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风中的女王中玛丽和费朗西斯最后在一起了吗?

在一起了，二人并且也已结婚。在第一季的13集。

故事最后，玛丽答应了费朗西斯的求婚，在婚礼日日益临近的时候，Bash突然带着Lola回到了法国宫廷，玛丽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嫁给费朗西斯还是Bash，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她只有一种选择。玛丽选择了费朗西斯，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

玛丽的母亲、爱尔兰摄政王太后突然抵达法国，她似乎对玛丽另有安排。玛丽王太后的出现令亨利国王和凯瑟琳王后十分担心。为了法国的命运，他们不惜采取一切行动——无论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玛丽的原计划和费朗西斯一起私奔，但遭到了阻止，通过兄弟之间的对话，Bash决定放走玛丽和费朗西斯，让他们远走高飞。

扩展资料：

《风中的女王》剧情简介——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记载了一个传奇女性的故事：她刚刚出生六天就即位苏格兰女王，但却在法国宫廷里度过了少女时代。她美丽、热情、任性，从小就显露出王者气度，但一生命运坎坷。她一直在追逐真正的统治权，但最终难逃厄运。她就是——玛丽·斯图尔特。当剧情开始的时候，年仅15岁的玛丽在四个密友的陪伴下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为了确保苏格兰与法国的战略联盟，玛丽被安排与法国王太子弗朗西斯订婚。但是这项协议还未最终达成，一切取决于政治、宗教和各种秘密计划——而不是真诚的心灵沟通。

弗朗西斯王子对这个热情似火的苏格兰女孩很感兴趣，但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不想这么快就结婚，他还想享受青春的快乐——更何况他和一个宫廷女侍长期保持着私情，而且他对法国和苏格兰结盟一事有着不同于父母的看法。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1]，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达温宅逝世，享年73岁，[1]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中文名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外文名

Charles Robert Darwin

国籍

英国

出生地

普雷斯顿

出生日期

1809年（己巳年）2月12日

快速

导航

进化观成就信仰家庭科学影响主要著作及信件

大事年表

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小城什罗普郡郡治Shrewsbury。

1817年他的母亲去世。

达尔文

1817年～1825年在施鲁斯伯里私立中学就读。

1825年～1827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

1828年～183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神学。

1831年～1836年随贝格尔号军舰环球考察。

1837年开始写作第一本物种演变笔记。

1838年阅读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

1839年1月，与爱玛·韦奇伍德结婚，12月，儿子威廉出生，严重疾病的第一阶段，1839年～1843年编纂五卷本巨著《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动物志》。

1842年移居到伦敦郊外的达温宅。

1842～1846年撰写三卷本著作《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地质学》。

1844年撰写未发表的阐述进化论的论文。

1846年～1855年就藤壶问题进行研究写作。

1848年父亲去世，健康状况不佳并持续很长时间。

1851年女儿安妮去世。

1855年开始撰写关于进化论的主要著作。

1858年伦敦林纳学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各自关于进化论的论文，小儿子夭折。

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

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牛津大学关于进化问题的大辩论。

1863年～1865年病情延续。

1868年发表《家养动物和培育植物的变异》。

19世纪70年代发表五部关于植物的著作。

1871年发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1872年发表《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

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植物的向光性的实验。

1881年发表关于蚯蚓的著作。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达温宅逝世，厚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天才降生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

求学之路

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达尔文

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2]

婚姻

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

达尔文和他的孩子

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

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

达尔文

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

《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

达尔文

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

创立进化论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 theBeagle)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1]

达尔文

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达尔文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3]

爱玛·韦奇伍德和她的孩子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4]

进化观

达尔文生物思想的发展

关于万物互相转化和演变的自然观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例如，中国《易经》中的阴阳、八卦说，把自然界还原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现象，并试图用“阴阳”、“八卦”来解释物质世界复杂变化的规律。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世纪）认为生命最初由海中软泥产生，原始的水生生物经过蜕变（类似昆虫幼虫的蜕皮）而变为陆地生物。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圣经把世界万物描写成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这就是所谓特创论。与特创论相伴随的目的论则认为自然界的安排是有目的性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从15世纪后半叶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不变论。当时这种观点被I牛顿和Cv林奈表达为科学的规律：地球由于所谓第一推动力而运转起来，以后就永远不变地运动下去，生物种原来是这样。康德的天体论首先在不变论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随后，转变论的自然观就在自然科学各领域中逐渐形成。这个时期的一些生物学家，往往在两种思想观点中入门徬徨。例如林奈晚年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删去了物种不变的词句；法国生物学家布丰虽然把转变论带进了生物学 ，但他一生都在转变论和不变论之间徘徊。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生物转变论观点，并且始终没有动摇。[5][6]

拉马克主义

18世纪末～19世纪后期，大多数动植物学家都没有认真地研究生物进化，而且偏离了古希腊唯物主义传统，坠入唯心主义。“活力论”虽然承认生物种可以转变，但把进化原因归于非物质的内在力量，认为是生物的“内部的力量”即活力驱动着生物的进化，使之越来越复杂完善。但活力论缺乏实际的证据，是一种唯心的臆测。最有名的活力论者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9世纪后期出现的终极目的论或直生论，认为生物进化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和方向。

达尔文

后人把拉马克对生物进化的看法称为拉马克学说或拉马克主义，其主要观点是：①物种是可变的，物种是由变异的个体组成的群体。②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等级（阶梯），生物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意志力量”驱动着生物由低的等级向较高的等级发展变化。③生物对环境有巨大的适应能力；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生物的变化，生物会由此改进其适应；环境的多样化是生物多样化的根本原因。④环境的改变会引起动物习性的改变，习性的改变会使某些器官经常使用而得到发展，另一些器官不使用而退化；在环境影响下所发生的定向变异，即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如果环境朝一定的方向改变，由于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微小的变异逐渐积累，终于使生物发生了进化。拉马克学说中的内在意志带有唯心论色彩；后天获得性则多属于表型变异，现代遗传学已证明它是不能遗传的。[7]

达尔文-华莱士学说

达尔文学说 1858年7月1日CR达尔文与AR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后人称他们的自然选择学说为达尔文-华莱士学说。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其核心自然选择原理的大意如下：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8]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它由于有充分的科学事实作根据，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百余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还存在着若干明显的弱点：①他的自然选择原理是建立在当时流行的“融合遗传”假说之上的。按照融合遗传的概念 ，父、母亲体的遗传物质可以像血液那样发生融合；这样任何新产生的变异经过若干世代的融合就会消失，变异又怎能积累、自然选择又怎能发挥作用呢②达尔文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他深信“自然界无跳跃”，用“中间类型绝灭”和“化石记录不全”来解释古生物资料所显示的跳跃性进化。他的这种观点受到间断平衡论者和新灾变论者的猛烈批评。[3]

进化论的发展

达尔文以后进化论的发展 1865年奥地利植物学家GJ孟德尔从豌豆的杂交实验中得出了颗粒遗传的正确结论。他证明遗传物质不融合，在繁殖传代的过程中，可以发生分离和重新组合。20世纪初遗传学建立，TH摩尔根等人进而建立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全面揭示了遗传的基本规律。这本应弥补达尔文学说的缺陷，有助于进化论的发展；但当时大多数遗传学家（包括摩尔根在内），都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①新拉马克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出现过一些新的进化学说。荷兰植物学家H德·弗里斯在20世纪初根据月见草属的变异情况提出“物种通过突变而产生”的突变论，而反对渐变论。这个理论得到当时许多遗传学家的支持。某些拉马克学说的追随者们虽然抛弃了拉马克的内在意志概念，但仍强调后天获得性遗传，并认为这是进化的主要因素。50年代在苏联由TD李森科所标榜的米丘林学说，强调生物在环境的直接影响下能够定向变异、获得性能够遗传。所有这些观点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AFL魏斯曼在1883年用实验来证明获得性遗传的错误，强调自然选择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他的看法被后人称为新达尔文主义。[9]

