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历史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明白，他们的足迹一定是蹒跚的，踟蹰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一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的这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启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宛如一名记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菖菖菖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溪”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军人结婚年龄原则上按照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年龄执行，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军队干部选择的配偶必须符合军队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战士一律不得在部队内部和驻地找对象，现役军人一律不准与外国人或居住在香港澳门的人员结婚。

男中尉和女中士宣布结婚。女中士毕业于白求恩军医学院护理学专业，是第73集团军某旅的理疗师。男中尉毕业于陆军装甲兵学院，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大男孩。

一、女中士被男中尉求婚

毕业于白求恩军医学院护理专业，是第73集团军某旅的理疗师，一名女中士班长，被一名毕业于陆军装甲兵学院，一位特别爱运动的大男孩，一个中尉排长求婚了。

两人同在一个旅，不在同一个营区，女孩说：“那天我穿着迷彩鞋就被求婚了。他脾气挺好的，我觉得自己的急脾气，需要一个脾气好一点的伴侣”。军恋不易，网友们纷纷总送上祝福：真是甜炸了，男中尉娶了女中士。

二、男中尉与女中士

女孩是一个心地善良，特别爱笑的小仙女，毕业于白求恩军医学院，精通针灸、拔罐、艾灸，是第73集团军某旅小有名气的理疗师，男孩毕业于北京装甲兵学院，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大男孩，大学时，他曾从北京骑行了2150公里，回到福建老家，行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去年五月女孩陪着一名女兵去部队报道，这名男孩正好在部队当队长，在那个初夏的午后，女孩的一颦一笑，深深地吸引了这个腼腆的大男孩，部队集训结束后，在那名女兵的牵线下，两人相互添加了微信。

三、“我想尽快把婚求了，给她释放一个稳定的信号”

在一次体能训练的时间，女孩跑完3公里，回到连队，就在连队篮球场上，男孩手捧鲜花，单膝跪地，给了女孩一个大大的惊喜。当戒指戴上手指的那一刻，这对恋人在战友的欢呼声中幸福相拥。

女孩说：“选择结婚，是他先表了态，恰巧我也动心”。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和仪式，承诺、等待、携手，一切都像军恋原本来的样子。回忆着自己被求婚的场景，女孩嘴角洋溢着微笑甜蜜而又幸福。

军婚不易，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且行且珍惜。

钟人杰

钟人杰（1803－1842），又名钟九，崇阳县白霓桥人。清道光二十[FS:PAGE]一年（1841年）腊月初十，会同邑人汪敦族、陈宝铭等发动抗漕赋，反清廷起义。钟自称勤王，竖都督大元帅旗，其势磅礴，震惊清廷。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二十日，起义遭清廷镇压。四月二十八日，钟等就义于北京。时称《钟九闹漕》。

石瑛

石瑛（1879－1943），字蘅青，通山县燕厦乡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21年，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同年，转为国民党员，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再赴英国，研修采矿冶金，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历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1943年，病逝于重庆歌永山中央医院。他的学生将其文稿汇编成《石蘅青先生言论集》。

钱亦石

钱亦石（1889-1938），又名定城，字介磐，别名强行室主，笔名史庐、曙生等，咸宁马桥钱庄人。辛亥革命首义胜利，他带头剪去辫子。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后经组织同意，参加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临时党部，并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钱主持创办《武汉评论》，撰文号召人民反对军阀统治。同年7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7年1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和党务干部学校校长。1928年后，党组织派钱去日本、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受聘为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他编著的《世界思想家列传》、《世界发明家列传》被列入学生文库，《财政学纲要》列入《中华百科丛书》。他还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等杂志，参加《辞海》编纂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钱任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1938年1月29日逝世，终年49岁。

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人。1921年，与石瑛受命组建国民党鄂支部，并任组长。1931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并任伦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1917年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公法。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与李大钊等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之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法制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武汉大学校长、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70年辞职引退。1981年3月病殁于台湾荣民医院。遗嘱墓碑仅书“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汪子霞

汪子霞（1900-1931），又名汪德盛，蒲圻县枫桥汪家庄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历任鄂南赤色游击队指挥员、鄂南警卫营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红2师师长、蒲圻县委委员和蒲圻中心县委军事部长等职。1931年8月，因错误路线影响，遭杀害，年仅三十一岁。

吴国珍

吴国珍（1902—1933），号孝煌，庚陂畈王家坊人。少丧父，家有薄产，上过私塾。性豪放，喜射猎，对乡里豪强，深恶痛绝。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攻克通城，国珍投奔叶挺独立团，不久，任排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在汕头被俘，编入国民党军李宗仁部。1928年春节，由岳阳逃归，在家务农。1929年吴国珍多次与中共湘、鄂、赣边区派来药姑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赵琪、向德在黑狗坡商讨建军问题。不久，在黑狗坡消灭土匪8名，缴获长、短枪各两支，建立起药姑山地区第一支农民赤卫队，吴国珍任队长。1931年策动北港团防局团丁吴继尧、吴耀林为内应，巧取团防局长枪12支，将农民赤卫队与湘北游击队合编为游击大队，吴国珍任大队长。同年调江西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后，升任红军独立第二师第八团团长。一次，与战士吴文尚牵制国民党军一个营，使红军安全转移。1932年春，驻大沙坪的国民党军营长吴光照率部包围王家坊，全村被洗劫一空，掳去村民吴运三、吴玉堂等7人，关押在大沙坪，准备杀害。国珍闻讯，率部从驻地白石林赶回，星夜奇袭大沙坪，全歼吴光照营，缴获枪支数百，被掳村民全部得救。1933年升任红三师副师长，夏历八月十五日，率红三师夜袭咸宁汀泗桥时阵亡，遗体葬咸宁县飞仙洞。

钱瑛

钱瑛（1903-1973），女，名生桂，号镜霞，咸宁马桥力稼庄人。1927年初，加入共青团，5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夏，任九江工会组织部干事。后赴广州参加恽代英领导的兵运。失败后，去香港找到党组织。1928年7月，任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后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工会常委、秘书长，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初，因叛[FS:PAGE]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她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7年9月出狱，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鄂中地区党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代表、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胜利后，任中共重庆局组织部长、南京局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国务院监察部、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73年7月26日在北京辞世。1978年，党中央为她平反昭雪。

叶金波

叶金波（1906-1934），字先雄，通山县通羊镇人。1924年6月加入中国***。1926年，任农民自卫队司令。1927年，被选为通山县委委员和农协委员，任通山农民秋收暴动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军事指挥。1928年，重建中共通山县委，叶任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3月，叶当选通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调任鄂东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后任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红3师政委、红17军副政委兼参谋长。1934年1月，以“通敌”、“改组派”罪名，被秘密处死。

饶婧兰：著名歌手、作词家。

饶天亮：著名歌手。

谢军：著名歌手、音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