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详解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原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翁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翁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捶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作者单位：湖南华容五中 414211）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编辑本段]文学鉴赏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现在这首诗已经刻在“孔雀东南飞遗址”——安徽怀宁县小市镇焦仲卿刘兰芝墓地的长廊石壁橱窗上。

　　《孔雀冢》 秋风听雨

　　此情此景如斯，磐石盟约蒲苇，一园草木参差，我驻亭边水尾。千古孔雀之心，不忍焦畈南飞，萋萋柳岸青草，岂知汉府别离！默吟长廊乐府，后人何以为继？两厢痴情，两地相思！仰饮杜康，试作柳词，两行热泪润脸颊，两阙艳词问先师。

　　[编辑本段]思想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从《孔雀东南飞》看所谓封建礼教戕害爱情婚姻之荒谬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

　　一、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婚姻存续的时间：

　　诗中有“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之句。那么，二三年是现在的二三年吗？古人的二三泛指很多，孔子常说的二三子就是很多学生，而不是二三个学生。再看后面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是多长时间，没有十年也有七八年。小姑始扶床并不是“刚能扶着床学走路”，而是绕者床来回跑，宋朝诗人贺铸《生楂子》中有“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之句，床是一种可座可卧的家具，也不是现在的床。可见“小姑始扶床”的小姑应该是一个三岁左右正磨人的小孩子。而“小姑如我长”时至小也应该十岁以上了吧。那么，这中间的许多年为什么婆媳相安无事，而突然有一天一定要把刘兰芝赶走？而且几乎是毫无理由的赶走？关于小姑的描述,应该是运用的夸张手法,如果兰芝被修时已经二十好几了,那么也不会有这么多高官来求亲了

　　六、从母女对话看古代婚姻礼制的合理性：

　　刘母对于求婚者的处理方式居然是告诉女儿：“汝可去应之”， 当得知女儿的态度后刘母婉言谢绝了媒人。是啊，这才是古代婚姻礼制的实质，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同意，不然父母不能命，媒妁也不能言。古代交通闭塞，官方出于便民或是自己懒，总之没规定婚姻登记制度，那么如何证明婚姻的真实有效呢？于是，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定，父母媒妁只不过是证婚人。古代又没有DNA技术，如果某人抛妻弃子那怎么办呢？婚书就是凭证。即使现在，如果得不到父母的祝福和支持，你的婚姻也很难存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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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本段]名家点评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唐弢)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编辑本段]相关剧目

　　——评剧《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由李瑞环同志改编，中国评剧院白派掌门人王冠丽领衔主演，八十高龄的花砚茹应邀助阵。此剧在结构上并没有沿用老版的评剧剧本，而更多借鉴了京剧元素，使整体戏剧架构十分清晰，唱词工整典雅，唱腔设计靠近“老腔老调”，听起来韵味醇厚。该剧是王冠丽调入中国评剧院后排演的第一出新编戏。她在整体风格上着力突出了一个“雅”字，气质淡雅，表演文雅，演唱清雅，全面体现白派的魅力。

不是曹操，历史上有名的酒鬼是刘伶，所谓"刘伶纵酒"竹林七贤都很能喝酒，最有名的是刘伶和阮籍。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刘伶就更疯狂了：《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我若醉死，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汉帝茅台

