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奥斯丁有哪些作品，介绍一下内容

《理智与情感》虽是简·奥斯汀的第一部小说，但写作技巧已经相当熟练。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经作者的巧妙构思，表面的因果关系与隐藏在幕后的本质缘故均自然合理。女主人公根据表面现象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细心的读者虽然不时产生种种疑惑，但思绪会自然而然随着好的观察而发展，等着最后结果出现时，与表面现象截然不同，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如果反过来重读一遍，会发现导致必然结果的因素早见于字里行间。

　　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位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展开，着力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经济地位的恶习，重门第而不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的丑陋时尚。小说中的女主角均追求与男子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独立观察、分析和选择男子的自由。在当时的英国，这几乎无异于反抗的呐喊。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内容和矫揉造作的写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这部社会风情画式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曼斯菲尔德花园》塑造了一对可爱的青年男女。范妮出身于贫困人家,十岁时被伯特伦爵士夫妇收养。来到姨父姨妈家后,虽然受到二表哥埃德蒙以外的众人的冷落,但她始终“有一颗温柔亲切的心,想要表现得体的强烈愿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能明辨是非,知人知心。大表哥汤姆等人要在家里排演有伤风化的情节剧,家里只有她一人加以反对和抵制。她早就看清了克劳福德兄妹的自私和轻浮,因而当克劳福德死死纠缠她时,她丝毫不为其所动,始终不渝地暗恋着埃德蒙;当克劳福德**对埃德蒙“旧情复发”的时候,她告诫表哥不要上她的当。最后,她的高尚人品赢得了托马斯爵士的器重,也赢得了埃德蒙的爱,两位年轻人终于结成伉俪。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爱玛》创作于1815年，是奥斯汀作品中艺术上思想上最成熟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爱玛是个美丽聪明的地主**，喜欢与人作媒。她在无聊之中把邻近的一个孤女哈丽埃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主观臆想地安排她的恋爱。哈丽埃特很随和地一次又一次“爱”上了爱玛给她选择的“求婚者”。最后在爱玛的不负责的怂恿下，竟自以为“爱”上了本地最大的地主兼地方官奈特利先生，这时爱玛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是爱奈特利先生的，最后两人都找到了与自己相匹配的伴侣。作者在小说中，已把爱情、婚姻与财产、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书中还穿插了美丽优雅的简费尔法克斯和爱玛家庭女教师泰勒**的继子，富家子弟弗兰克丘吉尔的婚恋故事。小说现实主义成分增多，戏剧成分减少，结构精微巧妙，喜剧气氛弥漫全书，趣味横生。

　　或许没有那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西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是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勒假、恶，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奥斯丁写作《诺桑觉寺》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而社会的阶层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土地的拥有。居首位的当然是贵族，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其次则是地主乡绅，然后便是律师、医生、牧师等（《诺桑觉寺》中的几家人多属后两类），甚至商人也只位居次要地位，尽管只要有钱仍可做地产的投机买卖。《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上将尽管自己是富有人家，拥有祖宗留下的产业，但在话语间对于拥有地产仍常常是洋洋自得的样子（见第二十二章）：

　简·奥斯汀（Jane Austen）于1818年(作者去世后第二年）出版的小说，并署上了真名。

　　《劝导》是作者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比以前的作品写得更有思想和感情深度，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奥斯丁最好的作品。书中作者以幽默和讽刺的笔调对中产阶级的虚伪和势利进行了鞭挞。如果说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中强调理智应该战胜情感，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获得幸福，那么，在她这最后一部小说中，奥斯丁却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谨慎”给女主人公带来的多年的痛苦。《劝导》肯定人物性格从谨慎到浪漫的演变，无疑反映了作者本人创作思想的变化。这也是对当时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本书结构严谨、笔法细腻，小说中有许多细节描写，乍看平淡无奇，可是细细体会，却感到余味无穷。人们常把奥斯丁的小说比作“二寸牙雕”，经过此般精雕细琢的《劝导》，完全当得起这一美称。

