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钞的版本

《宋诗钞初集》，有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吴氏鉴古堂刻本；1914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本。《宋诗钞补》有1915年上海涵芬楼排印本（以别下斋藏本为底本）。1984年中华书局根据以上版本进行整理，统一别集的名称，删除了两书重复的部分，改正明显的错字和异体字，并加新式标点，合编为一书，统称《宋诗钞》。

选刻宋人诗，宋已有之。吕本中（字居仁）曾列《江西宗派图》，自黄山谷以下共二十五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卷录有《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只选一派的诗。南宋陈起编《江湖小集》九十五卷，选六十二家；又《江湖后集》二十四卷，选四十人，所选较偏于南宋江湖诗人。明代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领的“前七子”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到嘉靖时，“后七子”继之而起，复古之风更甚。实际上“前后七子”的复古不过是“是古非今”，重横仿而轻创造，满足于“尺尺寸寸”地模拟古人。致使“尊唐黜宋”的诗风盛行，“宋人集覆瓿糊壁，充之若不克尽”。“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认为“宋无诗”，他选的《古今诗删》共三十四卷，自古逸始，竟以明直接唐代，宋元诗连一个字的位置都没有。明中叶以后，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对统治文坛近百年的复古主义批判猛烈，矫枉过正，竟然把宋诗捧得超过盛唐诗，苏轼高于杜甫，归根结底，这都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而表扬宋诗的。

其间，较为人知的宋诗总集或选本有李■（字于田）所编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收入二百三十七位诗人的二千多首诗，经过十三年的“殚力■罗”，隆庆丁卯（公元1566年）始成。还有曹学（公元1576年—1664年，字能始，号雁泽，又号石仓）编选的《石仓历代诗选》（又名《十二代诗选》），所选百数十家，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吴之振《宋诗钞序》称：“李■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学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清代诗人有尊唐、宗宋两大派。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陈︳等人提倡宋诗，黄宗羲曾说：“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专长。”又说：“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吕、吴有感于宋诗“向无总集，亦无专选”，极欲使“天下黜宋者得见宋之为宋，于是亲手编选了卷帙繁多的《宋诗钞》。

民国前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交替，晚清以来形成的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桐城诗派等复古的诗派依旧活跃诗坛，新兴的南社及后来的白话诗派风头正劲；至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的整体评价纷纭错综，或唐宋持平，或尊唐黜宋。正是在这一文化生态环境与诗学背景下，此期新编宋诗总集既赓续了传统诗歌总集的旧模式，又在编撰缘起、审美取向、呈现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成就。

一

在复古派的阵营中，同光体诗人承道光、咸丰以来以程恩泽、祁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为主将的宋诗派而来，鼓吹宋诗最力。该派代表诗人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皆负一代盛名，其中陈衍既长于诗作，又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诗学著作，其推崇宋诗更是不遗余力。同光体诗人宗宋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对民国时期宋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桐城诗派是晚清以来诗坛影响较大的一个诗派，其论诗兼取唐宋，以矫浙派、性灵派之弊。桐城诗派传人甚多，姚鼐之后，有方东树、姚莹、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等后劲，民国初期有马其昶及著名诗选家高步瀛、吴闿生等。他们与宋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少桐城派学者亦属于宋诗派。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及高旭等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南社之“南”，指“操南音，不忘本”的意思，其中许多诗人为同盟会成员。他们以历史上的几社、复社为榜样，提倡民族气节，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南社虽然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进步文学团体，但由旧文人为主体，其诗学主张同样具有传统复古的特征，从创立之初到1936年解散，内部成员在诗学主张上一直存在宗唐、宗宋的巨大分歧与差异。作为南社主任的柳亚子主张诗宗三唐、词学北宋，认为既然要革命，就要连同拥护清 的同光体也一并反对，因而鄙弃宋诗，其诗学思想主要见载于《论诗六绝句》《论诗五首答鹓雏》《妄人谬论诗派书此折之》等。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却遭到了胡先骕、姚锡钧、朱玺、成舍我等宗宋诗人的激烈反对，因此发生多次争论，最终导致南社解体。

