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

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

1、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2、英国雪莱《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3、德意志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4、法国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

5、英国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

一、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仍，动乱不已。政治中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

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二、特点

以现实为基础——现实为文学创作的土壤，浪漫主义的创作源泉和灵感都来自于现实，并非脱离现实。

热情奔放的语言——浪漫主义抒发感情的文字特点。浪漫主义文学的字句极其考究，力求完美，因为此特点，浪漫主义文学许多作品成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

绚丽多彩的想象——在形象塑造上，浪漫主义文学常用比喻、象征等手法。

直白夸张的表现手法——浪漫主义文学通篇看似脱离现实，因为其塑造的形象极其夸张，但仔细品读，会发现自己身边就存在相似的人或事。

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目的。“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其实就是希望社会更美好，所以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目的和其他文学创作的目的是相同的。

—浪漫主义文学

冯沅君

冯沅君（1900年—1974年6月17日），女，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中文名：冯沅君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南阳唐河县

出生日期：1900年

逝世日期：1974年6月17日

职业：作家、戏曲史家

毕业院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代表作品：《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性别：女

学历：博士

个人履历

主要经历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树侯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

1917年秋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于1927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_》（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种，有部分图书被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看过。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沅君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主要著作

其文学研究论著有《宋词概论》《张玉田年谱》《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历代诗歌选》(主编)、《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诗史》；与王季思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

其戏曲研究专著有《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与陆侃如合编《南戏拾遗》等。

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文学》等。

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卷_》、《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个短篇集。

作者评论

冯沅君是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文坛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_》收小说4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4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于是矛盾冲突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在压迫者那一面，视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败坏家风，有损家庭荣誉，“是大逆不道的”（《隔绝》）。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品特色

浪漫主义

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创作方法上的特征。其作品不以故事情节安排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画为重心；不以故事情节发展来框架作品的结构，而以人物心理、情绪发展为作品的线索。在那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语言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失时机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环境的描写来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围。杨义认为，庐隐的小说广泛使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日记书信体的专家”。其实，从创作整体而言，冯沅君似乎表现得比庐隐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运用书信体或运用书信作为作品主体的就有8篇，并且几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像《隔绝》这篇作品，由于书信体的运用，使作者的笔直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敢于为恋爱自由而死的决心，且由于时空的立体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绝”后的痛苦和“隔绝”前与爱人的欢愉交织成一体，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即使不是书信体，如《旅行》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情绪。这样，作品便表现出描写对象的强烈叛逆精神，同时，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精神背后的“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现。我们还将发现，由于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认同，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作家的主体情感也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尽致地宣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联系。冯沅君说：“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艺术情调

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另一特征，是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卷_》的集名，如鲁迅所说：“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征女主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暗示了其恋爱的悲剧。此外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写作《春恨》后，冯沅君的热情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别是恋爱小说，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珍贵的遗产。

家庭

丈夫

陆侃如（1903—1978），著名学者。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生于一爱国士绅家庭。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他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

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随校迁回沈阳。1947年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58年随学校迁居济南。

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2月1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冯沅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在文化界、妇女界担任一些要职，积极参加青岛市的社会活动。

陆、冯夫妇在文学研究领域同心协力著书立说，比翼齐飞，堪称文坛佳话。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打破传统见解，很有新意。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山东大学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母亲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雕像

秋风送爽，细雨微微。今天上午，冯沅君、陆侃如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山东大学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校友代表项怀诚和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共同为雕像揭幕，校长徐显明在揭幕式上致辞。

在山东大学即将迎来110年校庆之际，中文56级校友一行39人相聚在阔别50年的母校，并捐赠了冯沅君、陆侃如先生雕像，以表达对母校的眷恋和对大师教诲的感恩之情。徐显明在讲话中表示，大学要有大师，大道德加上大学问才称得上是大师。大家一起回顾了两位先生勤奋治学、教书育人的一生，表示以两位先生为榜样，在新的起点上，发扬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到建校120周年完成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

相关书籍

《冯沅君传》，严蓉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陆侃如与冯沅君》，许志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1、硝烟以外的抗争与反思

