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桓玄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东晋一朝政治，上承曹魏西晋余韵，下启宋齐梁陈世风，从中国历史全局来看，东晋政局与其后的南朝更为相似，与其前之魏及西晋不同点则较多，但其政治体系亦有不同于南朝者。可以说，东晋政体是一种介于曹魏西晋与南朝之间的过渡类型，而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

　　个人认为，东晋政治是一种由文化高门与武力豪族共同建立起来的盟主政治。东晋时，司马氏名为帝王，实际上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对日后的南朝造成影响的呢？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解释。

　　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其统治网络已经残破不堪，五胡乘势而起，乃启南北分立三百年之局，从汉族立场上即称为“中原陆沉”。当其时，晋室西迁入关，中原诸州郡大小土豪势力犬牙交错，各立坞堡，强者割据一方，弱者依违其间，同时又都受到胡族军势的冲击。一些坞堡归附了胡族，而另一些豪族，或民族思想较浓，或功名心较重，就率族人部曲归向生存可能性较大且有一定实力的琅邪王（后来的元帝）司马睿。这些人或被安置在京口、晋陵，或如祖逖之受命北征、苏峻之屯兵历阳。他们多是中下等士族，不以文化见称，而武力雄绝，其中较强者如谯国桓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高平檀氏、东海何氏等。谯国桓氏当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高平陵事件中被杀的魏大司农桓范就是出自这一家族，但从《晋书·桓彝传》的有关记载看，他们仍属于北方豪族。这些豪族在军事上是东晋王朝的重要支柱，但其传统政治地位不高，因而暂时仍服从晋王朝的统治，出身谯国桓氏的桓温曾谋求皇位，但被出身文化高门的谢安挫败。直到孙恩卢循之乱后，文化高门大衰，他们以实绩掌握大权，这才拥有了取代晋室的政治实力。大体说来，北方武力豪族是一支不甚驯顺的势力，在政治军事实力不足时，他们托庇于晋室宇下，一旦羽翼丰满，便筹划取晋室而代之。陈寅恪先生将其统称为“楚子”，又分为谯国龙亢楚子与京口楚子，谯国先盛，京口后兴。当谯国楚子之强也，桓温独秉晋政；及京口楚子之兴也，刘裕化家为国。

　　楚子集团主要作为武人存在，而驾驭他们的是中原文化高门亦即上层士族。提到东晋世家，我们习惯于说“王谢庾桓四族”，这是就其曾出宰辅而论，若以其家世高下论，身为楚子的桓氏根本不能与王谢庾三族并列。从王述、谢奕视桓温为兵这一点即可看出①。这不只是个人偏见问题，一个“兵”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谯国桓氏并非文化高门，真正的中原文化高门应该是指王氏谢氏庾氏等以儒学起家的北方士族②。他们在江左本无根基，但是他们或有佐命之功，或为累世名族，更多的是两者兼备，因此他们在“居人国土，心常怀惭”的不利环境下仍控制了朝廷大权。

　　当然，人事有兴替，执政之位不是永远由一姓控制的，但是在东晋时期，但凡执政家族均有一定潜在的政治能量，因此只要双方没有真正处于难以并存的境地，一般不会拼得你死我活，而是相当体面地进行交接。如王庾二族虽共戴晋室，内实不和，但王导殁后，庾冰代相，王氏子弟却未因此被排挤出朝廷，仍然世居要职；桓氏虽是楚子，谢安代桓温辅政，也以上游兵权付温弟冲，不以桓氏门卑及温曾欲害己见嫌。只有桓温代殷浩为政时，废殷浩、杀诸庾，将庾氏势力基本清除（殷浩与庾亮兄弟关系密切，可视为庾氏一党），但是这属于桓温谋求代晋的准备行动，不能以常情衡量。东晋诸帝也了解诸大族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因而常以扶植他族对抗执政的手法在朝中形成势力的平衡。实际东晋的百年帝祚就建立在各大族的平衡与默契上，东晋诸帝是过江诸高门共同拥戴的盟主而非专制君主，在政治上，执政的权力比皇帝大得多，甚至能决定其他重臣的命运③，而天子垂拱而治，小事或可作主，大事上并无决断之权。但是由于中原高门与帝室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及姻亲关系，一般情况下，中原高门还是比较忠于晋王朝的。另一方面，吴地本已存在一批文化士族与武力豪族，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士族方面有吴郡顾陆朱张四姓，都曾在东吴政权中占据高位；豪族方面，义兴周氏、吴兴沈氏都以武力见长，时人云“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这些家族对晋王朝的感情非常复杂。