与同光体的极力宗宋、桐城诗派的唐宋兼取、南社的尊唐宗宋纷争不一不同，另一些复古诗派则视宋诗为洪水猛兽。汉魏六朝诗派以主张诗学汉魏六朝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为王闿运。它的出现是为反对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特别是反对承宋诗运动的同光体。王闿运鼓吹汉魏六朝，贬斥宋诗与中晚唐诗，所编《八代诗选》取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即立此存照。王氏门生众多，如廖平、刘光弟、齐白石、夏寿田、杨锐、张晃、杨度等，故当时颇有影响。另有中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是晚清著名诗人樊增祥和易顺鼎，其诗宗中、晚唐，喜为艳语，流于轻薄。他们不像王闿运有《湘绮楼说诗》，陈衍有《石遗室诗话》，而只有零星的理论散见于其诗文中，故在当时影响不大，追随、学习其诗风者不多。

与复古诗派同时，当时代表前进方向与进步倾向的诗派有诗界革命与白话诗运动。诗界革命派是清末产生的一个诗派，其代表人物为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谭嗣同于1898年“戊戌变法”中被杀，黄遵宪1905年去世，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受同光体诗人影响较大，梁启超晚年甚至拜同光体诗人赵熙为师，向陈衍等学习诗艺，故民国初期诗界革命派已经渐趋式微。

诗界革命派、桐城诗派及南社中部分成员或出自同光体诗人门下或向同光体诗人学习，故无法取而代之，产生较大影响。民国时期能够与同光体抗衡，与之并驾齐驱的是“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诗派，其代表诗人有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等。这是继“诗界革命”后，中国诗歌的又一次颠覆性革命。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白话诗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作，有时也称“语体诗”“白话韵文”。胡适的《朋友》《赠朱经农》等八首诗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引起轰动，这是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的《尝试集》（1920年），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总体来说，白话诗派是要将包括宋诗在内的一切旧文学彻底打倒，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与宋诗水火不容，桐城诗派唐宋兼取，南社成员尊唐宗宋，莫衷一是，只有同光体诗人一意鼓吹宋诗。唯其如此，宋诗的倡扬者必须果断地站出来，编选总集，宣传宋诗，以回应宋诗的否定者。如《宋元明诗评注读本》的编选者王文濡为南社成员，《唐宋诗举要》的编选者高步瀛均为桐城诗派成员，《宋诗精华录》的编选者陈衍为同光体诗人。最值得肯定的是，随着白话诗运动的积极向前推进，民国时期不多的宋诗总集中，就出现了像熊念劬编选的《宋代如话诗选》，凌善清编选的《白话宋诗五绝七绝百首》，这样一些规模较大、学术质量较高，流传较广的宋代白话诗总集，这在前此的宋诗总集中是较少见的。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于此或见端倪。

二

民国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整体地位与价值的评价，主要表现出两种彼此不同的意见：其一是主张唐宋诗持平论，主要见于缪钺的《论宋诗》（1940年）及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此为人耳熟能详，兹不赘述；另一种观点以来自宋诗研究圈外章炳麟、鲁迅及闻一多等在思想界、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作出的不利于宋诗研究健康发展的表述为代表。早在民国前的宣统二年（1910），国学大师章炳麟在其《国故论衡》卷中《文学·辨诗》中评价唐代以后的诗歌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太炎先生认为，宋代诗势已尽，宋人所作诗只能视作史料，了无情性。这无疑给包括宋诗在内的唐后诗歌判了死刑。鲁迅的旧学功底深厚，对唐诗相当熟稔，其七律重理，偏向宋诗一路，然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1934年12月20日致友人杨霁云的书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显然与乃师章炳麟的宋诗观一脉相传。二人皆道出了宋人的尴尬处境，即宋人并非文学才华不及唐人高或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而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则曰：“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载《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2月）只肯定北宋诗，将有着辉煌成绩与爱国精神，且数量两倍于北宋的南宋诗一棍子打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主讲《诗经》及唐诗，朱自清讲宋诗，这或许是闻一多对宋诗不太熟悉而心存偏见的原因。

