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胖哥”官宣求婚成功：曾为救人身中三刀，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吗？

值得托付！

南京胖哥在阻止一场恶意持刀捅人事件中身上被凶手连刺三刀，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多次手术，才保住了性命。他的英雄行为，感动全网，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南京胖哥。如今，英雄的南京胖哥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向心爱之人求婚成功。看到南京胖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纷纷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希望英雄和爱人幸福一生！

南京胖哥为救人身中三刀

2021年5月29日，江苏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国人撞车持刀伤人案件。凶手开车把自己的前妻撞倒后又再次进行碾压，随后逃走。因为慌乱，他和其他汽车发生碰撞，他的车毁损严重，已经无法行驶。他下车拿刀抢了一辆汽车，当驾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又发生车祸。期间，被市民围追堵截，有市民被穷凶极恶的凶手持刀刺伤。

“南京胖哥”官宣求婚成功

南京胖哥就是围堵凶手的其中一位英雄市民，他在此次事件中受伤严重，做了两次手术。2022年8月27日晚上，南京胖哥在他的视频账号上向大家公布了自己求婚的视频，并表示向爱人求婚成功的消息。患难之中见真情南京胖哥受伤后，他爱人为此辞去工作，全力照顾他。如今南京胖哥身体复原，两人也终于走向幸福的彼岸。网友纷纷表示，终于看到了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吗？

毫无疑问，像南京胖哥这样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是最值得托付的。胖嫂也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才甘愿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虽然胖哥因为受伤导致肠道系统遭到无法恢复的破坏，无法正常工作，但他依然拒绝了大家的捐款，努力自食其力。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思——在东边种菊花的地方采摘菊花，无意之间看见远处南边的山峰。

作品出处

出自《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

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作品原文

饮酒（其五）

[ 魏晋 ]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品译文

居住在人世间，却没有车马的喧嚣。

问我为何能如此？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山中的气息与傍晚的景色十分好，有飞鸟，结着伴儿归来。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作品注释

1、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

2、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3、君：指作者自己。

4、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尔：如此、这样。

5、东篱（dōng lí）：种菊花的地方，后人多用以代指菊圃。

6、悠然：自得的样子。

7、见：看见（读jiàn），动词。

8、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9、日夕：傍晚。

10、相与：相交，结伴。

11、相与还：结伴而归。

创作背景

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二十首》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第二十首诗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陶渊明的时代，是门阀士族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且易招来杀身之祸，他痛感世道的险恶，生活的艰辛，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义熙元年（405年），他四十一岁时，当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后弃官归隐，长归园田，不再出仕，亲执耒耜，躬自劳作。由于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者的荒*奢侈，许多敢于批评朝政的士大夫文人，动辄被无辜杀戮。因此，当时文人们惧谈政治，尽是躲开政治，有的以游山玩水，隐逸不仕，酗酒放浪，玄学清谈等方式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免得被统治者猜忌，以招来人身伤害。横祸难料的黑暗现实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影响破落贵族出身的陶渊明。他从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解去彭泽令，前后几仕几隐，实际做官时间不到三年，他的理想火花就这样在黑暗现实里稍纵即逝。因此，他借“醉人”的语言，指责黑暗社会，揭露政治危机，鄙弃虚伪世俗。

组诗《饮酒二十首》前有小序，这是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闲居寡欢”、“顾影独尽”，可见诗人是在极度孤寂、痛苦的心境下写《饮酒》诗的。“纸墨遂多，辞无让次”，可见这中间有个由少到多，逐渐积累的过程，并非一时所作，而是诗人把他平时积聚在胸中的所想所感，借“既醉之后”这个最恰当的时机抒发出来的。

关于《饮酒二十首》的写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历来大致有六种说法：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义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说、义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说。

作品赏析

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虽冠以“饮酒”之名，却纳入了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

