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犯罪率高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后代吗

我们先从“流放罪犯”的渊源说起。

这种惩罚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兴盛于18、19世纪的英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囚犯，被大英帝国政府以流放的形式“送出国旅行”。

被流放到未知的他乡，看似极其残酷，但对于本来必死无疑的死刑犯而言，这已经算是英国王室赏赐的一种极大恩典。

虽然不少犯人因为船上条件恶劣，得病死于航海途中，葬身大海。

那么，英国人最初都把犯人流放到哪里？

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这100多年间，北美殖民地一直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罪犯到了北美后，主要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鸟不生蛋、人烟稀少的区域的大农场上工作。

从事劳动力密集产业棉花种植的罪犯，则更甚。

自1776年美国独立后，农场主们开始大量减少引入英国罪犯作为奴隶，因为他们发现来自非洲的黑兄弟在价钱上更便宜。

北美的生意不好做之后，英国曾一度停止了流放计划。

由于18世纪的英国正进行工业革命，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满为患，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高居不下。

不久之后，英国本土监狱人满为患，内部治安管理混乱，不列颠政府也颇为头痛。

为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英国政府修紧法律，《血腥法典》（Bloody Code）应运而生，其中对犯罪的定义大幅调整，并把多项罪名的处罚改为死刑。

这时，英国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建议，不如把罪犯送到新发现的澳洲大陆上从事垦荒工作，让这块“处女地”迅速发展起来，以便为大英帝国服务。

于是，为了彰显大英帝国的“慈悲”，大批死刑犯被赶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航船，哪怕他们本来所犯的罪行并不深。

经过了这十多年的计划部署和事前准备，英国政府终于在1787年开始把第一批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

早期抵达澳洲的罪犯相当自由，除了类似上下班时间的开垦时段必须到位外，基本再无约束，甚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澳洲的商品经济，也因为这批人的到来而逐渐发展起来。

混得好的罪犯，在澳洲的日子甚至比英国的工人过得还要逍遥自在。

因此，很多罪犯选择定居在澳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在完成一定年限的开垦工作后可以减刑假释，拥有重新选择工作的权利，甚至还能拿到政府分配的一块安居地。

有奖励就有惩罚。表现不好的犯人会被送到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亚瑟港，入狱监禁。

这么看来，澳洲人的祖先是犯人的观点，似乎是有史可依的？

不，这依然是有色眼镜下的偏见。

1822年，英国出台法例，鼓励国民自愿移居澳洲，并给予一定的金钱资助（至少500英镑）和土地补贴。

1840年后，随着罪犯数量的减少和可控，英国开始减少向澳洲输送犯人；到1868年，流放计划已完全停止，87年间英国总共向澳洲输送了约16万犯人。

光是19世纪的自由移民数量就突破100万，已远超当初流放犯人的总数。

那么，大概只有低于10%的澳大利亚人是罪犯的后代。

大英帝国流放犯人到北美的历史有一百六十年，流放到澳大利亚则有八十多年。

要说罪犯后代，美加的罪犯后代也比澳大利亚要多才对。

澳洲人都是罪犯后代的观念，是赤裸裸的成见。

当年随着罪犯们一同来到这片遥远的南方大陆的还有因政治运动而被流放的人士，也正是在他们的斗争下，地球上曾经最不自由、不平等的土地之一成为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现代民主国家。

那么，历史上有哪些我们应该知晓的澳大利亚民主进程的先驱者呢？

由蒙纳士大学托尼·摩尔（Tony Moore）领导的一项名为“犯罪政治项目”（Conviction Politics project）的研究就着眼于当年的罪犯和澳大利亚民主进程间的联系，将目光聚焦为澳大利亚民主铺下基石的两个人群：政治犯和为权益奋斗的普通罪犯。

“宪章派的民主”

在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政治犯中，有一名叫做托马斯·穆尔（Thomas Muir）的男子，他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律师，也是一名渴望推行民主改革的苏格兰激进分子。1793年，他因煽动叛乱被判刑，并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14年。

来到澳大利亚后，他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殖民地初具雏形的法律体系中为了自由辩护。他辩称，被流放的苏格兰人到了澳大利亚仍受监禁是非法的。他主张，既然这些人受到的惩罚只是流放，那么只要他们不回到英国本土，他们就应该享有英国人的自由权利。“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摩尔博士说。

然而他的主张却并未得到当时英国政府的支持，伦敦方面认为这将对罪犯流放输送系统构成打击。

尽管穆尔最终大胆谋划逃离殖民地，但在他的演讲和宣传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在英国，他就普选和工人阶级包容性的激进提案催生了一场被称为“宪章主义（Chartism）”的政治改革运动。