如上可见，闻一多毕竟还承认北宋诗，其他两人则将整个宋诗一笔抹杀。值得幸庆的是，晚清民国以来，学界对宋诗研究，特别是对宋诗总集的编撰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霸权更多的影响。桐城诗派、南社中部分成员对宋诗仍然一往情深，特别是“同光体”后劲的积极倡扬，众多研究者发扬光大，其间的宋诗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出现了陈衍、高步瀛、王文濡、熊念劬、胡云翼、吕思勉、柯敦伯、梁昆、缪钺、钱钟书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宋诗研究学者，产生了《宋诗派别论》《宋诗研究》《谈艺录》（主要研究宋诗）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宋诗研究著作。民国时期宋诗总集编撰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在编辑思想、选录原则与著述体例、方法等层面与传统宋诗总集比较，既有承继，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民国时期称为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时期。

三

民国间新编宋诗总集约十部左右，数量不多，然内容、形式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王文濡评注的《宋元明诗评注读本》融选、注、评于一集，或彰显诗旨，或指导初学，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两部颇有新特点的宋诗总集。

《宋人如话诗选》采用新式标点，分体编排，其中卷一五言古诗150首、卷二七言古诗139首、卷三五言律诗300首、卷四七言律诗319首、卷五五言绝句83首、卷六七言绝句398首，凡录两宋白话诗1389首，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宋诗总集。该集针对当时一些诗歌流派刻意复古，学这学那，写诗生涩古拗，语言流于秾艳华彩，故极力鼓吹宋代白话诗。关于《宋人如话诗选》的编选目的与缘由，编者熊念劬在序言中说：“因宋诗选本，为坊间所绝无”，“新游寓居沪渎，见报刊所撰话体诗，辄兴发，因探录唐以来历代诗之较为易解者，代为一编，名曰‘如话诗选’。”可见，熊念劬选注是编，一则倡扬宋诗，改变当时市面缺少宋诗选本的失衡格局；二则受当时上海新诗写作与刊载的启发，鼓吹宋代白话诗。何为“如话诗”？什么样的诗才算“如话诗”？编者在该集《凡例》中开宗明义：“本编选辑宋诗以明白如话为主，故格调不厌其高，惟语取浅易，务令妇孺都解，但字句虽极浅易，而意味索然者仍不采录。”在他看来，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解，但须格调高雅不俗，意味深长隽永，才是“如话诗”。从选目来看，宋代杨万里（241首）、陆游（157首）、范成大（92首）、戴复古（82首）、苏轼（53首）入录诗的数量居于前五甲，最合他对“如话”的标准。在诗歌的内容与品味上，熊念劬要求既要符合传统诗歌的绳尺，又须与时代的步伐合拍，故“措辞命意虽合本编体裁，而尊王颂圣，事属献谀、谈神、说怪，语近迷信及一切不合近代思想者概不阑入。”应该说，这些诗学主张在当时诗坛复古之风甚炽的环境下，是积极健康，值得称扬与肯定的。从嗜好如话的语言，又融入时代的审美趣味出发，他敢于打破诗歌批评史上的传统看法，对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甚至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寄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张九成、汪元量、戴昺诗均因自然天成、通俗浅易，没有藻饰与做作，从而得到他的赞誉与表彰，其中戴昺的诗入录多达16首。李觏、陈造诗名均不大，亦分别入录42首、19首，居两宋诗人第六名、第十四名。方外之中，惠洪最受推重，各体皆有入录，总数达27首之多，数量超过江西诗派三宗中任何一位。注释与评点是该集的又一成绩，对一部规模如此庞大的宋诗总集来说，尤其如此。他的注释长于典故的交待与语词的出处。惟其内容多，任务重，故所得所失均在于此。

