗、掳掠来的“猪仔”首先被送到与海外猪仔馆相勾结的内地客馆中，受到奴隶般的对待。他们大多“被关在奴隶屯集所一样的木栅里，10至12人一间，里面肮脏不堪，每间120×24英尺，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的，……门外都有‘闲人免进’的英文招贴”。四周则有会党分子轮流把守。被囚禁在客馆的猪仔，被剥光衣服，胸前打上C P S 等印记（C，代表去古巴；P，去秘鲁；S，去夏威尼）。
　　猪多了，当然就可以开始卖了。
　　当被拐骗的“猪仔”积累到一定数量后，猪仔馆便开始把劳工们装船外运。运送“猪仔”的船只，“形同监狱，戒备森严，舱门加上了铁栅栏，船员荷枪实弹，在周围巡哨。船上装了四尊大炮，主甲板上装了排炮、旋转炮。船上的苦力成了十足的囚犯，每人都编了号，不许互通声息，每天要进行检查”。而在船上充当押运任务的则大多是秘密会党中人，他们的职责是：在殖民官员例行讯问时，逼迫“猪仔”应允签字画押，表示是“自愿出洋”；如在航行途中发生“猪仔”反抗时，充当打手；在船只到岸时，防范“猪仔”逃逸。直到秘密会社被取消以前，许多贩卖“猪仔”的经纪人都是由秘密会社的头目担任的。这些猪仔也叫做“新客”。
　　那些猪犯是怎样引诱猪仔的呢？
　　首先海外洪门的堂口的人潜回国内或直接在所在国充当“掮客”与“拐匪”。这些“掮客”与“拐匪”类似今天贩卖人口的“蛇头”，他们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大肆从事贩卖“猪仔”的勾当。
　　利诱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凡华人被骗来洋者，每多在香港各处，每一猪仔馆用人各处去骗，或在粤东省城，或在临近各府州县，多方引诱。如秦朝英遇李鉴泉时，相交两月之久，并在港请吃花酒等事，临行，李曰：你我至交，岂能卖你作猪仔乎！谭书麟、梁丽主仆三人，十一日到香港新广万来盛筵款待，十二日晨餐食，顷即昏迷不醒，大约食内下毒。至醒时，船已开行。查问行李下落，始知被骗。又闻有李某由学堂暑假回籍，后拟返学堂，半途遇某栈某人曰：阁下到学堂，何不出洋考查格致，我有友人正拟出洋。李某信以为真，亦与偕行，至坡锁禁，始知被骗。又赖某系嘉应人，十九岁，在家族学堂读书，冬初伊兄在荷属有信，相招到坡住顺和泰，被栈伙引诱，未及一月，所携之资已罄，遂约其同到文岛一行，及到文岛，始知被骗。
　　强拐
　　有些“猪仔”则是“拐匪”们以强盗般的残酷的手段绑架劫掠的。
　　咸丰十年（1860）1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在黄埔的几艘外国趸船上营救出了几百名被拐卖的“猪仔”，并录下了其中107名的供词，披露了他们被劫掠为“猪仔”的苦难经历。例如，第3号查英供：“约10天前被10个手执刀斧的中国人绑架。我高声叫喊，但无人救应。我被拖到黄埔附近东埠地方，捉上一船运到长洲，推我上洋船当苦力。我不肯，就打，并用绳捆住用刀背连番拷打。再上洋船，洋人再问，我仍说不。他们把我带到拐子船上，打得比前次还厉害，还吓唬我说不肯出洋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怕了，只好答应。”
　　其他一百多名“猪仔”的被掠经历也大抵如此，许多都是被明火执仗公开绑架的。如有的“道路劫夺者，直伺伏于僻径，待可欺者经过，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数人强纳于麻袋，负之而径行”。“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甚至有“用迷脑药将人脑神经迷住一部分，令你糊糊涂涂的随着他走，直至船上关在黑仓里为止”。
　　除了潜回国内充当掮客诱拐“契约华工”者外，有些海外洪门成员还直接在所在国对那些初来乍到的“自由劳工”进行拐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