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类诗篇在《饮酒》诗中约占半数。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陶渊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饮酒》诗的第一首，就抒发了他对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局的无限感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共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从表面工看，诗人是在感叹时序的变迁推移、人事的荣枯浮沉，骨子里却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隐忧，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很有见地的。陶渊明生活在乱世。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东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时，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内乱起家的新军阀刘裕，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正虎耽耽地欲代晋自立。在晋宋易代前夕，陶渊明思绪万千，感慨极多，但又无力改变这充满刀光剑影的局势，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不仅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社会现实的昏暗、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使诗人感到愤慨不安这些也就成了他在诗中一再遣责的对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誉毁”、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他指责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鸟尽废良弓”等等，也都是针贬时弊的。他的这种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疾恶如仇、修身洁行，其思想感情、斗争精神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两位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坚持革新政治而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一个不愿与世俗为伍而弃官闲居。但他们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高洁的人格却是一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渊明虽然很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说陶诗“其源出于应豫”，倒不如说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得力于《楚辞》，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在《饮酒》诗第十二首中，陶渊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趋炎附势、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史，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减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感叹羲农时代那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已一去不复返，赞美为使社会归朴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为六经而勤奋讲学的汉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时也痛斥了现实社会中的无行文人，他们置儒学于不顾，都在贪婪音进、依附新贵，再也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问津的人了。结尾四句突然说起饮酒，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满情绪。对于那些无耻文人，诗人是深深厌恶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与之应酬。在第十三首诗里，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情况，诗人尽管与那些人同席饮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离、话不投机。他们自称为“醒”者，陶渊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态出现，作醉人醉语，给对方来一个“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醉”者和“醒”者是这样的不协调，显得十分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称为“醒”者的人，而是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何偿有丝毫醉意他头脑清醒，关注社会现实，只不过是用“醉”眼看世界罢了。

二、表现诗人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这类诗多般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自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至理名言问世后，青松多被用来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气节，相沿成习，至今未复。陶渊明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也常常在其诗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归去来辞》中的“抚孤松而盘桓”等。上面引的这首诗也是这样。诗的前四句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它那不畏严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诗人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写照。钟嵘在评论陶渊明诗歌创作时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渊明还以幽兰自喻，第十七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要像幽兰一样自始至终保持芳洁的品质，决不像萧艾那样见风使舵、随波逐梳。在这里幽兰和萧艾对举，与前首诗青松和众草同提一样，是含有批判在森严的门阀制度统治下埋没人才、颠倒是非的黑暗现实这个意思在内的。虽然这种批判的意义不像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些诗歌那样慷慨陈词、悲愤激切，’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少正直文人怀才不遇、饮恨终生的艰难处境。

三、表现诗人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怎样才能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

1、诗人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2、在归田后，陶渊明不仅要排除社会舆论的袭击，而且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为囿于世俗之见的人所不理解，曾招来不少非议和讥笑。他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就谈到了这点：“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面对着来自世俗的非议和讥笑，诗人的态度是“置彼众议”，走自己认定的路。在《饮酒》诗里，他不仅愤怒地指出“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而且表示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这种置非议和讥笑于度外，毅然“息驾归闲居”，并且要一直隐居下去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有点勇气和胆识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诗人是这样描写的：“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踪。”（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贫，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现出一片荒芜冷落的景象。这种贫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写得更具体，更形象：“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没有饱经饥寒煎熬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语言来的。陶渊明不愧为生活中的强者，贫穷窘困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一些好心人出于对诗人的关心，也曾劝他出仕，他拒绝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软，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玄监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气寡所谐。纤髻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诗中的“田父”，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诗人假托以寄意。对“田父”的好心，陶渊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诗人是不能接受的。

3、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穷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呢？通观《陶渊明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点，就是从历代高隐先贤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不容忽视。他在《饮酒》诗中之所以反复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齐、孔子颜回、荣启期以及汉朝的杨一伦、张挚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隐士，有的是儒学的始祖，有的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们都是陶渊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时，诗人为他们钓高风亮节大唱赞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第十二首）有时诗人又为他们的坎坷际遇大鸣不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宫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渊明抬出历史上的亡灵，除了赞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赞美他们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思想认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情他们，是为了抒发他壮志不酬，终身坎坷的不平之气，是他长期郁积在胸的怨愤情绪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倘若证之以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写于比《饮酒》诗稍后两三年的《咏贫士》七首。在这组诗里，第一、二首纯属自咏，他把自己比喻为无所傍依、不见“余晖”的孤云，借以抒发他那闲居田园，孤独苦闷的情怀。此下五首分咏六位贫士，歌颂他们贫贱志不移的高尚气节。对此，邱嘉穗曾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准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此盖于叙事后，以议论行之，不必沽沽故实也。”自咏与分咏并列，又总归在《咏贫士》诗题下，并且还“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很明显，陶渊明‘咏古人”，实在也就是“咏自己”总之诗人从这些高隐先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获得了鼓舞自己归贻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力量。“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这就是他的结论。