王文濡与王懋、沈伯经等合作，编撰《历代诗评注读本》与《历代文评注读本》，以为初学入门者之用，其中前书包括《古诗评注读本》《唐诗评注读本》《宋元明诗评注读本》《清诗评注读本》等四种。《宋元明诗评注读本》六卷，初版于民国五年（1916）十月，后经十次以上重印，足见流传广、影响大。是集正文诗题下有诗人简介，诗旁有圈点、注释，诗末附评语。全书按诗歌体裁分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六卷，共选诗292首，其中宋诗138首、元诗61首、明诗93首，是一部规模偏小的宋元明三代诗合选本。宋诗入选43家，其中五古16首、七古18首、五绝6首、七绝38首、五律25首、七律35首。从选目来看，编者于北宋推重苏轼，南宋推重陆游，分别入录29、22首，王安石、范成大次之，各选8首；在宋代诗歌各派中，他偏嗜江湖诗派与永嘉末流，而对专事模拟、缺乏性情的江西诗派，特别是西昆派与永嘉四灵却不甚看重。南宋后期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戴复古的诗选7首，位居两宋诗人第五名，“后四灵”之一的薛嵎诗选6首，入选数量仅次于排名第五的戴复古，而江西诗派“三宗”中，黄庭坚诗入选5首、陈与义诗仅选1首，陈师道诗则未能入王文濡的法眼，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之诗，永嘉四灵之诗均亦一首未选，榜上无名。编者似对浅易通俗的诗不感兴趣，故于北宋，不选邵雍，于南宋，杨万里的诗亦仅一首入选，而在五年后，1921年出版的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杨万里入选241首，高居榜首，所录之诗在两宋诗人中占百分之十七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反差。王文濡在卷首“编辑大意”中指出：“宋明两代，朝廷分朋党，诗家亦争门户，主此奴彼，毁誉失真。本编选辑，并无成见，理求其是，派惟其备，斟酌去取，煞费苦心。”他原本注重选诗的全面性，要求能概括一代诗歌之面相，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不尽如人意，取舍之间，随意性太大。该集融诗选、诗注、诗评于一炉，其中选、评两项工作由王文濡亲自进行，注释则由汪劲扶、沈镕两人完成。其所评点，或发掘诗歌蕴含，或申论社会时事，或品鉴佳句技艺，或考析句式结构，凡此皆能原原本本、细致周密，彰显他通观、进化的诗学观与偏重情致深婉、写景如画的审美观。

民国间影响大、质量高、流传广的宋诗总集应属陈衍编的《宋诗精华录》与高步瀛编的《唐宋诗举要》两种。《宋诗精华录》4卷，入选129人，诗690首。编者分宋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论诗不争“唐宋之正闰”，认为宋诗“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有着与唐诗相似的重要地位。该集对宋诗的甄选首先体现了编者反对祧唐宗宋，力主唐宋互参的整体诗学观，书中于宋诗各时段、各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均有选录，既重学问之诗，又不忽视性情之作，较之那些于诗人取舍时畸轻畸重，往往失之偏颇的明清宋诗总集，其视野要通达、开阔得多。是集入选之诗达20首以上的作者有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刘克庄等9人，入选一首诗的作者共56人。所选之诗虽未必尽精，但有很多是众口传诵、风格不同的佳作。《宋诗精华录》所选部分诗的评语体现了编者较为丰富的诗学思想。第一，注重避熟避俗，主张生新求变，即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第二，推崇吐属大方，感情真挚，不搬弄技巧的诗。第三，认为宋诗学唐而能自成一格，客观地比较唐诗、宋诗各自的优劣得失，甚至认为宋人有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超过唐人之处。第四，陈衍相对忽略诸如说理、论禅及次韵、用典这些原本属于宋诗特色的内容，不喜词费语复，过于直露的长篇古体，是集中此类诗少之又少，评价亦低。《宋诗精华录》是一部颇富学术水准的书，然编者也有老眼昏花，看错弄错的时候。此书甫出，朱自清、陈寅恪、程千帆等人或撰书评，或予批注，分别就该书反映出的诗学观，对宋诗的评点及录诗张冠李戴等问题批漏指瑕。