现代综合进化学说

20世纪20～30年代首先由RA费希尔、S赖特和JBS霍尔丹等人将生物统计学与孟德尔的颗粒遗传理论相结合，重新解释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形成了群体遗传学。以后CC切特韦里科夫、T多布然斯基、J赫胥黎、E迈尔、FJ阿亚拉、GL斯特宾斯、GG辛普森和JW瓦伦丁等人又根据染色体遗传学说、群体遗传学、物种的概念以及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许多学科知识，发展了达尔文学说，建立了现代综合进化论。现代综合进化论彻底否定获得性状的遗传，强调进化的渐进性，认为进化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现象，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选择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进化学说。

③中性学说和间断平衡论。1968年，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根据分子生物学的材料提出了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简称中性学说）。认为在分子水平上，大多数进化改变和物种内的大多数变异，不是由自然选择引起的，而是通过那些选择上中性或近乎中性的突变等位基因的随机漂变引起的，反对现代综合进化论的自然选择万能论观点（见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10]

1972年N埃尔德雷奇和SJ古尔德共同提出“间断平衡”的进化模式来解释古生物进化中的明显的不连续性和跳跃性，认为基于自然选择作用的种以下的渐进进化模式，即线系渐变模式，不能解释种以上的分类单元的起源，反对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唯渐进进化观点。争论仍在继续中（见间断平衡论）。[11]

1898年9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14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曾任该校分队长。　1922年，由于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投奔革命，在东征、南征诸役中，屡建功勋。

1926年6月，国民政府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主张，兴师北伐。黄琪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他与独立团团长叶挺并肩战斗，下醴陵，克平江，直抵汀泗桥。 1927年4月他荣升第四军（“铁军”）军长。　

1930年8月，他与邓演达等人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之前身），提出自己派别的政治主张。邓演达遇害后，他主持党务，后与李济深等人发动并领导了“福建事变”。1931年，邓演达死后，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后被国民政府通缉。　

1933年，黄琪翔辗转流亡德国，从柏林给郭秀仪发来求婚信，得到允诺。　

1934年，年仅22岁的郭秀仪登上意大利“康德罗素”号邮轮，只身前往欧洲，黄琪翔和郭秀仪在德国结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曾参与指挥上海淞沪会战，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　

193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指挥过多次大小战役，重创日寇，屡建功勋。七七抗战一周年，与夫人郭秀仪积极参加献金运动，带头捐款，郭秀仪主持一个献金台。武汉地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政治部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

1939年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进驻湖北襄樊。日军集中5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枣宜会战。因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黄琪翔又兼该集团军总司令。

1943年，中国远征军建立，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1947年，蒋介石为避免他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将他派往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9年，黄琪翔在香港宣布拥护，后应邀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区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秘书长，副主席。他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国家战后重建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12月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作品提要

波丽娅·维赫罗娃中学毕业后来到莫斯科求学。她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了解父亲的为人。她的父亲维赫罗夫是莫斯科林学院的知名教授，由于与妻女长期分居以及学术观点不断遭到批判，他的人格使女儿产生了怀疑。后来，她知道了父母分居的原委，了解了父亲崇高正直的为人，解除了误会。卫国战争爆发，波丽娅终于带着无愧的心走上前线。在前线她遇到了父亲的养子谢廖沙，兄妹两人英勇卫国，情感深厚。坎坷一生的森林卫士维赫罗夫则在一场场林学论战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的护林思想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理解，最终彻底恢复了名誉，并被任命为林学院院长。新春来了，在家乡延加河畔，互相取得理解的维赫罗夫一家在新希望里欢聚一堂。

作品选录

又过了一个月，算总账的日子到了。在切列季洛夫那篇文章的左右下，林学院为维赫罗夫举行了专门的学术答辩会。一个以格拉齐安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调查了伊凡·马特维伊奇的教学活动。人们私下纷纷传说，塔拉坎采夫在读过共有六十三页的调查报告之后，用老年人的尖嗓门说了一句《奥涅金》里的名言：“他死了。”大家心里明白，维赫罗夫的教研室主任是保不住了。人们参加答辩会的唯一目的是： 听听林学界的巨头们说些什么，以便窥测今后的风向……一度曾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贵族欢跳玛祖卡舞的学院大礼堂，现在又被挤得水泄不通了。格拉齐安斯基的伙计们单独坐在后排左侧的敞廊下面。他们的核心人物安德烈伊契克、叶伊契克和契克表情严峻地坐在中间。契克年岁最大，也最狠毒，两绺灰白的髭须垂落着，戴一副宽边大眼镜。提到上述三位人物，林学界都有不寒而栗的感觉，甚至不敢拿他们姓氏的偶然谐音开玩笑。答辩报告一开始，不吸烟的契克摆出公诉人的架势，在前排落座并且开始做笔记，其余两个“契克”退到走廊里，一边吸烟一边探头探脑，注意着会议的进展。他俩交换着眼神，准备待机而动。格拉齐安斯基本人没有露面，人们在会前不无敬意地传说，他贵体欠安，血红蛋白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回，伊凡·马特维伊奇很有自知之明，只用规定时间的一半就答辩完了。他没有说教研室的工作，更没有洗刷加给他的种种罪名，而是开门见山地重复了他的理论，态度镇定、执拗，语言深入浅出，就像给小孩子讲课一样，对自己的厄运似乎丝毫不放在心上。他边讲边凭记忆在黑板上写着数字和表格。他知道自己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因此只好援引俄国杰出人物关于森林的论述，甚至还引用了不搞林学的化学家门捷列夫的话： 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绝不应该少于我们得到的。尽管他被谴责为罪恶的悲观主义者，但他仍然坚持重复说，要过多少年人工林方能长成，即每公顷出产五百立方米彼得一世时代那种船材林。这就使朋友们都不得不为他捏一把汗了。最后他说，他愿意听取对立派提出的任何积极建议，并同他们展开讨论。这种若无其事的大胆行为不仅激起了敌对营垒的愤怒，而且也使得部分主席团成员懊恼沮丧。

“死到临头，总该有点改恶向善之心嘛，”契克从座位上插言道，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

接着是宣读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为了不使听众感到枯燥，它免去了维赫罗夫“冗长累赘”的统计表格和数字，却在维赫罗夫反对平推式砍伐，认为那会破坏植物生态平衡的结论上，大做文章。结果，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维赫罗夫认为自然界是自发力量，人类是自觉力量，因此能够随意抑制或强化自然。这样，维赫罗夫就把人类和自然看成了对抗体，人类的劳动成了自然的仇敌。委员会由此推导出另一结论： 维赫罗夫既然认为人类活动不可能同自然协调一致，不可能认知自然过程，那么也就必然陷入不可知论。尽管维赫罗夫力主研究森林规律，掌握自然力量，但是这一点却被作为微枝末节略而不谈了……调查报告接着说，维赫罗夫向学生宣扬人类和自然、自觉和自发、精神和物质的冲突，效果十分恶劣，实质是在宣扬宗教迷信。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维赫罗夫醉心于康德余孽、斯宾塞流毒、马赫主义、教条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竟然甘心同愚昧的瓦库拉为伍。瓦库拉·特列佩列先科是学院的老更夫，他拒绝接受新的思想，坚信灵魂不死……接下去的辩论，很像音乐会演出那样生动有趣。