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宪章派成为了英国政坛中的一种新的激进观点。

宪章派的《宪章》：

所有男人都有投票权（普选权）

投票应以无记名方式进行

议会选举每年举行，而不是每五年举行一次

选区应该大小相等

议员应该得到报酬

成为议员的财产要求应被取消

虽然所谓《宪章》六点计划的核心是和平运动，但往往最终以暴力收场。

“澳大利亚经常被称为宪章派的民主国家，因为到1856年及其后的十年，宪章派主张的六个要点中的许多已经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实现了，” 摩尔博士说。

"这是因为[英国]宪章派的****们在1839至1848年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威廉·库法因（William Cuffay）就是这些宪章主义者当中的一员，他被指控策划起义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之后成了澳大利亚首批工会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他所主导的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是反对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摩尔博士说该法案将“自由劳动力”束缚在了雇主身上，限制了他们的权利。

根据该法案，未经允许而离职的雇员会被当局追捕。

在被赦免的几十年后，库法继续为罪犯们的民主权力而斗争。

19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开始赋予男性普选权。

威廉·库法因可能曾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宪章主义者。

爱尔兰革命家的脚步

除了宪章主义者，澳大利亚罪犯殖民地中也曾有爱尔兰激进分子的身影。

凯文·奥多尔蒂（Kevin O’Doherty）是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他于1848年因煽动叛乱而被流放。在来到范迪门斯地（Van Dimen’s Land，塔斯马尼亚的旧称）后，他为一本名为《爱尔兰重罪犯》（Irish Felon）杂志的出版作出了贡献。

“这本杂志触及到了殖民的各种问题，包括批评早于他们生活的年代很多的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 摩尔博士说。

奥多尔蒂在被保释后移居昆士兰，并最终成为昆士兰的首位卫生部长，引领了多项卫生医疗改革。

另一位爱尔兰革命家威廉·史密斯·奥布莱恩（William Smith O’Brien）则成了停止英国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的关键人物。

他曾被单独监禁在塔斯马尼亚海岸玛丽亚岛上戒备森严的监狱，摩尔博士将他形容为“纳尔逊·曼德拉一样的人物”。

他从牢房中一步步成长为反流放运动的****。这场运动呼吁英国终止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

“运动获得工人阶级和商户的支持，他们希望范迪门斯地从种植园奴役制转向更现代、更公平的经济环境，” 摩尔博士说。

奥布莱恩还曾写过一本书，草拟出理想的民主宪法，与宪章派的议程相呼应。

“在全球呼吁释放奥布莱恩的运动下，他所主张的理念终于被合法化，并从19世纪50年代起开始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逐渐颁布，” 摩尔博士说。

“但是爱尔兰直到20世纪才实现他的主张。”

从爱尔兰叛乱，到昆士兰早期议会，凯文·奥多尔蒂一直保持着他对革命的热情。

普通罪犯的抗争之路

其他许多罪犯是因贫穷所迫而走上犯罪道路，之后被流放澳大利亚的。在那个年代，小偷小摸也是足以构成被流放到世界另一头的重罪。

面对无偿劳动、食物短缺和严苛惩罚，许多来到澳大利亚的男男女女刚一抵境就走上了政治抗争的道路。集体行动就是他们斗争的手段。

据劳动力历史学家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估计，当时至少有40万人次的罪犯因表达异议而受审，这是一股令人震惊的反抗浪潮。

“一般来说，一个罪犯被送上法庭上超过六次，”他说。

"这些案件绝大多数与工作相关的异议有关。"

集体潜逃、罢工和拒绝工作司空见惯。

“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通过偷船彻底逃离殖民地，但更多的人则是搬到了其他地方，只想找份工作，逃离束缚，赚取工资。”

“民主不是由个人的经历建立的——而是建立在要求更多话语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之上的。”

如今，人们正以21世纪的手段来对这些罪犯集体行动予以重新审视。

作为“犯罪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塔斯马尼亚州所有详细的罪犯记录都已数字化。

不平等之恨

到了19世纪末，由于其迅速形成的民主制度和进步的社会政策，澳大利亚被称为世界社会实验室。

摩尔博士说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

“从宪章派要求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实现了民主宪法，这远远领先于英国，”他说。

“但是我们甚至不庆祝或理解这一点。”

"在澳大利亚，争取平等的运动始于19世纪中期，因为罪犯从一开始就憎恨不平等。"

在殖民地获得负责任的政府后不久，所有[流放的]英国人就有了选票，议员也有了工资。

澳大利亚人今天享有的许多自由和制度可以追溯到那些经常被遗忘的罪犯们的抵抗和努力，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激进人士，而有的是在来到这里后才变得激进的。

“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地球上最不自由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变成了一片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土地，” 摩尔博士说。