近人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编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间又一部重要唐宋诗总集。该书凡入选唐宋两代102家，诗804首，八卷，是一部规模偏大的诗歌总集。其中唐代84人，619首，宋代17人（附金元好问诗12首），197首，从诗人分布与诗歌数量来看，明显唐诗显得畸重，漏选的宋诗佳构自然不少。全书分体编排，以人系诗，所录宋诗按入选数量，依次为苏轼55首、黄庭坚39首、陆游25首、王安石21首、欧阳修16首、元好问12首、陈师道7首、陈与义6首、梅尧臣5首、宋祁2首、杨忆2首、贺铸、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各1首。南宋除陈与义、陆游外，其他作者，包括范成大、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均未入选，足见其对南宋诗亦不甚看重。编者录诗主要抄自王士禛的《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及吴闿生的《古今体诗约选》，实际上是以上选本的再选本，不免为其所囿。高氏不满意方回的“一祖三宗”之说，以为方氏称颂二陈太过，实不免门户之见，但也肯定二陈“佳处自不可没”，论点持平。所选诗人均为大家，偏重艺术性，尤爱带有出世思想与感伤情调的作品。在编选宗旨上为桐城诗派张目，注释大量引用姚范、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等人言论。虽说作者编选是集的目的在于读者诵习而不在反映唐宋诗的全貌，但也不免过偏。在诗体上，编者偏爱七言，所选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五言，特别是入录2首及以下的诗人中，除贺铸1首五律外，宋祁、杨忆、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等八人之诗均为七律。《唐宋诗举要》的成绩主要在于它的注与评。是集每卷卷首有诗体的源流发展勾勒及代表诗人风格分析；诗人名下有小传与总评；诗前有题解，有时很长，类同一篇札记；诗后有集注，主要对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难解词语进行注释，有助于理解原诗；诗歌正文中时有集评。题解、集注与集评引征广博、资料丰富，对旧注讹误间有订正，有时参以己见，时有创获。此书原为北京师范大学讲义，1935年由北平直隶书局排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1974年版时，删去了所谓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语，这些评语被认为是“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大抵是毫无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话”。

钱仲联编撰的《宋诗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出版）虽流传不甚广泛，但规模适中，选目适宜，覆盖众体，佐以诗句圈点，复辑历代诗话、笔记评语于诗末，可谓民国间又一部宋诗之佳选。全书不分卷，凡录五古94首、七古83首、五律133首、七律142首、五绝50首、七绝211首，计713首。关于该集的成书过程，编者1936年12月序称，1934年至无锡国专，“为诸生说诗”，“既毕授汉魏六朝三唐之作，复继以宋诗”。为编讲义，他遍检前代总集，认为《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卷帙既繁”，《宋诗类选》《宋诗略》《宋诗别裁集》“抉择未精”，竟无一能入其法眼，“乃辑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宛陵、庐陵、半山、玉局、山谷、后山、简斋、石湖、剑南、诚斋诸家，所录甚夥，西昆、九僧、永嘉四灵暨诸小家，略及之而不暇求备”。可见“精严粹美”为该集之审美宗旨，突出大家，不弃小家，详略得当，为是书之选录特点。而“学者取径于是，进而泛览各家专集，以博其趣，宋人真面，不难全出，虽不足为瑰玮而有余于琢炼”。说明导航点津，为宋诗初学者指明路径，开辟不二法门则为是集的编选目的。在选目上，编者特别垂青于赠答酬和、写景咏物、抒怀言别等作，艺术上偏嗜“精严粹美”之作，而不甚措意于家国政治、民生疾苦的作品。