　　90周年纪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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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爱喝酒成了很多男性的天性，古人饮酒作诗，今人饮酒畅谈，酒中取乐，那么历史上哪些古人最爱喝酒呢？　仪狄　仪狄，夏朝人，相传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战国策·魏策》商记载了：“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酒字条》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意思是，过去，夏禹的女人叫仪狄去酿酒。仪狄经过一番努力后，酿出味道很好的美酒，进献给夏禹，夏禹喝了，觉得确实好。可是他说“后世君王，如喝了这种美酒，一定要亡国的。”从此就疏远了仪狄而自己也和酒断绝了关系。仪狄奉旨造酒，不仅没受到奖励，反而遭到了惩罚，这岂不冤枉！　关于仪狄造酒的说法，在《太平御览》中也说：“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醪，是一种浊酒，是用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和现在的不带糟的酒醪差不多。“变五味”，是指酒具有多种味道　杜康　杜康字仲宁，是康家卫人，善造酒。在《中州杂俎》、《直隶汝州全志》里，都生动而具体地讲述了杜康造酒的过程。　据说河南汝阳杜康村的酒泉沟，有一棵老桑树，这便是杜康发明酒的地方。杜康小时候牧羊，每天日出，就把羊赶往母羊坡放牧。晌午，就到酒泉沟吃饭看书。酒泉沟古时称空桑涧，桑树丛生。一股清泉穿林而过。泉边有棵老桑树，因年代久远，树身已空。杜康就在树下吃饭。他常缅怀祖选，饭难下咽，就把剩饭扔进桑树洞里。乡亲们见杜康不思饮食，日渐消瘦，就给他送来曲粉充饥。无意中，他又将曲粉扔进了树洞。这样饭曲发酵变成了酒。杜康饮了此酒，才知酒能解忧助兴。于是他总结了经验，从此以酿酒为业。　以后人们命名的除“杜康沟”、“杜康泉”、“杜康河”，还有“杜康墓”和“杜康庙”。魏武帝在《短歌行》中“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杜康是古代酿酒的专家。　阮籍　阮籍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他与六位竹林名士美酒清谈，演绎了一个酒林趣事，诠释了酒的价值。　阮籍饮酒狂放不堪，但最令世人称道的还是他以酒避祸，开创了醉酒掩盖政治意图的先河。晋文帝想为其子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既不想与司马氏结亲也不愿得罪司马氏，只得以酒避祸，一连沉醉60多天不醒，最后靠着醉酒摆脱了这个困境。

东晋的陶渊明，他的诗中有酒，他的酒中有诗。他的诗篇，与分的饮酒生活，同样有名气，为后世歌之颂之。他虽然官运不亨通，只作过几天彭泽令，便赋“归去来兮”，但当官和饮酒的关系却那么密切：其时衙门有公田，可供酿酒。他下令悉种粳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还是他夫人力争，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稻。弃官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然而回到四壁萧然的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但以后的日子如何，可就不管了。　白居易　白居易是位大酒徒。他的一生不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出名。他为官时，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看水质如何。但配方不同，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易就是这样。他上任一年自惭毫无政绩，却为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在酿的过程中，他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参加实践。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生于此。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李白少年时，就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鉴，并好行侠。25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其间曾因吴筠等推荐，于天宝初，任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幕僚，因永王失败而受牵累，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于当涂。　李白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很大。李白一生嗜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极其传神地描绘了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四句诗，一写出酒与诗的密切关系，二写出同市井平民的亲近，三写出藐视帝王的尊严。因此，人民群众很喜欢李白，称他为“”、“酒仙”。为了称颂和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古时的酒店时里，都挂着“太白遗风”、“太白世家”的招牌，此风流传到近代。

苏轼

苏轼 字东坡，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酒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从他嗜酒如命和风度潇洒的神态，可以寻到李白和的影子。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浓的酒味。正如李白的作品一样，假如抽去酒的成分，色香味都为之锐减。　　 欧阳修 是妇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从头到尾一直“也”下去，贯穿一股酒气。无酒不成文，无酒不成了乐。天乐地乐，山乐水乐，皆因为有酒。“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醉翁亭记》）　叶圣陶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一生爱酒嗜酒，先生酒量很大，很少有人见他醉过，但他有过两次醉酒，一次是1946年总司令的60大寿，应邀赴宴，“酒逢知己千杯少”当时十分高兴，酒醉难以自持，被工作人员护送回家！一次是抗战期间应邀与英国教授雷纳先生较量酒量，两人“酒封对手”，一直对酌到太阳西下，最后雷纳先喝醉了，而叶圣陶却能自己走回家，当然醉倒在家里！

杜康。

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 汉《说文解字》载：“杜康始作秫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

意思是杜康最早开始用黏性的谷物造酒，又名叫少康，是夏朝的国君，还是道家的名人。

因杜康善酿酒，后世将杜康尊为酒神，制酒业则奉杜康为祖师爷。后世多以“杜康”借指酒。

扩展资料：

杜康造酒的典故：

在一个村里，有这么个酒店，门口挂着一个酒幌，上边写着：“喝上三碗醉三年，不醉三年不要钱。”这个卖酒的是谁呢，口气这么大？他的名字叫杜康。

说来也怪，有一个非常爱喝酒的人，他名字叫刘伶。这一天，他从酒店门前路过，一看那酒幌就来气了，心想：什么好酒，一醉醉三年，我进去看看。他刚刚进屋，杜康急忙迎上前来问道：“喝酒来啦？”