　　吴亡之后，北人由于是胜利者、又地处中原，对南士从内心里表现轻蔑，陆机兄弟吴中俊彦，入洛诣刘道真，道真唯问吴中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未；同时，他们因亡国失位，在晋初地位虽不至等同编户，也大不如前，直到晋室大乱，豪杰并起，才给了江东大姓崛起的机会。从这一点看，江东大族与晋帝室彼此间并无太多好感。但是时移世异，汉末大乱，武力豪门孙氏可以倚仗吴地各高门大族的支持割据江东；晋世政衰，却没有一个家族——无论文化高门或武力豪族——有能力领袖群伦共成霸业④。江东大族既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领袖，只好把目标转向北人，最终选中了时镇建邺的琅邪王司马睿，紧接着，江东大族（作为一种代价）允许北人寄居吴土，与北人达成“共奖王室”的默契，但如果从其内心而言，对北人实无亲近之感，甚至还有些著意疏远，因此陆玩严词拒绝王导为儿求婚，周玘遗命欲杀诸伧（即诸执政北人）。同时，尽管南士不乏为三公、令仆者，但历朝执政清一色北人，而且大概因为北人在江东已经站稳脚跟，南士在东晋后期权势犹不及前期，江东大族怨恨不已，因而孙恩卢循之乱的参与者中多有江东名门子弟。但是由于过江文化士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压制住江东文化士族，南来武力豪族实力又强于吴地武力豪族，江东大族通常不涉入政权之争，仅保护自己的利益；执政者为笼络他们，通常也会对其不法甚或不敬行为给予一定的包容。于是，一个以晋帝室为盟主，北来文武大族与江东诸高门为成员的联盟在西晋末年形成了，并对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联盟是松散的，没有一种绝对的权力存在，也没有哪一方绝对忠于帝室，帝室与其说是效忠对象，不如说是政权正统性的标志。

　　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帝室的盟主地位是很微妙又很尴尬的：政出私门，权不在己，无论哪一家掌权，都先著力把大藩重镇精兵强将抓在手里，⑤然后在朝中结成关系网，确保至少无及身之忧，这些功夫都下到了，再看能给帝室多少利益；同时，由于东晋王朝是各大族共同拥戴的产物，因而主要在大族而不在帝室控制下的外藩也具备半独立性，甚至接近于独立（如王敦桓温未掌握朝权时的荆江诸州），外藩可以凭借实力干预朝政，而朝廷各方（包括帝室与大族）也利用外藩对朝政的干预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东晋时的政治局势。东晋王朝时局对南四朝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

　　首先，东晋王朝内则无法制抑大族、外则无力约束强藩的事实对南朝诸帝震动很大。自刘宋起，主威独运，生杀予夺莫不出于上，宋齐两朝名公宿将，鲜有善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对臣下加强了控制，同时大臣权力仍然相当可观。自东晋以来，大臣掌握实权已经是惯例，而宋齐两代在政治上基本继承了东晋制度，因而也不能遽然将大权收回，而是采用了在后世看来十分荒唐的手段：给大臣以巨大权力以制约其同僚，而又往往在并非绝对必要时将其诛灭以求皇权安泰，从徐羡之、傅亮、谢晦到王敬则、陈显达、崔慧景，基本都是君王玩弄这种手段的牺牲品。