“澳大利亚不仅是世界遥远的一角。”

"如果我们脱离世界历史，那意味着澳大利亚人没有公正地看待自己。"

然而，摩尔博士说，“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从未结束”，并指出了殖民地时期原住民的困境。

“殖民者对原住民实施的殖民化、剥夺、监禁和不断侵权是澳大利亚民主进程的一大障碍，”他说。

"缔结条约和将原住民参与纳入联邦和州宪法仍然是澳大利亚去殖民化和民主尚未完成的事业。"

"这也是今天人们积极斗争的主题。"

国家级。

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每州可选出两名参议员。宪法又进一步规定宪法修正案不得剥夺任何一州在参议院中的选举权，除非该州同意。哥伦比亚特区与未成立州府的属土不具任何代表权。美国目前共有50州，所以参议院共有100名议员。各州在任最久的议员被称为“资深参议员”，与其对应的为“新进参议员”。

参议员一任六年，其任期交错，故每两年有约三分之一的席次改选。任期交错安排让任一州的两名参议员不会在同一场大选中相互竞逐。参议院改选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选举日与众议院改选在同一天。每一名参议员由其所代表的州之全体州民选出。

一般说来，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大选前数月所举行的党内初选中选出其参选人。独立人士与其他小党的选举细则各州不同。在大选中，几乎所有的州都行使单一选区多数决（First Past the Post）。在该体系下，赢得相对多数选票（不一定过半）者获胜。

扩展资料

参议员在国会委员会的职位指派上有优先的特权。虽然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是经由选举而出的职位，但传统上这个职位会保留给委员会里的多数派政党中最资深的参议员。而副主席职位也是由少数党里的最资深成员所担任的。

在国会议场里，资历越深的参议员就越有可能挑选到距离讲桌最近的位置。 在传统上，一个参议员的影响力会与他的资历成正比。也因此，参议和众议两院里的资浅议员都会较难对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46年当选参议员的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当时他的资历位居Alexander Wiley（早在1938年进入参议院）之下。

参议院如同众议院一般，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山庄举行会议。参议院议事厅的一端为临时主席主持议事的主席台。主席台下层由院内职员与其他官员使用。议事厅内的一百张议席排列成半圆形，由中央的宽阔走道分隔两边。

依照传统，民主党议员坐在中央走道右侧，共和党在左侧，以主席台面对方向为准。每位议员依其在政党中的资深程度选择座位。议程通常安排在星期一至五召开，极少在周六或周日举行。会议过程一般对公众开放，并由C-SPAN频道对外播出。

-参议员

-美国参议院

　　澳大利亚是个联邦，它的正式国名就叫做“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enwelth of Australia)。那么它为什么是个联邦呢？原来在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之前，澳大利亚有六个各不相干各自为政的独立的殖民地，各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总理，还有自己的一套法规政策，连对外进行贸易都有各自不同的关税制度。

　　一七八八年，满载第一批英国流放犯人的所谓“第一舰队”抵达澳洲大陆东海岸后开始建立了第一块殖民拓居地。当时这块殖民地很大，包括了现在的塔斯马尼亚州、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后来又有了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并存的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两块殖民地。

　　到了一八五零年，英国政府同意给这些殖民地有限的自治，澳大利亚就被划分成了六块单独的殖民地。为什么当时澳大利亚没有直接建立一个统一的殖民地，而是被划分成六块，又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才形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呢？

　　当初英国会把澳大利亚划成六个不同的‘自治领’，跟真正的殖民地不同，基本上是自治的，只是在外交和国防上由英国代管。这六个自治领互不隶属相对独立，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太大了，有三十个英国那么大。在一七八八年刚开始建立殖民地时只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当时菲利普总督率领第一舰队在悉尼登陆，沿东海岸向北向南发展，向北到了布里斯班，向南到了塔斯马尼亚到了维多利亚墨尔本一带。这些殖民点都由悉尼的新南威尔士一个殖民地政府进行管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距离太遥远了，由一地管理这么遥远地方的殖民地太不方便了。比如塔斯马尼亚来往要用帆船，来往一趟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当时就在塔斯马尼亚设立了一个副总督，有很大的自主权。后来塔斯马尼亚的移民和官员要求干脆自己管自己，不要受新南威尔士政府的管。他们向英国提出了这一要求，在一八二五年就成功了，塔斯马尼亚变成了一个直接由英国管理的殖民地。出于同样的原因，到了一八五一年维多利亚，到了一八五九年昆士兰也都脱离了新南威尔士政府，变成了独立的殖民地。南澳和西澳距离悉尼更远，开始成立就没受新南威尔士政府管。