　　《劝导》描写了一个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贵族**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订下了婚约。可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接受了教母的劝导,忍痛同心上人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温特沃思上校休役回乡,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怨忿未消,但两人不忘旧情,终于历尽曲折,排除干扰,结成良缘。

三毛的故事是真的。

三毛，原名陈懋(mào)平(后改名为陈平)，中国现代作家，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美国等。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1981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1991年1月4日在医院去世，年仅四十八岁。

生平经历：该目录内容以陈平为第一人称。

1、早年

陈平三毛祖籍浙江省定海，据陈平家谱《陈氏永春堂宗谱》记载陈平祖上早期从河南迁往浙江。父陈嗣庆是成功的律师、母缪进兰，陈平1943年出生于重庆，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陈田心与二个弟弟陈圣、陈杰。姐姐陈田心比三毛大3岁。抗日战争胜利后跟着父母搬到南京，再迁到台北。陈平在台北入读中正国民小学，1954年考入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小时就喜欢捡拾别人丢弃的物品把玩，自得其乐。

2、初中休学

1955年陈平初二的时候，数学常得零分。至第二学期陈平发现，数学老师每次小考都是课本后面的习题。为了不要留级，陈平把题目背下来，小考一连考了六个一百分。数学老师开始怀疑她作弊。陈平对老师说：“作弊，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于是数学老师高于所学难度的题目叫陈平作答，得到零分后，老师当着全班的同学用毛笔在她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代表零蛋的大圈并用语言羞辱陈平。在第二天上学前系鞋带时想到此事晕倒，心理出现极大障碍，此后更是频频晕倒，于是经常逃学到公墓看小说，最后终于休学。1956年一度复学，仍经常逃学到图书馆看书，后正式退学。刚休学时，陈平被父母转进台北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钢琴、国画，和名家黄君璧习山水，向邵幼轩习花鸟。她喜欢看书，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英文小说，但是陈平经此打击，患上忧郁症，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心态。曾割腕自杀，也曾看过心理医生，但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并无帮助。

3、学画

陈平关在家中一段时间。姐姐陈田心的朋友陈骕在随顾福生学画油画。陈平非常羡慕，于是也随顾福生习画。多年之后陈平回忆初见顾福生的情景：

“许多年过去了，半生流逝之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第一次，那份‘惊心’，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

掉下地的‘动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一霎间，的确经历过。”—— 三毛 《我的快乐天堂》

一开始顾福生教陈平素描与水彩画，是当时除了父母外，唯一与陈平沟通的人。后顾福生因要出国介绍韩湘宁为陈平学画的老师，后来韩湘宁也因要出国又介绍了彭万墀。

4、文学启蒙

顾福生不是教育家，却鼓励陈平在文学的领域发展，帮助她找到自己的方向。除了引介《笔汇》与《现代文学》杂志，并将波特莱尔、左拉、卡缪、陈映真等作家的作品介绍给陈平，开启她对当时台湾文坛的认识。顾福生并将一篇陈平的文章转交他的好友《现代文学》杂志主编白先勇，从此打开陈平自我封闭的心态，改变了陈平的一生[参 1]。

1962年12月，署名陈平的文章《惑》经顾福生推荐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给陈平带来极大的鼓励。白先勇后来回忆《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著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

入文化学院这部**不久，是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参 1]。”之后陈平开始在报章杂志投稿，1963年在《皇冠杂志》十九卷第六期发表《月河》。

陈平很仰慕白先勇的同学陈秀美，顾福生亦介绍陈秀美作陈平的朋友，鼓励陈平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陈秀美觉得当时三毛很自恋。陈秀美并曾以三毛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乔琪》。1964年陈秀美鼓励陈平去向文化学院董事长张其昀请求入学文化学院作没有学籍的选读生。结果获张其昀特许，至该院哲学系当选读生，没有高中学历的陈平成绩优异。

