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约内奇故事梗概

《约内奇》：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一个有为青年，竟然堕落了。堕落成肥头大耳的人,"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发喘，脑袋往后仰"，不断用拐杖敲着地板，发出铛铛的声音。整天忙着数钱而曾经美好的少女，爱情，被叶卡捷琳娜耍弄后在黑夜的墓园受苦而又甜蜜的经历也再不能唤醒他麻痹的精神。 尽管美丽的叶卡捷琳娜还在给她写信，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他还是打牌，喝酒到深夜。而有趣的图尔金一家，他再也不想去了最可悲的是他在干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这多么无聊！”但是却依然沉浸在其中无力自拔。

《约内奇》，写的是一个求婚失败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怎样在庸俗闭塞，枯燥单调的外省生活里逐渐丧失青春的热情、诗意的芬芳、美好的希望。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年1月17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

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参考资料

契科夫名言：

1、活该男人走运，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

2、公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又聪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残酷——这要依当时的心情而定。它永远是一群羊，需要好牧人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领到那儿去，它就永远跟着走。

3、大自然规定，人在生活中某一阶段就要产生爱情。到了那个阶段，就该加紧恋爱才对……法律上写着，正常的人应该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幸福。那么有利的时机一到，就赶紧结婚，用不着拖拖拉拉。要紧的是别自作聪明，要按规矩办事！规矩是了不起的东西！

4、对自己不满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

5、不过高尔基的功绩本来就不在于他写的东西都使人满意，而在于他的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是第一个带着轻蔑和厌恶谈到小市民的人，而且他正是在社会已经为这种抗议准备成熟的时候来谈的。

6、女作家应当不是写，而是在纸上刺绣，因而工作得精细迟缓。

7、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8、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前进。

9、人间万物正在日益完善。如瑞典火柴，小歌剧，火车头，代普莱牌葡萄酒，人与人的关系等。

10、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不会任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11、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成年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他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

12、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13、雨和雪，两个潮湿的弟兄，死命抽打我们的脸。尽管这是冬天，闪电仍然向四面八方划破天空。闪电像忽闪忽闪的天蓝色眼睛那样迷人，又像思想那样疾速，而它威严雄壮的旅伴，轰雷，吓人地震撼着空气。

14、求人帮助的时候，求穷人比求富人容易。

15、人的一生应当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参考资料：

　　别里科夫

　　《套中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

　　综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综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期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套中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

　　奥楚蔑洛夫

　　奥楚蔑洛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写的小说《变色龙》中的人物。

　　小说通过描写这个沙皇政权的走狗警官的5次变化、6次对待狗和首饰匠赫留金的态度来反映出奥楚蔑洛夫媚上欺下、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同时揭露了沙皇政府的黑暗统治。

　　官气在他身上发挥得登峰造极，奴性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处理街头发生的一件小狗咬伤首饰匠赫留金的小事，他兴师动众。命令他的助手也叶尔德林“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在得知狗是将军家的时候，他官气十足，发誓要早晚要收拾赫留金。一提起将军，他整个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反复申述， “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摇尾乞怜之态活灵活现。而刚才被他一顿恶损的下贱胚子的畜牲小狗立即“怪不错的……挺伶俐”，他不惜放低警官的姿态，讨好小狗，昵称它为“小坏蛋”，夸赞其是“好一条小狗”。

　　披一张狗皮——新的军大衣，这是他威风八面、张牙舞爪的道具，也是他出尔反尔、荒诞滑稽的遮羞布。他披着军大衣登场，裹紧军大衣谢幕，一穿一脱，滑稽可笑。

　　他是一条疯狗。狼心狗肺的他把法律当儿戏，视民生为草芥，导演了一出闹剧。在他心目中，法律非准绳，事实非根据。“打狗就看主人面”。他断案的唯一依据是：狗的主人是谁。既能道貌岸然地说：“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又能故弄玄虚地问：“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

　　奥楚蔑洛夫集飞扬跋扈与殷勤谄媚于一身，在善于变色上，他堪称一绝。在光天化日之下五次变色，警官的威严，人的尊严，一再退色。但每一次变色都有规律可循：媚上欺下，讨好将军。其变术到了随心所欲，纯熟无比的境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智，让人叹服。其廉耻之心之沦丧，令人发指。

　　在为官为人上，他是可怜虫。奥楚蔑洛夫断案过程中忽冷忽热的感觉，昧着良心的判决，让我们看到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卑劣委琐的内心世界。在无意冒犯了将军后，这个小公务员悻悻而去了，但其内心的深度恐慌，不难想象。其下场的未知，让这个荒诞的故事充满耐人寻味的悲哀。