刘伶气乎乎地说：“废话，不喝酒难道上你这来喝茶？”杜康笑呵呵地说：“火气还不小，你喝多少？”刘伶冷着脸说：“先来三碗尝尝。”

杜康一听，说：“客官，喝三碗可要醉三年呢，还是少来点吧！”刘伶气乎乎地说：“喝死我愿意，喝酒我给钱，该你啥事？”

杜康一听，说：“好样的，你喝三碗吧，你喝完三碗你就走，我三年以后再去你家要钱。”说完就端给了刘伶三碗酒。

刘伶也没管那套，端起来“咕嘟咕嘟”地一扬脖就喝进肚去了，喝完把碗一扔。杜康说：“快回家吧，等三年以后我去要酒钱。”刘伶看了看杜康，一转身真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刘伶一头倒在了炕上。媳妇一见这样，就问：“怎么了，闹病啦？”刘伶说：“没有，我喝了杜康三碗酒，就觉着有点困。”说完话，他就躺在炕上睡过去了，一直睡了多少天也没醒过来。

转眼过了三年。这一天，杜康背着钱搭子找上门来说：“这是刘伶家吗？”刘伶媳妇见外边有人说话，说道：“是呀，快到屋里坐。”

杜康进屋一看刘伶还睡着呢，便来到炕边推了推刘伶，说：“兄弟起来吧，三年都过去了，我要钱来了。”刘伶躺在炕上蒙蒙胧胧地说：“什么？三年，真到三年了吗？”

他媳妇说：“那还有假，三年都多啦。”刘伶这才爬起来翻身说道：“好酒，果然是好酒。”杜康接过话来说：“既然是好酒，那就给钱吧。”

刘伶听见说话人是杜康，急忙拉住他的手说：“哎呀，我的好兄弟，你的酒太好了，我还得喝。”

杜康说：“算了吧，三年前喝的酒你还没给钱呢。”刘伶这才想起，急忙拿出钱来，如数还清了酒帐。

杜康收完了钱以后，说：“这回行了，你说吧，这次你要喝多少都行。”刘伶说：“好，来吧！”

他这回可就喝开了，你看他左一碗，右一碗，一口气一连喝了一百零八碗。他媳妇一看，哎呀，这不是完了吗？她知道这酒真就一碗醉一年那，这一百零八碗就得醉一百零八年呢，可抓瞎了，这可怎么办那？

这时候杜康说话了：“嫂子，我看你也和他一样，多喝点和他一块睡吧，要不然将来姑娘儿子们都死在你前边，那可就没人管你啦。”刘伶媳妇一听也对，喝就喝吧，她也喝了几十碗，不一会，两口子就全都睡着了。

杜康一见两口子都睡过去了，便找来了他们的姑娘儿子商量说：“你们二老这一睡就得一百零八年，将来你们都要死在他们前边，不如趁着现在，你们就把他们老两口子埋了，也省得以后麻烦。

至于一百多年后，我想会有人来救他们的。”孩子们一听这也是个理，就和杜康一起，把父母双双埋进地里，还立下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刘伶之墓。

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天，杜康蹓蹓跶跶地来到了刘伶的坟上，拿锹把土挖开，打开棺材，推了推刘伶说：“兄弟，快起来吧，又该还账了。”

睡在棺材里的刘伶，这一下睡了一百多年，酒劲也真过了，听见有人喊，急忙翻身起来一看是杜康，就说：“兄弟，这回可不给你钱了，这一百零八年就这么快？”

杜康说：“果真是一百零八年了。”刘伶说：“算了吧，你唬人。”说着话一看，哎我怎么还在棺材里呢？再一看老婆也在棺材里。这时候，他老婆也醒过来了。

两口子爬出来以后，杜康说：“你们回去打听打听，要是够了一百零八年，你们就拿钱给我；要是不够，你们就不用给钱。去吧。”刘伶一想也对，就和媳妇回家了。

来到家里一看，早已面目皆非，院里出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刘伶见出来人了，走上前去深施一礼说：“老先生，这可是刘伶的家吗？”

老人说：“是啊，是刘伶的家，他是我的祖太爷，早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我这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呢。”刘伶一听完了，心想这可去找谁要钱呢，怎么和孩子们张嘴呢？