　　其次，东晋时期曾经权拟人主的大族都衰落了。刘宋尚有东晋遗风，王谢二族在朝中还拥有实际影响力；至宋末，王俭辅萧道成代宋，位望极隆，然禅代后每尝自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如茹公？”至梁武代齐，满朝将相，多是豪族甚至寒门出身，王谢两族虽仍世居高位，却与立仗马无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孙恩卢循之乱中，北方高门遭受沉重打击，重要人物多及于难，产业所在的太湖流域又损失惨重。其次，在桓玄之乱和刘裕代晋的过程中，又有一些不够驯服的高门人士死亡；最重要的一点，刘宋及其后三朝都是凭借特定武力创建的，出身武人的王朝新统治者不像东晋那样需要各势力的联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强大支柱，在这种背景下，高门必然要释出相当一部分权力以免与新王朝发生冲突，而逐步释出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失势的过程。第三，东晋以来，武力的转移代表着实权的转移。这一过程始自王敦，其总领荆江诸州，权倾天下；嗣后庾亮镇上游，势凌王导；接着是桓温受西夏之寄，西定益州，北伐秦燕，遥制朝局。这一时期荆江二州最强，史称东晋之兵十之八在荆江，然而北府兵就在这样的时势下崛起，至桓温时已是不可忽视的势力，到孝武帝太元年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北府兵的作用都远超过荆江二州兵，证据之一就是在建康与上游的对立中，北府兵的倾向可以决定胜负。

　　陈寅恪先生曾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针对北府兵和东晋的关系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东晋政权依靠北府兵而生存，因而也易于被其代替。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刘宋代晋就是北府兵代晋的过程。然而刘宋之衰，萧道成虽是楚子，其能完成禅代大业，却颇多借助三齐南奔流民之武力；萧齐之衰，萧衍之作为也大抵如此，唯一不同，是三齐流民变成了雍州豪族；至于陈朝之兴，上承梁之末世，以前之一切武力均不足用，因而立国之本成了南方土豪洞主。虽然所依靠的势力不同，却有同一特点，就是武力所在即权力所在。

　　最后，西晋以来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并未随高门失势而废除，东晋以来，士族中正品都是二品，二品以下“遂成卑庶”，这几乎是一条铁的分界线，而且这种分界一直沿用到南朝。刘宋建立后，士庶之隔虽然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不重要，但是由于部分士族要以此维系往日的光荣，朝廷也要以此笼络高门和维系传统观念，故而仍有较明确的分界，待遇也有区别，寒门为抬高身份或享受更高待遇，竟想出冒籍的办法。当然，为适应豪族和寒门政治地位在提高的现实，朝廷也想出了随官迁品和设立“二品才堪”的办法，他们可以通过“二品才堪”进入士族行列。

　　总之，东晋虽并非中国史上的盛世，却是一个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东晋的混乱为南朝提供了教训，历代南朝君主吸取前代教训，却又往往矫枉过正，于是一部南朝史几乎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事件和人物类型，同时也成了给后人带来最多争议的历史。

　　①王述子坦之欲以女妻桓温子，述闻而怒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之面而以女妻兵邪？”

　　谢奕每因酒无朝廷礼，尝逼桓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奕乃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②王氏有二：王导之族为琅邪王氏，祖王祥王览皆以孝悌闻；王述之族为太原王氏，曾祖王昶以来世有高名。

　　陈郡谢氏兴于谢鲲，其父衡以儒素名世。

　　庾氏为颖川名门，累世以博学高风见许。

　　有趣的是，过江后的名门在西晋时期基本都不是一等高门。谢庾两家起家都在两晋交替之际；琅邪太原两王氏或许是个例外，但琅邪王氏过江的不是煊赫的王祥后裔，而是地位较低的王览一族，能不能算西晋高门还不好说。