陈平曾对当时的作品《雨季不再来》一书作出以下的评论“《雨季不再来》还是一个水仙自恋的我。我过去的东西都是自恋的。如果一个人永远自恋那就完了。……很多人可以看到我过去是怎样的一个病态女孩。”文化学院教授胡品清亦在《皇冠》与《联合报副刊》分别发表了写给Echo的书简。“胡对她的印象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拔俗的、谈吐超现实的、奇怪的女孩，像一个谜。1967年她出国后一个月，胡的《断片三则》之一描写她：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便开始逃避。”

5、初恋

在文化学院时，陈平仰慕同校已以舒凡为笔名出版两本书的才子梁光明，主动给出****，两人之后开始交往。梁光明升上大四时，大三的陈平多次逼婚不成便已去西班牙留学作为筹码，结果陈平办妥出国手续反而造成两人分手。陈平因此自杀缝了28针。

6、游学经历

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先学

西班牙文，半年后入马德里文哲学院。在西班牙时遇到还在读高三的荷西·马利安·葛罗。后就读于德国西柏林哥德书院得到德文教师证书，又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 ，本想专攻陶瓷后来在法律图书馆打工。留学期间不时把握机会打工赚钱，当过西班牙马略卡岛导游、德国商店香水模特、美国图书馆员等，游历过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等国。在这期间她也交了几位男朋友。在西班牙时，有一日本籍的富商同学；在德国时有一名后来成为外交官的德国同学；在美国时，有一名台湾籍的留美博士。还曾在柏林墙与一位军官有过浪漫的邂逅，但都无果。

7、返国与情伤

1971年返国，应张其昀之聘，在中国文化学院德文系、哲学系任教，也在政工干校与实践家专教课。70年代，台湾明星咖啡屋风华正茂，有说法称此期间陈平在“明星”咖啡厅结识一位画家邓国川，因非常喜欢对方的作品而答应了画家的求婚，遭到家人集体反对，陈平不顾众多反对之声坚决要与画家结婚，即将举行婚礼前，却发现了对方是有妇之夫。同年，喜欢运动的陈父鼓励女儿与他一起打网球，在网球场上他们认识了一位年龄较长的德国教师，后来陈平与之相识，相爱，一年后，陈平答应了德国教师的求婚，有一天他们一起去订制结婚的名片，结果当天晚上，德国教师却心脏病突发猝死，之后陈平伤心欲绝，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救回。17年后，三毛回忆此事，“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

8、与荷西结婚

陈平与荷西1972年陈平遇到上述情感上和婚姻上的打击，再度远走西班牙。与六年前遇到的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重逢。当时尚是高中生的荷西此时已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也有了潜水师执照。原本荷西计划与一群朋友一同乘帆船去希腊地中海一带潜水旅游，邀请陈平担任厨师同行，但陈平对撒哈拉沙漠情有独锺。后来荷西没有去乘帆船，却在西属撒哈拉磷矿厂找到工作。1974年，陈平在非洲沙漠小镇（西属撒哈拉的阿尤恩）与荷西结婚，开始两人在西属撒哈拉的婚姻生活。荷西送给陈平的结婚礼物是他花了一番功夫在沙漠中找到的一副完整的骆驼头骨。陈平非常喜欢这份结婚礼物，以后一直保存著。

9、成名撒哈拉

1972年陈平陈平与荷西遇到上述情感上婚姻上的打击，再度远走西班牙。与六年前遇到的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重逢。当时作为背景描写自己异国婚姻的作品与当时副刊上其他文章截然不同，吸引大批读者。历经两度情感上的打击，三毛的作品此时已超越以往自恋的纯文学风格，虽然只是描写生活的散文，但显得乐观开朗又有趣。此后她充满异国风情的作品源源不断在《联合报副刊》刊出，后集结出版《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和《哭泣的骆驼》等书。这一系列的书大受全世界华人社群读者欢迎，历久不衰。