最后就跟媳妇合计说：“算了吧，咱们的重孙子都比咱们老了，这个家咱怎么呆？酒钱咱又还不上，干脆咱们俩还回去就真死了吧。”

媳妇一看也没有法，只好走这一条道了，又来到了坟上。。夫妻二人也没啥可恋心的事，双双撞在石碑上。本来应该什么也不知道了，可刘伶却见着有人在他后背拍了一掌。

回头一看是杜康，刘伶说：“我们两口子还不起你的酒钱，双双都撞死了，怎么你还不算完？”

这时杜康哈哈地笑着说：“你两口子回头看看就明白了。”刘伶回头一看，哎哟，原来他和他媳妇二人的尸体都躺在了墓碑下。杜康引着刘伶和他媳妇飘飘遥遥地脚踏祥云走了。

从这以后，杜康就成了酒神，被造酒人供奉为师祖。而刘伶呢，也变成了品酒大师，所以民间才流传着这么一句佳话，就是“杜康造酒刘伶醉”。

——杜康

中国***新闻网——杜康造酒刘伶醉

《短歌行》两汉·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赏析：

《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它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

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2、创作背景：

此诗的写作时期各说不一，归之有两种说法： 一是赤壁之战之前二是赤壁之战之后。第一种说法以章回小说为据，不可靠。第二种说法也无史政。所以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尚无定论。

3、作者：

曹操（155年－220年正月庚子），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关于中国文化酒与酒文化之思辨

俯察当今知识经济的社会，在我国酒业界正涌动着一股评论“文化酒”和探索“酒文化”的热潮。应当说，随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发展，出现这一现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对国酒的宣传与营销更是大有裨益的。

自古以来，卖酒吆喝酒，几成定律。但如今，高明的营销商绝不肯就此打住，而是充分施展其聪明才智，有的放矢，千方百计地制造文化酒广告宣传和酒文化新闻炒作的攻势。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大致有：借题发挥、由此及彼、以屈求伸、

中国酒界发展至今，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也就是：作坊酒、工业酒、广告酒、品牌酒、文化酒。“酒文化”这一概念,则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先远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从概念上讲，酒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酒文化蕴涵丰富、自成体系，包括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工艺水平、法律制度、酒俗酒礼、形形色色的饮酒器皿，以及文人墨客所创作的与酒相关的诗文词曲等等；而狭义的酒文化则是一般消费者心目中的酒文化，多指饮酒的礼节、风俗、逸闻、逸事等。狭义的酒文化主要是言传身教，缺乏理性的指导。

“主导白酒消费的是文化。”此言一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茅台”总经理袁仁国的《迎接文化酒时代的春天》一文的发表，更像是中国酒业市场进入酒文化竞争的宣言书。自此，各个酒企业先后开展起了酒文化营销活动。

“酒文化营销”就是酒企业尽可能地寻找充足的理论根据，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与文化宣传，赋予产品以文化个性，以期达到让广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认知、认可并产生购买欲望，进而实现其产品销售的目的，增加销量。换言之，它是一种将产品推荐给消费者的营销宣传新方略。可以说，酒文化营销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营销，是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酒文化营销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在广大消费者中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情感”氛围，是酒文化营销的基础。而酒文化的打造、宣传又成为了酒文化营销的重要任务。

那么经受过文化“洗礼”的“文化酒”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说“文化酒”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且在产品的命名、口感审计、包装装潢、广告促销等方面都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需求。“文化酒”的适时推出，无疑是对那些因急功近利而“昙花一现”现象的一种反思。不失为现代国际、国内市场营销战略中“以文载酒”，寻求长足发展的一项全新战术，也正是精明的商贾真知灼见的一种文雅的表现。