　　③蔡谟以不愿就拜司徒招愆，殷浩欲立威于朝，将诛之，赖荀羡救护得免；殷浩北伐失利，为桓温所劾，放废终身。

　　④江东与中原大族虽均有文化高门与武力豪族之分，但是其社会地位仍有不同之处。中原重高门，对豪族看得较轻，尤其是过江后，上举王述谢奕视桓温为兵事可为佐证；江东对两者并无太大歧见，最有力的证据即孙氏以武力豪族身份占有江东几近百年而未引起大族反感。因而，江表人士对究竟是豪族还是文化士族入主本地并不关心，只要该家族具备一定家世且有实力即可。当时的扬州刺史陈敏看准了这一点，准备割据扬土，而且也有“江东首望四十余人”相从，但其家世过微、又无霸才，终为顾荣诸人所背。

　　⑤王导执政，王敦为江州、都督六州军事；庾亮执政，温峤为江州；庾冰执政，庾翼为荆州、都督六州军事；殷浩执政，荀羡为徐州、都督二州军事、镇京口；桓温执政，其诸弟先后都督上游诸州，同时从郗愔手中获取了北府兵权：谢安执政，谢玄为徐兖二州。此皆实例也。

大唐皇家原来只是三等氏族？山东氏族到底有多大声望，连皇室求婚都敢拒绝？

在古代封建 社会 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古代皇权描述得淋漓尽致。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 历史 上曾经有一个阶层可以和皇权相抗衡，甚至还凌驾于皇权至上，它就是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

山东氏族是隋唐时期门第最高的家族，而大唐李氏只不过是三等氏族而已，所以唐朝的君主们都想把自己的公主嫁到山东氏族当中，是为了拉近皇族跟士族门阀的关系。

但是直到唐朝灭亡之际，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实现，也怪不得当初李世民会发愁：“青年才俊都想娶山东氏族的女儿，为什么士族子弟不来迎娶公主，难不成皇家还比不上那些世家？”

所以，山东氏族到底有多大的声望，居然敢凌驾于皇权至上，连皇室公主都看不上眼呢？

门阀士族的崛起

要说这门阀士族的崛起，这得讲到东汉初期汉高祖创立察举制的时候。

因为当时汉朝初立，朝廷继续一大批有识之士来重建 社会 ，察举制就是希望诸侯们能够贤良孝廉的标准来选出一些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推荐给朝廷给予官职。

虽然这个制度创立的初心是好的，人才能否得到重用要看选拔者是否看重他，既然要选拔人才，这些官员自然会推荐自己家中的子弟入朝为官了。

因此，大批的门阀世家子弟有了很便捷的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家境贫寒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进入的方式。

经过两汉察举制的影响，像山东崔氏、卢氏这些深受儒家学说洗礼的士族逐渐成为了顶级世家，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朝局。

到了三国时期，曹操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与山东崔氏家族合作，毕竟崔氏这类士族门阀历经几百年的积累，底蕴已经非常深厚。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崔氏这些门阀士族是一支不得忽视的力量，无论是乱世还是安定，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跟他们合作，看曹魏的崛起就可以见得了。

虽然说晋朝“永嘉之乱”的出现让北方士族开始南迁，但毕竟像崔氏这些大家族的根基都在北方，所以崔氏、卢氏这些家族的人就留了下来。

尽管在十六国时期，有很多人曾经入主过中原，但是崔氏、卢氏毕竟是北方地带的顶级士族，无论谁想在北方站稳脚跟，就必须跟他们合作。

所以，刘渊、石勒、苻坚这些入主中原的枭雄，一立国没多久就马上跟崔氏家族合作，崔氏家族的声望又再次大大加强。

在十六国的末期，北方崔氏又出了一个跟崔氏家族盛极一时的人物，那就是崔浩。

鲜卑拓跋氏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都是仰仗着崔浩这个人，依赖着崔浩背后的崔氏家族。

想当年，拓跋珪在参合陂之战中击败了后燕慕容宝这才得以成为中原地区新的统治者，而拓跋珪入主中原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必须融入中原文化。

而学习中原文化要怎么学呢？第一件事就是跟世家合作，所以北魏请了崔浩的父亲崔宏参与立国大事，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北魏的法律，崔氏家族再度登上庙堂之高。