奥斯敏诺夫作了十分拘谨的辩护发言。维赫罗夫其他的辩护者同样畏畏葸葸。塔拉坎采夫也发了言。他指出，永久性剥蚀尽管 植物—生物—地理—群落的异化，但是他仍然认为异化不可和退化等量齐观。这之后，对方放出了第一个赤膊上阵的伙计。他毫无顾忌地吠道，维赫罗夫要求森林提供愈来愈多的进益，使人不禁想起普鲁士地主，正是他们主张通过长远的森林经营，使大地变成为富豪永不枯竭的源泉。在苏联，这是早已遭到唾弃的观念了。这可以说明维赫罗夫对反苏的异国社会经济制度保有浓厚的兴趣……这个家伙还说，仔细地分析一下维赫罗夫同旧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大有裨益的，而过去，这一点恰好被人忽略了……他的妻子出身于德国波莫瑞地方的女地主之家，正是这家地主使我国延加河的森林遭到了洗劫。由此不难看出，不是别人，正是维赫罗夫才是滥砍滥伐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企图用阻挠森林再造的手法，使社会主义的子孙后代陷入绝境。“这里是学术圣地，所以我们且不去说维赫罗夫的政治动机，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对此采取紧急措施……”他的发言刚刚结束，契克就跳上了讲台。他很像一门攻坚炮，敦实粗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胡髭间透着轻蔑的微笑，像是在说： 什么大事，浪费了他的宝贵光阴。维赫罗夫座下的地板，也随着契克的脚步嘎吱着，轻颤着。

契克先是开着玩笑，承认他从来没有到俄罗斯森林里去过，尽管从前侨居国外时，常常漫游于蒂罗尔所谓的长生林区……不过那是出于旅行目的，决不是出于对古代残迹的迷恋。对于我们这个先进的时代，森林是什么呢？不过是嘴巴上的胡须罢了。契克断言，作为低效作物的森林，不久就要让位给成熟期较短的植物，例如亚麻或者其他。但使他大为开心的是，瘸教授为缅怀消逝的阔叶林和针叶林而发出的冗长的哀号，这使契克想起了雅罗斯拉芙娜的悲泣和丹尼尔·扎托奇尼克词藻华丽的《祈祷》。

“要我说，方才我们听到的答辩报告，是够令人喷饭的了，”契克喘着粗气，做出受到听众娇宠的演说家神态说道。“它说明，请原谅，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森林人道主义的代表，思想是何等的贫乏啊……尽管在这种惊天动地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绝不会同他的感伤主义妥协，更不会同意把普通的原木奉为图腾。他使我想起了我国另一位林学家格拉夫，他在告别大阿纳多尔林管区时，虽然没有喝酒，但是却逐个地拥抱了每一根树干……如果大家想听，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更能让人捧腹的丑角，他是死于一八七四年的护林军上校。他负责管理图拉省国有森林，死前留有遗嘱，希望用枞枝塞满他的棺木，同时请求树木宽恕他这一奢望，嘻，嘻！……我不幸有缘拜读维赫罗夫的大作，对不起，书名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的热忱呼号和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思想家都给予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使我不禁为之咋舌。噢，当然啦，贝纳德·德·克莱沃把橡、榉拟作导师，从而说明其学说道德水平之低下，另外，福玛·开姆比斯基只有在深山老林里，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但是，我国敏感、美好的青年一代的教育者应当知道，为了寻求永不止息的解放的风暴，我们早已摒弃了庸俗的安宁。如果作者已经堕落到必须向苏维埃读者哗众取宠的地步，那么我奉劝他，在他奉若神明的古董里，切不可忘记孔老夫子，因为我记得，孔夫子关于松柏也说过一些类似至理名言的东西！不，我的可疑的同行啊，饶恕我们吧，抛弃您那一套道德说教，从我们的康庄大道上搬开您那些不值一提的死人吧，——就从上述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煽动者贝纳德开始吧！不必奢谈瓦兰吉亚人的六百年古史，我们也完全能够搞清我们握有主权的、已经发生某些混乱的森林状况！……不，我的爱森林的同行，请允许我对您说，人类恰恰是从树上落到地面，走出原始森林，来到开阔的平野，才开始具有思维能力的。就是说，森林的毁灭在文化发展史中，即使不是十足进步的现象，至少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西方国家早已摆脱了阻碍它们发展的森林。尽管多德·多德列早在一六六五年，科利涅则在四年以后都预言过，滥砍滥伐将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但是事到如今，森林匮乏并没有妨碍它们过富足的生活，或者向一个握有世界森林储量三分之一的大国挑战，嚯，嚯！……维赫罗夫把森林比作巨人阿塔兰特，认为森林是千百年来世界经济的擎天支柱，这使我们不禁想起阿塔兰特的弟兄普罗米修斯。后者的名字，如其说源自希腊语，倒不如说更近似印欧—日耳曼语系的Pr^amathyus，意即钻木取火。不难设想，假如普罗米修斯有幸被我们斥责的教授收作门徒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永远别指望燃起资产阶级的进步之火了！同样，如果维赫罗夫先生对资产阶级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可想而知，他会怎样对待我们无产阶级的进步之火了，——只要他大权在握的话！应该指出，一些资产阶级蛊惑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因为我们在历史上采取果敢行为，诅咒我们将会自食恶果，我们绝不再允许任何人用‘光秃的地表’那一套谰言，恐吓我们了……特别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本人就不是植被的富有者……甚至完全相反！”契克说到这里，抚摸了一下自己光秃秃的头皮。“但是这并不使我觉得有什么不便……除了在美好的女性面前……她们不论怎么说，都不肯原谅我没有柔如波浪的秀发……”

“您可真够厚脸皮的，都一大把年纪了，还那么心术不正！”维赫罗夫坐在那里，摇头叹息说。在这种时刻，他的勇敢无畏精神不免使大家十分惊诧。

契克装作没有听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对于这位声嘶力竭地号召咱们退回到莽林中去的林学狂人，确实应该给予妥善的安置，”契克结束发言时说。“我本人并不反对美妙而又低廉的野人生活，我只是担心，像我这种年老力衰、体态肥重的人，难以安稳地坐在枝桠上，即使那是最舒适的枝桠。可以设想，这位颇不值得尊敬的同行能够高度评价我们的由衷愿望： 让他自己摆脱文明的桎梏吧，连同他所占据的职位！祝您一路平安，向后转吧，回到森林中去，in saecula saeculorum，长了胡子的自然之子。”

在高度浓缩的半小时发言里，契克像喷放烟火一样，旁征博引，大耍噱头，但是当他走向座位时，却听不到掌声。他多年的经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家都困窘地低头瞧着自己的膝头，只有那群伙计在一旁为伶牙俐齿的契克鼓噪助威。不过看得出，他们有些人也显得胆怯心虚。其余两位躲在门外吸烟的“契克”见势不妙，干脆没有露面。听众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泰然自若的维赫罗夫，正在这时，格拉齐安斯基亲自出马，投入了战斗。他在一位得意门生的搀扶下走了进来。他的整个神态表明，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肯在恶劣的健康状况下，前来履行社会的以及道德的职责。他仪容不整，蹒跚着，似乎每走一步路都是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他穿过鸦雀无声的观众，下巴藏在紧紧裹着的羊毛围巾里，表情既悲哀又庄严，只有为一位久病不死，最后终于谢世的人物举行殡仪时，人们才会有这种表情。尽管格拉齐安斯基缺少大量血红蛋白，可是当他走近自己的猎捕对象时，魔鬼般的欢乐火花还是止不住从拼命垂着的眼皮下面闪耀出来，而且愈来愈强烈。由于他几乎是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所以他不等茫无所措的主席为他安排发言，就径直上了讲台。

