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用的文言文

1 向老婆求婚的文言文

1 子衿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2 蒹葭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3 凤求凰·琴歌 佚名

有美人兮， 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慰我旁徨。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於飞兮，使我沦亡。

2 求一段适合求婚文言文什么白头兮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源于《诗经》“邶风”里的《击鼓》篇，原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子：此处为“你”的意思。在《诗经》的注解里，契为合，阔为离，死生契阔就是生死离合的意思。

“生死相依，我与你已经发过誓了；牵着你的手，就和你一起白头到老。”这是一个征战在外不能归的士兵，对妻子分别时誓言的怀念，两情缱绻，海誓山盟，痛彻心扉。

从此，“执子之手”成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代名词。千百年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多少语汇老去，这个词却依然焕发着让人怦然心动的生命力。

3 跪求一段文言文求婚词（可以原创、经典文章,但不要是诗句）

不见汝兮，思之东墙，愿随汝兮，归故乡，与汝白头兮，地老天荒。

大体意思是：见不到你，我是多么地想念你。多么希望能跟随你，回到你的故乡。和你携手相伴到老，永远不分开，直到地老天荒。

这一片是写给丈母娘的，你可以改动一下

婚求

罗太夫人钧鉴：

小人三十有六，长幼序四，家中独子。家无恒财，草房一幢，庄稼数亩，牲畜二三。四十未立，马齿徒长；自比韩信，睥睨诸侯；时至今日，并无小功。惟蔡氏家世清白，名声流传于里。

贵府叁女，亭亭玉立，闭月羞花；貌比貂蝉，才如西施。琴棋书画，可比小乔；针黹巧艺，更胜织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王公士绅，络绎于途，犹如明珠拱月，百艳衬花。

侄无齐桓之霸，始皇之业；亦无周瑜之姿，孔明之智。实贪小女美才，而不自制，尚请夫人好德，不罪于人。

斗胆相请，小女下嫁于斯。必捧珠于掌，倾心护佑；寝食相顾，相濡以沫。倘获夫人应允，蒙此皇天浩恩，当舍身相报。

4 跪求求爱的文章,最好是文言文,谢绝抄袭,原创优先

深情万丈覆水难收，

吾独钟情青丝明女郎。

清风揽月又何如，

眉宇间徒留沁凉。

任你随风，忆清月如钩。

我的期盼，呼唤。

如旧。

我的情丝，系在喜马拉雅山的雪花上。

我的情思，尘封于太平洋的珊瑚丛。

空洞而意蕴绵长。

然，

何用？

一切都在颠落在沉沦，

我的宿命终究还是前世。灵与魂的气囊，

饱满溢于浮华，精密绝于满腔。

游离的心，唤着天籁。

芸芸众生不经意间将我存封。

黄土盖面，给我轮回的希冀。

衰草织烟，天上人间。

———《弱水》原创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思——在东边种菊花的地方采摘菊花，无意之间看见远处南边的山峰。

作品出处

出自《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

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作品原文

饮酒（其五）

[ 魏晋 ]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品译文

居住在人世间，却没有车马的喧嚣。

问我为何能如此？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山中的气息与傍晚的景色十分好，有飞鸟，结着伴儿归来。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作品注释

1、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

2、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3、君：指作者自己。

4、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尔：如此、这样。

5、东篱（dōng lí）：种菊花的地方，后人多用以代指菊圃。

6、悠然：自得的样子。

7、见：看见（读jiàn），动词。

8、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9、日夕：傍晚。

10、相与：相交，结伴。

11、相与还：结伴而归。

创作背景

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二十首》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第二十首诗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陶渊明的时代，是门阀士族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且易招来杀身之祸，他痛感世道的险恶，生活的艰辛，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义熙元年（405年），他四十一岁时，当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后弃官归隐，长归园田，不再出仕，亲执耒耜，躬自劳作。由于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者的荒*奢侈，许多敢于批评朝政的士大夫文人，动辄被无辜杀戮。因此，当时文人们惧谈政治，尽是躲开政治，有的以游山玩水，隐逸不仕，酗酒放浪，玄学清谈等方式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免得被统治者猜忌，以招来人身伤害。横祸难料的黑暗现实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影响破落贵族出身的陶渊明。他从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解去彭泽令，前后几仕几隐，实际做官时间不到三年，他的理想火花就这样在黑暗现实里稍纵即逝。因此，他借“醉人”的语言，指责黑暗社会，揭露政治危机，鄙弃虚伪世俗。