10、丧夫

1975年11月，摩洛哥组织绿色进军，35万名志愿者开进西属撒哈拉。 1976年2月西班牙撤离西属撒哈拉。三毛与荷西最后也离开西属撒哈拉，前往西班牙属地加那利群岛。荷西与三毛后来住在加那利群岛中的丹娜丽芙岛。1979年9月30日，当天正好是中秋节，荷西在三毛父母往访期间在拉帕尔马岛的海中潜水时意外丧生。三毛历经第三度情感上的打击，姐姐陈田心回忆三毛亲自用手去挖荷西的坟墓，认为如果不是父母在，她一定跟着荷西走了[参 5]。三毛在双亲扶持下飞返台湾暂住，稍后又回到加纳利群岛，一直无法走出伤痛。

11、游记

1981年11月，由台北《联合报》特别赞助前往中、南美洲十二国旅行半载，撰写所见所闻。1982年5月，飞返台北，作“三毛女士中南美纪行演讲会”环岛演讲，主讲“远方的故事”，出版《万水千山走遍》。

1982年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小说创作”、“散文习作”，深受学生喜爱。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前往美国接受割治子宫癌手术，以写作、演讲维生。1984年5月，皇冠杂志社举办了一次“阴间之旅”活动，由吕金虎施法及带领三毛进地府一游。1985年一度丧失记忆，神经错乱。1987年3月，出版有声书《三毛说书》；7月，出版有声书《流星雨》（童话故事）。

12、逝世

1991年1月4日，因子宫内膜增生症住院治疗的三毛被发现在台北荣总病房内逝世，死因为以丝袜自缢而亡。有种说法是，三毛处于“精神耗弱”的状态，临睡前不服用安眠药无法入睡，安眠药剂量不断增加下，最终因服用剂量过重，不慎迷糊中被丝袜缠住颈部而窒息逝世，终年48岁。她的家人也澄清她不是自杀。她去世前半个月，还曾告诉母亲，她想做修女。另一方面，各种流言绘声绘影，说三毛的早逝是她热衷通灵造成的。外界也流传她是被谋杀的言论，作家张景然更在他的著作《哭泣的百合：三毛死于谋杀》中对此一说进行了一连串论证，在这之前给王洛宾写过绝笔书。

　　1、硝烟以外的抗争与反思

　　简·奥斯丁出生于史蒂汶顿郊区，在这里她从十几岁就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这个安宁的小村庄为她提供了早期的创作灵感与写作素材，远离城市的喧嚣，闹市的烦扰，都汇的耀眼与冕红。乡村的朴素与自然给予了她最真实的眼睛，洞察英国乡村的方方面面，深入透析社会本质。奥斯丁自己曾写到：“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我的作品好比方方的二英寸大小的象牙小品……我不能写一篇传奇，正如我不能写一篇史诗，我决不能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传奇；……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我自己的老样子干下去……”①。奥斯丁的作品多取景于英国乡村，而正如她自己所言，作品大多是描写乡村的生活，平静而优雅，没有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没有激烈冲突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教区的宁静，乡村里的漫步、野餐、聚会、婚姻、互访等生活小事，奥斯丁通过这些细小的琐事，展现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与其中内涵。

　　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曾经说过：“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及音乐家一样，在某个意义上是创造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最超拔的人也不能逃脱这一从属关系”， 但是，人们通常不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时代的作家，认为她的创作脱离了当时英法战争的大环境，维多利亚和爱德华②时代的人们指责简·奥斯丁的作品从未提及到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认为战争的引入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所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到了20世纪，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现代化，对她的创作遗漏了工业革命而表示遗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简·奥斯丁虽然没有把战争当作主题引入作品，但不可否认，她作为乡绅阶级的艺术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作品当中，处处体现出她所肩负的时代责任。新的世纪有着新的开始，新兴的力量与观点，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观念与思想，当18世纪迈向19世纪之际，多少世纪以来的英国生活方式正在悄然起着改变，带着对新世纪浓厚的兴趣而又矛盾的情感，奥斯丁警觉地洞察着这些变化。