大厅里寂静无声。好一阵子，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低垂着眼皮，沉默不语，不知是因为气力不足，还是沉入了千头万绪的回忆之中。

“你好，伊凡……你在哪里，答应一声吧！”终于，他开口了，声音是那样压抑，目光是那样黯然。他看着坐在斜对面的面如死灰的维赫罗夫，两人的距离不会超过五步。“你好啊，从前的兄弟，从前的好友……你看到了，我病得很厉害，但是多年的手足之情所产生的内疚，使我从孤独的病榻上挣扎着起来了，嗳……不单是为了当众忏悔我同你的长期交往，首先是为了同你诀别……几十年的岁月我们一道过来了，虽不能说是手携手，但却是脚跟脚啊！请你相信，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尽我所能，曾经上百次地想挽救你，不让你跌入深渊……噢，不，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克尼舍夫那回事！……但深渊对你竟是那样富有魅力。我承认，我采用的方式方法有时过于激烈，不过对我说来，朋友的社会声誉要比他的自我感受更要紧啊……你想必知道，当从旋涡里拖起一个溺水者时，人们是不会考虑保留他的发式乃至吝惜他的头发的。要是你肯把自己的卡路里和体力，把你那危险的、无穷无尽的精力用于另外的目标，你会写出多么完美的著作啊，你会使在座的，嗳……可爱祖国的先进的林学家们怎样地欢欣鼓舞啊！……”说到这里，亚历山大·格拉齐安斯基的声音变得悲痛已极，发出了大提琴一般的低沉的呜咽。

“请谈正题吧，格拉齐安斯基……”奥斯敏诺夫鼓起勇气插话说。他甚至站了起来，但是在对方冷冷的逼视下，立刻又坐了下去。

“在此诀别的时刻，伊凡，我还是要回顾一下那些促使咱俩分道扬镳的严重分歧，”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继续用追荐亡魂的语调说下去。“在当代吃人生番克尼舍夫之流毫不费力地弄断你的脊骨之后，并且企图进一步使我们大家都匍匐在地时，你开始表面上为森林的公民权利奔走呼号，暗地里却想使森林摆脱一切公民义务……是的，我们曾经宠爱过你……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依从你的主张，坐等几十亿年，让森林自生自灭，最后变成无烟煤呢？亲爱的伊凡，敞开你的胸怀吧，像对亲兄弟那样，让我们看看那里面郁积着什么样的块垒，嗳……我们可以帮你剜除病根。你能否向我们这些普通人解释一下，你呼吁我们每砍一棵树之前都要斟酌再三，究竟出于什么政治考虑？伊凡努什卡，你这人堪称思路清晰，学识渊博，你不会不知道吧，苏联共有伐木工人一百万，每人浪费一分钟，累积起来就是整整两年啊！……伊凡，处在深渊边沿的你，能否最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急于用年成长量阻碍苏维埃的森林采伐，换句话说，给我们的五年计划来一个釜底抽薪，究竟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快去喊民警来……够了，拙劣的表演！”后排有人喊道，但用的是假嗓，免得被人认出来。

会场顿时一阵骚乱。

“森林好比水源，”奥斯敏诺夫再次忍不住插言道，“请问，没有水……让旱风来发动涡轮机吗？”

“不许在公民追悼会上捣乱！……”契克转身反唇相讥道。这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说话的嗓音颤抖了，就像遗孀听到头第一次敲在亡夫的棺材上那样。

“是啊，伊凡，我们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呼唤你，可你却无动于衷。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同你告别了，我们将用神圣的劳动弥补你至死执迷不悟所造成的损失。我怀着感慨之情撮一捧鲜土，撒向你的新墓，为了早年夭亡的你，为了你赋予我们的欢乐和，嗳……和成了泡影的期望。伊凡，我指的是你年轻的时候以及我们共同从事革命斗争的年代！……”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走下讲台时，坐在前排的人甚至看到他噙着一颗大大的、浑浊的泪珠，但也许是灯光照射下的幻觉。伙计们立即用大氅把他裹紧，送他回家去恢复血红蛋白指数去了……遗憾的是，他们一伙取得的赫赫战果，随即被学院党组织书记冲淡了。书记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正在机械化教研室写毕业论文的研究生。他是来自五年计划建设基层的，被提拔担任社会工作领导职务的党内知识分子新秀。他的专业同正在进行的林学之争牵涉甚少，因此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答辩会本身却使这位热情、直率、讲求实际的人忿忿不平。他不想维护维赫罗夫的观点，但是尖利地指出，维赫罗夫的论敌采用的论战方式是罕见的、可疑的，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身份毫不相称，特别是在解决国民经济生活最重大的任务时，这种方式更是不妥。虽然他对格拉齐安斯基教授的过去极其敬佩，可是他不得不说，教授刚才的发言不过是资产阶级诡辩术的大发作。他认为，要想推翻对方的数据资料，最好是自己拿出数据来。最后，他严厉地抨击了契克同志，因为契克在发言时态度庸俗、放肆，竟把社会批评搞成了烧红的煎锅……他问伊凡·马特维伊奇有什么要说的，后者回答说，不想再说什么了。晚间，人们听说，会议速记记录立即被上级要走了。

人们还听说，第二天傍晚要在维赫罗夫的教研室里改选主任，连无记名投票的选票都准备停当了。与此同时，又有谣传说，被贬黜的维赫罗夫将要到阿尔泰某林管区去任职，切列季洛夫将要兼任教研室主任，——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切列季洛夫当个殡仪馆经理还差不多……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选举结果是维赫罗夫获得多数选票。切列季洛夫被从林业科委撤职赶走了。早上，在一大摞贺电中，伊凡·马特维伊奇发现也有惊慌失措的格拉齐安斯基的一份。他的名字签在伙计们之后。电文历数了伊凡·马特维伊奇的优秀品德，并且说，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上述值得怀念的事件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它对伊凡·马特维伊奇的健康和社会地位并未产生影响，如果不算他两年之内没有发表一行文字的话。不过，到了大战前夕，他的两卷集《森林科学导论》突然问世了。格拉齐安斯基认为，这是维赫罗夫蓄意撕毁停战协定。他以十倍的力量对这部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认真地传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即将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幸好，这一谣传并未兑现。

(姜长斌　译)

注释：

原文为拉丁语： In articulo mortis。

奥地利的游览区。

雅罗斯拉芙娜，源自古罗斯作品《伊戈尔远征纪》，丹尼尔·扎托奇尼克是十四世纪的诗文作者。

阿塔兰特，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奉宙斯命令，用头和双手支撑着天空。

拉丁语： 永远永远。

赏析

1953年，苏联著名作家列昂诺夫发表了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在“粉饰现实”、“无冲突论”盛行的5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中，这部史诗般作品的诞生一改战后苏联小说单调、呆板的面貌，显示出清新不俗的风格，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堪称作家众多创作中的代表作，并为其带来了首届列宁文学奖的殊荣。