　　简·奥斯丁出生于史蒂汶顿郊区，在这里她从十几岁就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这个安宁的小村庄为她提供了早期的创作灵感与写作素材，远离城市的喧嚣，闹市的烦扰，都汇的耀眼与冕红。乡村的朴素与自然给予了她最真实的眼睛，洞察英国乡村的方方面面，深入透析社会本质。奥斯丁自己曾写到：“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我的作品好比方方的二英寸大小的象牙小品……我不能写一篇传奇，正如我不能写一篇史诗，我决不能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传奇；……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我自己的老样子干下去……”①。奥斯丁的作品多取景于英国乡村，而正如她自己所言，作品大多是描写乡村的生活，平静而优雅，没有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没有激烈冲突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教区的宁静，乡村里的漫步、野餐、聚会、婚姻、互访等生活小事，奥斯丁通过这些细小的琐事，展现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与其中内涵。

　　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曾经说过：“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及音乐家一样，在某个意义上是创造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最超拔的人也不能逃脱这一从属关系”， 但是，人们通常不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时代的作家，认为她的创作脱离了当时英法战争的大环境，维多利亚和爱德华②时代的人们指责简·奥斯丁的作品从未提及到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认为战争的引入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所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到了20世纪，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现代化，对她的创作遗漏了工业革命而表示遗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简·奥斯丁虽然没有把战争当作主题引入作品，但不可否认，她作为乡绅阶级的艺术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作品当中，处处体现出她所肩负的时代责任。新的世纪有着新的开始，新兴的力量与观点，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观念与思想，当18世纪迈向19世纪之际，多少世纪以来的英国生活方式正在悄然起着改变，带着对新世纪浓厚的兴趣而又矛盾的情感，奥斯丁警觉地洞察着这些变化。

　　奥斯丁早期创作阶段，正是英国短暂的革命热潮高昂的年头，英国达到了起飞进入经济阶段自我维持持续发展的阶段，由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战争中的胜利，英国获得了制海权，并在海外贸易中大大领先，财富与权利的改变，使得新思潮进入原有的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转变，促进了体制的改革，乡绅阶层的自我形象空前地加强。在奥斯丁崭露头角的时候，也正是乡绅阶层的权力，影响和声望最鼎盛的阶段，在地方上，小市镇和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这一阶层所控制。在1795—1798年间，国内反革命情绪高涨，奥斯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结构上沿用了以为旧制度辩护的思想逻辑为基础，反对代表激进思想的个人情感。事实上，“情感”作为了当时反社会和实际上不仁慈行为的托词，而奥斯丁始终捍卫了原有的乡绅阶级形象，对于“情感”作出了温和的讽刺。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婚姻故事来强调理智的重要性，姐姐埃莉诺重视理性，在婚姻的选择上，一直克制自我的情感，理智的判断力成为了其魅力所在。相比之下，妹妹玛丽安开始追求的则只是情感的满足，当冲动的行为带来严重的伤害后，终于明白了理智的重要，意识到听任情感的愚蠢。在小说中，奥斯丁并没有对这种听任个人情感的个人主义表示出深恶痛绝，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对此作出了温和的讽刺。

　　显然，长期生活在英国乡村的奥斯丁，受到到传统的英国文化影响，在处理婚姻恋爱的问题上，依然顺承传统的道德观念，更确切来说，早期的奥斯丁用旧式的乡绅阶层的婚恋观来构建了她的小说世界，作品更多地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其女性的纤细使她的嘲讽幽默而不至于过分辛辣。理性主义使她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采用更多的客观描绘，使读者始终处在看台上以观众的身份去感受她建构的理性世界。在世纪交替之际，英国乡村文化也顺应革命的浪潮变动，而奥斯丁在此风云莫测的时代，坚持了她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可以说，奥斯丁没有被动地接受文化变迁的洗礼，她思考，她回望，她相信绅士的传统是不变更的真理，也是最完美的婚姻的基石。