　　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沙皇统治的忠实卫道士，面对一只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的白毛小猎狗，出尽洋相，可笑又可悲。像他这样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走狗、奴才，是沙皇腐败统治的产物，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变色龙的两面派本质，是沙皇专制政府的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作者用尖锐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这些走狗奴才的丑态和肮脏的灵魂，用以揭示沙皇统治的腐败黑暗。这正是作者塑造“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1860年，契诃夫 （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于1月29日诞生于俄国罗斯托夫州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在家里活下来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农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契诃夫的祖父叶果罗夫·契诃夫当上了自己所从属的地主家的糖厂经理，并陆续积累了一笔钱，终于在1841年为自己的全家赎了身。契诃夫的父亲帕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获得自由后娶了一名名叫叶夫根尼娅的服装商人的女儿，在塔甘罗格当杂货店店主。对东正教十分虔诚甚至于狂热，这对契诃夫后来的的悲天悯人有着很深的影响。父亲的商店经营惨淡，这使得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父亲对孩子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经常给儿女们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她讲的主要是她和她的服装商人父亲在整个俄国旅行的故事。契诃夫从小就喜欢喜剧和表演，这为他后来的剧作家之路埋下了基础。契诃夫后来曾说：“我们的天赋源自我们的父亲，但我们的灵魂源自母亲。”1867年，他进入当地的一所希腊小学读书。

1879年，契诃夫完成高中学业，前往莫斯科和家人团聚。在这里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这年年底，他写成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这是他的处女作。

1880年，由于家境困难，契诃夫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为一些幽默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作品，借以维持生活，他就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这些搞笑作品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可读性很强，而且也能见容于当时的书刊检察机关。他逐渐拥有了一批读者。渐渐地，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不过，他早期的幽默作品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佳作。1880年3月,他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发表在《蜻蜓》杂志上，成了他的成名作。当时他正在上大学一年级，他署的名是“安托沙·契洪捷”（Антоша Чехонте）。文中讽刺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旧式地主的愚昧无知，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很明显，他受到了当时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的影响）。此时他写得很快，作品数量很多。很快不少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爱挖苦人的作者，他也引起了一些著名作家的关注。他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给《蜻蜓》、《花絮》等杂志投稿，用的是笔名。他在成名之后继续着自己早年的这一习惯。1880年，他的处女作发表之后，他结识了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并成为至交。

188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现代小品）》、《客人（一个场景）》、《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等短篇小说名篇。他也开始尝试创作剧本。1883年，他发表了一些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名篇：《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一位退休的十四品文官的故事）》、《小公务员之死》（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地位。1884年契诃夫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和行医执照。这一年，他又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名篇：《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Хамелеон）、《外科手术》。他在《变色龙》中将其讽刺手法使用的淋漓尽致。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艺术性也不断提高。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墨尔波墨涅的故事》（Сказки Мельпомены），里面收集了六个在幽默刊物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该书的出版坚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决心。此前他在大学毕业时曾给自己这样定位：“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1886年，他发表了《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等短篇小说，以及《苦闷》（Тоска）、《凡卡》（Ванька）和《食客》、《校长》等系列短篇小说。这里面的《苦恼》和《凡卡》是其早期创作的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他在里面不再写幽默故事了。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莫特利故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苦恼》、《凡卡》，尤其是前者，讲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夫无处倾诉自己的苦闷，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后来被众多名家一致赞赏。新西兰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甚至曾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苦闷》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这一年，一个不起眼的名叫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горович）的作家发现了契诃夫的才华，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肯定他的文学才华，他鼓励契诃夫充分发扬他的这一天赋，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使他自己的创作态度更加严谨，多写有意义的作品（此人因此而被称为“著名作家”）。契诃夫深受启发，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写作，以后逐渐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的佳作。这一年，他写出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也是这一年，他的剧本创作的尝试也终于有了结果：《论烟草的危害》，这是一部轻松的喜剧。

1887年，由于过度劳累和健康不佳，契诃夫前往乌克兰东部旅行。旅行归来后，他写了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也是这一年，他的创作高峰到来了。这一年，他发表了《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他也发表了通俗喜剧《蠢货》和四幕喜剧《伊凡诺夫》。接着，他出版了小说集《在黄昏》，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署上了真名，并把这个集子献给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

1888年，他把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发表在严肃的文学杂志《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上。这部作品颇得好评，标志着他告别了喜剧性小说的创作，是他成熟的标志。他被俄国科学院授予“普希金奖金”。然后，他创作完成了另一短篇小说力作《精神错乱》。