　　奥斯丁早期创作阶段，正是英国短暂的革命热潮高昂的年头，英国达到了起飞进入经济阶段自我维持持续发展的阶段，由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战争中的胜利，英国获得了制海权，并在海外贸易中大大领先，财富与权利的改变，使得新思潮进入原有的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转变，促进了体制的改革，乡绅阶层的自我形象空前地加强。在奥斯丁崭露头角的时候，也正是乡绅阶层的权力，影响和声望最鼎盛的阶段，在地方上，小市镇和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这一阶层所控制。在1795—1798年间，国内反革命情绪高涨，奥斯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结构上沿用了以为旧制度辩护的思想逻辑为基础，反对代表激进思想的个人情感。事实上，“情感”作为了当时反社会和实际上不仁慈行为的托词，而奥斯丁始终捍卫了原有的乡绅阶级形象，对于“情感”作出了温和的讽刺。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婚姻故事来强调理智的重要性，姐姐埃莉诺重视理性，在婚姻的选择上，一直克制自我的情感，理智的判断力成为了其魅力所在。相比之下，妹妹玛丽安开始追求的则只是情感的满足，当冲动的行为带来严重的伤害后，终于明白了理智的重要，意识到听任情感的愚蠢。在小说中，奥斯丁并没有对这种听任个人情感的个人主义表示出深恶痛绝，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对此作出了温和的讽刺。

　　显然，长期生活在英国乡村的奥斯丁，受到到传统的英国文化影响，在处理婚姻恋爱的问题上，依然顺承传统的道德观念，更确切来说，早期的奥斯丁用旧式的乡绅阶层的婚恋观来构建了她的小说世界，作品更多地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其女性的纤细使她的嘲讽幽默而不至于过分辛辣。理性主义使她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采用更多的客观描绘，使读者始终处在看台上以观众的身份去感受她建构的理性世界。在世纪交替之际，英国乡村文化也顺应革命的浪潮变动，而奥斯丁在此风云莫测的时代，坚持了她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可以说，奥斯丁没有被动地接受文化变迁的洗礼，她思考，她回望，她相信绅士的传统是不变更的真理，也是最完美的婚姻的基石。