组诗《饮酒二十首》前有小序，这是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闲居寡欢”、“顾影独尽”，可见诗人是在极度孤寂、痛苦的心境下写《饮酒》诗的。“纸墨遂多，辞无让次”，可见这中间有个由少到多，逐渐积累的过程，并非一时所作，而是诗人把他平时积聚在胸中的所想所感，借“既醉之后”这个最恰当的时机抒发出来的。

关于《饮酒二十首》的写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历来大致有六种说法：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义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说、义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说。

作品赏析

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虽冠以“饮酒”之名，却纳入了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

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类诗篇在《饮酒》诗中约占半数。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陶渊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饮酒》诗的第一首，就抒发了他对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局的无限感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共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从表面工看，诗人是在感叹时序的变迁推移、人事的荣枯浮沉，骨子里却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隐忧，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很有见地的。陶渊明生活在乱世。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东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时，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内乱起家的新军阀刘裕，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正虎耽耽地欲代晋自立。在晋宋易代前夕，陶渊明思绪万千，感慨极多，但又无力改变这充满刀光剑影的局势，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不仅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社会现实的昏暗、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使诗人感到愤慨不安这些也就成了他在诗中一再遣责的对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誉毁”、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他指责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鸟尽废良弓”等等，也都是针贬时弊的。他的这种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疾恶如仇、修身洁行，其思想感情、斗争精神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两位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坚持革新政治而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一个不愿与世俗为伍而弃官闲居。但他们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高洁的人格却是一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渊明虽然很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说陶诗“其源出于应豫”，倒不如说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得力于《楚辞》，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在《饮酒》诗第十二首中，陶渊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趋炎附势、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史，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减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感叹羲农时代那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已一去不复返，赞美为使社会归朴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为六经而勤奋讲学的汉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时也痛斥了现实社会中的无行文人，他们置儒学于不顾，都在贪婪音进、依附新贵，再也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问津的人了。结尾四句突然说起饮酒，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满情绪。对于那些无耻文人，诗人是深深厌恶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与之应酬。在第十三首诗里，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情况，诗人尽管与那些人同席饮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离、话不投机。他们自称为“醒”者，陶渊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态出现，作醉人醉语，给对方来一个“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醉”者和“醒”者是这样的不协调，显得十分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称为“醒”者的人，而是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何偿有丝毫醉意他头脑清醒，关注社会现实，只不过是用“醉”眼看世界罢了。

二、表现诗人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这类诗多般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自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至理名言问世后，青松多被用来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气节，相沿成习，至今未复。陶渊明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也常常在其诗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归去来辞》中的“抚孤松而盘桓”等。上面引的这首诗也是这样。诗的前四句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它那不畏严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诗人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写照。钟嵘在评论陶渊明诗歌创作时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渊明还以幽兰自喻，第十七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要像幽兰一样自始至终保持芳洁的品质，决不像萧艾那样见风使舵、随波逐梳。在这里幽兰和萧艾对举，与前首诗青松和众草同提一样，是含有批判在森严的门阀制度统治下埋没人才、颠倒是非的黑暗现实这个意思在内的。虽然这种批判的意义不像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些诗歌那样慷慨陈词、悲愤激切，’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少正直文人怀才不遇、饮恨终生的艰难处境。

三、表现诗人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怎样才能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

