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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台籍籍有能声

诗寻灵观有遗文

雨工骑入秋潭水

美人折得亲裁剪

苏晋长斋绣佛前

诗陪亚相逾三纪

雨滴闲阶清夜久

美酒非如平乐贵

苏小空匀一面妆

诗魔终袅负孤名

雨冲影洞觉龙腥

苏武看羊陷贼庭

诗情逸似陶彭泽

雨打船窗半夜天

南昌旅游景点排名前十分别是：南昌海洋公园、安义古村群、699文化创意园、梅岭、凤凰沟、绳金塔、滕王阁、南昌之星摩天轮、秋水广场音乐喷泉、秋水广场赣江边。

1、南昌海洋公园

南昌海洋公园是大型现代化海洋公园，占地40亩，南昌海洋公园海底隧道总长74米，海洋生物800余种，数量10000余只尾，被誉为南昌海洋动物园，南昌海洋馆。 海洋公园是由杭州海底世界科普有限公司投资、设计、建造的大型现代化海洋公园。一期项目海洋水族馆总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占地40亩，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总水体5000余吨，海底隧道总长74米，海洋生物800余种，数量10000余只（尾）。

南昌海洋公园里有海洋公园淡水生物馆，里面展示近百种热带淡水观赏鱼：凶残的银鲳、珍贵的中华鲟、巨大的海象……神秘的亚马从林风光带给你无限人遐想。海洋公园里还有海兽、海豚表演剧场， 活泼可爱的海豹、海豚“演员”为你表演顶球、滑板等精神节目，让人忍俊不禁。

2、安义古村群

安义古村群，是国家AAAA旅游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西省4A乡村旅游点，位于南昌市北郊的梅岭脚下、安义县境内的东南部，由罗田、水南、京台三大自然村组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产。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千年历史画卷，赣商古道、曲径幽巷牵引你穿村走寨，让你目睹古街、古宅、古庙 、古祠、古牌坊、古学堂和千年古樟的沧桑风采；品味古代农耕文化、赣商文化和里甲文化的深沉厚重；体验农村传统民俗的朴实豪放做一回一日千年的时空大跨越。

3、滕王阁

滕王阁是南方唯一一座皇家建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北部沿江路赣江东岸，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它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为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因初唐才子王勃作《滕王阁序》让其在三楼中最早天下扬名，故又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的杰出代表，象征着中国五千年积淀的文化、艺术和传统。历史上的滕王阁先后共重建达29次之多，屡毁屡建，今日之所见滕王阁为1989年重建。

陶渊明最后终于退出官场，固有家族地位实际不高故而不致显达及对乱世的厌倦，而眼见刘裕日渐强大，不奈世间阶级与风习的转趋，也是观察陶渊明退隐田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历史背景。　　

陶渊明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

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陶渊明

说到家族，更进一步的关系，在陶渊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为武昌地方望族，乃当时名士，陶侃镇荆州时将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嫁给他，他们所生的第四位女儿即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孟嘉在桓温手下做事，两人关系亲密，陶渊明为外祖父写的传记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篇传写在陶母孟氏去世的诗人居忧期间，如前所述，正在此前后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桓玄挥戈东下，直至最后代晋立楚;以此为背景看，曾仕于桓玄的诗人走笔书写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往事，除了显示他对自己家族与桓氏家族关系的了解和关切，有没有别的意思，真不那么好说。即便我们不做过度揣测吧，以这样的关系来看，当初陶渊明投身桓玄，至少属于一个颇为自然的选择：在诗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的主官桓温的儿子;在桓玄，这是父亲早年一位僚属的外孙。再次，陶渊明与桓玄之间，也不是仅有故旧亲属之类的关联，说得堂皇一些，可以说他们之间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语言。陶渊明比桓玄大几岁，同代人接受了大致类似的教育，拥有类似的文化教养。

陶渊明诗里说，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而桓氏家族初以儒学立身，作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温宠爱，传统之教养可想而知，如果要举出例证，不妨看桓玄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的交往。《高僧传》记载399年桓玄从江州出发攻击荆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庐山与慧远见面，当时他就佛教徒削发出家，依据《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问难道："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早先也是熟读儒书、"博综六经"的，随即以《孝经》下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立身行道。"显然，他们之间的论辩都基于儒家经典。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思——在东边种菊花的地方采摘菊花，无意之间看见远处南边的山峰。