这是一幅广阔的俄罗斯森林盛衰史画卷。轴卷在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围绕旷日持久的林学论战展开，画面中心是两位观点与立场相对立的林学教授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斯基。它探索了一系列哲学与伦理问题，展示了苏联卫国战争前后半个多世纪间苏联社会的变化和城乡人民的生活。事实上，这部小说难于归类，可以把它看作生态小说，亦可以视之为哲理小说。作品中不同道德观、人生观、伦理观，以及人与自然、各代人之间的继承性关系等等矛盾不停地出现并发生冲突——广泛的生活场景与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使它更像一座充满曲折阶梯与附属建筑的古老大厦。小说的艺术手段花样百出，但同时，作家把深邃的寓意和辛辣的讽刺，用时而直率热烈的政论、时而细腻馥郁的抒情熔为一炉，使这清新不俗的创作表达出一种高屋建瓴的全景气势。

从题目上说，在俄苏文学里写森林已不算新鲜，但列昂诺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写森林，通过森林这个小小的支点，他撬起的是困惑当代人类的巨石： 什么样的追求才能真正实现有价值与意义的人生？生态危机究竟是自然的危机还是人类自身的危机？如何才能缓解现代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使得这部写森林的看似简单的小说变得不简单，成为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部作品。

小说并没有多少 情节，又由于反复运用倒叙与插叙等多种手法，其复调结构使更多的内容像是一段段插曲，蒙太奇般闪现在读者一路的“观光”、想象途中。节选部分林学家维赫罗夫的学术答辩会这一段，就是小说中的一个插曲。虽说《俄罗斯森林》是以护林方法的争论为中心展开的，两位林学教授公开地面对面争论、交锋却仅有这一次。这是一个转折点，看似普通的论争，却审判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场关于贯彻什么样的森林采伐原则的论争过程写得很有趣，其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巧妙的情节结构和人物讽喻读来令人畅快淋漓，是列昂诺夫创作技巧的闪光点。

答辩会像是一场音乐会，以老年人的尖嗓门宣读开始了，过程中大调小调齐鸣、舒缓湍急共奏，煞是热闹。秃鹰们原以为狠狠啄食了普罗米修斯就奠定了胜果，却不料音乐会的演奏越来越像为葬送自己而举行的殡仪。格拉齐安斯基出场时，用压抑的声音与黯淡的目光“发出了大提琴一般的低沉的呜咽”，又用“追荐亡魂的语调”进行他的诡辩术演奏，最后他用颤抖的声音“像遗孀听到头第一次敲在亡夫的棺材上那样”结束自己的表演。只可怜这样卖力的演出，让原本奄奄一息的术士又散失了大量的血红蛋白——巧妙的比喻与揶揄大快人心。

列昂诺夫擅长人物肖像的刻画，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宣称把塑造“永恒的世人形象”视为自己的使命。他无疑是成功的。作品中各色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使得结构复杂的作品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在《俄罗斯森林》里，用不同人物的个性、身世来标注框架，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哪个环节会被遗忘，因为每个饱满的人物形象都很典型。比如在节选的这场独特的“演奏会”上，契克“像一门攻坚炮，敦实粗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胡髭间透着轻蔑的微笑，像是在说： 什么大事，浪费了他的宝贵光阴。”他的言语大耍噱头、哗众取宠，像喷放烟火般的半个小时发言似乎要将论敌置于死地；奄奄一息的格拉齐安斯基则扮演久病不死的魔鬼，蜷缩在大氅里闪耀着欢乐的火花，随时准备猎捕他的“好兄弟”——然而列昂诺夫却没有让这拙劣的表演得逞。不乏陀思妥耶夫斯基般心理和思维探讨能力的作者，早早就躲在这场审判的幕后，时而调皮讪笑，时而尖刻冷嘲，把审判的权力交给不偏不倚的年轻书记。至于戴着伪装面纱卖弄学问的格拉齐安斯基，纵有一场迷惑人心的病态诡辩术表演，声音再婉转悦耳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定局。作者在小说末节里毫不客气地形容其为附在海象身上的皮虱，恰如其分。

小说里负载重大主题的主人公，形象必然是高大的。如同黑格尔所说，史诗人物的胸中集合着整个奥林比斯山，心里充塞着一组神所具有的力量。维赫罗夫是俄罗斯千千万万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写照，同时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全书花了大量笔墨塑造这位永远以国家的命运、事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并以社会原则排挤了个人荣辱与情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的人物形象。也许他唯一的缺点是喋喋不休的说教，比如在求婚时大谈森林、与女儿相认时的话题是人生哲理等等。但在这场学术答辩会上，这个理想人物剔除了唯一的缺点，列昂诺夫让他达到更加净化的道德完美境地： 面对格拉齐安斯基们的咄咄逼人，维赫罗夫只摇头叹息地在与森林无关的话题上，回应了一句指出对方“心术不正”的话。主角似乎放纵论敌而显得过于憨直与软弱无力，然而奇怪的是，他的创造力却不因此退色——这正是作者艺术形象塑造的魅力所在。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说，答辩会这个插曲显然不是维赫罗夫形象塑造的重点，可“好大喜功，孟浪浮躁”的格拉齐安斯基在亦幻亦真、模棱两可、不择手段后，却被作者以退为进的一招击中，反衬出维赫罗夫原本就“踯躅于深山野岭，徘徊于无名川溪”的稳重而不争功名、更加踏实的理想学者形象。

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列昂诺夫艺术技巧的老练和精湛，细节看似普通，实则蕴涵深刻的美学考虑。小说中的每个部分都代表着特定的世界，每个人物都是作者哲理思想与创造理念的载体： 创造与破坏、真实与虚伪、谦虚与自傲——形象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而这个联系的枢纽就是小说最大的主题——俄罗斯森林。这无疑是作品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所在，寄寓了作者的诗心。大自然最为公正，事实上无言的森林才是答辩会的最终审判官。它在这场论战中已然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一块鉴别真伪善恶的试金石，是一面能够照出人类美丑妍媸的镜子。

贝娄曾说：“艺术从森林开始。”弥漫在俄罗斯森林间的神秘与沉静，造就了列昂诺夫深沉宁静的心理，使《俄罗斯森林》充满哲理内涵。这部以林学问题为主线的小说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广阔的时间跨度上，历史地理、哲学伦理、社会道德、林学、美学——无所不包，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生存与哲学都有积极的现代意义，无愧于“二十世纪俄国社会百科全书”的美誉，读后令人受益匪浅。

(罗巧玲)

《安娜·卡列宁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无论是否对19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是否了解，一点都不影响我对本书的喜爱。

书中两条线，一条以安娜·卡列宁娜冲破家庭束缚不顾道德伦理追求爱情为主；另一条以列文在面对富裕和贫穷之间的挣扎为主。列文的妻子是安娜哥哥的妻妹，其中千丝万缕的关联构成本书大的框架。书中每个人物都有着鲜活的个性，善良，虚荣，放荡，好赌，唯利是图等等是那么真实，走进他们，就像走进了真实而残忍的现实社会。好在温和与善良的光芒无处不在，体会人性复杂的同时温暖如影随形。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句作为开篇之首语，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幸福是什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福家庭的宗旨是两个人的互相欣赏又各自独立，既不以自我为中心，又不依赖他人而存在。显然安娜与卡列宁建立在政治目的上的婚姻是不幸的，从卡列宁的眼神及说话口气中，漂亮的安娜始终处于低他一等的位置，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安娜婚内出轨最直接的导火索。但凡有个相貌堂堂举止优雅的男人稍献殷勤，安娜将会轻而易举的沦陷。此时恰巧偶遇仪表举止大方得体的军官弗龙斯基，安娜心底最后一道防线经不住情欲肉欲的诱惑土崩瓦解，选择抛夫弃子。而弗龙斯基明明了解安娜是有夫之妇仍不顾一切穷追不舍，礼义廉耻败给了你情我爱，这种由于虚荣心而产生的爱情注定行走不远，只能是以悲剧而结尾。