1、诗人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2、在归田后，陶渊明不仅要排除社会舆论的袭击，而且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为囿于世俗之见的人所不理解，曾招来不少非议和讥笑。他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就谈到了这点：“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面对着来自世俗的非议和讥笑，诗人的态度是“置彼众议”，走自己认定的路。在《饮酒》诗里，他不仅愤怒地指出“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而且表示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这种置非议和讥笑于度外，毅然“息驾归闲居”，并且要一直隐居下去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有点勇气和胆识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诗人是这样描写的：“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踪。”（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贫，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现出一片荒芜冷落的景象。这种贫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写得更具体，更形象：“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没有饱经饥寒煎熬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语言来的。陶渊明不愧为生活中的强者，贫穷窘困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一些好心人出于对诗人的关心，也曾劝他出仕，他拒绝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软，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玄监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气寡所谐。纤髻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诗中的“田父”，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诗人假托以寄意。对“田父”的好心，陶渊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诗人是不能接受的。

3、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穷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呢？通观《陶渊明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点，就是从历代高隐先贤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不容忽视。他在《饮酒》诗中之所以反复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齐、孔子颜回、荣启期以及汉朝的杨一伦、张挚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隐士，有的是儒学的始祖，有的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们都是陶渊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时，诗人为他们钓高风亮节大唱赞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第十二首）有时诗人又为他们的坎坷际遇大鸣不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宫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渊明抬出历史上的亡灵，除了赞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赞美他们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思想认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情他们，是为了抒发他壮志不酬，终身坎坷的不平之气，是他长期郁积在胸的怨愤情绪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倘若证之以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写于比《饮酒》诗稍后两三年的《咏贫士》七首。在这组诗里，第一、二首纯属自咏，他把自己比喻为无所傍依、不见“余晖”的孤云，借以抒发他那闲居田园，孤独苦闷的情怀。此下五首分咏六位贫士，歌颂他们贫贱志不移的高尚气节。对此，邱嘉穗曾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准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此盖于叙事后，以议论行之，不必沽沽故实也。”自咏与分咏并列，又总归在《咏贫士》诗题下，并且还“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很明显，陶渊明‘咏古人”，实在也就是“咏自己”总之诗人从这些高隐先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获得了鼓舞自己归贻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力量。“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这就是他的结论。

四、反映诗人闲居的田园生活情趣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在《饮酒》诗中，陶渊明多处表现了他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当首推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这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诗。从艺术上看，它以质朴、平淡的语言，神韵飞动的气势，描绘出一种以情为主、融情于景的深远意境。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从思想内容看，它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采菊赏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启迪下所领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艺术上大家的看法是统一的，分岐点主要表现在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历代陶渊明论者，他们往往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和陶集中其它几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自得”，并进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尘世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结论之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就在于它对陶渊明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无可讳言，在陶渊明的身上，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有“静穆”、“悠然”的一面，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也时有表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毕竟既不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也不是“农民诗人”，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归田后，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轻微的农事劳动，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离也较前有了缩短，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胎换骨，始终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在其作品里表现出一些心闲意远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积极的和消极的东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渊明当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他有消极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其实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志趣，终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则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艰苦探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洁友情的歌颂，是对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坚持归隐的决心和高尚人格的赞美。而他的农事诗则更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陶渊明作品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很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诗人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诗人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诗人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诗人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名家点评

宋代苏轼《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元代刘履《选诗补注》卷五：“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姑每得酒，饮必尽醉，赋诗以自娱。此昌黎韩氏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

明代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清代王夫之《古诗评选》：“《饮酒二十首》，犹为泛滥。如此情至、理至、气至之作，定为杰作！世人不知其好也。”

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弥缝’二字，该尽孔子一生。‘为事诚殷勤’五字，道尽汉儒训诂。末段忽然接入饮酒，此正是古人神化处。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均谓其为系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每写及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具有独特风格。有《陶渊明集》。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竹林七贤 <wbr>（诗歌） 竹林七贤 <wbr>（诗歌）

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项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常聚山阳县（今河南修武）竹林间，酣畅嗜酒，故世谓竹林七贤。七人“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七人中，或不为时政合流而被杀，或借醉酒回避执政者，或身居高官而成为执政者心腹。其文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多以比兴、寄托、象征手法，隐晦曲折针砭最高统治的罪恶及虚伪，表达诗人在此恐怖下的苦闷，揭露当时的尔诈我虞，争权夺利，民不聊生。其文继承了建安风骨，隐晦而不可直抒胸臆。