作品出处

出自《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

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寄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作品原文

饮酒（其五）

[ 魏晋 ]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品译文

居住在人世间，却没有车马的喧嚣。

问我为何能如此？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山中的气息与傍晚的景色十分好，有飞鸟，结着伴儿归来。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作品注释

1、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

2、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3、君：指作者自己。

4、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尔：如此、这样。

5、东篱（dōng lí）：种菊花的地方，后人多用以代指菊圃。

6、悠然：自得的样子。

7、见：看见（读jiàn），动词。

8、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9、日夕：傍晚。

10、相与：相交，结伴。

11、相与还：结伴而归。

创作背景

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二十首》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第二十首诗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陶渊明的时代，是门阀士族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且易招来杀身之祸，他痛感世道的险恶，生活的艰辛，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义熙元年（405年），他四十一岁时，当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后弃官归隐，长归园田，不再出仕，亲执耒耜，躬自劳作。由于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者的荒*奢侈，许多敢于批评朝政的士大夫文人，动辄被无辜杀戮。因此，当时文人们惧谈政治，尽是躲开政治，有的以游山玩水，隐逸不仕，酗酒放浪，玄学清谈等方式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免得被统治者猜忌，以招来人身伤害。横祸难料的黑暗现实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影响破落贵族出身的陶渊明。他从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解去彭泽令，前后几仕几隐，实际做官时间不到三年，他的理想火花就这样在黑暗现实里稍纵即逝。因此，他借“醉人”的语言，指责黑暗社会，揭露政治危机，鄙弃虚伪世俗。

组诗《饮酒二十首》前有小序，这是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闲居寡欢”、“顾影独尽”，可见诗人是在极度孤寂、痛苦的心境下写《饮酒》诗的。“纸墨遂多，辞无让次”，可见这中间有个由少到多，逐渐积累的过程，并非一时所作，而是诗人把他平时积聚在胸中的所想所感，借“既醉之后”这个最恰当的时机抒发出来的。

关于《饮酒二十首》的写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历来大致有六种说法：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义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说、义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说。

作品赏析

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虽冠以“饮酒”之名，却纳入了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

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类诗篇在《饮酒》诗中约占半数。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陶渊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饮酒》诗的第一首，就抒发了他对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局的无限感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共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从表面工看，诗人是在感叹时序的变迁推移、人事的荣枯浮沉，骨子里却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隐忧，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很有见地的。陶渊明生活在乱世。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东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时，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内乱起家的新军阀刘裕，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正虎耽耽地欲代晋自立。在晋宋易代前夕，陶渊明思绪万千，感慨极多，但又无力改变这充满刀光剑影的局势，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不仅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社会现实的昏暗、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使诗人感到愤慨不安这些也就成了他在诗中一再遣责的对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誉毁”、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他指责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鸟尽废良弓”等等，也都是针贬时弊的。他的这种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疾恶如仇、修身洁行，其思想感情、斗争精神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两位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坚持革新政治而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一个不愿与世俗为伍而弃官闲居。但他们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高洁的人格却是一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渊明虽然很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说陶诗“其源出于应豫”，倒不如说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得力于《楚辞》，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在《饮酒》诗第十二首中，陶渊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趋炎附势、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史，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减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感叹羲农时代那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已一去不复返，赞美为使社会归朴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为六经而勤奋讲学的汉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时也痛斥了现实社会中的无行文人，他们置儒学于不顾，都在贪婪音进、依附新贵，再也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问津的人了。结尾四句突然说起饮酒，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满情绪。对于那些无耻文人，诗人是深深厌恶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与之应酬。在第十三首诗里，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情况，诗人尽管与那些人同席饮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离、话不投机。他们自称为“醒”者，陶渊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态出现，作醉人醉语，给对方来一个“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醉”者和“醒”者是这样的不协调，显得十分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称为“醒”者的人，而是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何偿有丝毫醉意他头脑清醒，关注社会现实，只不过是用“醉”眼看世界罢了。