酒，是我国的传统产品。我国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其中《史记·殷本记》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以及《诗·豳风·七月》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都表明我国酒之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酒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我国酒文化的营销典范“茅台集团”，正是在酒文化营销过程中赢得的市场。它的发展定位是“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有人说：文化酒是为“茅台”量身订造的概念。然而，文化酒时代不是等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实施文化酒战略的过程，就是以酒文化去做市场的过程。在作坊酒时代，茅台以其卓越的文化脱颖而出；在工业酒时代，茅台被钦点为国酒；而在广告酒时代，由于茅台的陈陈相因就只有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份了；当品牌酒时代到来时，茅台又苦于难以走上规模化扩张的品牌输出之路而一蹶不振；随着市场向名优品牌的集中，茅台终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文化酒时代。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远在三国，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为一身的魏武帝曹操，在他的《短歌行》诗中就发出了此感叹，致使杜康的大名气贯长虹、世传千夫。算起来，杜康酿酒足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其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据史书载：杜康牧羊于空桑涧，“余粥弃于桑，郁积成香，竟有奇味，杜康尝而甘美，遂得酿酒之秘”，从此以酿酒为业。杜康被周平王封为“酒仙”，杜康酒被封为“宫廷御酒”，杜康造酒之处被封为“杜康仙庄”。除了曹操以诗抒怀对杜康发出的感叹外，还有唐代诗圣杜甫“杜酒频劳动，张犁不外求”的自豪；更有宋代理学家邵雍“喝一辈子杜康酒，醉乐陶陶”的千古绝唱等等，历朝历代对杜康酒以诗文书画的形式进行赞颂者真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丰富了杜康酒文化的内涵，构成了“佳酿之祖，世传杜康”的历史延续性，也因之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酒。

杜康酒的文化名气，除了取决于其酒本身的内在质量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得益于古今中外文化名人包括政界巨头的赞美与宣传。在一定意义上讲，杜康作为历史文化名酒，是以历代文化名人为主流，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对该酒不断品评、赏识、推崇、咏赞的结果。由此可以说，文化酒必然是经过文化洗礼和文化梳妆的酒。由于是先有酒，后有酒文化，而酒文化又孕育了文化酒，文化酒的日臻成熟，更反过来促进了酒文化的继续发展，所以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简析“杜康”这一历史文化名酒的成因中，我们不难推论出，酒文化与文化人为特定的酒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密不可分。从古至今，与酒有关的“文章”可谓浩瀚。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已闻到了浓烈的酒香。饮酒的文人一多，便出了许多著名的“酒徒”。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就写了李白、贺知章、张旭等这些著名的“酒徒”。当然，杜甫称他们为“仙”，李白也自称“酒中仙”，并且留下了不少与酒有关的传世杰作和经典名句。如：他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还有《将进酒》中脍炙人口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这篇著名的《醉翁亭记》，其高论可谓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不仅诗如是，在我国传统绘画及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中，这酒的“文章”更是活泼万端、传承发展。流播世间的无数书画佳品根本无须多言，而与这些名人大家相关的“酒缘”传闻也是为数颇丰。比如，“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据说他醉后作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郑板桥的字画不可轻易得到，时人皆知，但若以美酒款待，在他醉意中求画，即可如愿。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醉僧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该帖通篇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不难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知，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就的《兰亭集序》，“道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

说起这酒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其名目，花样也确为繁多。比如绍兴酒，单其别名雅号就有：花酒、名士、黄酒、绍兴、绿蚁、福水、黄汤、杯中物之多种。而古代的酒令，更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酒令，是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宴饮和郊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酒令除能助欢愉畅饮，令气氛和洽外，还是古代礼仪教化的方式之一，盛行于各个朝代，形式也多种多样。

在春秋战国时，最为流行的是“投壶”这一酒令形式。因其最具封建礼教意义，所以沿袭最久。在《礼记》中就慎重地写着《投壶》专章。三国名士邯郸淳的《投壶赋》描绘最为出色：“络绎联翩，爰爰兔发，翻翻隼隼，不盈不缩，应壶顺入”，足可窥见当时盛况。魏晋时期则是推崇“流觞曲水”的酒令形式。那时的文人雅士沿袭古风，整日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清淡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的确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当数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朝名士41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排遣感伤，抒展襟袍，诗篇荟萃成集，由王羲之醉笔游龙，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至南北朝时期，除了“流觞曲水”外，由之演化而来的“吟诗应和”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流行较盛。“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当酒令敏演到唐代时，盛行的是“藏钩”、“射覆”等形式。“藏钩”也称“送钩”，简便易行，似现在的“猜有无”；“射覆”也叫“分曹”，即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让对方猜。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极精此道，他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明清两朝流行的酒令当推“拧酒令儿”，即不倒翁，粤人称“酒令公仔”。这酒令，按其形式可分为：雅令、通令和筹令。雅令，是指文人的酒令，情趣古雅，多以诗人的“智力竞赛”为内容。通令，则是人人皆可为之的大众化酒令。如投骰子，划酒拳等，一般不必动脑子。说起来“击鼓传花”，算是通令中较为雅致的形式了。至于筹令，则是雅俗共赏的酒令，因是从筒中掣筹行令，故名。