四、反映诗人闲居的田园生活情趣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在《饮酒》诗中，陶渊明多处表现了他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当首推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这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诗。从艺术上看，它以质朴、平淡的语言，神韵飞动的气势，描绘出一种以情为主、融情于景的深远意境。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从思想内容看，它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采菊赏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启迪下所领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艺术上大家的看法是统一的，分岐点主要表现在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历代陶渊明论者，他们往往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和陶集中其它几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自得”，并进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尘世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结论之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就在于它对陶渊明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无可讳言，在陶渊明的身上，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有“静穆”、“悠然”的一面，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也时有表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毕竟既不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也不是“农民诗人”，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归田后，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轻微的农事劳动，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离也较前有了缩短，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胎换骨，始终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在其作品里表现出一些心闲意远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积极的和消极的东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渊明当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他有消极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其实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志趣，终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则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艰苦探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洁友情的歌颂，是对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坚持归隐的决心和高尚人格的赞美。而他的农事诗则更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陶渊明作品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很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诗人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诗人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诗人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诗人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名家点评

宋代苏轼《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元代刘履《选诗补注》卷五：“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姑每得酒，饮必尽醉，赋诗以自娱。此昌黎韩氏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

明代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清代王夫之《古诗评选》：“《饮酒二十首》，犹为泛滥。如此情至、理至、气至之作，定为杰作！世人不知其好也。”

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弥缝’二字，该尽孔子一生。‘为事诚殷勤’五字，道尽汉儒训诂。末段忽然接入饮酒，此正是古人神化处。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均谓其为系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每写及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具有独特风格。有《陶渊明集》。

梁祝故里

综述

虽然“梁祝”传说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故里究竟在哪儿，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梁祝”版本。据中国民俗协会有关人员介绍，全国大约有10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在联合申报“世遗”的几处，关于“梁祝”，也是各说各的故事。

封丘版本

青陵台在封丘县东北25里之青堆。战国时期，宋康王驾车出游，见到一位采桑女天生丽质，欲纳为妾，使人探知该女为门下舍人韩凭之妻息氏。为见息氏，宋康王令筑青陵台以观之，息氏恐，乃作歌以拒之，投台身亡，韩凭也自尽。宋康王把二人分葬，后两墓各长出一棵梓树（又名相思树），根结于下，枝交于上，有鸳鸯雌雄各一只恒栖树上悲鸣，后化为蝴蝶飞去，据考梁祝化蝶的情节源于此。

汝南版本

汝南流传的梁祝故事有头有尾，相当完整，情节和全国流传的普遍说法大致相仿，但是梁祝传说年代最早的版本，是西晋时期的。这里的传说不同于普遍说法的地方，即汝南版本中最为独特、最值得深究的部分。梁祝故事的主要情节在汝南都有相应的发生地，如梁山伯、祝英台的出生地，曹桥结拜的曹桥，梁祝同窗读书的红罗书院，祝英台被逼嫁的马庄，梁山伯、祝英台的坟墓。梁祝同窗共读却未合葬，梁祝墓分开而建，各有坟头。现汝南有梁祝读书的“台子寺”，也叫“红罗山”，传说这里曾有“红罗书院”。红罗山上传说中梁祝担水的井还在，井旁还有一块碑，上写“梁祝井”。

汝南版本讲的是西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未能看出其女儿身。梁山伯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悉，身穿孝服出嫁，经过梁山伯坟时，提出下轿拜祭，趁人不备撞死在柳树前。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民间文艺丰富活跃，中原腹地的汝南，自然更得文化风气之先。仅就汝南县马乡镇来说，豫剧、曲剧、越调、民歌等都在这里流传。这些地方艺术自然少不了演唱梁祝故事，如豫剧《梁山伯下山》、《梁山伯与祝英台》，曲剧《梁山伯攻书》、《梁山伯送友》，二夹弦《梁祝》、《红罗山》，越调《梁山伯送友》、《马文才迎亲》以及曲艺方面的河南坠子《英台下山》、《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弦书《英台担水》、《英台扑墓》等。

2005年12月,河南省汝南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梁祝之乡”。2006年6月,“梁祝传说”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虞版本