二、表现诗人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这类诗多般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自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至理名言问世后，青松多被用来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气节，相沿成习，至今未复。陶渊明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也常常在其诗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归去来辞》中的“抚孤松而盘桓”等。上面引的这首诗也是这样。诗的前四句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它那不畏严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诗人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写照。钟嵘在评论陶渊明诗歌创作时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渊明还以幽兰自喻，第十七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要像幽兰一样自始至终保持芳洁的品质，决不像萧艾那样见风使舵、随波逐梳。在这里幽兰和萧艾对举，与前首诗青松和众草同提一样，是含有批判在森严的门阀制度统治下埋没人才、颠倒是非的黑暗现实这个意思在内的。虽然这种批判的意义不像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些诗歌那样慷慨陈词、悲愤激切，’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少正直文人怀才不遇、饮恨终生的艰难处境。

三、表现诗人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怎样才能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

1、诗人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2、在归田后，陶渊明不仅要排除社会舆论的袭击，而且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为囿于世俗之见的人所不理解，曾招来不少非议和讥笑。他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就谈到了这点：“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面对着来自世俗的非议和讥笑，诗人的态度是“置彼众议”，走自己认定的路。在《饮酒》诗里，他不仅愤怒地指出“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而且表示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这种置非议和讥笑于度外，毅然“息驾归闲居”，并且要一直隐居下去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有点勇气和胆识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诗人是这样描写的：“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踪。”（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贫，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现出一片荒芜冷落的景象。这种贫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写得更具体，更形象：“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没有饱经饥寒煎熬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语言来的。陶渊明不愧为生活中的强者，贫穷窘困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一些好心人出于对诗人的关心，也曾劝他出仕，他拒绝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软，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玄监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气寡所谐。纤髻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诗中的“田父”，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诗人假托以寄意。对“田父”的好心，陶渊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诗人是不能接受的。

3、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穷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呢？通观《陶渊明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点，就是从历代高隐先贤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不容忽视。他在《饮酒》诗中之所以反复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齐、孔子颜回、荣启期以及汉朝的杨一伦、张挚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隐士，有的是儒学的始祖，有的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们都是陶渊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时，诗人为他们钓高风亮节大唱赞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第十二首）有时诗人又为他们的坎坷际遇大鸣不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宫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渊明抬出历史上的亡灵，除了赞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赞美他们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思想认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情他们，是为了抒发他壮志不酬，终身坎坷的不平之气，是他长期郁积在胸的怨愤情绪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倘若证之以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写于比《饮酒》诗稍后两三年的《咏贫士》七首。在这组诗里，第一、二首纯属自咏，他把自己比喻为无所傍依、不见“余晖”的孤云，借以抒发他那闲居田园，孤独苦闷的情怀。此下五首分咏六位贫士，歌颂他们贫贱志不移的高尚气节。对此，邱嘉穗曾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准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此盖于叙事后，以议论行之，不必沽沽故实也。”自咏与分咏并列，又总归在《咏贫士》诗题下，并且还“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很明显，陶渊明‘咏古人”，实在也就是“咏自己”总之诗人从这些高隐先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获得了鼓舞自己归贻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力量。“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这就是他的结论。

四、反映诗人闲居的田园生活情趣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在《饮酒》诗中，陶渊明多处表现了他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当首推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这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诗。从艺术上看，它以质朴、平淡的语言，神韵飞动的气势，描绘出一种以情为主、融情于景的深远意境。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从思想内容看，它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采菊赏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启迪下所领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艺术上大家的看法是统一的，分岐点主要表现在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历代陶渊明论者，他们往往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和陶集中其它几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自得”，并进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尘世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结论之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就在于它对陶渊明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无可讳言，在陶渊明的身上，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有“静穆”、“悠然”的一面，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也时有表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毕竟既不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也不是“农民诗人”，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归田后，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轻微的农事劳动，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离也较前有了缩短，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胎换骨，始终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在其作品里表现出一些心闲意远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积极的和消极的东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渊明当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他有消极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其实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志趣，终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则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艰苦探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洁友情的歌颂，是对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坚持归隐的决心和高尚人格的赞美。而他的农事诗则更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陶渊明作品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很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诗人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诗人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诗人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诗人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名家点评

宋代苏轼《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元代刘履《选诗补注》卷五：“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姑每得酒，饮必尽醉，赋诗以自娱。此昌黎韩氏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

明代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清代王夫之《古诗评选》：“《饮酒二十首》，犹为泛滥。如此情至、理至、气至之作，定为杰作！世人不知其好也。”

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弥缝’二字，该尽孔子一生。‘为事诚殷勤’五字，道尽汉儒训诂。末段忽然接入饮酒，此正是古人神化处。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均谓其为系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每写及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具有独特风格。有《陶渊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