而崔浩也被北魏重视，进入了北魏朝堂，尤其是在时局的精确把控受到了北魏朝堂的看重。

无论在刘裕北伐还是拓跋焘发兵赫连夏，崔浩都有着自己准确的预测与见解，对于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让北魏得以站稳脚跟，可以说北魏的立国，崔氏家族的功劳可以说是位列第一的。

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衰落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杨坚创立“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官途的局面，让底层的寒门士人也能够凭借学识得以入朝为官，世家大族的权势开始受到影响。

只不过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氏族的底蕴实在是太强大了，完全可以凭借与各大家族结亲的方式来形成同盟，共同抗衡皇权，这也是杨广和李世民想要打击山东氏族的原因所在。

唐朝为了更好地打击旧有士族力量，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和建立了三生六部制，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败，直接削弱了崔氏、卢氏等山东氏族的地位与权势。

唐初的几大家族在当时被合称为“五姓七望”，这五姓是指崔、卢、李、郑、王，七望是指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这“五姓”之中被认为天下第一姓的是崔姓，而唐朝皇家的李姓只不过是当时的三等姓氏罢了。

唐太宗对崔氏这些山东氏族的影响力既极度又畏惧，因为他是靠着世家门阀的底蕴来获得天下的，所以他们知道世家组联盟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所以从唐太宗时期开始，朝廷不能容忍山东氏族凌驾于皇权至上，所以唐朝皇家开始了对山东世家大族的各方面打压。

唐朝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打压山东氏族呢？

唐朝初期，虽然经过科举制的推出与战争的动乱，山东氏族的势力得到了虚弱，但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上面也说了，像房玄龄、魏征这些朝中大臣居然争相想跟崔氏、卢氏等家族联姻，却没想着娶唐朝的公主，这着实让李世民觉得恼怒。

所以唐太宗让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来编纂新的《氏族志》，想着是重新制定不同士族之间的等级。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读不懂李世民的心思，在最初完成的版本中，山东崔氏家族居然还排在第一等当中，这直接让李世民大发雷霆，还大骂了高士廉等人一顿。

李世民大发牢骚之后，他直接跟编纂人员表明自己的要求：

从此以后，李唐皇族排为第一位，外戚第二位，而山东氏族降至第三等，哪怕以前排名靠后的关陇集团的地位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招直接从姓氏地位上削弱氏族的影响力。

李世民编纂《氏族志》这个行为其实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上面说的想要打击山东士族的地位，来提升皇室的权威，从而获得更强的统治合理性。

这其二，其实是为了拉拢关陇集团，毕竟李世民得以崛起，关陇集团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可以说是跟随他一起打江山的存在。

《氏族志》的重新编纂加强了统治核心集团的凝聚力，这对于李唐初期稳定局面来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高宗即位之后立刻提出“废王立武”，而这却在朝堂上掀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王皇后的支持者是世家大族，而武则天这一方则是庶族寒门。

因为唐高宗将武则天立为皇后是没有得到门阀士族支持的，所以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后地位，她开始笼络一大批的寒门士族。

长孙无忌可以说是“废王立武”之中最大的阻碍，因为他是唐太宗亲自封赐的齐国公，在朝堂之中地位显赫，他的权力可以说有了与高宗平行甚至隐隐超越。

高宗想利用废后来削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权力，从而巩固皇权。而结果很明显，武则天在这场斗争中赢了，也标志着寒门子弟地位的提高。

这一招可以说是从仕途上对门阀士族的进一步打压。

科举制作为古代隋唐以来最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唐朝削弱门阀士族地位，为寒门子弟提供入仕为官最为直接的方法。

而到武则天时期，因为武后没有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开创“武举”，一大批贤能之士成为皇权对抗旧有势力的重要武器。

不仅如此，武则天也没有阻止门阀子弟参加科举，但是当时的门阀士族已经抛弃了以往的名士风气，不思进取的思想让士族内部早已腐朽僵化。

所以，即便这些门阀子弟参加科举选拔，他们那种骄奢放荡的生活作风也不能够让他们入朝为官，随着门阀士族入朝为官数量的减少，声势也随之降低了。

结语

门阀士族的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社会 文化的繁荣与 历史 的进步，但是士族门阀所衍生出来弊端是不符合 历史 进程的，所以它的结局必然走向灭亡。