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影响汉晋政治格局，占据经济文化舞台的士族，侨姓有王、谢、司马、殷、何、庾、桓、郗、许、曹、 江以及阮藉的后裔，江南士族有周、贺、顾、纪、孔、戴、袁、虞、干、葛等，其中多数游止或世居会稽（绍兴），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第一大都市。会稽城“多诸豪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晋代会稽郡上虞县祝家有一女名叫祝英台，女扮男装到会稽城（绍兴）游学，途中遇到一同前来的同学梁山伯，两人便相偕同行。同窗三年，感情深厚，但梁山伯始终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才知道三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儿身，欲向祝家提亲，此时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之后梁山伯在鄞当县令时，因过度郁闷而过世。祝英台出嫁时，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突然狂风大起，阻碍迎亲队伍的前进，祝英台下花轿到梁山伯的墓前祭拜，梁山伯的坟墓塌陷裂开，祝英台投入坟中，其后坟中冒出一对彩蝶，双双飞去离开了尘世。

祝家村是祝英台故乡传说祝氏祖先原籍山西太原，南迁到此定居，原在上虞县城教书为业，子孙移居上虞各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就写上了“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据载，祝家村中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宅院，后因战争被毁，住宅面积约有500平方米，还有花园遗址。村边有一个湖叫“千金湖”，有两人合抱的金桂、银桂，还有云柏、石榴等古树。还有祠堂及石碑，记录着祝氏历史。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绍兴城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英台女扮男装，去会稽求学。途中，邂逅了会稽郡城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不一日，二人来到会稽郡城的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贸阝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又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贸阝城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杭州版本

梁祝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越剧《梁祝》中，有一段“草桥结拜”唱词，说的是梁山伯

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在钱塘县读书途中相遇，互认知己，便在“草桥”结拜“兄弟”，指的便是杭州东城望江门旁的草桥亭。而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上的万松书院，故而，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它的前身为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改建为万松书院，崇祯年间书院被毁。清康熙后，改辟为敷文书院。

宜兴版本

宜兴的版本是南朝齐时期，化蝶传说根深蒂固，宜兴最早记述梁祝故事的是《善权寺记》，始记于南北朝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称祝英台旧宅在宜兴善权寺位置，梁祝自小一起读书，后又到齐鲁、东吴等地游学访友，逐渐产生感情。梁祝传说在宜兴均有记载，“化蝶”情节亦在宜兴形成，为国内学术界认可。宜兴现有“祝家庄”、“梁家庄”等地名、遗址，还有观音堂、荷花池、双井、九里亭等“十八相送”遗址。宜兴俗定农历三月廿八为“观蝶节”，用“梁山伯”“祝英台”为蝴蝶命名。

微山版本

士大夫们为梁祝修合葬墓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有“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墓、祠时所立。碑文记载祝英台家居济宁九曲村，其父祝员外因没有儿子，十分苦恼。祝英台是为解父忧才女扮男装求学。梁祝二人同窗3年，梁山伯病逝家中，祝英台悲伤而死。士大夫们被祝英台事父至孝及对梁氏矢一而终感动，为二人修合葬墓。现曲阜孔庙还保有“梁祝读书处”，在峄山上还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遗址。

自古至今，关于梁祝的传说，可谓流传广而久远，遍及国内外众多地区，其内容也大致相同。而诸城的梁祝传说却别有一番情味，以其真实、美丽、亲近、悲壮而独具特色。传说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

其一，在位于诸城市北部的相州镇梁山屯村，村民声称，梁山伯就是梁山屯人。传说梁家生活早年富裕，山伯的父亲也曾办过塾堂，不幸积劳成疾，三十几岁便撒手西去，撇下了山伯母子相依为命，日子逐渐败落下来。梁山伯的乳名叫伯孩儿，自幼体弱多病，家中生活仅靠母亲雇短工经营几亩薄地为生。待山伯长到十六岁时，母亲怕误了孩子的前程，便省吃俭用，攒些积蓄，把梁山伯送到了村西北三里远的小梁山的塾堂里读书，因塾师曾是梁山伯父亲的好友，故而山伯在塾堂处处受到师父的关照，学绩甚好。