安娜是不幸的，卡列宁是不幸的，弗龙斯基同样也是不幸的。男人是靠上半身主宰一切，比如卡列宁。他明知道这种政治联姻的后果，但为了似锦前程仍放手一搏。卡列宁的高高在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安娜带来了诸多好处，生活上衣食无忧，社交中无限风光。假如卡列宁能反观自己，假如安娜能随遇而安，假如弗龙斯基能稍稍克制，那么也就没有后来一切的反目成仇，爱恨纠缠。但事事没有如果，正如安娜所说: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说到这，我想起用“女人是靠下半身而活”这句俗话来形容安娜再合适不过。按理说，安娜博览群书智商在线，对自己理应有着很好的辨析力及较强的自控力，最终落得卧轨自杀寻求解脱同时以此惩罚弗龙斯基，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婚姻中的痛苦分自觉和不自觉两种，安娜是自觉的痛苦，所以时时想要摆脱；其实卡列宁又何尝不是，只是在这种痛苦之中男人的理性占了上风，他以此将自觉的痛苦转为不自觉，用事业的成功来弥补。我想起电视剧《大校的女儿》中的韩琳，当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已是人夫同样活在婚姻痛苦中的战友姜士安牵手时，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幸福不一定是拥有。理智战胜情感，她不愿意将自己所经历过的痛苦嫁于别的女人身上，这是韩琳的善良，是人性最大的闪亮点，因此她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而安娜卧轨之后，弗龙斯基的母亲用一句话总结她:“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一时贪欢，毁了一个家庭坑了老中青三代人。如果卡列宁能早些放弃所谓的颜面与安娜离婚，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悲剧。安娜死了，与其有关的两个男人后半生注定悔恨交加。其实回过头来想想:有时放过她人也等于放过自己，在薄情的世界里依然要深情的活着。

再来说一说列文吧，列文是我在本书中所喜欢的人物。善良，聪明，内敛是他的个性，也同样是基莉的个性。在第一次向基莉求婚失败时，几年内都不敢见她，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到她。彼时的基莉被高大英俊的弗龙斯基迷惑了，并非讨厌列文，只是被迷惑了才忽略了列文所有的好。所幸几经辗转，列文和基莉这一对天造地合的欢喜冤家，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应证了那句是你的跑不掉，该来的总会来。在这场婚姻中，两个人相互欣赏彼此包容，成就了婚姻最好的状态。列文将农场打理的井井有条，日子过的富足安定。在见到大量贫穷的农民时，一富一穷巨大的反差在列文的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开始恍恍不安，忧心苦痛。对此基莉懂他，总是能给他最大的安慰，极致的放松。对穷人尽其所能的去帮助他们。然而列文还是不能开心起来，为此他反复阅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想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生的意义。

一个人所以想的太多，是因为他太孤寂了。在这种孤寂里，列文似乎找不到藏着痛苦的根源。当列文无意中听一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活着时，仿佛醍醐灌顶瞬间领悟。按上帝的旨意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去行善，不问原因不问结果。他开始反省自己处事原则包括对身边人的态度，贵族身份不再是他引以为豪的资本，他把自己放到和农民一样的地位。他一旦意识到言行有不妥立即反思然后改正。一旦这种善的信念根植于心，一切就会朝着有意义的的方向发展，内心已然没有痛苦，而是阳光明媚。列文的改变，基莉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基莉告诫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说:“将来要向爸爸一样。”列文之所以要把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灌注到生活之中，因为他找到了快乐的源泉，正如《道德经》所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安娜·卡列宁娜》一书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心里独白来增加人物的层次，使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立体丰满。对生活中场景，各种细节之处处理的恰到好处。尤其喜欢书中描写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的景象，一切是那么生动有趣，若非对生活爱的彻底的人又怎会如此清晰，而我们这些形色匆匆的人全然看不见。

纵观书中的所有人物，仿佛最终都指向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善。在寻找挣扎的过程中，要相信:改过迁善从不嫌迟。

人生来就是赎罪的过程，而救赎者只有自己。

如果不是无意间搜到《恋上哲学家》这部影片，可能也没有机会认识莎乐美。

越深入了解她，越觉得历史留给她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她生活在现在的话，一定会经常出现在微博热点。到底拥有怎样的魅力，能够成为那么多天才的缪斯？

这些都得从莎乐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生环境、家庭教育说起。

莎乐美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她的爸爸是一个特别受赏识的将军。莎乐美出生的时候，沙皇都还派人送来亲笔的贺信。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莎乐美的家庭肯定属于上层，这样的成长环境，也必然让莎乐美从小就拥有更高的视野。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书中写到，就在莎乐美出生的第六天，俄罗斯发生了载入历史史册的重大事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业制的法令。这是近代俄国开始的标志。

但是动荡，同时就意味着急剧的变化，意味着新生新思潮。当时的莎乐美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不自觉地受它的鼓舞，和其他同学们一起骚动，参加政治运动。

莎乐美上学期间，经历了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事件，当时很多俄罗斯学生为了庆祝这件事情，上街游行。这件事情带给莎乐美很多影响：在书中莎乐美自己回忆说：

“我开始以为这些女孩只是把学习当做出国的政治借口，然后找个外国人嫁了。但是我完全想错，这些年轻的女孩的斗争，是为了建立新型的社会体制，是为了迎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这种成长经历带给莎乐美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是女性能够产生的力量，女性也可以走出去，去改造社会。

第二就是，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曾努力去顺从周围的生活，顺从那些判断和规范。但是这些判断和规范是可以打破的。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往往把这种情绪叫做“叛逆”。

莎乐美的家庭成长氛围也同样自由，莎乐美和父母的关系，都是比较自由的表达，没有受到过很严重的压抑。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莎乐美可以保持自我，人云亦云，与她后来养成独立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莎乐美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小事儿体现的特别充分。

“我们在家里只讲德语，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抱怨自己还是难以把俄语学好。爸爸突然决定允许我只用旁听俄语课，爸爸对母亲说：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写不出俄文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在这种自由的成长环境下，莎乐美和爸爸以及她的三个哥哥，一直都能维持着温馨而彼此信任的关系。

父亲和三个哥哥带给莎乐美的影响很大，使她的性格中有很多男性的特征，这也是莎乐美能够和杰出男性进行思想交流的原因。

01 莎乐美和基洛特

每个人的青春期阶段，都是身体走向成熟的转变期。这个期间，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最初始的力量，在经过了一定阶段的混乱以后，会达成新的妥协。

这个阶段，出现在莎乐美的十几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当时，她正处在一个混乱的宗教信仰时期。

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信教的。莎乐美一家自然不例外。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牧师，大家跟着这位牧师学习教义，接受上帝教导。

小时候的莎乐美，没有什么辨别力，就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对父母相信的东西从不加以怀疑就全盘接受了。对于上帝可能会像魔力一样出现在人世间，在莎乐美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受父母信仰的耳濡目染，莎乐美很自然地吸收了那些宗教信仰。

但是在莎乐美十七岁的时候，她渐渐开始跟原先的信仰做起了斗争。

我就好像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跟现实发生了无法和解的冲突。

每当牧师讲道“上帝无处不在”的时候，莎乐美都非常痛苦，在心里大声疾呼：上帝到底在哪里？如何确认信仰？

内心那种煎熬的不可调和的冲动，让莎乐美决定退出自己家里的教会。退教这件事情，让出身俄罗斯贵族家庭的莎乐美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在上层社会的舆论看来，这件事就是有辱门风，对信教的父母也是大不敬。莎乐美站在了人生的风口浪尖。