尽管唐朝一直用各种手段来打压士族，但世家大族的 社会 影响力依旧没有被彻底削弱，这也是晚唐时期唐文宗依旧希望跟世家大族联姻的原因所在。

不过唐朝也是因为对士族的打压，这才打破了士族一直以来垄断的知识壁垒，为古代封建 社会 选拔出了很多有才华的寒门子弟。

士族的崛起

其实所谓士族这东西还得从世家说起，秦代以前华夏应该算贵族天下，秦代大一统后贵族阶层被大洗牌了一次，可新的体系还没形成后秦朝就崩溃了。出身不高的刘邦建立了西汉，在初期布衣将相很多。

可是什么玩意就怕放任和累积，西汉前期奉行黄老之术，对能帮忙的官僚很照顾，二千石的官员可以指定一个儿子直接做郎官，时间长了官僚世家出现；同时皇帝对乡间的土地兼并也不上心，豪强世家自然开始登场。

后来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嘛！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的儒生也开始把学问家传，形成了学术世家。著名的弘农杨氏就是靠家传《尚书》混成的一流世家，汝南袁家似乎对《易经》比较有心得。

这三种世家在汉代数百年的时间里不停的融合，比如豪强世家都比较有钱，可以让族中子弟读书，混成学术世家；学术世家掌握着不错的知识，可以让族中子弟做官，混成官僚世家。三种世家逐渐融合成一个庞然大物，或者说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

曹丕篡汉时需要这些世家支持，弄出了九品中正制，选材的中正官全是世家大族，世家和寒门的差距越拉越大，寒门士子被逼无奈只能依附世家生存，门阀时代开始降临。垄断了官职、土地、知识的士族集团成形，这帮家伙必然将华夏拖入黑暗。

三国归晋后，先天畸形的西晋根本无力开战统治，反复内耗又引来外族后彻底灭亡。一部分士族带着司马家的新傀儡去了长江以南，形成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首的侨居士族，只是他们注定只能苟延残喘，天下无望。

何谓山东士族？

最终决定天下归属的是留在北方的士族，但是他们随着北魏的分裂被切割成两支，一支经西魏到北周，又吸收了胡人转化而来的虏姓士族，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了“关中士族”。

关中士族积极参与政治，与西魏八柱国长期合作，未来隋唐的建立都有他们的身影，把天下牢牢握进手中。几番合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胡汉混血、文武合一的庞大集团，陈寅恪称之为“关陇集团”。

而另一支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讲经学、重儒术的传统，牢牢掌握着知识解释权和舆论权， 社会 地位极其超然。因为郡望都在崤山以东，故此被称为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相比，他们是士族中的保守派，一直拒绝胡汉通婚甚至本支士族外通婚，只是因为掌握着经学解释权和儒学正宗，关陇集团拿他们办法不多。

拒绝皇室求婚并非因为强大

最后说说山东士族拒婚的事儿吧，其实无论李世民本人也好，后来的唐文宗也罢，他们求婚不得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山东士族看不起他们，起码人家的借口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山东士族不外婚而已。

有人总结过三大支士族的风格，大致上江左士族重个性、关中士族重功名，山东士族重姻亲。人家从魏晋时代就摆明不和外人通婚，你没事跑人家那要孙女属于找抽，搭理你才怪。

而且唐朝皇家选的人家也不对，如果选博陵崔氏没准还有点门，人家二房即是关中士族也是山东望族，可唐文宗非得选最保守的荥阳郑氏，不被人家拒才是怪事儿。另外山东士族确实也和李唐皇室有点心病，唐高宗时候下令不准他们互相通婚，这仇人家可一直记得呢。

总结起来吧，其实山东士族虽然枝繁叶茂，但并没有强大到颠覆王朝的地步，只是他们掌握着 社会 舆论和知识解释权，乃至可以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皇家毕竟要顾忌一些，单以军事和政治权利上看，他们真不如关中士族，扯淡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