　　在旧式体制中，英国乡村是一个以拥有土地的乡绅为领袖的紧密社会群体，乡绅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即当时盛行的“济贫法”。虽然在革命浪潮带来的经济转型后，这种体制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在繁荣的十八世纪，处在社会上层的乡绅阶层对贫困人群已经置之不理，但在奥斯丁的世界里，依然推崇旧式乡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成为了乡绅阶级中完美的典型，他遵循乡绅阶级所规定的门第制度，婚姻与恋爱都必须讲求社会地位的相当，而且保持了作为乡绅所拥有的风度，在得知威洛比的卑劣行径后，依然施以帮助。虽然，在今天看来当中所强调的门第观念是陈腐落后的，但在小说里也并没有明显的讽刺，相反，奥斯丁在此问题上依然接受了传统的观念，按照旧式的乡绅阶级归属划分，决定条件不是金钱，而是出身，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接受达西的求婚后，凯瑟琳夫人前来阻挠的时候，伊丽莎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③甚至在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爱玛》当中，门当户对依然成为完美婚姻的必要组成要素，这表明作者的认为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爱情和婚姻是与财产和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奥斯丁目睹了乡绅阶层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新贵族的兴起，取代了原有的乡绅阶层，这一切的改变都影响了奥斯丁晚年创作风格的新变。奥斯丁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在这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它张扬“情感”优于“理性”，塑造理想化的女主人公，表现出对土地贵族的失望，运用了新的叙事文体。比起好评如潮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劝导》则不能迎来评论界的一片呼声，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健康原因……她肯定要作修改”④。的确奥斯丁在《劝导》当中大胆地走出了原来的写作模式，颠倒了“理智”与“情感”的地位，“情感”在《劝导》当中显然是经过了奥斯丁的精心锤炼，以绝对的优势抵制了理性的元素，“情感”第一次在奥斯丁的作品当中充当了主角。可以看到在《劝导》之前创作的五部小说在主题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描述“理性”如何历尽曲折、制约了“情感”，使主人公有了美满的婚姻。《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不顾家人的反对放纵自己的情感，终究在缺失理性的情感当中饱尝爱情的苦果，遭到了爱人的抛弃，最终在听从埃利诺理性的劝导后，走上了幸福的道路；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偏见与达西的傲慢每每阻挠了他们美好的爱情，终以双方的理性认识，跨越了傲慢与偏见的障碍，才体检到理性的珍贵，爱情的温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从虚无缥缈的哥特式小说世界中醒悟过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理智造就了深沉谨慎的范妮，情感让玛丽热情而奔放，在最终的庄园女主人争夺战当中，还是让理性成为了主旋律；《爱玛》的女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撮合给别人和自己的婚恋都带来障碍，待到醒悟后才发现幸福就在身边。这些作品无一不证明“理性”比“情感”更重要，这也就是奥斯丁一直以来的风格。但《劝导》写的则是女主人公由“理性”向“感情”转变而后获得幸福的过程。女主人公安妮年轻的时候听从罗塞尔夫人的“理性”的劝导，忍痛割舍了和平民文特沃斯的热烈恋爱，理性的决定没有为安妮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长达八年的思念和痛苦，险些断送了青春。八年后，安妮与文特沃斯再度相遇，“情感”终于无法再压抑，安妮坚决排除了“理性”的误导，同文特沃思恢复交往，重燃旧情，终于迎来幸福的婚姻。《劝导》成为奥斯丁第一部表现“情感”优于“理性”的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劝导》当中奥斯丁所描写的“情感”也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这种浪漫的色彩还带有浓重的理性印记，“情感”跨越“理智”也只不过是在传统的范围当中，并不大胆，也不放肆，这与反传统的拜伦式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奥斯丁在长期的理性主义写作后的一个过渡，还称不上是转型，但“情感”第一次被奥斯丁置于优于理性的地位，表明她在观念上有了重大变化。她已经把理性作家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09—1784）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请下来，第一次让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扬眉吐气地统摄作品基调。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说过：“在《劝导》中既有特殊的美，也有特殊的枯燥。这种枯燥往往是在两个创作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特征。”奥期丁显然在《劝导》中表现出了这种“过渡阶段”的新特征。可惜，由于作家早逝，这种新倾向未及充分发展就中止了。

　　2、“情感”与“理智”碰撞下的女性塑造

　　人们认为，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思想促成了第一场女权运动的浪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和社交行为成为讨论的重大议题，那么作为一位高举理性旗帜的女性作家就有必要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因此，简·奥斯丁也肩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加入其中，通过笔下的人物探讨妇女的地位，其中涉及女性教育、婚姻、道德自主与家庭权威的问题。奥斯丁更是在其作品中多次塑造理性女性形象，由此阐述女性应被看成与男性有同样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至上的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女性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奥斯丁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爱玛那个独断独行的父亲，如何想法设法要让自己的女儿嫁个有钱人的伊丽莎白的母亲，还有一大批拥有社会身份地位的青年才俊，虽然处在社会的上层，却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当然少不了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却又不能正确控制自己情感与理性平衡的绅士与淑女，而其中又以女性作为着力点，奥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们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显示奥斯丁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

　　塑造理性的女性，首先涉及的是女子教育问题，接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旧式的英国传统中，女子教育是受到很多的束缚的，女子并没有机会获得与男子同等地位的教育，这个时期的许多女子要是想获得教育，就只有由家人或请家庭教师，更或是由母亲直接承担教育的责任。奥斯丁笔下的理性女性同样也体现了这一要求，接受教育是改变自身素质的唯一出路，奥斯丁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无论在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还是后期的《曼德菲德庄园》《劝导》等，最后能够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都是乡绅阶层的淑女，但良好的教育却不是幸福的全部基础，奥斯丁在作品中也明确了这一观点，财产是女性幸福的建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无所谓有幸福的婚姻，当然，奥斯丁笔下的强调的是乡绅阶层的幸福婚姻，淑女们要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还必须有金钱作为后盾，即使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没有经济的实力，单靠个人能力也不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婚姻成为了淑女们通往美好世界的唯一选择。在《爱玛》中有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⑤显然，在奥斯丁看来，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处于劣势。