　　在旧式体制中，英国乡村是一个以拥有土地的乡绅为领袖的紧密社会群体，乡绅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即当时盛行的“济贫法”。虽然在革命浪潮带来的经济转型后，这种体制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在繁荣的十八世纪，处在社会上层的乡绅阶层对贫困人群已经置之不理，但在奥斯丁的世界里，依然推崇旧式乡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成为了乡绅阶级中完美的典型，他遵循乡绅阶级所规定的门第制度，婚姻与恋爱都必须讲求社会地位的相当，而且保持了作为乡绅所拥有的风度，在得知威洛比的卑劣行径后，依然施以帮助。虽然，在今天看来当中所强调的门第观念是陈腐落后的，但在小说里也并没有明显的讽刺，相反，奥斯丁在此问题上依然接受了传统的观念，按照旧式的乡绅阶级归属划分，决定条件不是金钱，而是出身，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接受达西的求婚后，凯瑟琳夫人前来阻挠的时候，伊丽莎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③甚至在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爱玛》当中，门当户对依然成为完美婚姻的必要组成要素，这表明作者的认为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爱情和婚姻是与财产和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奥斯丁目睹了乡绅阶层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新贵族的兴起，取代了原有的乡绅阶层，这一切的改变都影响了奥斯丁晚年创作风格的新变。奥斯丁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在这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它张扬“情感”优于“理性”，塑造理想化的女主人公，表现出对土地贵族的失望，运用了新的叙事文体。比起好评如潮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劝导》则不能迎来评论界的一片呼声，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健康原因……她肯定要作修改”④。的确奥斯丁在《劝导》当中大胆地走出了原来的写作模式，颠倒了“理智”与“情感”的地位，“情感”在《劝导》当中显然是经过了奥斯丁的精心锤炼，以绝对的优势抵制了理性的元素，“情感”第一次在奥斯丁的作品当中充当了主角。可以看到在《劝导》之前创作的五部小说在主题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描述“理性”如何历尽曲折、制约了“情感”，使主人公有了美满的婚姻。《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不顾家人的反对放纵自己的情感，终究在缺失理性的情感当中饱尝爱情的苦果，遭到了爱人的抛弃，最终在听从埃利诺理性的劝导后，走上了幸福的道路；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偏见与达西的傲慢每每阻挠了他们美好的爱情，终以双方的理性认识，跨越了傲慢与偏见的障碍，才体检到理性的珍贵，爱情的温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从虚无缥缈的哥特式小说世界中醒悟过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理智造就了深沉谨慎的范妮，情感让玛丽热情而奔放，在最终的庄园女主人争夺战当中，还是让理性成为了主旋律；《爱玛》的女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撮合给别人和自己的婚恋都带来障碍，待到醒悟后才发现幸福就在身边。这些作品无一不证明“理性”比“情感”更重要，这也就是奥斯丁一直以来的风格。但《劝导》写的则是女主人公由“理性”向“感情”转变而后获得幸福的过程。女主人公安妮年轻的时候听从罗塞尔夫人的“理性”的劝导，忍痛割舍了和平民文特沃斯的热烈恋爱，理性的决定没有为安妮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长达八年的思念和痛苦，险些断送了青春。八年后，安妮与文特沃斯再度相遇，“情感”终于无法再压抑，安妮坚决排除了“理性”的误导，同文特沃思恢复交往，重燃旧情，终于迎来幸福的婚姻。《劝导》成为奥斯丁第一部表现“情感”优于“理性”的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劝导》当中奥斯丁所描写的“情感”也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这种浪漫的色彩还带有浓重的理性印记，“情感”跨越“理智”也只不过是在传统的范围当中，并不大胆，也不放肆，这与反传统的拜伦式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奥斯丁在长期的理性主义写作后的一个过渡，还称不上是转型，但“情感”第一次被奥斯丁置于优于理性的地位，表明她在观念上有了重大变化。她已经把理性作家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09—1784）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请下来，第一次让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扬眉吐气地统摄作品基调。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说过：“在《劝导》中既有特殊的美，也有特殊的枯燥。这种枯燥往往是在两个创作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特征。”奥期丁显然在《劝导》中表现出了这种“过渡阶段”的新特征。可惜，由于作家早逝，这种新倾向未及充分发展就中止了。

　　2、“情感”与“理智”碰撞下的女性塑造

　　人们认为，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思想促成了第一场女权运动的浪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和社交行为成为讨论的重大议题，那么作为一位高举理性旗帜的女性作家就有必要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因此，简·奥斯丁也肩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加入其中，通过笔下的人物探讨妇女的地位，其中涉及女性教育、婚姻、道德自主与家庭权威的问题。奥斯丁更是在其作品中多次塑造理性女性形象，由此阐述女性应被看成与男性有同样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至上的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女性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奥斯丁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爱玛那个独断独行的父亲，如何想法设法要让自己的女儿嫁个有钱人的伊丽莎白的母亲，还有一大批拥有社会身份地位的青年才俊，虽然处在社会的上层，却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当然少不了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却又不能正确控制自己情感与理性平衡的绅士与淑女，而其中又以女性作为着力点，奥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们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显示奥斯丁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