　　有史料记载，实际上从一八五零年英国决定把管理权交给这六个殖民地时，就已经有议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后来各个自治领的政府也感觉到了有这个需要，也有了这种可能。首先他们有这个基础，因为六个自治领都是同宗同源，都来自英国或者爱尔兰，讲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是基础。第二就是条件，首先是交通和通讯的极大改进。电报是在一八四四年出现在美国，到了一八五四年时澳大利亚就建立了第一条电报线路，在墨尔本和吉隆之间。到了一八五八年，墨尔本到悉尼，墨尔本到阿德莱德的电报线就开通了。到了一八七七年，西澳首府佩斯到阿德莱德的有线电报线路也开通了。交通方面首先是道路越修越好，铁路也出现了。一八八三年，悉尼到墨尔本的铁路建成了。一八八七年，墨尔本到阿德莱德的铁路开通。一八八九年，悉尼到布里斯班的铁路也开了。这样这些交通和通讯把这六个当时的自治领越来越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另外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需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第一就是国防。在国防上他们不可能依靠一万多公里以外的英国，需要自己防卫自己。六个殖民地就像六个小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国防系统很昂贵也不够强大。假如合在一起，既有效又强大。尤其是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四年德国占领了澳大利亚北边的近邻新几内亚。德国当时是英国的敌国，自然也是英国殖民地或自治领的敌国。那么敌人跑到大门口来了，这些自治领马上有了紧迫感，要联合在一起保卫自己。另外在外交上，六个小国合在一起讲话才更有力量。当时昆士兰曾经因为德国占领了新几内亚而和英国交涉，要英国采取行动，结果英国置之不理。昆士兰感到如果六个自治领合在一起讲话，英国就不会这样藐视我们了。另外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想阻止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入侵。在一八五零年五一年开始的淘金热中有大量的中国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当时没有入境限制，谁愿来谁来。到了一八六几年，维多利亚、南澳和新南威尔士都禁止中国人入境。可昆士兰还允许中国人入境，到一八七零年以后还有大批中国人跑到昆士兰去，一度华人占了昆士兰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一旦进入昆士兰，他们就可以从陆路再前往其它地方。所以其它的自治领就认为需要采取统一行动，禁止一切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让澳洲成为白人的国家。

　　虽然它们有这么多的共同需要，这么好的条件和基础，但每个自治领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之间有冲突。比如领土的划分，南澳就要求把新南威尔士西部边境一个矿业重镇BrokenHill划归己有，说这个镇离自己更近，而且居民大多数都来自南澳。维多利亚则认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农业区墨瑞河平原应该完全划归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当然不同意。人口少的自治领怕受人口多的领地的欺负，因为成立了联邦，人口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在议会中就会占多数，就会通过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议案，小弟弟们就会吃亏。当然后来他们有了解决办法，就是在众议院也就是下院的议员以人口决定，但在参院只按州来划分，每个州都有同样数目的议员，不是凭人口。众院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参院批准才能生效，这样如果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通过了对自己有利的议案，小的自治领还可以在参院联合起来把议案否决掉。

　　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首都设在哪里。当时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在经济实力和人口上都互不相让。后来达成了妥协，首都既不设在悉尼也不设在墨尔本，要另建一个首都。地点选在哪儿呢？最后确定是设在新南威尔士境内，但是必须距离悉尼一百英里以上，以免受悉尼的影响太大。同时在新首都建成之前，临时首都设在墨尔本，给墨尔本一些补偿。

　　说起澳大利亚联邦，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也就是有联邦之父美誉的亨利·帕克斯爵士。您手边若是有一张澳大利亚的五澳元纸币或者是一枚一澳元的硬币，那上边可能就有帕克斯爵士的画像。

　　亨利·帕克斯曾经是殖民地政坛上非常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曾经连续五届出任了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府的总理。有人评价说，他的演说有种演员般的激情，而他长长的白发和连鬓胡须又给人一种基督门徒般的感觉，使他拥有了众多的追随者。

　　这位技工出身的政治家可以说对澳大利亚的前途拥有非同一般的远见卓识，在一八八七年就首次提出了将新南威尔士更名为“澳大利亚”的构想，可惜他为摆脱英国殖民地影响的这一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帕克斯并没有气馁，继续积极推动使各殖民地联合组成一个国家的理想。一八八九年，他在滕特菲尔德艺术学校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呼吁各殖民地代表聚集一堂制定一部成立联邦议会、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宪法。这一演讲在澳洲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被誉为“澳大利亚联邦之父”。

　　一九零一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了。可惜帕克斯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在帕克斯逝世一百周年时，澳大利亚皇家铸币厂发行了以他的肖像铸造的一澳元硬币，并正式将他称为“联邦之父”。后来又发行了印有他的肖像的五澳元纸币，以纪念他对澳大利亚历史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