就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下，莎乐美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男性——基洛特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莎乐美有一天正在大街上散步，无意走到了一座教堂的门前。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远处的布道坛上传了出来。莎乐美不由自主地推开了教堂的门，缓缓的走向圣坛，在前面的一个位置做了下来。

她看清了这位牧师的模样——风度翩翩，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在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中，伴随着他的手势，莎乐美好像找到了回归上帝的道路。

莎乐美回忆说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人！我的孤独终于有了尽头！我相信这个人可以把我从孤独中拯救出来。

基洛特是当时荷兰驻彼得堡的一位传教士，他思想前卫、博览群书、阅历广泛。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这让基洛特在上流社会中收到敬重，甚至聆听他的布道都成为了一件社交盛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基洛特就像父亲一般，对莎乐美无微不至的关怀着。除了宗教神学以外，基洛特还给莎乐美讲哲学，康德、卢梭、伏尔泰、叔本华、斯宾诺莎等等，这些人的哲学著作，让莎乐美意识到，原来，人是可以在哲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的。

莎乐美发现自己爱上了基洛特，就像当初爱自己的父亲一样。基洛特取代了莎乐美心中消失的上帝，是莎乐美童年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复制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是不真实的，好像头顶上自带光环。

但是这种对基洛特的崇拜很快被打破。基洛特尽然决定放弃自己的家庭，向莎乐美求婚。

那个瞬间，莎乐美觉得自己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基洛特头顶上的光环消失了，这个爱人突然之间像上帝似的消失。

她在书中回忆到这一段写到：

当我确切发现，我不能把我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男人时，我开始明白了上帝在我心中的的地位。也许从一开始，我的爱在目标上就不是指向庸常，而是指向某种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性的意象。

莎乐美拒绝了基洛特的求婚。对基洛特的爱慕也突然结束。莎乐美像是得到了一个解脱，但是这次和小时候上帝消失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不一样，基洛特是完全真实的，他带给莎乐美的影响，帮助她找到了内在的自由。

02 莎乐美和保尔、尼采

1880年，19岁的莎乐美来到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求学，主修宗教、哲学、语言学及艺术史。

在19世纪的欧洲，大部分的大学还不会接受女学生，莎乐美上的这所瑞士大学，其实是唯一一个接受女子入学的学院。莎乐美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学习非常努力，以至于身体出现问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中止学业，和她的母亲一起去罗马修养。

在大学教授的介绍，她在罗马认识了一位优秀的女性玛尔维达夫人。

玛尔维达夫人在罗马当地是很有号召力的，她家里的会客厅，几乎可以说就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交流中心。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都会聚集在玛尔维达夫人的家里，高调地谈论着自己的见解。

在玛尔维达夫人的沙龙里，莎乐美就发现，无论在思想素质还是在思维能力上，男性都明显高出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多数女性还没有走出家庭，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又不愿意去做那些对自身生活没有意义的思考。

也正是因为这样，莎乐美更愿意和男性交往，和他们沟通交流。就是在这个玛尔维达夫人的会客厅，莎乐美有机会先后认识了保尔和大哲学家尼采，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莎乐美先认识的是保尔。莎乐美对保尔有种天生的好感，感觉这个学识渊博，善良温和人，就像是哥哥一样，可以保护自己。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就熟悉起来，谈论着各种话题。经常沙龙活动已经结束了，他们还没有尽兴，就结伴走在月光下的罗马街道上，继续聊。

和保尔的相处，让莎乐美想到了一个有点乌托邦的美好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有一个面朝大海的工作室里，里面有一张大桌子，莎乐美和几个男性朋友一起围着桌子讨论着什么，一会儿激烈的讨论，一会儿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个工作室同时还有几间卧室，每个人住一间，大家亲如姐妹。

莎乐美非常兴奋，她和保尔说了这个计划，但是呢，保尔好像有点茫然，他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交往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友谊，它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内心激荡的保尔，有一天终于忍不住，来到莎乐美和她母亲的住处，当着她母亲的面，向莎乐美提出求婚。

这让莎乐美非常不知所措，又无奈又气氛。虽然他很喜欢保尔，但是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生活啊。

这次求婚让莎乐美一度陷入了困扰中，她的母亲和玛尔维达夫人都觉着嫁给保尔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莎乐美坚持不打算走入没有任何退路的婚姻。

她在书中这样写到：

我的自由刚刚来到，我一点都不怕为它去进行虔诚的、快乐而艰苦的战斗，相反，我要让自由到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

其实莎乐美非常困惑，为什么男女之间除了做夫妻情人之外，就不能做朋友。

就在这种为难的处境下，保尔和玛尔维达夫人商量着，邀请尼采来罗马吧，介绍给莎乐美认识，就是这样，哲学家尼采，走进了莎乐美的生活。

尼采和莎乐美的第一次见面，非常的戏剧性。在书中，莎乐美是这样回顾的：

“一天早晨，在圣彼得教堂，尼采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尼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

尼采见到莎乐美的第一面也惊为天人，他说：“莎乐美是我所认识到的极其聪明的人。”“一个在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

莎乐美和尼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上帝”。

这是尼采最著名的问题就是：

尼采说：“我的冒险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它们还没有结束。它们将把我引向何方呢？我会在哪冒险呢？如果我不回到原先的信仰上去，会怎样？我会找到某种新的信仰吗？”

我们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莎乐美思考的重心或基础，好像都是关于童年时候上帝的消失。立足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她的一生中会那么重视和周围的人建立精神上的连结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上，莎乐美其实拥有很强的现代性，她是一个超前于百年的存在，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她也应该很适合这个社会。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中去。

莎乐美和尼采惺惺相惜，无所不谈，宗教、道德、家庭、爱情、婚姻，甚至是两性关系。莎乐美沉浸在这种精神的交流上，无法自拔。

但是渐渐地呢，尼采对莎乐美的好感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这种好感已经超越了朋友、师生关系。

书中讲到：有一次，尼采曾经试探着问保尔：莎乐美是位令人赞叹的女子，你怎么不娶她呢？

保尔说：哦，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想到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就担心自己顾不过来，还是你娶她吧，她正是你理想的伴侣。

于是尼采就跟玛尔维达夫人说了，莎乐美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幸福。请玛尔维达夫人向莎乐美转达他的想法。

但是，又一次，被莎乐美拒绝了。

从这两次求婚的拒绝，已经能够感受到莎乐美身上那种矛盾的对抗了。一方面，她在灵魂、精神上追求归宿，她需要像保尔、尼采似的这种朋友，另一方面，她又用一种对抗的姿态，始终追求生活上的绝对独立。

很奇妙的是，在莎乐美的这本自传中，她很少会提到自己的感受，更多的只是在陈述一种事实。大家作为读者，在看的过程中，其实是感受不到莎乐美在这种矛盾中的痛苦。

联系到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欧洲也正是旧传统面临挑战的时候。这种时代气氛激励着一整代人去从事文学和哲学的创作，也给那些追求女性解放的女性提供了发掘自己个性的良好时机。对传统的本质提出质疑，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成为那一代女性的关注焦点。

保尔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尼采，尼采竟然赞同了，并且也要参与进来。于是这个三人同盟算是正式成立了。成立后，他们三个开始了一次旅行。

在书中关于这部分的记录有两章，脉络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其中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以说是推动了三人关系发展的关键性事件。