　　理性作为奥斯丁塑造女性形象的关键词，在她的小说中有着深刻地反映，对于当时以赞美情感为主流文学内容，奥斯丁始终坚守着理性的阵地，而对文学中经常出现有着无法克制的强烈情感才是优秀的人物表现，她却抱着相反的态度，奥斯丁对一味赞美情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她笔下情感支配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英国早期旧制度的思想逻辑为基础的，以《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为例，多情的玛丽安相信情感，但情感却仍然作为一种危险的反动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因此，一味信任自己的心不能给玛丽安本人带来任何好处，“情感”这一要素作为英国前一扩张时期中的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此时在这个反动时期则被人作为是自我中心的唯我主义，因此，奥斯丁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元素掺入塑造女性形象当中，事实上，奥斯丁并没有让“情感”成为主人公玛丽安本质上依附的东西，故事的最后， 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可以说，奥斯丁所塑造的仍然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从而鲜明的表达了她对士绅阶层抱有的希望与忠心。与“情感”相对比的，是埃莉诺所代表的正面信条，埃莉诺始终被用心地设置在理性的行为圈当中，某种程度上是一直与玛丽安的“情感”作对比，奥斯丁的这种安排，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埃利诺所承受的痛苦更甚于玛丽安，在埃利诺的情感世界当中“理智”与“情感”相互的碰撞，虽然“理智”始终占据了上风，但“情感”的威力也不是说一时片刻可以抹煞掉的，两者的对抗在反复地折磨着埃利诺，而她终究用强大的意志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当然埃莉诺也有冲动的时候，这样的刻画更让埃利诺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冲动存在着善意的保护，尤其在处理与她妹妹玛丽安和母亲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在奥斯丁心中这种社会观念总是和士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责任，至于完全的“情感”支配的人物在她笔下则是庸俗的表现。

　　奥斯丁被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家们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有天衣无缝的结构和精湛的刻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小说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士绅阶层的淑女形象，她开创了描写日常生活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傲慢与偏见》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后人提到这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会想到这部只描写三、四户乡村田园人家生活的作品。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用小题材展现了大世界，她通过《傲慢与偏见》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机智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她聪明善良，具有良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与男士同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这是当时旧式体制下英国妇女所缺少的才能，可以说，伊丽莎白并不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淑女典范，在奥斯丁生活的年代，社会对淑女的要求是跟女性的才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敏锐与机智是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奥斯丁故意在《傲慢与偏见》中让女主人公把才艺放下，因此，她对钢琴舞蹈并不精通，社交并不是她的强项，这样的伊丽莎白似乎也刚具有特殊的魅力，脱离了原有的淑女标准，更加富有个性，可以说，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心中的理想淑女。在伊丽莎白的形象塑造中，奥斯丁把“理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认为女性也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理性思维。而且认为妇女和男性一样智力发达，有一样的理性的出发点。她把达西作为聪明人来描写，向伊莉莎白学到东西，一如后面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样，这事实上象征了奥斯丁对女性智力的信心，有力的反对了性别歧视，重新塑造了妇女的形象，也让后来的作家有所借鉴。