小梁山上的塾堂遗迹至今尚存，大门石墩及书房寝室清晰可辨。也就是在这里，梁山伯结识了女扮男装前来读书的祝英台，两人同室居住，兄弟相称，感情笃深。一晃三年过去，直至学业完成下山之时，山伯也未察觉出英台的真实身份，并执意要送一送祝贤弟。两人边走边聊，畅叙友情，一路西行，一直送到如今诸城市石桥子镇北的小石桥上，才被英台劝住，这就是有名的十八里相送。

石桥子镇北的小石桥至今犹在，是一座不大的悬砌拱桥，石桥面上磨蹭光滑，仍相当结实，这里距小梁山恰恰十八里整。就在这小石桥上，英台面对相处三年的梁兄，爱恋之情再难自制，于是提出为自家的小九妹作媒许配山伯，并叮嘱山伯定要早日到祝家提亲。见山伯应允后，两人才依依惜别。

当山伯再回山拜别师父时，才从师母那里得知英台即是小九妹，赶忙前往祝家提亲。谁料，祝员外已将英台许配给了马文才。当梁山伯知道祝员外已将英台强行许配马文才后，连英台也不曾见一面即被逐出门外，回家后悔恨交加，相思成疾，终日咳嗽，汤水不进，一病不起，其症就是今天的肺结核。在山伯病入膏肓之时，嘱咐母亲说：“我死后不要到别处葬，就埋在里丈河北岸。”因他知道，马文才家就在当今安丘市官庄镇的马家庄子村，英台出嫁必经此地，死后也想再见英台一面。说完后山伯一命归天，年仅十九岁。梁母果然依照儿子的嘱咐，将山伯远葬到现今石桥子镇里丈村北的渠河北岸上。

其二，在诸城市石桥子镇西的祝家楼村，村人亦称，祝英台就是该村祝员外之女，祝家共四支，居住在祝家楼村的四角上，四楼对应，祝员外即家居东北楼。当时祝家子嗣大排行，英台在女中行九，小名叫九红儿，只因祝员外膝下无子，又禁不住英台苦苦请求，于是就同意了英台女扮男装去小梁山求学。

英台上山以后，一直隐瞒真实身份，两年过去竟无人察觉，直到第三年临近学业将止，才被师父窥出些端倪，他见英台方便时与其他人不同，即使小解也要蹲下，便告知妻子，师母便暗中留意，果然发现了英台的女儿身。师父思忖良久后说：“反正也快终业了，还是不张扬为好，传出去会坏了人家的名声。”于是英台才得以平安下山。

祝英台回家以后，方知父亲已为自己许下婚事，又得知山伯曾来提亲被父亲拒绝，便终日以泪洗面，再闻山伯已殉情而死，葬于里丈河北岸，即三日不食，并在嫁妆一事上百般纠缠，以拖延婚期，直至出嫁上轿时又提出必须在里丈河北岸落轿一次，以祭拜梁兄亡灵，否则绝不上轿，这才上演出裂冢化蝶那一场戏来。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今天的祝家楼村，祝姓村人都矢口否认有英台其人，更不是祝家楼人。多少年来，凡是表现《梁祝》内容的戏剧、**、鼓词等，一概不准进村演出，也不许祝姓村人到外村听看，并延续着一个梁祝不通婚的风俗。据另姓村人介绍，祝家认为，本族出了祝英台这样一位女子，没有家教，有辱门风，故不得宣扬。这样的否定和做法恰恰证实了祝英台确是祝家楼人。

其三，在诸城市北石桥子镇里丈村北的渠河北岸，一条通往安丘市官庄镇马家庄子村的旧道旁，有一座大墓高高立于土丘之上，封土之上双顶并立，墓周杂草丛生，墓体青草覆盖，立于墓上，南望渠河，北览安丘，东西两道行人，尽收眼底，这就是梁祝冢。据里丈村人讲，这里就是梁祝化蝶的地方。传说有两种，一说是祝英台出嫁那天，风和日丽，花轿刚到冢西的古道上，突然狂风四起，英台即要求落轿，前去祭拜梁兄亡灵，到得墓前，英台眼望梁兄石碑，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历数梁兄情意后，撞碑而死，家人遂将英台合葬于此。一说是当时确有坟墓裂开之事，英台钻入，遂翩翩飞出两只蝴蝶，把个马文才急得绕墓追逐，拉了墓地一大圈儿蒺藜。细观墓周，确有层层蒺藜草缠绕。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