除了以吟诗作赋、行酒令来传扬美酒与酒文化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宣传形式，那就是“酒旗”，亦称酒望、酒帘、青旗、锦旆。《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这里的“帜”，就是酒旗。后世人称：“酒市有旗，始见于此。”由此可知，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就知道利用酒旗这一特殊的广告形式来传播商品信息了。古代酒旗还有个重要作用，就是它的升与降，标志着店家有酒或无酒；营业或不营业。当然，社会发展到今天，“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致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各式招牌、看板、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新型广告设施。

谈到酒文化，就不能不论及酒文化的功能。其功能一言以蔽之：具体的酒文化反映具体的酒品牌，所反映的内容越丰富、越全面、越深刻，这一文化酒的品牌就越驰名、越完美、越真切，其价值也就越高。在浏览了中国十大文化名酒品牌个案研究和有关新闻媒体对中国酒文化资料具体内容的一些报道后，凭心而论，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泸州老窖总裁袁秀平的《统治酒类消费的是文化》一文。文中提出了，“酒战是文化战”，“酒文化来自艺术化的营销”，以及“生感时代”的消费主张等理念。通过介绍“国窖酒”的运作，清晰的表证了泸州老窖不仅仅是在酿造酒，而且还是在酿造文化、酿造科学、酿造历史！而《糖酒快讯》记者雷达所写的《白酒：谁是文化“终结者”》，更是把中国酒文化的探讨引向了深入。

如果说酒的本质是酒本身，那么文化酒的本质应当是有足够的文化作前提、作背景、作依托，甚至作“媒人”作“新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合体。窃以为，若连独具慧眼的文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有明显文化参与和文化支撑的酒，即令把“文化”字样金书得丈二大，也依然称不起文化酒。所以说，酒文化是文化酒的灵魂。我们知道，既谓之“灵魂”，就有其很大的不可捉摸性。故而探讨真正的酒文化是什么？确实很有必要。比如说，酒文化有哪些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哪些主要部分组成？这些主要部分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什么？等等一切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分析和研究的。

有人说：酒文化是一种品位。而品位中包含有酒产品的香型定位、包装装潢、市场营销战略、文化传播功能，及高品、高价、高质等方面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未能抓住其纲，绝非一语破的、无懈可击的准确论断。如果说酒文化是一种品位，那么任何一种有点品位的酒，都可以说有酒文化吗？此说显然不足以服人。

谈到具有文化个性和品位的文化酒，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当前的诸多文化酒品牌。一句“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的广告语，令许多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其文化震撼力也随之体现出来了。当然也有人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若老是想家，缠缠绵绵，难舍难忘家中的盆盆罐罐，岂不有失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气度？不如将之改为“孔府家酒，叫人发家”！这两种理念，究竟孰是孰非，在此我们就不作评论了。其实，能够提出一个可以引起广泛争论的观点本身，对于商家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成功，因为它带来了无形的广告效力。当然，若能创作出有口皆碑的广告是最好的了。比如“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就是广为传诵的广告妙语。此言一出，天下诸多品牌的各类酒便真得开始大作起文章来了！

道光廿五酒是十大系列酒品牌中时间最短，资格最浅的一个。殊不知，该酒的前身凌川酒却资历不浅。朱德总司令1954年曾题词赞：“南有茅台，北有凌川”。1996年6月，“凌川”在老厂搬迁时，偶然发掘出了清朝道光乙巳年（公元1845年）穴藏贡酒四木酒海（古时盛酒容器），内藏原酒四吨左右，经专家鉴定为珍奇国宝，遂取名“道光廿五”。王光英副委员长赞美道：“法兰西有路易十三，中国有道光廿五”。因其为“迄今发现窖藏时间最长的白酒”，1998年7月英国伦敦吉尼斯总部为其颁发证书，“道光廿五”被列入吉尼斯大全。道光廿五酒有如此厚积的历史文化名牌的渊源，加之取名有术，热点文章做得又好，一上市就出奇的火爆。看来这“文章”做与不做还真是大不一样！

这是“文章”创造的奇迹，也是文化酒与酒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关系的最佳诠注。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酒文化渗透其中势必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姿的景象。