　　塑造理性的女性，首先涉及的是女子教育问题，接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旧式的英国传统中，女子教育是受到很多的束缚的，女子并没有机会获得与男子同等地位的教育，这个时期的许多女子要是想获得教育，就只有由家人或请家庭教师，更或是由母亲直接承担教育的责任。奥斯丁笔下的理性女性同样也体现了这一要求，接受教育是改变自身素质的唯一出路，奥斯丁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无论在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还是后期的《曼德菲德庄园》《劝导》等，最后能够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都是乡绅阶层的淑女，但良好的教育却不是幸福的全部基础，奥斯丁在作品中也明确了这一观点，财产是女性幸福的建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无所谓有幸福的婚姻，当然，奥斯丁笔下的强调的是乡绅阶层的幸福婚姻，淑女们要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还必须有金钱作为后盾，即使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没有经济的实力，单靠个人能力也不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婚姻成为了淑女们通往美好世界的唯一选择。在《爱玛》中有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⑤显然，在奥斯丁看来，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处于劣势。

　　理性作为奥斯丁塑造女性形象的关键词，在她的小说中有着深刻地反映，对于当时以赞美情感为主流文学内容，奥斯丁始终坚守着理性的阵地，而对文学中经常出现有着无法克制的强烈情感才是优秀的人物表现，她却抱着相反的态度，奥斯丁对一味赞美情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她笔下情感支配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英国早期旧制度的思想逻辑为基础的，以《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为例，多情的玛丽安相信情感，但情感却仍然作为一种危险的反动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因此，一味信任自己的心不能给玛丽安本人带来任何好处，“情感”这一要素作为英国前一扩张时期中的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此时在这个反动时期则被人作为是自我中心的唯我主义，因此，奥斯丁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元素掺入塑造女性形象当中，事实上，奥斯丁并没有让“情感”成为主人公玛丽安本质上依附的东西，故事的最后， 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可以说，奥斯丁所塑造的仍然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从而鲜明的表达了她对士绅阶层抱有的希望与忠心。与“情感”相对比的，是埃莉诺所代表的正面信条，埃莉诺始终被用心地设置在理性的行为圈当中，某种程度上是一直与玛丽安的“情感”作对比，奥斯丁的这种安排，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埃利诺所承受的痛苦更甚于玛丽安，在埃利诺的情感世界当中“理智”与“情感”相互的碰撞，虽然“理智”始终占据了上风，但“情感”的威力也不是说一时片刻可以抹煞掉的，两者的对抗在反复地折磨着埃利诺，而她终究用强大的意志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当然埃莉诺也有冲动的时候，这样的刻画更让埃利诺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冲动存在着善意的保护，尤其在处理与她妹妹玛丽安和母亲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在奥斯丁心中这种社会观念总是和士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责任，至于完全的“情感”支配的人物在她笔下则是庸俗的表现。

　　奥斯丁被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家们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有天衣无缝的结构和精湛的刻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小说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士绅阶层的淑女形象，她开创了描写日常生活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傲慢与偏见》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后人提到这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会想到这部只描写三、四户乡村田园人家生活的作品。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用小题材展现了大世界，她通过《傲慢与偏见》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机智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她聪明善良，具有良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与男士同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这是当时旧式体制下英国妇女所缺少的才能，可以说，伊丽莎白并不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淑女典范，在奥斯丁生活的年代，社会对淑女的要求是跟女性的才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敏锐与机智是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奥斯丁故意在《傲慢与偏见》中让女主人公把才艺放下，因此，她对钢琴舞蹈并不精通，社交并不是她的强项，这样的伊丽莎白似乎也刚具有特殊的魅力，脱离了原有的淑女标准，更加富有个性，可以说，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心中的理想淑女。在伊丽莎白的形象塑造中，奥斯丁把“理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认为女性也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理性思维。而且认为妇女和男性一样智力发达，有一样的理性的出发点。她把达西作为聪明人来描写，向伊莉莎白学到东西，一如后面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样，这事实上象征了奥斯丁对女性智力的信心，有力的反对了性别歧视，重新塑造了妇女的形象，也让后来的作家有所借鉴。

　　在后期奥斯丁的创作《劝导》中，与前几部作品却大相径庭。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和海军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却嫌温特沃思出身低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安妮出于谨慎,听从了教母的劝导,忍痛与心上人分手。八年后,温特沃思休役回乡,安妮意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两人历尽曲折而重归于好,喜结良缘。与玛丽安、爱德蒙、爱玛正好相反,安妮是弃谨慎而求浪漫。这表现了她对早年炽热恋情的渴望,对未来的满怀喜悦和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而过去的谨小慎微似乎成了胡作非为的对上帝的亵读，年轻时候被迫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染上了浪漫色彩。奥斯丁在此第一次对“情感”一词给予肯定,这与她前期对情感的贬抑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劝导》对“情感”作主导的浪漫爱情的神奇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安妮由于过于理智而经受了整整八年的痛苦，在这八年中，她香消色退,瘦弱不堪,早早地失去了青春的艳丽。然而在心上人回来后，她的容颜因爱情的滋润而迅速恢复了昔日的风彩，在莱姆受到了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倾慕，连她那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的虚荣的父亲也觉得她变得更白净、更娇嫩了。在此，奥斯丁热情地歌颂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塑造出一个青春活力，情感优于理智的安妮，难怪有人说《劝导》是一部关于“青春风彩的失去与回归的故事”。