离开罗马后，他们途经意大利北部。在那里，有一座叫萨库蒙特的小山，莎乐美决定和尼采一起散步，他们两个手拉着手，走在环境幽静，没有什么人的小路上，说着说不完的话题。莎乐美甚至想：如果这个人不谈结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一辈子聊下去。

他们从白天聊到黄昏，这是莎乐美和尼采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单独约会。起了兴致的尼采还创作的一首诗，名字叫《我多么幸福》。尼采还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梦，我都感到自己年轻了几岁，为此十分感谢你。

在这本书中，莎乐美只是非常含糊的写到：这次单独相处，我对尼采的才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之间的感情明显前进了一步。这也给尼采造成了错觉。其实，在山上，我对他亲昵的表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奇思妙想让我充满着好奇，而不仅仅是男女间性别的吸引。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会跟我一样好奇，“亲昵的表示”到底是什么是？这事儿成了一个谜团，除了当事人，只怕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次旅行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三人同盟的旅行，来到了一个名叫卢塞恩的城市，这里有一家照相馆，听说摄影师非常的有名，很多其他城市的人也会特意来这里照一张相。

尼采提出建议，不然三个人一起拍一张照片吧！保尔有点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拒绝，勉强加入。

尼采显得非常有兴致，他亲自上手，布置了现场的背景和道具。这才有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张合影照片：莎乐美半蹲在马车上，挥舞着一条马鞭，尼采站在一旁，手扶着车辕，保尔站在中间，表情不是很自然。

三人同盟的这张照片，很快就在当时的社交圈里传开了，大家对这张照片有很多议论和猜测。几个月之后，在尼采的著作《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写有这么一句：你到女人那里去，千万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

再后来，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是对那张照片的解读。

而对这句话的解读也有两种极端的说法。

一类人认为这句话分明是在蔑视女性，另一类人则解读为这明明就是传达了被莎乐美拒绝的尼采，面对女神的一种卑微的情绪。

我们来看看在书中莎乐美是怎么说的：

尼采的创意到底是什么呢？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的驱使呢，还是他要用鞭子驾驭女人呢？或者让我挥着鞭子，在他们两人中间赶走一个呢？一个哲学家的脑袋里是怎么想的，很难让人猜透，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尼采是爱莎乐美的。他们共同拥有相似的哲学思辨，这种知音，这种默契，在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尼采曾经在一封写给玛尔维达夫人的心中这样提到莎乐美：“即使她性格中又不好的东西，我仍然思念她。每一次交谈，我们都能得出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像她那样对我的问题没有丝毫的偏见，她总是那样真知灼见，有备而谈。”

让我们再回到书里三人同盟的旅行。

更进一步的相处，让莎乐美意识到，其实自己和尼采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的。他们的哲学思想，起点是相同的，但是性格阴郁的尼采内心是非常悲观主义的，他充满痛苦的人生观让莎乐美有点不能接受。

她开始反省自己：“我们真的很近吗？不，我们还没有达到靠得很近的程度。在我们本质的深处，我们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我前一段时间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我和尼采完全有可能成为敌人。”

这种预感后来竟然变成了现实。渐渐加深的隔阂把莎乐美和尼采分开了，他们再也找不到春天在罗马时的那种感觉了。三人同盟的旅行终止在莱比锡的一个火车站，尼采送走了莎乐美。

当火车徐徐开动的一刹那，尼采清楚地知道，这是永别，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离开莎乐美之后，尼采再也没有爱上过别的女人。

这之后，三人同盟的另一个成员保尔，莎乐美也一直和他保持着既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人的同居关系，和睦相处，简简单单。

03 莎乐美和安德烈亚斯

来到了1886年的夏天，故事情节又急转直下，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莎乐美对独立的坚守。

这个人就是莎乐美的丈夫，安德烈亚斯。安德烈亚斯比莎乐美大15岁，是一个语言学教授。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莎乐美为安德烈亚斯开门，一个俊美的不太真实的男人站在她面前，一时间她竟有点不知所措。而安德烈亚斯呢，第一眼也被她深深迷住，并下决心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

在之前我们也讲到过，莎乐美曾经拒绝过基洛特、尼采、保尔三个人的求婚，她对婚姻是没有向往的。

但是这一次，莎乐美却接受安德烈亚斯的求婚，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在这本书中，莎乐美是这样回忆的：

我从没见过他这种狂野的追求方式，这个人狂热的追求我，让我感到了不一样的滋味。而我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好像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来到莎乐美住的地方，刚开始就像往常一样聊天，聊着聊着就开始为结婚的日期争执起来。他拿起随身携带的短刀，猛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莎乐美被吓蒙了，冲上大街，挨家挨户的找外科医生。幸好，安德烈亚斯长得很壮实，刀在胸脯上插得并不深，离心脏还有一点距离。他们俩人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有了进展。很快，在1886年的11月，莎乐美和安德烈亚斯订婚了。

但是，莎乐美提出了两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的婚姻不能破坏她与保尔的感情和联系。

第二，他们的婚姻，只能有夫妻之名，不能有夫妻之实。

这种条约，我想大部分人看来，可能都无法理解或接受。为什么莎乐美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会对身体有这样一种迷之坚守呢？出乎意料的是，安德烈亚斯居然答应了这苛刻的要求。莎乐美说：“我只能说我遇上了一个不简单的人。”

一开始，安德烈亚斯以为莎乐美对于“约法两章”的坚持，只是一些女孩子气的、不成熟的想法，很快就会消失的。尤其是第二条，安德烈亚斯可能觉着，日子一长，相处久了，两张床就合成一张床了。

自传中有描写到安德烈亚斯有一次试图亲近莎乐美的情节，是这么描写的：

“我本能地阻挡着他的贴近，我用双手卡主了他的喉咙，仿佛在和这个人搏斗。那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渐渐地变成一种悲鸣。”

安德烈亚斯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这种奇特的夫妻关系，一旦生米煮成熟饭，整个婚姻生活也许就可以走上正轨。但是，莎乐美决绝的，不允许他以这样的方式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之后，莎乐美向安德烈亚斯提出了离婚。但是安德烈亚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也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但你必须永远是我的妻子，这是法律规定了的。

他们没有离婚，事实上，他们的无性婚姻一直维持着，直到安德烈亚斯85岁生命终止的时刻。这期间还发生了更超出常人能理解的事情。

莎乐美不安于过平静的婚姻生活，她无法在家里长期呆着，她需要出门透气，给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寻找更多的生机。怎么办呢？

莎乐美提出了一个方案：找一个女佣，既可以料理家务，又能照顾安德烈亚斯起居生活的人。最好，这个人能够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这样莎乐美就可以把自己解放出来，拥有更多自由。

意外的是，她的丈夫又答应了。莎乐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类似于管家兼保姆的角色，安德烈亚斯接受了安排。甚至后来，这个女人还和安德烈亚斯生了一个女孩。

在这期间，他们还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在不伤害婚姻的条件下，双方都有和其他人交往的自由。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做价值判断。事实上，我想大多数人会疑惑的是，为什么安德烈亚斯能够接受这样明显不合乎常理的条约？

现在来看，这种和平相处，但又相互独立的婚姻模式，我们一般叫做开放式关系。在那个年代，安德烈亚斯能够接受这种婚姻模式，是非常令人吃惊。这种关系其实需要极大地包容性，包容下内心中所有的矛盾和需求。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搜集不到更多的参考资料。只能从莎乐美的角度，书中有限的描述中进行解读。我相信，一定有某种力量，让安德烈亚斯认为，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他生命中最高的奖赏。

04 莎乐美和里尔克

在莎乐美36岁的时候，她遇到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