加入WTO之后，我国酒类企业面对的是全新的国际国内市场。其营销模式，营销网络，营销管理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国酒企业要有清醒地认识，面对WTO的挑战，要不断增强创新意识，用新思路、新手段来运作新的市场。

随着“入世”后强大的外国竞争者的加入，国内酒类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我国各酒类企业，在竞争与运作方面的能力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与外国同行相比，在营销手段、资金实力、生产技术等方面，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缺乏竞争力。那么怎样加强这些不足之处，便是国酒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入世”后，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那么“入世”了，我国酒类企业走进了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与世界各国的民族工业、经济文化融入了一个共同的大市场，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尚处劣势，但我们的机遇是平等的，况且我们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有力的后盾，相信我国的文化酒与酒文化必将展现出醉人的风采

　　有以下几个形象策划失败的案例：

　　1．“万家乐”之忧

　　万家乐公司进行品牌出租的最初目的，也许是寻求产业领域的快速扩张和业绩回报，寻求新的品牌价值延伸。然而，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获利，改善其盈利状况，万家乐公司采用的是简单的品牌授权，且对品牌出租的回报承诺缺少客观的市场评估和有效的品牌风险管理，尤其是对被授权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估计过高。同时，只注重结果而缺乏过程监控，使万家乐对授权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失去控制，从而埋下风险隐患。

　　2．“乐华”易帜

　　乐华集团进军每个领域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价格武器，依靠低价格来敲开门槛。在彩电、空调市场，乐华凭此一战成名,成为人见人怕的“敢死队”。可是，价格战从长远看是饮鸠止渴，虽然很快打开了市场，但最终也伤害了乐华自己。

　　3．“小鸭”折翅

　　1999年对小鸭集团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小鸭集团走进资本市场，然后利用所募资金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与购并。从洗衣机到热水器、冰柜、空调、灶具，从家用电器到ERP、电子商务、纳米材料，小鸭集团的视野越来越广阔，开始大范围、多元化地发展，一度投入数亿元巨资，并购了与主业非相关资产，导致大量现金固化，多年难以消化。结果，在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小鸭集团背上了盲目、快速多元化的沉重包袱，终于被压成了“病鸭”。

　　4．“香雪海”合资之鉴

　　合资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企业发展的惟一出路；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发展应该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5．“商务通”不轻松

　　商务通创造了巨大的成功，它所采用的模式，比如渠道、广告、产品的实用风格等也都因此被奉若神明……但那些曾经有效的做法在无意中成为恒基伟业公司决策者潜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影响了后来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以往模式的过分迷恋，使“商务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6．“三九”迷途

　　三九集团以“999胃泰”起家，提起“999”，消费者潜意识里首先联想起“999胃泰”。后来，“999”延伸到啤酒，不知道消费者在饮“999冰啤”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有药味。

　　7．“哈慈”退隐

　　在总结哈慈的成功经验时，郭立文认为：哈慈靠的是“好产品、好策划、好队伍”。而实际上，哈慈的营销模式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它只是在营销的部分环节上出彩，在其他环节上却非常薄弱。

　　8．“金嗓子”明星广告反思

　　广告代言人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中所涉及到的因素也很多，但代言人与产品属性相关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金嗓子公司选用罗纳尔多作代言人，“金嗓子喉宝”为咽喉用药，罗纳尔多是足球明星，足球用脑、用脚，但就是不用口，与咽喉何干？

　　9．“同仁堂”如何应对危机

　　我们也许还记得“三株”的故事，同样是因为产品的不良反应引起患者的起诉，由于处理不当，最后“三株”虽然打赢了官司，却输掉了市场，成为营销史上的反面教材。

　　10．“红桃K”褪色

　　红桃K集团的农村战略基本接近尾声，农村市场也日趋饱和，而由于品牌形象传播方面的低档次感，城市市场一直是红桃K的软肋。2000年初，红桃K开始进行城市市场的探索，但城市不比农村，在这里，红桃K遇到了“血尔”等竞争对手的强劲挑战。

　　11．“美厨”退席

　　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外籍人士主政的美厨食品有限公司一直没有解决好产品、销售、成本、投资决策等方面的“水土不服”问题，这是导致美厨公司破产的根本原因之一。