—— 杜昕生 读史诗作

杜康沉醉似靡靡 七贤傲骨铁铮铮

巍峨气势委弃政 唯尊老庄是及其

历来为政多狰狞 只畏青史皆不清

奸诈尔虞阉人患 朝廷满是弄权臣

针砭时弊遭戗罪 权寻自我昂轩宇

捧得金樽酹江月 一醉方休桃源外

又是青春更年易 氤氲袍袖糟糠逸

山村野老换活法 逍遥自在竹节凛

回答博友们的点评：

感谢大家光顾。在以往的社会，执政者若不采取铁腕，则不可达到最高境界的政治，这是因为“根性”和“文化”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同时，又极容易产生独裁专制。所谓民间常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原因就在其中。因而，现实社会就应该讲究民主与法制，或“民主集中制”，以至达到自治的乌托邦式的社会。

回答乐天蓝鹰的评论：

感谢乐天蓝鹰的指正。我认为大凡写诗都应该豪放不羁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不大喜欢格律诗，不喜欢按平上去入或平仄押韵硬套在诗中，但又喜欢古诗词的节奏音乐美，于是就自以为是的写自己喜欢的音律节拍，这样较为自由随意。作诗时大都在写意识深层的东西，无暇顾及太多繁文缛节。

回答诤友的批评：

感谢诤友的赠诗，“七贤各自命不同，一知半解有昕生。广陵绝唱传千古，哪得个个铁铮铮？读史言经需精细，枝节本末要厘清。何有山村几野老，逍遥自在任我行？”确实，竹林七贤每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此前已作记述。一曲“广陵散”流传至今，公认嵇康的骨头最硬。至于“野老”一说，仅为诗中理想化的表述。七人详情书中及网络已有颇多记载，今搜录于此，供阅。

附：[竹林七贤] 三国魏，七名士合称，成名较“建安七子”晚。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常聚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间，肆意酒酣，故世谓“竹林七贤”。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异于建安七子，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而被杀。山涛、王戎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政权之心腹。其文创作，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礼法之士，表现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之论，标明其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辞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亦为值得一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五卷，已佚。

七人是当时玄学代表人物，虽然其思想倾向略有所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其政治态度之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用。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 (224—263)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曲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 (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无法开口，逐作罢。此史事当时颇具代表性，于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山涛 (205—283)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 (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合著作。其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之《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擅长嗜酒与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王戎 (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较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附：竹林七贤的故事

魏晋时期，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许多残酷不人道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也因此有许多魏晋的名士像孔融、祢衡、杨修、何晏都是被害死的。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许多士人都认为无法匡时济世，对时事往往是讳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下及，只有诈聋扮哑、寄情酒色、相聚谈玄还可以避灾祸。于是，一般借助于清谈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隐之风盛行开来。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对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对自身生命的忧虑，共结为“竹林之游”。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即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

1、阮籍

阮籍邻家**有些美色，他便经常与王戎前去买酒痛饮，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边。

还有一次，听说有一颇具才色之女，未嫁而死，阮籍虽不认识这个女子的父亲或者兄弟，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司马氏朝中为官的礼法之士，他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给了稽喜一个大白眼；后来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2、嵇康

嵇康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对于司马氏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后山涛（山巨源）从司马朝中任职，遂做《与山巨源绝交书》。后遭陷害，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3、山涛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但是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於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后来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4、刘伶醉酒

刘伶在屋子里面光着身子纵情饮酒，人进屋找他，见来人讥讽他此种窘态，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子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5、阮咸

阮籍就是他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戏，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6、向秀

向秀虽为竹林七贤之一，却没有阮籍、嵇康、刘伶等耽溺饮酒和放任的行为，他与其他六贤在气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与嵇康、吕安较为亲近。当嵇康隐居以锻铁自给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就是向秀。向秀曾与吕安同在山阳（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地方灌园以自给。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7、神童王戎

王戎七岁，曾经同一群小朋友出去玩耍，看到路边有结满了李子的果树，很多小朋友争着摘取，只有王戎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摘，他说：果树长在路边而李子甚多，一定是苦涩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