　　3、绅士与淑女的婚姻

　　奥斯丁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以婚姻为主，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是奥斯丁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更是开篇就以婚姻为起点进行故事的陈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每个完美婚姻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关系，其中又以经济关系为主。那么在研究故事中探讨的妇女问题时，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中，事实上，奥斯丁始终是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奥斯丁创作的故事始终都以社会现实作为基础。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因此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这里涉及士绅阶层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旧式体制的英国社会，士绅阶层的淑女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丰厚财产，除了结婚就没有别的出路，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奥斯丁还不是单纯探索妇女的婚姻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极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

　　经济基础成为了完美婚姻的必要成分，可以说，奥斯丁笔下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世界，绕过围绕婚姻关系的描写，透过表层描写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社交世界，揭开外层，看到的就是一组组以数字构成的世界，无论在哪部作品中都可以找一大堆代表金钱的数字，如《理智与情感》中，第一章就交待了达什伍德先生拥有七千磅的家产，而他留给他三个姑娘每人一千磅，以表示他对她们的慈爱。在《傲慢与偏见》里也有相似的描写，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磅的地产，班纳特夫人拥有四千磅的嫁妆，而五位班纳特**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磅存款。后期作品《爱玛》依然没有脱离金钱与婚姻的关系，在《诺桑觉寺》中更是说到：“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历来英国小说在描写妇女婚姻方面的小说枚不胜举，但像奥斯丁那样直接从经济关系揭示妇女地位的作品就并不多见，奥斯丁透彻地从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出发，探讨了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妇女在社会阶级地位上的变化。

　　在奥斯丁看来,最理想的婚姻莫过于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二者之中,理智应该是占据上风的,这从她前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审慎理智,把感情埋藏在心底,妹妹玛丽安则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感。结果埃莉诺和自己所爱的人终成眷属,而玛丽安被恋人抛弃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放纵情感的错误而嫁给了有钱有势却毫无浪漫色彩的中年人布兰敦上校。另外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奥斯丁最具光彩、最机智明快的作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不受钱财的诱惑而先后拒绝了俗不可耐的柯林斯以及傲慢的达西,达西则克服了理智上对伊丽莎白家中其他成员的不屑而屈服于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因而这被认为是一部爱情浪漫的经典之作。故事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姻与金钱的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和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镑的地产，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有四千镑的嫁妆，班纳特家五位**结婚时每人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项在四五千镑；彬格莱**有两万镑嫁妆。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他的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肯正式娶她……当然，还有那个使班纳特太太无限愤慨的遗嘱“附加条款”，就是它决定了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命运，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作者用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的婚姻是个典型，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都进行了透彻的揭露。奥斯丁的其他两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更是强调了理性对幸福婚姻的重要性。前者的男主人公爱德蒙最终放弃了活泼浪漫的玛丽而选择了审慎理智的范妮，后者的女主人公爱玛在奈特利先生的帮助下意识到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是正确的婚姻,因而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和门第相当的奈特利结成伴侣。

《傲慢与偏见》描写中产阶级男女的爱情与婚姻。在奥斯汀之前，18世纪后期的英国小说中有一股女性感情潮流，充满伤心流泪的感伤情调和为忧郁而忧郁的嗜好。

《傲慢与偏见》作品生动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被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毛姆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

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班纳特五个女儿对待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为了财产、金钱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而结婚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

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1805年简·奥斯汀父亲去世后，奥斯汀太太带着简和她姐姐卡珊德拉搬到南安普顿。直到1809年定居在乔顿城其兄爱德华的汉普夏庄园之后，简·奥斯汀才再度认真提笔。《理智与情感》修订后她自费出书，销路不错。于是她重写《最初的印象》，改名叫《傲慢与偏见》。

作者简介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

1796年，21岁的奥斯汀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同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寺》，于1799年写完。十几年后，《最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为《理智与情感》，分别得到出版。

——傲慢与偏见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