　　12．“荣华鸡”斗败

　　自洋快餐进入国门以来，中式快餐与洋快餐的较量就从未停止过，但总体说来，中式快餐始终未能对洋快餐的市场份额形成有效的冲击。中国作为一个烹饪大国，有着几千年美食文化的传统，而且中式快餐能为当地百姓提供更符合大多数消费者饮食习惯的食品和服务，本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上风。可十几年来，洋快餐稳扎稳打，占据了快餐业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而我们却屡屡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什么？

　　13．“红高粱”夭折

　　当年“红高粱”在全国走红，是因为紧紧抓住了市场机会：挑战“麦当劳”。创始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民族主义在企业和社会领域的复兴，利用这种情绪制造了一个大大的新闻热点。“叫板麦当劳”并不是红高粱已具备了去叫板的实力和功夫，而是红高粱需要用这个卖点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实际上，人们所熟知的“红高粱”是不存在的。

　　14．“旭日升”陨落

　　旭日升反复咏诵的广告词“旭日升，冰茶；冰茶，旭日升”，使旭日升品牌与冰茶完全等同，这虽然有利于树立产品的专业化形象，但同时也制约了将来产品线的延伸。在旭日升集团推出了红茶和乌龙茶等产品后，原来强调式的宣传此时变成了产品开发的局限。

　　15．“健力宝”失身

　　销售渠道决定着消费者能否顺利地购买到产品。渠道不畅，产品在销售终端铺开率不高，那么即使广告做得再好也是徒劳。健力宝成长初期，依赖的是传统渠道--遍及全国的国有糖酒公司和供销社系统……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商业的渠道格局大变，面对这种变化，健力宝老态毕现，应变乏力。

　　16．“傻子”真傻

　　长年的内部争斗，使得傻子瓜子集团一直无法专心于市场经营，“傻子”、“傻王”、“年氏”等同胞兄弟间的“自煎”更让“傻子”品牌受到重创，“傻子”瓜子的市场地位一落千丈。而“洽洽”、“正林”等新生品牌后来居上，把伤痕累累的“傻子”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17．“冠生园”危机

　　各地冠生园在受牵累时反击动作很快，态度也很明确，但对这次危机公关涉及到三个主要问题：如何有效地化解消费者的震惊、怀疑和绝望心理？如何有效地重塑消费信心？如何有效地建立品牌识别、品牌信赖感和品牌忠诚度？这些问题都没有有效地加以解决，结果市场颓势一发不可收拾。

　　18．“杜康”何以解忧

　　作为杜康酒的生产者，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其他品牌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三家杜康，自己搅局--一家杜康进入一个市场取得了上升的销售势头，马上会有其他两家杜康跟进，市场很快演变为“杜康之战”。

　　19．“春都”沦陷

　　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然而“春都”为了在价格竞争中取胜，竟然用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含肉量一度从85%降到15%，以致春都集团职工把自己生产的火腿肠戏称为“面棍”。春都集团很快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销量直线下滑，市场占有率迅速萎缩。

　　20．“百信”神话破灭

　　百信低层次的家族管理模式是企业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百信的财务由文化水平很低的李妻掌管，由于缺乏科学的资金运作，造成货物大量积压。替李忠文打理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21．“百龙”断魂

　　几年后，百龙公司老总说了这样一段话：“耍小聪明、一拍脑门一个主意、不择手段找机会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一个人从事的是一个投机的事业，便不具备长远立足的资本；如果一个人总是用一种投机的心态选择事业，他将永远长不大；如果一个人总想愚弄别人乃至愚弄天下，他最终也必将被深深地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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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活力28”活力不再

　　根据集团的销售政策，活力28集团的销售人员只负责售货，不负责贷款回收，无论账到与否都照拿提成，于是出现了广告强势下的产品大量出货（但仅仅是到达批发商的仓库，大部分并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到了年底，集团清欠小组一摸底，才发现呆账、死账遍布全国各地。到1996年，活力28已经严重缺乏流动资金，运转出现困难。

　　23．“My8848”为何不发？

　　My8848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有效利用电子商务网站吸引到大量用户的注意力，从而未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电子商务公司供货商建立信誉时比传统商场更为困难。如果想使渠道稳定，建立信誉的惟一方法是在合作初期保持结款的顺利。因为一旦资金紧张，供货商的账期会立即缩紧。这些问题都在My8848资金难以到位后瞬时显现出漏洞，并且最终难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