　　在后期奥斯丁的创作《劝导》中，与前几部作品却大相径庭。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和海军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却嫌温特沃思出身低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安妮出于谨慎,听从了教母的劝导,忍痛与心上人分手。八年后,温特沃思休役回乡,安妮意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两人历尽曲折而重归于好,喜结良缘。与玛丽安、爱德蒙、爱玛正好相反,安妮是弃谨慎而求浪漫。这表现了她对早年炽热恋情的渴望,对未来的满怀喜悦和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而过去的谨小慎微似乎成了胡作非为的对上帝的亵读，年轻时候被迫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染上了浪漫色彩。奥斯丁在此第一次对“情感”一词给予肯定,这与她前期对情感的贬抑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劝导》对“情感”作主导的浪漫爱情的神奇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安妮由于过于理智而经受了整整八年的痛苦，在这八年中，她香消色退,瘦弱不堪,早早地失去了青春的艳丽。然而在心上人回来后，她的容颜因爱情的滋润而迅速恢复了昔日的风彩，在莱姆受到了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倾慕，连她那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的虚荣的父亲也觉得她变得更白净、更娇嫩了。在此，奥斯丁热情地歌颂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塑造出一个青春活力，情感优于理智的安妮，难怪有人说《劝导》是一部关于“青春风彩的失去与回归的故事”。

　　3、绅士与淑女的婚姻

　　奥斯丁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以婚姻为主，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是奥斯丁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更是开篇就以婚姻为起点进行故事的陈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每个完美婚姻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关系，其中又以经济关系为主。那么在研究故事中探讨的妇女问题时，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中，事实上，奥斯丁始终是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奥斯丁创作的故事始终都以社会现实作为基础。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因此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这里涉及士绅阶层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旧式体制的英国社会，士绅阶层的淑女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丰厚财产，除了结婚就没有别的出路，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奥斯丁还不是单纯探索妇女的婚姻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极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

　　经济基础成为了完美婚姻的必要成分，可以说，奥斯丁笔下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世界，绕过围绕婚姻关系的描写，透过表层描写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社交世界，揭开外层，看到的就是一组组以数字构成的世界，无论在哪部作品中都可以找一大堆代表金钱的数字，如《理智与情感》中，第一章就交待了达什伍德先生拥有七千磅的家产，而他留给他三个姑娘每人一千磅，以表示他对她们的慈爱。在《傲慢与偏见》里也有相似的描写，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磅的地产，班纳特夫人拥有四千磅的嫁妆，而五位班纳特**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磅存款。后期作品《爱玛》依然没有脱离金钱与婚姻的关系，在《诺桑觉寺》中更是说到：“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历来英国小说在描写妇女婚姻方面的小说枚不胜举，但像奥斯丁那样直接从经济关系揭示妇女地位的作品就并不多见，奥斯丁透彻地从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出发，探讨了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妇女在社会阶级地位上的变化。

　　在奥斯丁看来,最理想的婚姻莫过于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二者之中,理智应该是占据上风的,这从她前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审慎理智,把感情埋藏在心底,妹妹玛丽安则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感。结果埃莉诺和自己所爱的人终成眷属,而玛丽安被恋人抛弃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放纵情感的错误而嫁给了有钱有势却毫无浪漫色彩的中年人布兰敦上校。另外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奥斯丁最具光彩、最机智明快的作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不受钱财的诱惑而先后拒绝了俗不可耐的柯林斯以及傲慢的达西,达西则克服了理智上对伊丽莎白家中其他成员的不屑而屈服于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因而这被认为是一部爱情浪漫的经典之作。故事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姻与金钱的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和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镑的地产，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有四千镑的嫁妆，班纳特家五位**结婚时每人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项在四五千镑；彬格莱**有两万镑嫁妆。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他的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肯正式娶她……当然，还有那个使班纳特太太无限愤慨的遗嘱“附加条款”，就是它决定了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命运，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作者用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的婚姻是个典型，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都进行了透彻的揭露。奥斯丁的其他两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更是强调了理性对幸福婚姻的重要性。前者的男主人公爱德蒙最终放弃了活泼浪漫的玛丽而选择了审慎理智的范妮，后者的女主人公爱玛在奈特利先生的帮助下意识到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是正确的婚姻,因而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和门第相当的奈特利结成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