1889年2月，《伊凡诺夫》在彼得堡皇家剧院演出。然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接着，他写成了独幕笑剧《求婚》和四幕喜剧《林神》。已经成为一名知名剧作家的他，加入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创办的剧作家协会。

1890年4月到9月，契诃夫只身一人，先坐火车，后骑马、乘船，来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上地狱般的惨状和西伯利亚的城市的贫穷给契诃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黑暗的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著述揭露沙俄专制制度下的内幕，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6）和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均是这次考察之后的产物。这一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贼》、《古塞夫》，创作了独幕笑剧《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

1891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村妇》、中篇小说《决斗》、独幕笑剧《纪念日》，其中《决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向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观点进行挑战的文学作品。这一年后，契诃夫将重心转向戏剧创作，但没有停止小说创作。

1892年，他创作并发表了《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和《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 6）。《第六病室》表现的是重大的社会课题，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反对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的摧残，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气氛压抑，文笔精致，但是思想深刻。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的转折，是他在库页岛之行后的一大成就。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艺术性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第六病室》还秉承了《决斗》的精神，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思想进行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年，他进行了一次出国旅行，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巴黎游历。

1893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这一年，他在照顾病人时感染了肺结核（当时的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为此，他到尼斯修养。

1894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天地》、《黑修士》、《大学生》，以及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库页岛旅行记》直指沙俄的专制统治和对政治犯的压迫。

189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凶杀》、《白额头》，并且完成了四幕喜剧《海鸥》（Чайка）。

1896年，喜剧《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失望的契诃夫曾一度发誓永远不再创作剧本。接着，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一生》。

1897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农民》、《贝琴涅格人》、《在故乡》、《在大车上》等。然后，他违背了前一年的誓言，写成了反映乡村生活场景的四幕剧《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万尼亚舅舅》讲述一个盲目崇拜者对“名教授”的绝望和一个想造福后代的乡村医生幻想的破灭。该剧是契诃夫剧作中的代表作之一，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多次上演。

1898年，他加盟莫斯科艺术剧院，结识了高尔基，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研究戏剧和小说的发展情况，并研究如何为俄国的戏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开始与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等人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做出了重大改革。他也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论。这一年，他完成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姚内奇》（Ионыч），对“人变庸人”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艺术展现。然后，他创作和发表了“短篇三部曲”：《醋栗》、《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有关爱琴的故事》。这三部小说对社会上的庸俗现象和僵化的思想进行了嘲笑和批判。这些作品体现了契诃夫小说的特色：不追求情节的吸引人，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让人物的不同性格形成冲突与矛盾，进而反映社会现实。这使得他的短篇小说可以给予读者以思考和长期的深刻印象。在具体描写上，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列夫·托尔斯泰因此非常推崇契诃夫，说：“他就像印象派画家，看似无意义的一笔，却出现了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高尔基也曾说:“俄罗斯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1898年，喜剧《海鸥》（Чайк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获得空前成功。后来，高翔着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这一年，他与苏沃林前往西欧旅行。他支持左拉在在德雷福斯案件里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意见相反的苏沃林的关系。回国后，他因肺结核病情恶化而移居雅尔塔，在这里，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库普林等人互相交流。他曾经想与高尔基一同来中国，但因健康原因而只得作罢。雅尔塔成了他的小说《带狗的女人》(1899)的背景。

1899年，他创作发表了《宝贝儿》、《新别墅》、《公差》、《带狗的女人》等系列小说名篇，同年他的《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1900年，他创作并发表了四幕正剧《三姐妹》（Три сестры），以及短篇小说《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这一年，他当选为俄国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同年，在雅尔塔会见了托尔斯泰。

1903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补偿的障碍》、《没出嫁的新娘》（他最后一部写成了的小说作品，也是他最具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以及一部卓越的悲喜剧《樱桃园》。190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主教》。这一年，为抗议俄国皇家科学院无理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称号的决定，他与柯罗连科发表声明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他在雅尔塔与在《海鸥》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1868年9月21日-1959年5月22日）结婚。

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也因此而改名为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契诃娃（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婚后，契诃夫的健康状况日下，直至3年后他逝世。这段婚姻很短暂，因契诃夫的早逝，而只持续了4年，但契诃夫的妻子在他死后终生未嫁。他结婚的这一年，即1901年，他的正剧《三姐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由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契诃夫原本想让它成为一部喜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除了将一些闹剧元素有所保留外，将全剧变成了一部悲剧）大获成功。5月，他出现了严重的哮喘，为此，他于6月赴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出现了心力衰竭。7月15日（俄历7月2日），契诃夫在巴登维勒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后葬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